民权运动标志着美国黑人的高度觉醒，是美国黑人运动史上崭新的里程碑，没有重大的社会动荡和激烈的社会冲突是不可能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恰恰为美国黑人提供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动因。
一、二战前的黑人状况
1939年9月，阿道夫·希特勒挥师东侵，偷袭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可战争的爆发并未使黑人受歧视的地位有丝毫的改善。他们在国防工业、军队和其他方面照样遭到歧视。美国在战争初期虽未参战，但为了支援英、法等盟国，大力发展其国防工业，充当了“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这受到了长期受高失业率困扰的黑人的欢迎。但是，黑人在这些复苏的国防工业中依然受到严重的就业歧视。到1940年冬季，国防工业中的种族歧视模式已经形成，约75%的国防工业部门拒绝接纳黑人工人，对熟练黑人工人的排斥现象则更加普遍。在大部分南部城市的黑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国防训练，在北部城市，受过训练的黑人又遭到种族歧视，这在客观上使得黑人被剥夺了在将来的就业机会。在各州，就业办公室或拒绝在黑人熟练工人从事的行业给予他们登记的机会，或在登记后不给黑人提供就业指导，或只有当雇主明确要求雇佣黑人工人时才告诉黑人。只有纽约和伊利诺伊州采取了要求雇主接受黑人工人的有效措施。
无论在南部还是北部，申请工作的黑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负责面试的白人联邦官员个人对于黑人的好恶。当黑人到急需工人的飞机制造厂申请工作时，他们被告知，“黑人只能从事守门之类的职业……”为了缓解熟练工人不足的状况，美国政府设立了很多培训项目。但是黑人被允准参加这些项目的寥寥无几。1940年，美国国会共拨款六千万美元用于国防计划。在它的资助下，美国联邦政府共进行了4,630个培训项目，而其中仅有194个项目允许黑人参加。这些幸而能得到培训机会的黑人同样是受歧视的对象。负责此类项目的白人官员对政府颁布的禁止此类歧视的命令置若罔闻。1942年4月14日，巴尔的摩《晚太阳报》发表的文章指出，当时，居住在该市的黑人有167,000人，但该市的官员却置国防工业中的劳动力日益短缺、大量战时工人的涌入引起住房紧张以及该市的生活用水和地下管道系统已经超负荷运转等实际情况于不顾，继续执行其在国防工业中不雇佣黑人工人的传统政策。而且，根据美国就业保障局的报告，美国联邦政府还将在其国防工业中增加282,245名雇员，但有51%是拒绝黑人工人参与的。
尽管黑人在这个时期面临的最紧迫的是就业歧视问题，但他们仍把自己在军队中的地位看作一种象征：如果一个人不能完全地参与到保卫自己祖国的斗争之中，那他便没有资格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其机关报《危机》中即明确阐明了这种观点：黑人要求无限制地参加武装部队，“不仅仅是为了要一套军装。这是在为争取地位而战，为使民主制度焕发生机而战。”因此，在战争之初黑人即要求能象白人一样平等地参加武装部队的所有兵种。但实际情况却是，黑人在军队中受到各种限制，并严格坚持种族隔离制。例如，黑人入伍的总数不得超过黑人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即大约10%。在海军中，黑人只能加入完全由黑人组成的部队，或主要从事厨师和服务员等服务性的工作，很少有机会参加真正的军事战斗；而海军陆战队和空军是完全排斥黑人的。在陆军，黑人也仅能填补内战后建立的四支黑人正规军的一些空缺；而这四支军队的力量在1920-1930年代已受到极大的削弱。
1940年11月，一名美国黑人士兵以《军营中的吉姆-克罗制》为题，对美国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制进行了揭露。他认为美国军队是种族压迫与种族偏见的结合体。他举例说，在他所在的军营有一个中等规模的剧院。军营中共住有约300名黑人军人，但这个剧院只给这些黑人留下了一排座位，仅能容纳15个人左右。黑人如果坐到其他的座位上，立即就会被白人粗暴地轰走。在图书馆、邮局和公共汽车等公共场所，黑人士兵同样受到种族隔离制的不公平待遇。1944年，也就是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三年后，《国家》杂志社于10月7-8日在纽约市组织召开了“美国之创造和把握永久和平的机遇会议”。著名律师，时为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成员的查尔斯·豪斯顿参加了此次会议。他在提交给大会的论文中强烈批评了美国联邦政府在军队中维持的种族隔离制，认为在有些地方，黑人士兵所拥有的民权还不如战俘多些。他指出，至少在一个陆军营地，美国白人士兵和德国战俘共用一个饮用水，而黑人士兵却用一个隔离的饮用喷泉。
不仅如此，黑人在其他方面也受到同样的歧视。他们满怀热情地到红十字会设立的血站献血，却被拒绝了。当黑人公民要求田纳西州州长任命一些黑人加入州征兵委员会时，这位州长告诉他们：“这是白人的国家……黑人与美国的事情无关。”在美国宣称自己是民主制度的最后堡垒时，密西西比州立法会却通过了一项要求黑人学校使用不同的教科书的法律：黑人学生书本中所有关于选举、投票和民主制度的知识均被删除。
这种种歧视使黑人希望借战争危机之机改善自身就业状况和受歧视地位的梦想破灭了。他们对美国政府，尤其是广大白人的作法日益不满。这可以说是后来黑人起来为争取就业、参军的平等权利以及其他更广泛的权利和平等而斗争的思想动因。这种不满情绪广泛存在于黑人民众当中，并以黑人特有的方式表现出来。
二、二战的爆发与黑人的觉醒
二战爆发之时，广大黑人还没有完全从一战留给他们的痛苦记忆中解脱出来。一战时，黑人满以为民主制度一定象她宣传的那般美好，斗志昂扬地参加了战斗。大部分黑人遵从当时任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机关报编辑的杜波依斯的“并肩作战”战略。他号召黑人毫不犹豫地捐弃前嫌，与白人同胞手拉手，肩并肩，全力支持美国参战，直至最后胜利。但新民主制度的形象被种族骚乱、私刑和继续存在的种族歧视击得粉碎。于是乎，部分黑人希望“回到非洲去”。因此，黑人对于二战的民主口号持一种先天的不信任态度。而且，当他们为了捍卫世界的民主制度，准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时，却被拒绝了。结果，黑人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失落情绪，黑人士气普遍低落。
战争于1939年在欧洲爆发时，许多美国黑人因不满其受歧视的状况，接受了孤立主义的立场。采取这种立场的人认为战争是“白人的战争”。专栏作家乔治·斯凯勒即为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他认为，“就世界上的有色人种而言，战争是‘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之间争夺控制权的一种办法……在英国在非洲的统治与德国在奥地利的统治之间有什么可选择的呢？”这种孤立主义采取反殖民主义、尤其是反对英国的形式。他们对法国则表示某种同情，因为法国政府对其黑人公民的待遇尚好。
许多黑人赞同专栏作家斯凯勒的看法，“我们的战争不是反对欧洲的希特勒，而是反对美国的希特勒”。对欧洲战争的孤立主义态度和对英国的不满，使黑人对于纳粹德国和日本抱有相当中立的态度，或曰在某些极端事例上是支持轴心国的。因此，一些主张孤立主义的期刊在其反对美国参战的斗争中试图赢得黑人的支持。当时的一些调查报告显示，一些美国黑人为“黄种的”日本人和德国人所取得的胜利欢欣鼓舞。在北卡罗来纳州，一名黑人妇女在同其雇主争吵时说，“我希望希特勒真的能来，因为他来了，首先会收拾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名黑人分成农跟其雇主说：“顺便说一下，我听说日本人果真对你们白人宣战了。”1942和1943年，美国联邦政府在芝加哥、纽约、诺福克、新泽西和圣路易等城市逮捕了一些亲日黑人团体的成员。
黑人中间存在的这种情绪使美国政府内外的许多人觉得黑人可能会不忠诚。在整个二战期间，双重胜利的观点不断出现于黑人报端，并为大多数黑人所支持。大部分白人认为这即是不忠诚的苗头。黑人报纸对于此种指责进行了坚决反击。芝加哥《卫报》和巴尔的摩《非裔美国人》报认为它们只是指出了美国民主制的缺点，这当然并非不忠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城市联盟宣称，黑人抗议非民主的实践乃为爱国的表现，而那些试图消弭这种抗议活动的人才是不爱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