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上小学前那年，靠近元旦（我们满语叫“阿涅业能业”），西陵各家各户开始过年的准备。当然，盛宴是这年关庆典中必不可少的。西陵人过年节吃的东西，都是过去为皇家祭祀准备的，这不仅是对食材的考究，更是对制造方法的苛求，而这一切的精致与严谨，体现的无不是对先皇们的敬仰与缅怀之心。所以，在我们这里，吃从来不是填饱肚子，它甚至不仅仅是聚会的仪式，它实际是关乎祭祀，关乎和先人的交流与对他们的情感。摆上餐桌的菜肴，实际上过去是先上过神案的，我们把最好的食物先让祖先品尝，期待他们感到我们的虔诚，并荫庇于子孙，然后才敢自己吃。所以，在西陵，我们从来不会在准备吃的上省时省力，就如我们不会在祭陵时有半点含糊。对烹饪的敬畏与对先皇们的敬畏，实际是一回事。
那年腊月二十，我去了北京，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是爷爷带我去的，爷爷说做大餐的几味料不好找，只能去北京才能买到。
这趟出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从来没有想过西陵外的世界，就是二十里外的易县县城，对我来说已是海角天涯，而二百多里地外的北京，似乎都不在这个星球上。虽然我知道那里有一个叫“世界”的不同于皇帝们长眠的地方，也许我会去拥抱那个世界，但那应该是以后的事，而不是现在，这实在有点太突然，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我也没想过，为什么爷爷会费尽周折，花整整一天的时间，做一个五百里的往返，跑到一个遥远的城市，仅仅为了买一些春节的食材，更不要说我们并不富裕，买车票也是一笔开销。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驱动着爷爷这样，他此时完全没有了平日下地的恬淡悠然，而忽然变得兴奋和躁动起来，在这躁动中，有时他会陷入一种肃穆与庄严，他默默地，一笔一划地写着一份采购清单，就象我笔帖士的老祖在每次祭陵时准备那份在绵帛上用满文写就的祝文。我忽然觉得，对爷爷，这不是一次到两百多里外的采购，这更像是一种朝圣，类似于藏族人从家乡一路磕着长头去拉萨，而那圣地，也许不是北京，北京或许只是一个表象，那关乎神圣的东西，其实藏在爷爷的心里。我不知道村子里是否还有其他的乡亲，为了买几个菜会这么远的路。
爷爷把他的情绪传染给我，仿佛是我，要去见一个久违的老朋友。虽然我从来没有去过北京，但是我知道，睡在西陵的所有的皇帝，皇后，妃子，阿哥，全来自北京，那是他们生前生活的地方，而我们每个村的内务府，礼部，工部，八旗兵营，完全是按照皇帝生前在紫禁城里那一套配置的（虽然规模小了不少），更何况，我们家就有曾经在海淀外火器营当差的亲戚。北京的一部分，似乎一直在我的血液里静静地流淌，而西陵，就是它的一个极小的缩影或一个远方的回声，而我，现在终于可以见识一下这座皇帝，我们上三旗一代代的旗主和他们的家眷生活过的，鲜活而热闹的属于活人的居住地（而不是他们长眠的陵区），一座我似乎不应感到陌生的城市。
爷爷先用自行车驮着我到了易县县城，我们费了半天劲，挤上一班从县城长途汽车站挤上一趟去往北京赵公口的长途。我知道，这趟出行的盘缠，和采购年货的钱，是爷爷秋天卖了玉米后，省吃俭用攒下的。
车厢里挤满了易县的乘客，我们只能站在密不透风的人群里，开始我人生第一趟长途旅行。
长途车上的旅客挤得水泄不通，我们没有座位，只好在靠近窗户的地方找了个立足的地方，车上有人抽烟，而车窗又关不严，所以我们就夹在呛鼻的纸烟的味道和窗外的腊月的冷风之间，让二者轮流肆虐鼻黏膜。但这些却丝毫不影响爷爷的情绪，他说：“翅飞，来，背首诗，纳兰公子的。”爷爷说的是纳兰性德，我们旗人的文人，康熙朝大臣明珠的公子。爷爷从小教我背唐诗宋词，也教我纳兰公子的词，那大约是他最喜欢的词人。“那我就背一首他在路上写的吧。”我于是选了首《长相思》，背起来：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爷爷听了特别高兴，连连说我背得好，虽然这首词的格调有些低沉，但是爷爷却似乎觉得很应景。纳兰原本是在跟部队去山海关（榆关）路上，思念北京做的这首小令。
旁边几个易县老乡，也在夸我：“看看人家这北京孩子，就是聪明。”他们之所以什么说，是因为西陵镇二百年来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生活习俗和北京的旗人没什么区别，说的也都是“官话”即以北京口音为基础的普通话，而易县有自己独特的方言，口音完全不同，一般人听西陵人讲普通话，都以为我们是北京人包括易县本地的。西陵就象孤岛般存在于一个习俗和口音都不一样（连民族都不一样）的县城。”我不是北京的，我是西陵的。”我受到表扬，有些小小的兴奋，“奧，闹了半天，西陵的啊，满族人。”乘客似乎一下就没了兴趣。我有些茫然，看着爷爷，不知到自己说错了什么，爷爷脸上掠过一丝的不快，但并没有再理会，而是对我说：“来，再背一首，纳兰的那个《清平乐》。”我想了想，我知道那是爷爷最喜欢的一首纳兰的词，就又背起来：
泠泠彻夜，谁是知音者？如梦前朝何处也，一曲边愁难写。
极天关塞云中，人随雁落西风。唤取红襟翠袖，莫教泪洒英雄。
爷爷听了，又陷入一刻沉思，然后点点头，又夸了一句：“翅飞不错。”
18
从赵公口长途汽车站下车，我们又花了一个多小时搭公共汽车，从丰台来到才到了此次采购年货的目的地，坐落在崇文门外的崇文门菜市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市场（确切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菜市场，因为在易县和西陵，土特产品都是本地人在露天叫卖，最多搭个塑料棚子。）这个菜市场，是座巨大的建筑，仿佛一做巨大的空中村落。走进市场，才发现它的天花板居然有三四层楼高，西陵任何一座陵的大殿，在这菜市场面前都有些相形见绌。而菜市场里面实际只有一层，高大的天花板下，到处是人，摩肩接踵，密不透风，许许多多不同的柜台，柜台后面，上面摆着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货品，有生鲜食品，也有包装好的，每个柜台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不要说在安静的西陵我从没见过这么多人，就是在整个易县（虽然我也没有真正去过县城）也没见过这么多人。（我长大后才知道，在八十年代初北京还没有超市的时候，这些国营菜市场承担了方圆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居民日常食品的供应）。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土地承包不久，我们家种的玉米刚刚够吃，猪肉很少能吃到，只有逢年过节才买一点，而那些佐料和菜蔬，即使想买都买不到，哪怕是在县城，所以爷爷才会坐二百多里的长途车，来北京找那些材料。
比如做鹿尾儿，最神秘，最好吃的味道实际是来自芝麻酱，很多第一次尝到这道菜的人惊诧于它的美味，却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很主要一个原因是里面用了芝麻酱，又混合了其他二十七味料，才能制成鹿尾这人间佳肴。这个现在看稀松平常的东西，在那个年代，刚刚从限购类食品解脱，如果再早几年，北京人都要凭“副食本”，每家每月限购2两，不要说在贫困的易县。
爷爷就在偌大的菜市场里跑东跑西，拿着他的采购清单，找着他需要的食材，神情专注地，嘴里叨叨着那些要买的东西的名字，他满头是汗，脸上也泛着红晕，眼睛也亮了不少。他只是在和售货员询问时，依然客气地用“师傅”的字眼称呼那些似乎有些高傲的北京人，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高昂情绪和他一如既往的不卑不亢。
我望着爷爷熟悉的面庞和他兴冲冲，轻车熟路的样子，一点不觉得他是一个远道而来进京采购农副产品的老农民，无论从他的口音，气质，他都不象一个庄稼汉，而更象一个北京城里退休的老师或是个报社编辑，而北京，似乎就是他的主场，他生活的地方。我知道如果当时家里条件好，他本可以来北京读书，说不定还可以留洋，毕竟晚清时旗人贵族留洋也不算啥新鲜事。如果不是清朝完了，他兴许还能学成后做个官，比如象村里老人说的一个“翰林”，或继承父业，做个笔帖士，为国家做一些事，或继续做一个悠闲的小贵族，一切都不失体面，这一切似乎才是那个“应该”的，理所当然的结果，一个他也许不需要过多梦想的触手可及。但那些无数的“如果”和“也许”终于没有阻挡他突然的命运，一个时代，一个王朝的突然终结，皇亲国戚一夜之间做了农民的命运。爷爷对这两种生活都不陌生，虽然它们遥远的象两个平行宇宙。直到爷爷去世后，我似乎都无法搞清楚，他的内心需要怎样的力量，去面对他终于过的那个生活，和本来可以的另一种可能。
我们完成了必备的几样年货采购，随身带的旧帆布袋子（我不知到爷爷哪里找来的那个写着“北京”两字，和印着白色北京火车站图案的旅行袋）已被塞得满满当当。要离开崇文门菜市场时，我忽然瞥见一个柜台，玻璃柜台里面和货架上放着花花绿绿的玩具，有铁皮卡车，铁皮坦克，铁皮公鸡和拧发条的青蛙，还塑料有娃娃，皮球，毽子，那些东西，那些叫玩具的东西，几乎没有一个是我在农村见过，但我惊讶于自己能认出它们-孩子们总能认出或被玩具吸引，我站在玩具柜台前，如醉如痴，双眼似乎已不够用，那是怎样一种绚烂，那些五颜六色，那些五彩缤纷，那些眼花缭乱和那些目不暇接，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大乐园，一个极乐世界，那一定就是这个玩具柜台，而那世界的主人，就是可以玩这里所有玩具的孩子。我僵在那里，一动不能动，我只想静静地感受我的心跳，我的被兴奋包裹的美好。我没有跟站在旁边的爷爷提哪怕是买一件最不起眼的玩具，我知道那是我们担负不起的，这是我这个农村孩子，和他的农村的爷爷之间的“默契”，但我觉得能看到这些美丽的玩具，就余生无憾了。
出了菜市场，门口有几个搭在露天的铁皮柜台，上面是五颜六色的花炮，爷爷帮我精心挑了几样，让我有些意外：我以为这花炮和玩具一样遥远。这时我忽然又想起了，如果就这样回西陵，似乎有些不甘心，就问爷爷：“爷爷，咱能去故宫瞅瞅么？”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冒出这个想法，但对于幼年的我，似乎只知道这么一个北京的地方，而我的知道故宫，不过是因为西陵是故宫里生活过的那些皇帝，娘娘们的另一个“家”。我的请求似乎让爷爷有些意外，逛故宫大约不是计划之中，也因为他没想到我会提出这么个请求，他想了想，终于有些窘迫地回答：“孩子，咱们带的钱不够，而且如果逛，怕是赶不上回县城的班车，下次来北京，爷爷再带你去。”他说这番话时，脸上通红，充满了自责，脑门上甚至沁出了汗，仿佛做了错事的孩子，失去了往日的从容。现在，倒是我忽然觉得自己的要求是那么唐突：我只记得爷爷平日对自己的好，却忘记了自己只是个家里并不富裕的普通的农村孩子，虽然我觉得看看故宫似乎对一个西陵的陵户的后代，就象串一门远房亲戚那么顺理成章，但却对进故宫要花钱，买票这件事，没有任何概念，其实在这趟来北京之前，我对玩具，故宫门票和花炮这几样东西的花费，几乎都没有概念。
那也许是第一次，我明白了自己家的境遇，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农村家庭的孩子的境遇：虽然我也穿打补丁的衣服，和接长了裤脚的裤子，但我从来不觉得那有什么不好看或不应该，更不知道穿这些衣服是因为大人无法给我在一年年长高时买新衣，哪怕是在过年的时候。但我从没想过，也不想让大人们因为我而难堪，我不知道在那个年代，逛故宫对一个外地的农村人，是件多么奢侈的事，不论我们西陵人和故宫，和宫里的内务府，一切的一切，有多么先天的亲近。
在那一刻，我的小小世界的从容，那种每天看着爷爷下地干活，喝茶，和村人谈古论今，读书的有条不紊带给我的从容，似乎被撕开了一道口子，而口子下面藏的究竟是什么，我太小，无法说清。但我分明就象一个一不小心看到后台的观众，而在台上演出的那些演员，那些一本正经唱念做打的剧本的主角，正是我的爷爷和邻人。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也许就是在过日子，但我忽然就觉得，那些过日子，有些象演戏，不知道是清宫戏，还是话剧，或是其他什么。而那个他们，也包括我在内，或说是“我们”。那是我第一次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谁？我是那个守皇陵的内务府官员的后代，一个来自曾经血统纯正，钟鸣鼎食，知书达理的旗人家族的一员，还是只是一个一文不名的河北太行山腹地的农民的孩子？这两者似乎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但明摆着就是一回事:爷爷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让二者合二为一的样本。而这个世界，或说这世界的中心，显然不只是我住的易县西陵镇。这个发现，让我有些小小的不安，或说，给我种下了不安的种子。我不敢和任何人说，只是心里隐隐地感觉着。
实际上，我第一次进故宫，是我成年后来到北京，自己一个人去的。那会儿，爷爷已腿脚不太利索，走不了远路了。
19
我们回到村里，就开始忙活过年的准备工作，那时已是腊月末。西陵已经下了入冬的第一场雪，墨色的松林顶上戴上了白色的帽子，而皇帝，妃子的陵寝的红墙，黄瓦，绿瓦，在冬日的阳光下也更加明亮。散落在陵区的四处的村落，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而小村上，晌午十分的炊烟，悠闲地从农家的烟囱爬出，不知是一分对过去的叹息，还是对未来的一声问候，摇摆着，缓缓晃动，伸向湛蓝的天空，直到消失。
西陵，这一片方圆二百里的地界儿，有分明的界限，分别由红，青，白三层界桩标出，每层相隔十里，又叫大圈儿，大圈外面，还有官山，也是皇家的地，哪怕是掉在地上的一根树枝都不能捡，由汉军旗绿营守卫（当年有汉八旗绿营兵冬天时捡了地上的枯枝，在巡逻时烤火取暖，被发现后抽了一顿鞭子，那都算轻的）；界桩里面，又是一条边界，那是一道红墙，红墙里面，才是西陵的核心，由八旗兵守卫的帝后们的万年之地，也是我生活的世界，一个我能清楚地说出内涵与外延，东西南北清晰可辨，不会迷失方向的世界，这很重要，因为它给人以安全感，就如同终点，当你到达那里时，就不会再恐惧，而真正让人惶恐不安的，是中间那段距离。而这对我，似乎从来都不构成问题：因为我本来就是出生在这一大片陵墓里，每天与这最“高级”的死亡擦肩而过，我在这片陵墓里出生，长大，兴许以后还会在这里娶妻，生子，就像二百年来我的祖先们一样，西陵也是，西陵就是我们的世界。
旗人好吃，会吃，讲究吃，可以说，吃这件事，占据了旗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席，如果不说吃好了是对人生的肯定，但吃不好，是一定会让人对人生产生怀疑。老北京西城的旗人，见面问候都是“您吃了么？”而东城的旗人则是问：“您喝了么？”所以旧时就有“饿不死的西城，渴不死的东城”之说。而西陵，就是旗人聚居的地方，过年时最隆重的仪式，莫过于一顿盛宴，那顿盛宴，是要在最大程度上重现当年的气派，或者说，如果大清那段历史没有彻底消亡，它残存的光辉是在西陵人过年的餐桌上闪耀的。
根据老规矩，西陵新年的盛宴是要有“八大碗”的，集满族菜烹饪特色之大全，有扒的，有焖的，有酱的，有烧的，有炖的，有炒的，有蒸的，还有熘的。做法与当年的满汉全席满族菜部分如出一辙，必有能体现这八种手艺的菜肴。而西陵人家的八大碗，其实还包含了至少八冷碟儿和八碗热菜，共计不少于十六样。
而在这些众多的菜肴中，必不可少的一道就是鹿尾（yin）儿。鹿尾儿这道菜，旗人没入关时就吃。它装盘呈上后量不大，所谓少而精，才方显尊贵。不过话说回来，但凡名贵的菜肴，都是只有一点的分量。而制作的方法，也和所有名菜一样，以繁琐著称。粗略地说是先要把猪肝用菜刀捣碎，碎到不是颗粒而是泥浆，要达到这个效果，一般要翻来覆去切7遍，再以同样方式，把松籽儿，花生仁，甚至是极小的芝麻粒捣碎，细如沙粒，共18味干果，然后将生鸡蛋，芝麻酱，香油，骨头汤调和制浆，一斤猪肝配三个鸡蛋，前后一共用料28味，混在一起，最后要把这以猪肝为主的灰白色浆灌入猪大肠。猪大肠也是稀罕的东西，一头猪只有二尺多一点的大肠可用，在那个年代，找到猪大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去掉猪大肠的味道，又是一件及其麻烦的事，要反复几遍，用醋和淀粉清洗，把大肠内壁的油脂全部搓掉。灌浆成肠后，不炒不炸，而是上屉蒸，蒸熟后再切成一寸厚的薄片，按人头分，片数比赴宴的人数只多出一片，比如5个人吃，就切6片，每片厚度不到半寸，直径两寸，一人只有一片，留出一片不能吃，叫“压盘”，也是规矩，说是吃，不如说是“品”，因为那么一点的珍馐，只是让人领略人间的美味，浅尝即止，如用它填饱肚子，似乎是不妥的。即便在农历的大年里，这鹿尾儿也不是顿顿吃，因为只有几片，所以只有来了尊贵的客人，才能端出来。
但家里窘迫，我们做不起八大碗，哪怕是在一年最隆重的节日。但这似乎并不能动摇爷爷要准备一席大宴的决心。这不仅是个年节，而似乎更像一个他能闪亮登场的机会，一个证明的他的手艺，他的品位，他对生活的理解和追求的一个告白，一个身份的验证，不管这样的生活现在是如何微不足道。只要这道宴成功了，爷爷就能再一次证明他是位爷，一位身体里流着镶黄旗满洲，内务府官贵族血液，有着自己的光环和骄傲，令人尊敬的爷，而不是一个卑微的农民，至少在新年的宴席上。“有”什么在这个当下，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用限的“有”，去证明“是”什么这每个人，每个旗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伴着爷爷经历的大清初亡，到民国，到当今，一个人，一个甲子的岁月，也是一代人，一族人六十年的荣辱兴衰，似乎困惑了他很久，他也许知道自己是谁，也许对他能够成为谁的曾经的可能有过憧憬，我不清楚那种可能，那个梦想到底是什么，在他进入晚年时，那个梦想似乎并没有消失，而是更频繁地占据他的思考。而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我们家的厨房和餐桌，将成为他的人生主场，象是一位足球明星或首席小提琴家的登台，或是一个衣裳抖擞的军机处四品章京要去紫禁城的大殿觐见皇上，而能给他带来荣耀与满足的那场比赛或演出，就是一场新年的满族大宴，哪怕对爷爷来说，这只是一年才有一次的机会，哪怕做那些菜的食材，看起来是那么不起眼。
爷爷把全副精力全都投入到鹿尾儿这道菜的准备中，这个是必须打响的一炮，必须是一鸣惊人，必须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我们家的鹿尾儿，从来是爷爷做，虽然村里的老吴家由于祖上是内务府神厨的副内管领(二伯达，又称“管钥匙的”），鹿尾儿做的是远近一绝，但爷爷做的也不在其下，这里一个秘诀，是爷爷剁猪肝不是七遍，而是九遍，和“九”沾上，不仅更讲究，而且那多出的两遍，能让鹿尾儿更细腻更入味，品起来味道自然更胜一筹。
有时爷爷做鹿尾儿会让我搭把手。在寒冬腊月，厨房没生起火时很冷，爷爷却能在剁猪肝，花生仁，松籽儿时满头大汗。此时的他，从一个农民变成了一个厨师，一个工匠，聚精会神，不厌其烦，一丝不苟地剁着那一小块好不容易才买到的猪肝，那猪肝是那么小，小到只能做出几片肠儿，但这并不妨碍爷爷对这个过程倾注最大的努力，仿佛是在完成一项巨大而艰辛的工程。爷爷曾不止一次地说：“省了事儿了，味儿也不正了。”那个味道，就是他小时，他的父亲，我的老祖给他做鹿尾儿时的味道，那个只有旗人的贵族和皇室才吃得到的味道，那个远去的大清的味道。我望着爷爷挂满汗珠的脸，觉得他不是在做一道菜肴，而是在他的刀起刀落之间，重塑一座宫殿，那座宫殿在他心里，其实本没有塌，只是在这辞旧迎新之际，在这一年一度准备旗人的传统菜肴之际，又慢慢清晰饱满起来。
19.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也是祭灶的日子。爷爷早早地在西屋挨着炕的灶台上贴了灶王爷的画，这样灶王爷到天上玉帝那里，才会说我们一家的好话。
“天气真好啊”，爷爷独自站在院中，对着冬日的艳阳，“该祭杆了”，他自言自语了一句，又摇摇头：西陵早已经没有人祭杆了。在爷爷小时候，我们家炕上还放着个硕大无比的祖宗箱子，里面放着渥辙库，就是祖宗牌子，过年时也是祭祖的时候，就把牌子从箱子里取出来放到西屋专供牌位的架子上。那时还会给祖宗做祭祀的供品，种类很多，荤的有羊肉，鹿尾儿，素的就是豆子面糕。蒸糕有专门的一个笼，用完了还要再放回祖宗箱子；祖宗箱子里还放着碗口粗的索伦杆子，过新年，也是祭索伦杆的时候，就会把杆子取出来立于当院，，索伦杆是神杆，祭杆其实是祭天，就是天神阿不凯恩都里。索伦杆子顶上的锡盒子里也会放上喂乌鸦的小米和五谷杂粮，满族人对乌鸦非常敬重，传说乌鸦救过老罕王（努尔哈赤）的命呢，乌鸦格格和喜鹊格格还是天神的侍女。爷爷小时候，大人还让孩子们会对祖宗箱子跪拜。不过，随着家境一点点败落，祭祖后来就只有糕没有肉了。
我不知道这个时节，爷爷回想的是否是当年过年时每家每户忙忙碌碌的情景，祭祖，祭乌鸦，祭灶王，这一切今天看似有些奇怪的延续千百年的仪式，反映的却是我们满族人与自然和家庭寻求关系和睦的一种向往，还有我们的萨满，那是对自然万物，对先人和鬼神的敬畏的多神教。在西陵，我们相信山里有山神，林子里有树精，所以我们不会烧山，不会砍树。但跳萨满，也在我出生前就没有人会了。爷爷给我讲过的这些的习俗礼仪，是那么有趣，却也并不遥远，如果我早生半个世纪，这些都应该见识。一个满族人，难道应该丢下祖祖辈辈留下的上千年的传统吗？如果没有了这些习俗，文化，甚至丢失了自己的语言，那一个满族人还凭啥做满族人呢？这该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儿？我又想起爷爷的字，“慕远”，这是多么好的意思，难道那些远去的不应该追慕么？
正月新年，村里热闹起来，家里有出门在外的人们，此时都回到了家乡。一个村儿的老少，二百年聚居一处的老街坊，也少不了互相串门拜年，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大年初二，正是一个晴天，那天来家串门儿的是村里的金爷，那个爱新觉罗的后代，我家的世交，也是爷爷的好友。
金爷刚进院门，爷爷就从屋里迎出来。金爷的装扮其实和爷爷差不多，也是一身的蓝布衣服，套着里面的棉袄，脚上踩一双厚厚的条绒黑布棉鞋，虽然和一个普通的乡下老农没有区别，可金爷的衣服却是齐整，棉鞋上也不沾一粒尘埃，他的一头花白的头发，输得整整齐齐，几乎每一根头发都看得清，他的眼睛亮亮的，仿佛里面有一团光。我喜欢看金爷利落抖擞的样子，他象很多那个年代的旗人一样，身上总有一股子精气神儿，我有时想，要是他穿了双肩，前后襟带滚龙的图案花色和龙袍相似的皇室贵胄穿的深青官服，不知还要有多气派。
两位老人犹豫了一秒，终于先互相行了个屈左膝，弯右腿的打千礼，然后又各自双手抱拳，向对方作揖，说着：“您新禧”，忙乎一通，两人哈哈大笑，仿佛在游戏中得到莫大快乐的孩子。这些老礼儿，如果不认真履行，是会让人不自在的，只有行过了礼，大家才会心清气爽，仿佛那个确定世界的规矩依然清晰可辨，地球也还按既定的轨道运转。
金爷进得屋来，双手捧上一包顶上盖着红色纸片，用纸绳打成十字的一个纸包，恭敬地放在北屋桌上，笑眯眯地对爷爷说：“不成敬意。”爷爷连忙推让，说“这哪成儿呢，净让您破费”，金爷又说：“哪里哪里，都是老街坊了，给孩子的，还望笑纳。”这一来一回，我看着都有点不耐烦，我能猜到那纸里包的肯定是好吃的，而且金爷说了是给孩子的，那八成就是点心。村里孩子平日也就是米饭馒头就点青菜，肉食和点心是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得一见的稀罕物件儿。而我那时，总是那么馋，有点好吃的恨不得一下都吃了。
爷爷用衣袖抹了抹炕头，其实那上面一尘不染，但这一切是要给客人看的，然后请金爷上炕。随后，爷爷又把那套嘉庆年的蓝地粉彩福寿缠枝花卉纹的茶壶和配套的茶杯拿出来，这次，爷爷用的不是茶叶沫子，而是和我一起在崇文门菜市场买的真正的茉莉花茶，不过爷爷只买了小小的一包，大约只有一两，也只有象金爷这样的贵客来时才能拿出来，摆摆门面。
爷爷把茶泡好，倒入茶杯，斜斜地用杯盖掩住杯子口，双手捧着盛杯子的茶托，送到金爷面前，一面说：“给您焖上了。”金爷赶紧抹了抹手，说一句：“您费心”，然后接过盖碗，象爷爷那样，用盖在茶杯子边缘轻轻划了三下，这时茉莉花已在热水中绽放，花香随着水汽在茶碗上形成一团氤氲，金爷看到这茉莉花，不由得赞叹：“章爷，您这是纯正的福建茉莉，好东西，少见啊，要说当年那可是贡品。”爷爷听了，有些得意，但又不失矜持，答道：“金爷您喝的好茶还不多了去，这点儿个东西能入您的眼，也承蒙您抬举了。不过您说这贡品茉莉倒真是，要说当年老佛爷在时，上午，下午和就寝前，一天三顿，都是茉莉花茶。白茉莉更是尊贵，只能她自己佩戴，不要说一般宫女，就是命妇（一品大员的夫人）都不准用的。”爷爷不经意间，又把自己的茉莉花茶和宫里的事儿扯上了。
聊着聊着，两位老人又扯起了舞龙的事。这是守陵衙门拜年时的表演必备节目，最早是给乾隆爷在承德避暑山庄时表演的，后来因为他皇考雍正葬到西陵，就着令西陵礼部的人员学习。这舞龙不同于一般民间的，而是要码字儿，每个字儿必须十三画，龙身也分为十三段，每人举一段，（加上引龙人，共十四人），象征雍正爷在位十三年。所以这个舞龙又叫：“摆字龙灯“一般是晚上表演。当年，西陵内务府的人也时常进京，到紫禁城给皇帝，老佛爷表演，多次受过皇封。老佛爷还赏过龙衣两套，红蜡烛三箱，这是真正皇家的玩意儿。两位老人聊的就是这段事儿，因为他们年轻时，虽然已是民国，但村里过年依然会摆龙灯，他们也都习过，表演过。“那可是咱们村一绝啊”，金爷说道，“可不是，那时从（正月）初一到十五，周围村的都到这儿看，把村头挤得个水泄不通。”爷爷答。“是啊，那会儿年轻气盛，看着邻村那些俏媳妇，大姑娘过来围着，就耍得更带劲儿了。”两个老人沉默了一会儿，仿佛回到那些年轻而热闹的日子，那个龙灯，是乾隆皇帝几次亲自过问安排的，在西陵扎根的，是祖祖辈辈们都耍过，专门给皇帝和贵戚们看的，它总能给舞者们以兴奋和荣耀，还有对新的一年的憧憬与希望。
过了一会儿，金爷又补了一句。“不过，说起这女孩儿家的，您不觉得现在西陵家里生女孩儿的越来越少了？”爷爷忽然扯了一句，金爷顿了一下，说：“也是啊，您看您家，周围那几个村的，还有老关家，都是”千倾地儿一根苗儿”，“等他们长大了，金爷指了指我，说：”还不得娶外面的媳妇儿了。”
我心里觉得金爷有点好笑，我知道他说的“外面的媳妇”，就是西陵外的汉族女子，可我才七八岁，多大的年纪，他就开始为我操心“婚姻大事”。“不过，这可能都是天意”，爷爷不知是对金爷说还是在对自己说，“男丁兴旺了，才能光宗耀祖。要是都象同治爷那样，咸丰就他一个儿子，同治自己又没孩子，那国运不也就慢慢衰了？”金爷连忙应道“章爷您说得在理儿，（皇位断了）后来落到皇室近支儿上（他指的是同治帝因为无嗣，只能把皇位传给咸丰七弟，醇亲王的儿子，也就是同治的堂弟，也是他的表弟，慈禧的外甥和侄子载湉（载湉的生母是慈禧的亲妹妹，所谓亲上加亲），即光绪），叫啥“统啊绪啊”，也无力回天。”（统和绪在古汉语里是血脉的意思，因为同治没有后代，就把恢复血脉的希望寄托在他堂弟身上，故年号为光绪，而光绪又没有孩子，只好希望继承皇位的他的侄子溥仪能有后代，故名“宣统”，不过宣统到死，也没有后代。成了最后一个皇帝。金爷说的就是这档事儿。）
我听着两位老人的聊天，开始走神，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和爱新觉罗家族的悲剧能有什么瓜葛，我只是想着早点吃午饭。
可是两位老人谈意正浓，丝毫没有要吃饭的意思。爷爷又说“您说那个老关，您可别提他。自从他回了西陵，就一天到晚跟魔障了似的，嘎七嘛八嘴里没个正经，那天在妃衙门（泰妃陵）外见着翅飞，说让他给他老祖，也就是家父大人请安，老爷子闹日本那几年就下世了，翅飞哪见过？再说老关那会儿又跑到关外，这都多少年了？还请的什么安？您说他是不是….？”爷爷有点气，一下子冒出许多话。“章爷，您可别气着。”金爷说，“这个事说来是有点蹊跷，但我听说…”金爷忽然停了下来，不说了，他看看我，爷爷正在话头上，没有注意金爷的眼神，又催他：“您听说什么了？”金爷压低声音，仿佛怕人听见，其实屋子里只有我们三个人，凑过头对着爷爷的耳边说：“我听说他在关外，拜了萨满师傅，通了天眼，能跟神鬼两界搭上。”“啊！”爷爷嘀咕了一声，没有掩饰他的惊讶，“关有仁，盗墓的那个，竟然当过萨满？您别逗闷子了。”金爷一本正经，继续说：“其实他小时就有禀赋，盗珍妃娘娘墓时就知道不会有事儿，就是因为他提前打过卦，问过鬼。不过他姨夫鄂世臣那哥七个（就是和关爷一起盗墓的几个同伙，鄂世臣是关爷的五姨夫），就没这”本事“，所以事发后马上就被抓住正法了，只有老关一个人得以逃脱。”爷爷听了这话，依然有些将信将疑，因为萨满是我们满人尊敬的智者（萨满一词本意就是智者或“知晓”，能跟灵魂交流），爷爷很难将他和一个四体不勤，令人鄙视的盗墓贼联系在一起。但如果他真做过萨满，也就很容易解释他见我时让问候我的老祖，因为他和我老祖一定是在另一个实在，或一个和我们生活的当下平行的空间，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见过面，这是只有萨满才能做到的。
“我听关爷唱那个八角鼓的曲子“酸枣棵子”时，有一句什么金盆银盆的”，我实在忍不住，插了一句，其实从小爷爷教我守旗人的老礼儿，长辈说话，小孩子只能俯首帖耳，眼睛看地听着，长辈问话时才能回答，打断长辈说话是大不敬。但我那一刻似乎忘了，好在爷爷没有生气。这时金爷来了兴趣：“喔？他唱这曲儿？他唱这词儿是给谁听？难不成是给珍妃娘娘听？说他改邪归正，金盘洗手了？好让娘娘饶了他？这么说，他真可能能跟那边儿的搭上呢。”我明白金爷说的那边儿是“冥界”，也就是我们守护的那些皇帝妃子呆的地方。爷爷接过话来说：“老关回西陵后，逢人就说珍妃娘娘墓里的东西，他其实啥也没拿，都是让鄂世臣他们几个分了。他是空着手跑的，好像使劲要把这事儿跟自己摘清。”“兴许，谁知道呢？不过别说盗墓，就是取陵上一捧土，都有杀身之祸，所以鄂世臣他们全都现世报了。”爷爷仿佛开始相信金爷的话，似乎明白为什么关爷犯了这么大的事，居然能毫发无损地回到故乡，也许因为他终于放下了他邪恶的贪念和偷到手的瑾妃墓的陪葬品，从而逃过了皇室阴魂的惩罚。
终于到了盼望已久的吃饭时间，一年中，只要在新年家里来客人时，我才能吃到平日吃不到，或说家里买不起的饭菜，虽然这些饭菜都是自家的手艺，但费钱，费时，费力，旗人再讲究，平时也几乎不会去做。
菜都是爷爷掌勺，做好后由我一道一道从厨房端进正屋的炕桌上。上的主菜有松花小肚，“猛龙过江”，“雪落平阳”，宫廷窝头，压轴的就是清蒸鹿尾。松花小肚儿和鹿尾一样，是一道讲究的菜肴，选取附近云蒙山打的野猪小肚和西陵古松林的上好松仁，配以野猪后臀尖部位的肥瘦好肉，加适量玉米淀粉，佐以香油、香菜、葱、姜、五香粉、花椒面等调料，用蛋清搅拌成粘稠肉馅，均匀装入小肚，用竹针肠线缝合肚口。水沸时下锅，中火慢煮。每半小时扎眼放气一次，把肚内油水放尽，并经常翻动，以免生熟不均。煮两个多小时才能出锅，晾凉后切片装盘，才能上桌。而猛龙过江，其实就是清汤里煮的大葱段，再撒点胡椒面，但爷爷故意要起个文绉绉的名字，这样才不掉价儿，雪落平阳是一道面食，既不稀罕也不算费力，就是撒了白糖的炸饼子，但同样，让爷爷起了个诗一样的名字。而宫廷窝头，也就是慈禧老太后活着的时候喜欢的那样点心，正是她来西陵谒陵祭祖时偶然吃到，才从此传进紫禁城，并成为北京名小吃。爷爷做小窝头，完全承传宫廷做法，十分讲究。选用易县西部山区出产的细箩玉米面、黄豆面、栗子面和保定白洋淀的莲子粉，按3∶2∶1∶1的比例混合均匀，加入适量的苏打粉和绵白糖，用冷玉米粥或热开水擦揉成光滑的面团，再搓成一根细长条，用刀切成若干小剂子，每个剂子团捏成一个小窝头，酒盅大小，厚仅仅一寸的八分之一（0.3厘米左右），然后摆笼上锅，大火足气蒸10分钟，出屉装盘，那黄灿灿，香气扑鼻的小窝头，玲珑剔透，就像朝廷大员帽子上的宝石顶子，活生生的一个艺术品，让人不忍下口。就这样，这些荤素搭配，繁简相间的菜肴，被我一道一道端上了桌。每个盘儿，碗儿的都热气烫手，我人小手嫩，但硬是强挺着把菜肴端上桌。
随后，爷爷从柜子里取出一瓶二锅头，那也是他从北京买回的。他给金爷和自己斟满，一只手托酒杯，一只手半弯拢住杯子，对金爷说：“莫笑农家腊酒浑。”金爷赶紧也举起杯，忙不迭地说：“您这可不光是丰年留客足鸡豚呐。到了您府上，那就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二位老人一来一往，你唱我和，哈哈大笑，仿佛对上了暗号的特工，乐不可支。
20
阿玛不知啥时溜进来，象一个幽灵。他复原回乡后，平时白天不在家，但不知为什么过年也很难见到他。他管爷爷叫了声“爸”（作为复原回乡，当年差点拆了我们村墙的革命军人，他从来不按满族的叫法叫爷爷“阿玛”），也不行礼，而见了金爷，他就是点了点头，喊了句“老金”就算打了招呼。村里的人，似乎对阿玛总是有些怕，也许因为他是考了大学，当过军官，见过世面的人，回到家乡也是吃着国家粮饷的民兵干部，一个“公家人”；也许因为乡亲们觉得自己都是“出身”不好，过去是封建贵族，现在不过是农民的普通人，比不得阿玛，所以都敬而远之，连老辈人也奈何不了他。阿玛似乎也很清楚自己的“优势”，成天价鼻子孔朝天，穿着他那脱了领章帽徽的旧军装，在西陵镇的那些村晃来晃去，在乡亲们敬畏的眼神中，找到仿佛一个戴双眼花翎大学士或军机大臣在下属们面前的感觉，那个感觉，比吃一顿满汉全席还令他舒坦。
爷爷照例，让我端上一个小铜盆，又上了几个装着温水的普通的茶杯，请金爷一起，在饭前漱口，溜溜牙缝，去掉口内杂味，把温水吐到铜盆里，才准备开始这顿传统满族的新年宴，虽然规模无法和当年比，但我知道，这已是我们家能拿出的最好的饭食，让人欣慰的，是虽然菜不算丰盛，但爷爷在制作程序上丝毫没有避繁就简，恰恰相反，他是不厌其烦，一丝不苟地最大程度，还原内务府宫廷菜的做法。
阿玛不管这些，他此时冒出来，就是回家吃这顿饭的。他不漱口，虽然我觉得他其实不吃大宴，也需要经常漱口，因为他从部队回来后，嘴巴总是臭哄哄的，即便早晚两次刷牙也没用（或许这才是乡亲们不想贴得他太近的理由。）
爷爷和金爷继续他们的聊天，阿玛就旁若无人地，左一筷子，右一筷子，甩开腮帮子开始吃那些精美的菜肴，那些爷爷往返五百里，从北京买回的食材完成的厨艺作品。完全没有谦让两位长辈的意思，倒好像他是这餐桌上的主人，一面吃，一面还拼命地吧唧嘴。我周围的家人或乡亲，很少吃饭会发出声音。按照老礼儿，吃饭时话都不能随便说，这时如果一桌人都吧唧嘴，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给猪喂食。可是阿玛不管这些，也没人敢提醒他这样有碍观瞻，不过我想即使有人提醒，他也不会在意。因为他才是这个村里的有“身份”的人，一个退伍军人，而有“身份”的人，大可不必把礼义廉耻，和把那些把礼义廉耻当回事的人，尤其是他骨子里蔑视的那些人，太放在心上。我心里暗暗想：“他那么不把旗人-他的族人，放在眼里，为什么吃这旗人的传统菜时却比谁吃得都多？如果回到过去，他敢这样么？”
金爷被这一桌的繁简参差的菜肴折服，满面红光：“章爷啊，要我说，您这手艺，就是搁当年西陵大臣府里，也不含糊啊。”金爷是爱新觉罗氏，父辈和当年守陵大臣，贝勒载涛能攀上宗亲，要说还是皇室的近枝儿（涛贝勒是光绪爷的胞弟，宣统的七叔），小时也是锦衣玉食，什么好吃的没见过。金爷用筷子头蘸了一点点放在他碟里的那片鹿尾儿，这是吃鹿尾儿的正规吃法：每人碟中只一片，且仅此一片，要拿筷子头一点一点蘸着，放在嘴里慢慢品，因为鹿尾儿最难，最繁的也是最珍贵的一道菜。他眯上眼，仿佛沉醉了，舌头在嘴里抿着，几乎看不出动作，忽然，金爷惊叹道：“章爷，您这道菜，可好比韩娥之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又恰似国中大鸟，止王之庭，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金爷一股脑春秋的《列子》，西汉的司马迁里典故全搬出来。一番话，让爷爷满脸荡漾出灿烂的微笑，他那曾经熟悉的氛围，那个个光辉一刻似乎正慢慢来临，却又连忙说：“金爷，瞧您说的，您就别拿我打镲了。”金爷回道：“这可不是恭维您。”接着又蘸了一筷子头的鹿尾儿咂摸，“咦，章爷，话说这鹿尾儿，虽说咱金家人（他没说老姓），大半辈子也吃了无数，却似寻常又不寻常，要在这寻常中做出花儿来，才是见功底的。要我说，您这手艺，可不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您可分明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啊。”能看出这后一句，点到了爷爷的痒处：也许，他就是一道静寂的惊雷，只有金爷这样的老哥儿们，才能读懂他。他按下心中的喜悦，轻轻叹了一声：“人生只似驹过隙，世事莫惊雷破山。”金爷明白爷爷的心思，马上接了陆放翁诗的下两句：“光景半销樽酒里，英豪或隐博徒间。”“来，章爷，我敬您一个。”金爷端起装着北京二锅头的小瓷杯，一干而尽。
爷爷高兴起来，忽然叫起了金爷的字号，“达之（金爷给自己起的字是达之，他不喜欢汉人，既然民国时管满人叫鞑子，他就索性说：”我就是个鞑子“，还给自己起了这么个字，就是鞑子的谐音），不瞒您说，我这做鹿尾儿的料儿，是从北京买回来的，您看这松籽儿，我问清了，是东北出的。”金爷不禁竖起大拇指，也开始叫爷爷的字：“慕远兄（爷爷的字是慕远，是他独私塾时自己起的，不过村里除了几个内务府的后人，很少有人这么叫他）讲究，讲究啊。我说这味道怎么这么浓郁纯正，合着这是盛京那一带的大松籽儿啊，难怪。”过去西陵祭祀所用的食材，品种繁多，但都是朝廷各衙门负责采办后运到西陵，西陵人会做，会吃，还要讲一个产地，因为这些都是贡品，侍候皇帝的，来不得半点马虎。比如鹿尾儿里的松籽儿，就是盛京礼部（属地为今辽宁）进贡的，同样来自盛京的贡品还有蜂蜜，乌梨，干梨；而龙眼，荔枝，冰糖，八宝，山楂，苹果，黄梨，红梨，棠梨，葡萄，核桃，干枣，蘑菇，木耳，白糖，榛子，山葡萄，野鸡则是太常寺钱粮办买；黄米，糯米，白杭米，鹅蛋，鸭蛋，鸡蛋，芝麻，绿豆，春麦，苏子，高粱米，黄豆由庄头备办（庄头就是西陵圈的皇庄，专门种养祭祀用的这些食材）；造酒糯米从户部领取，白盐，青白盐，麦曲，引酵由光禄寺办；白蜡，黄腊，祝版帛（就是我老祖写祝文用的），奶油，奶是从太常寺领取；熏牛羊，蒸苏子，淘麦子，炒芝麻，熬糖，做酒酱等所用柴则是易州，涞水州衙门负责供应。
就这样，金爷和爷爷这老哥儿俩，你一句，我一句，细数着这些果蔬的名字和当年提供它们的衙门，很多早已从生活中消失，另一些没有消失的，对我们来说也渐渐成了稀罕之物。
饭上气氛变得有些热烈，爷爷和金爷甚至开始“翻话”，（就是讲满语），邻近几个村包括忠义村，能翻话的只有几个老人，他们也只是聚在一起才会讲，因为儿孙辈儿的都已不会说。我虽然听不懂，但在爷爷讲起满语时总会兴奋，他仿佛在讲外国话，可那明明就是我熟悉的爷爷，我觉得爷爷翻话时沉着镇定，透着一股潇洒，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前清在朝堂上陈述的大臣，而只有世上最尊贵的那群人，比如皇帝和几个满族大员，才能听懂他说的话。爷爷慢慢放松，似乎回到了过去那种悠然恬淡的时光，这大概是一种状态，就象酒后的微醺能让人放松，愉快，很多时候，也许人一辈子奔的，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不过是类似的状态，包括爷爷的阿玛，把妃衙门改名忠义村的最后一位笔帖式，给我们村里题的对联，不也是：“村落新成仍是当年梓里，禾麻遍植居然今日桃源”？西陵这世外桃源，本来不就是一小群特殊的人，在与世无争中的一点小小的宁静的欢喜？只是对爷爷来说，这样的光景，就如鹿尾儿这道内务府的吃食一样罕见。
爷爷把我叫过来：“翅飞，最近读诗了吗？给金爷背一段。”我忽然想，正好最近学了个贯口的前几段，保不齐此时最应景，于是连忙和爷爷，金爷说：“我给您二位报个菜名助兴吧。说咱们西陵人家，就是一个讲究，要说吃，那花样可多了，比如这过年，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儿，烧子鹅，卤煮咸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儿，晾肉香肠，什锦苏盘，熏鸡白肚儿，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那个酿鸭子的酿，我准确地念成“让”，因为在这里就必须这么念才顺溜，才是正确的发音）我的记忆有限，只能背这第一段。但金爷丝毫不介意，脸上乐开了花：“翅飞，越来越会来事儿了。这些个菜，都是咱们当年家常菜啊，不容易，亏你还知道。”我心想，我当然知道，我第一次听这个相声贯口，就知道里面的菜说的大都是满宴，蒸熊掌，蒸鹿尾儿，松花小肚儿，晾肉香肠，就是西陵人家家会做的菜（不过我们把晾肉香肠叫”旗肠”）。我看着金爷高兴，索性“乘胜追击”，“金爷，过年了，给您磕头，以车阿尼亚，塞恩（满语：新年好）。”说完，自己给自己喊一句：萨克腊（满语：跪），然后又喊一句：坑可勒（满语：磕头），然后再说一句：“金爷新禧”，就这样，连给金爷磕了三个头，最后又自己喊一句：“依立”（（满语：站），就站了起来。
这一出下来，不要说金爷，就是爷爷也几乎惊了：那已是八十年代初期，过年给长辈磕头虽是老礼儿，但其实到我阿玛那一辈儿，在他们成年后也弃了不用，谁也不会想到我这个七岁的孩子还记得这一套规矩（当然，如果他们知道我已暗自习过内务府给皇帝小祭的那套仪轨，他们还更不知会惊讶成什么样子）。而其实些礼仪，习起来并不复杂，因为世上的孩子们本来是最喜欢模仿，就像81年上映“少林寺”后，全国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就跑到少林寺要当武僧。而我的三磕九拜，一是为了让老人高兴，而是也觉得好玩儿。
金爷被我的磕头礼深深感动，大约这久违的旗人的礼节让他回忆起那个并不太遥远的过去，他忽然从胸前的兜里掏出一块折成块的手绢，层层打开，里面放了几张毛票儿，金爷选出一张一毛钱的票子，递给我，说：“翅飞，你真的是懂事了。今天金爷爷高兴，这是压岁的，你拿去买挂鞭放吧。”爷爷一看，赶紧伸出手挡住金爷攥钱的手：“金爷，可使不得，您可别这样儿，翅飞就是让您图个乐儿，您这样的话就见外了。”金爷可不愿意，执意要把钱给我，一面对爷爷说：“章爷，这老礼儿就是老礼儿，咱们小时后过年给大人磕头，哪个不给压岁钱？我看这孩子是不错，这么大点儿，可老礼儿不含糊，还是您教得好，不愧诗书人家。”就这样推了几个回合，爷爷终于下同意我收下金爷的压岁钱。
阿玛在这新年的家宴上一直默不作声，闷头大口大口地打牙祭，看到我又是背贯口，又是磕头的，突然冷笑了一下，然后斜着眼打量了我一下，那眼光让人毛骨悚然，然后又冷笑了一下。我感觉自己是个猎物，被黑暗中一支猎枪瞄准了。
这是再看看盛鹿尾儿的盘子，已经空了，本来按规矩是一定要留一片“压盘儿”的，我们都知道是阿玛趁我们不注意，把那最后一片给偷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