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
参加完高考后的那个夏天，我经人引荐，找到了华北村的那叔，那爷老姓乌拉那拉，和雍正爷的一位皇后一样都是满族的大姓，是华北村慕陵工部一位油漆师傅的后人，那年大概五十出头。那叔知道了我家里的情况，西陵人父一辈子一辈，彼此都熟，同意我跟他拜师学艺。
拜师那天，我去那爷的住处，按老礼儿，给他磕了三个头，还送上了礼物：一包萨其马。按规矩，画作和其他七大作不一样，不叫师傅，叫“先生”，这里的行家，不仅是匠人，更是精通工笔花鸟的画家。话说五十年代故宫博物院聘的第一位彩画作的“先生”，当年就是在恭亲王府给最后一位恭王溥心畬代笔。但那叔不让我叫他“先生”，我就依然叫他那叔。
那叔一开始并没有教我学画画，而是让我到各陵去转悠，仔细观察那些出现在各陵建筑的斗拱，门楣，梁柱以及外檐的彩画，那些图案，线条，色彩搭配。还有，他让我思考花草，云朵，西番莲等无生命的自然物与龙，凤等寓意吉祥的图腾是怎样组合的。这些彩画，我从小到大看了十几年，但从一个彩画学徒的角度看，还是第一次。
西陵的夏天从来都不炎热，也许是因为大片的松林的缘故。我骑着车，从泰妃园寝，沿着公路一路向西。这里人很少，哪怕是在最热闹的暑假或周末。公路上，田野里，悄然无声，只有阳光，洒下来，一片一片，毫不迟疑，毫不吝啬，把一切都拢在自己的怀抱里。西陵，似乎就是一个阳光下的秘密。
每到一处帝后陵，我就下来，里里外外转悠，仰头辨识那些木结构上的彩画。它们的图案规整，颜色鲜艳。我是在离开西陵后很久，才意识到我从小到大，天天看的这些东西，它们所有细节，和故宫一样，只有皇家才能用的，代表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最顶尖的水平。有时我看着那些彩画，会想：当年那些作这些画的人在描绘时，是快乐的，是平和的，是心无旁骛的，还是若有所思的？他们会为自己的工作骄傲吗？他们会为自己的未来，自己的生计担忧吗？他们在那些画里面倾注了自己的感情吗？或许，只要按着制式和师傅传的手艺，就能让这些建筑金碧辉煌，美仑美奂？那些匠人，没有一个能象躺在西陵的人那样留下名字，但他们却是西陵的主人，他们的作品留到现在。而我要做的，就是学会这门手艺。这也许并不关乎“文化传承”这么伟大的事，但我的确是需要一个谋生的差事，帮爷爷挣治病的钱，而这个差事，恰好也是我们西陵人的看家本事。
这样观看了个把月，那叔开始教我画“小样”，就是用铅笔把那些图案按比例缩小，画到纸上。那叔告诉我他当学徒时光小样就画了整整六年。我不怕，我正内心充满了欢喜：我拿起铅笔时，仿佛也能看到梦圆，她在那个夏天从北京来，拿一支铅笔和一个画夹，徜徉在这片精美的建筑中，然后停下来把她看到的望柱，护板，斗拱，飞檐都一一记录在画纸上，她或许没有想过，她笔下的东西就是我天天看到的风景，她更不会想过，有一天我也拿起画笔，画和她一样的东西，我想她一定会临摹其他的东西，但眼下只要我能画和她在我们村里时画一样的东西就让我满足了。那思念似乎不再漫长，那回忆似乎不再遥远，笔尖落下的地方，不是在纸上，而是在我心里。那不是画小样，那是在写一封封给她的信。我如饥似渴地追随着，寻觅着那些雕梁画柱的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图案，我知道那里是她的目光曾经停留的地方。我想象着我们的四目在双双起舞，那每一个建筑的每一个图案上，都有她的眼神驻足的痕迹，那些她看过的地方都留下了她眼睛的温暖，只要我也望过去，她的眼神就会从从那些图案上传到我的眼里，再传到我的心里。
就这样，我不停地画小样，几十张，上百张，几百张。我几乎临摹遍了西陵所有门，殿上的花纹和图案，除了我自己，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会那么痴迷。
画了很久小样，那叔开始，一道一道教我工序：起谱子，落墨，扎孔，纹饰，贴金，沥
粉，刷色，细部。那叔一直强调在有工具的时候，传统工艺不能丢。他说：“中华统绪，不绝于线。”这个话最早是乾隆爷说过的，统绪二字爷爷也和我讲过，宣统，光绪，都是要沿承血脉的意思，而“线”字，没有比用在画作里更贴切了，它是所有图案的基础。那叔是希望我在每个笔画，每一条线中都能把传统工艺学到家，象线一样延绵不绝。比如过去，一直到他学徒时都是徒手画线，现在虽然可以用工具，贴胶带纸画直线，用圆规画圆，但那只是技巧，他教我在底下不借助工具，不断徒手画，练腕子。他一直强调，技巧是技巧，技术是技术。
学了快一年，赶上慕陵维护，那叔带上我和华北村这支古建队，参加了修葺工程，我给那叔打下手。那叔在工地现场，又教我宫廷彩画由高到低的三大类：和玺（就是鎏金的龙凤和玺和龙草和玺），玄子（因绘有玄花彩画而得名），和苏式（源于江南民间园林的传统做法）。这三种彩画在故宫随处可见，但在西陵以前两种为主，主要是突出宫殿的庄严肃穆；只有到了梁各庄行宫，才能在游廊里看到那些带生活气息的苏式彩画的花鸟山水。
58.
那叔一边跟我讲解，一边就让我把学的那些都一点点用上。比如大门上等级最的龙凤和玺彩画，龙，凤，宝珠就得用沥粉贴金，金线一侧衬白粉线或加晕，以青，白，红做底色衬托金色团，花纹设置，色彩排列和工艺必须完全按原样修复。
这沥粉贴金的沥是指点滴，粉是用粉调制的液体。是用类似画油画的方法，在大殿砖墙外部的最高处的木梁上，用金箔画轮廓，做出突出的浅浮雕的立体感。工序上在贴金部位要先用白胶和土粉的混合物打底描线，然后再用桐油和清漆熬制的金胶油描在沥线上，待到油八九成干了，再在油上贴金箔。沥粉的手法，很象西式蛋糕师傅用纸筒在蛋糕胚上用奶油画图案，而那叔早年是用猪尿泡这传统工具，沿着画面的轮廓线沥线，现在才改用手挤乳胶瓶。
给那叔当徒弟，这熬金胶油的活就是我来干，随后，我把熬好的料小心地提到高高的脚手架上，拿给在祾恩门山墙最高处画彩画的那叔。有时，那叔就让我站在旁边，给他递大小不同的画刷子，这时，我就觉得他象在动手术的外科大夫，我是在旁边递器械的护士，而我们一起在做的，就是维系这百年皇陵的生命。作为旗人，它是我们祖先的安息地，作为匠人，它又象我们的孩子。我看着那叔专注工作时的样子，他灰头土脸，睫毛上都挂着粉浆，可他的表情，他画每一个笔画的动作，是肃然里的一丝不苟，是精心中的百般呵护，那是对长者的敬，和对幼者的爱。那里有他对西陵建筑的所有的感情。我不禁问自己：“我也和那叔一样，看待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的么？”
我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视野极好，仿佛在群山之巅，地上的一切都变小了。四周是墨绿的林海，远处是连绵的群山。而就在我触手可及的殿脊上，立着一排黄色琉璃的脊兽，其中靠后的一只就是獬豸，我的前世的前世。一百八十多年过去，我又爬到屋脊那个熟悉的位置，和它一样，看青山依旧，看古树犹存，有些事情终究没有变：西陵有死的皇帝驱使我的祖先侍奉左右，也有活人想做土皇帝继续驱使我们，正如嫉恶如仇的獬豸，有琉璃烧的，也有肉身长的。这里阴阳两界联接，却非地狱，有些人想把人间变成地狱，我成为地狱的一部分又何妨？关爷看中我，教习我的萨满，不也是要学会引鬼上身么？
59.
我把当学徒工挣来的钱，都拿回家里，其中一大部分是为了给爷爷买药。日子总是过得捉襟见肘，没有起色。自打他中风，在县医院抢救过来后，就落下了后遗症：嘴角朝一边耷拉，说话不太清楚。但他的脑子是清楚的，也慢慢能下地走路了。他种了一辈子地，到了七十多岁，似乎可以不再下地了：我们谁也没想到他是以这样的方式“退休”的。
可是西陵的活儿毕竟不多，为了这二十几号乡亲，包括我的生计，那叔决定带着这支有着清朝皇家纯正营造传统，身怀绝技却默默无闻的农村古建队走出去，走出易县，甚至走出河北，去外面承包古建修复工程。
我在二十岁那年，留下垂垂老矣的爷爷，跟着华北村古建队（我一直坚持叫它过去的名字：慕陵工部）离开家乡，开始四处漂泊。我和在我之前和之后离开家乡外出打工的中学毕业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唯一幸运的是，我不必独自一人去一个陌生的城市讨生活：我和我们古建队的老乡在一起。
出发前两年，我不光有了些画作的基础，也掌握了一些油漆作的技术。我想，跟着慕陵工部，我可以不再依靠家里，而是能自食其力了。虽然这意味着我要把爷爷一人扔在家里，但只有外出，才能挣到养家糊口的钱。
那些年，我们奔走在河北，山西，山东各个小县城，主要是修庙。我们的出行工具就是在县与县之间跑的中巴车，有时候从这一站到下一站还要换几趟车。我们的队伍太小，没有一级承包资质，也缺少人脉和信息，都是大些的建筑公司拿到合同，再层层转包，最后到我们这里，工程的利润大头都被一级承包商拿走了，到我们这里就没有多少。再加上那叔对工程的用料非常讲究，不愿意降低规格，更不愿影响我们这支秉承大清“皇家营造法式”的建筑队的名誉，这样工程的材料部分成本降不下来，大家干一个活，挣些辛苦钱，比在家种地收入要高，但和大城市里盖写字楼的农民工比差不多，只不过我们的工地不在大城市，而是在藏着古庙的深山里。我们不搬钢筋浇水泥，靠的是“土木瓦石紥，油漆彩画糊”的工部八作，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我们是农民工，有技术的农民工，但大家不会说出来。我们有我们的骄傲。
我每天跟着那叔和老乡们去我们的工地，那些深山里隐藏的一个禅院，一座庙宇就是我们的“主场”，我的天地。我慢慢地一边干，一边学。来到工地上，我才知道在西陵开始学的绘彩画实际是画作的最后一部分工艺，而基础工艺是先要在木结构上做层层保护，就是做“地杖”，它是保护层和涂料的统称，如果把原始木料当做女人的素颜，五灰实际就是在上面层层涂脂抹粉加防晒霜的手艺，完成了这一套，最后才是彩绘。清代宫廷建筑对地杖工艺有一套严格规整的法式，按部就班，一道工序都不能少，这是规矩，和在西陵给皇帝祭祀道理是一样的。而我首先要学的就是“一麻五灰“和它的变异，更高级的”二麻六灰“等地杖工艺。
“五灰”加一麻实际上有十二道工序。我在西陵开始跟那叔只学了熬灰油，调血料和“打满”。灰油以生桐油、土籽和章丹为主，春夏秋冬，季节不同，三样东西的比例也各不相同；血料由猪血，桐油，砖灰等按比例配制而成，那个灰调出来，因为有了猪血，是暗红色，它总能让我想起西陵人祭祀皇帝时，把杀了的黑猪的血倒进一个银里木盆的样子，然后我们的先人会用这猪血做成血肠；“打满”用的是白面，石灰水和灰油调制而成，一般来说三种材料的配比为灰油最高，灰油越多，满的造价越高，相应也就越稳固。在那个刚能满足温饱的年代，我常常惊诧于做地杖的原料，又是白面，又是猪血，这些就是吃了，也不是平日能经常得见的吃食。但宫廷营造法式，本来也不是给平常人家用的，要的就是一个讲究。
一麻五灰第一道灰是捉缝灰，就是用铁板将油浆刮入木头的缝内，填平木头表面的缝隙。
第二道灰是扫荡灰，就是将油灰涂满木材表面，再用板子将油灰刮平，又叫通灰过板子。
下一步就是“使麻“，使麻又细分六步：将猪血料用糊刷涂于扫荡灰上，厚度以浸透麻筋为度，这叫开头浆，跟着将梳好的麻粘于其上，要横着木纹粘，麻的厚度要均匀一致，这一步叫粘麻；麻粘上后，几个人一起人用麻压子先由鞅角着手，逐次轧实，然后再轧两侧，这叫轧干压；然后还有潲生，水压，整理三步。
第三道灰是压麻灰，麻干后，就是覆盖麻纤维，用金刚石或缸瓦片磨，让麻茸浮起（名为断斑），但不能将麻丝磨断。用笤帚打扫，以水布掸净，以皮子将压麻灰涂在麻上，来回轧实与麻结合，再度复灰，以板子顺麻丝横惟裹衬，在灰上扎出线脚，粗细要匀要直、平。如工程需要，有时作两道麻或一麻一布。
第四道灰是中灰，是为了让表面更加平整，压麻灰干后再用金刚石或缸瓦片磨，以笤帚打扫，以水布掸净，用铁板满刮靠更细的灰油一道，这一道就是中灰。
第五道灰是细灰，继续打磨，为上漆做准备。是等中灰干了以后，同样材料再用铁板、板子、皮子满上细灰一道，厚度不超过两毫米。
一麻五灰完成后，还要磨细钻生，就是用细金刚石或停泥砖精心细磨至断斑（全部磨去一层皮为断斑），要求平者要平，直者要直，圆者要圆，不能有“鸡爪纹”（表面小龟裂），浮油用麻头擦净、以防“挂甲”（浮油如不擦净，干后有油迹名为挂甲）。扥分全部干透后，用盆片或砂纸精心细磨，至此，一麻五灰操作才算全部完成了。
总结一句，这就是个不断重复涂抹和打磨的过程。
而我看来，这过程和隐居在深山古庙中偶然能遇到的老僧的修行有几分相似。灰层象日子一样慢慢堆积，渴望又似参差的地杖的表面，被时间的金刚石和劳作的缸瓦片一遍遍打磨。冬天结冰的时候，怕灰油冻上，要在下面烧一把火烤，而在露天施工的人们何尝不希望能在火边取暖呢；夏天，汗水透过厚厚的工装，湿了干，干了湿，直到结成带着白色盐渍的硬板。这深山的工地上甚至没有机器的轰鸣，没有锤子与钢筋的碰撞声，只有板子，皮子和金刚石抹到灰上的静寂，仿佛雪片落在大地上。
我终于走出西陵的静寂，走进了世界的另一片静寂，我不曾想过这“外面”的世界，这些深山，甚至比西陵还更幽闭。我们就象一群探险家，循着一点点线索，就山一程，水一程地来到这些人迹罕至的地方，来寻找一个个散落于尘埃中的珍宝；我们又象一个永不衰老的青年，满怀希望来赶赴一场和前世恋人的约会。
我想在这一程程奔波中，一回回熬料中，一遍遍抹灰中，一次次打磨中，总有一个意义，一个能让我并非觉得我是一无所有的，意义。它们沉默于远离尘世的地方，衰老却不曾坍塌，破败却不失本色，它们就象我们村里的长者，它们就是我的爷爷。如果它们是一棵老树，我们就是呵护的园丁，如果它们是一只折翅的大鸟，我们就是让它们康复的饲养员。我相信它们是有生命的，就象我们满族的萨满相信万物有灵；我相信它们能活下去，就象我相信我们这拨人能传承慕陵工部的手艺，那是乾隆爷说的“中华统绪，不绝于线”。那是关乎文明的东西，决不屈服于野蛮；那是关乎永恒的东西，决不苟且于当下。而我学的手艺，就是那“不绝于线”上的一个线头，我修葺过的每一处地方，就是道光爷的慕陵的“其慕与慕”和爷爷的字“慕远“的那个远方，那是我对我要做什么样的人的实践，我所有的付出，都是在修一座桥，一座我通向自己未来的桥，而”慕陵工部“这四个字就是我作为一个西陵人的全部，是我的祖先留给我的，让我能立足于这世界的一份传承，一个依靠，一重身份。它让我觉得自己不是一粒微不足道，四处飘荡的尘埃。
我们的住所，有时是可移动简易工棚，有时是工地附近的村子找几间平房，和西陵的四合院类似，有时干脆住在所修寺庙的禅房里。
吃的就是馒头配炖菜。锅碗瓢盆和铺盖卷，和工具一样，都是从家里背出来。饭菜有时有人送，有时就安排一个老乡给大家做，自己做的时候偶尔买点肉，大多数时候就是馒头配炖菜。
有时候实在馋了，大家会在一起过嘴瘾，聊起西陵的各种美味，和他们的做法：旗肠，松花小肚，蒸羊羔，蒸熊掌，八大碗等等，当然，大家的最爱还是蒸鹿尾儿。仔细听下来，各家的做法大同小异，区别只在用料的精简，这里最讲究的应该是那叔和爷爷的做法。有的时候，大家会聊得很兴奋；有的时候，有些人会黯然神伤。虽然我是队里最小的，学徒工，但我知道这些叔叔们，他们和我爷爷的情感是一样的：每个人都要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西陵内务府、礼部、工部、八旗”和”农民工”之间，在炖白菜和蒸鹿尾儿之间，在自豪与谦卑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这是每个人自己要面对的事，没人能帮。但无论怎样，工地上干活能管饭，干一个工程还能有些收入，比在家呆着种地强，大家是满足的。
不上工地的时候，大家在一起聊得最多的，还是宫廷的传说，典故。有一次吃饭，那叔说起二十年代，少年逊帝溥仪在故宫见胡适的故事，我之前也听爷爷讲过那个段子。溥仪对这位饱受西方教育的新文化运动领袖说：“我想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每年花民国政府几百万银元，让我感到羞愧。可是，有一大帮清室的老人，不愿意我这样。”这个话的意思我是明白的，从爷爷那辈到我这一辈，整整三代，许多西陵人都成了最普通的农民，再没有“清室的老人”，更没人受过什么“皇恩”。每一个人，都是在践行溥仪说的“自食其力”。我一直记得爷爷说过的话：“土里刨食儿，不丢人。”我离开了西陵，游荡四方，但是西陵养育了我，如果没有在家乡学的这门手艺，我就没有能自立的一技之长。在我的行囊里，出了碗筷和铺盖卷儿，还有一个“西陵”：它一直陪着我，从来不曾让我觉得遥远。西陵教会我对做食物如盖宫殿般的讲究与匠心，教会我对祖宗的敬仰，对长者的尊重，对他人的礼节，对善恶的分辨，这一切的一切，在远离它，在外漂泊的日子，终于让我慢慢觉得我不是一个任人辱骂，无足轻重的孩子，这个“行囊”就是我的承载，那或许就是类似乾隆爷说的“中华统绪，不绝于线”的东西，那些东西，和住漏风的工棚还是住在大四合院无关，和吃糠咽菜还是钟鸣鼎食也无关，它们从过去走到现在，我知道，是这些东西让我不同于象阿玛那样只知道拆村墙，抢古董，鱼肉乡亲的人。
有一天，那叔向大家宣布：要去接一个活，合作单位是故宫博物院。确切地说，我们不是去干活，而是去学习和交流，大概这些年跑下来，我们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再加上我们原清西陵慕陵工部的血统，终于传到有关方面的耳朵里，于是安排了这次交流。
那叔宣布完，大家有些骚动，我也许是最激动的一个。这或许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我们干的本来就是清代宫廷建筑工艺，而最纯正，最能发挥我们手艺的地方，不过是北京的皇家宫廷及园林，和河北的东西两陵加承德避暑山庄。我们这些人，虽然都说着普通话，但并没有几个去过首都北京，虽然每个人都隐隐地觉得，那里才是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1995年春节前，我们回到西陵，准备节后出发去北京。
村里变化不大，除了房子更破败，爷爷更衰老，一切似乎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乡亲们谈论的，似乎是国家或许有哪项农村政策，能给村里需要帮助的人带来哪些帮助。那些“政策”，似乎那么虚无缥缈，可是乡亲们偏偏喜欢捕风捉影：也许那是他们生活过得好些的寄托，但这些寄托，比不上外出打了一年工的亲人们的返乡来得实在，毕竟他们或多或少，口袋里攒了几个辛苦钱，比在家里种玉米的亲人们还是强不少。
这一个春节的餐食，是我来准备的，我已22岁，爷爷快八十了，自从几年前中风到现在，他已拿不动重物，他走路时和他的嘴角一样，都是歪歪斜斜。他终于不用下地干活了，也不用跑到泰陵大碑楼前去拦截游客，做有偿讲解服务了。他没有了收入来源，只有和这个孙子相依为命。可惜，我要出外，去离家很远的地方，上工地，才能挣钱养活我们两个，就不能在家陪伴随左右。很多时候，他索性就盘腿坐在炕上发呆，如果时光的流逝是有声音的，那么他一定听得真真切切；他静坐的时候，就象扎在西陵的土里的古松，宁静中带着力量。有的时候，他手边会放一本《唐诗三百首》或一本纳兰词，想起来就拿过来翻翻，然后放下，继续发呆。爷爷有时会念叨几句家门口那棵几年前他背回来的野核桃树，他说到了今年夏天，野核桃就能挂果了，那时候，他可以把干核桃摘下来去泰陵卖，只要摆个摊，坐在地上就好，不需要象导游一样跟着游客一边跑一边讲故事了。
在爷爷的指点下，那年春节的几道传统大菜由我来掌勺：其实我跟着爷爷十几年，很小就会炒菜做饭，但从头到尾做一回鹿尾儿，还是第一次。我没象当年爷爷那样讲究地跑到北京准备食材，我只是尽可能齐备地准备好那些原材料。正月的前几天，我和爷爷一起在家过，吃着我做的那几样菜，我觉得他是满意的。而我和“慕陵工部”去北京这件事，着实让他开心，我甚至觉得如果他腿脚还好使，他可能会象当年阿玛考上军校那样跑到各个村向邻里们奔走相告：毕竟我也是凭自己的本事，去的是，北京。
正月里，我揣了半截蒸好的鹿尾儿去看关爷，我学萨满的师傅。关爷已经八十好几了。他的衣服似乎更脏更破，他华北村的那个小屋子里味道似乎更大了，但他精神还好，偶尔还依然哼个早没有唱的满人《八角鼓》的调子。
我和关爷一起，坐在他家的炕上，关爷不知在哪儿弄出一小瓶白酒，要我陪他喝两口，鹿尾儿正好一小口一小口咂摸，当下酒菜。
我告诉关爷，这几年我出门在外，一直把那本萨满神谕带在身边，从工地回到住处，就会拿出来背，几年下来，这里面所有的咒语我都记住了。我想请教关爷，什么时候才可以跳一场萨满，驱走我阿玛身上的蜈蚣精，和现在这个阿玛做个了断。关爷回答我说，他这些年偶尔为我悄悄做过几场小仪式，请来爱新代敏（满语：金雕神）在天上盘旋，发现那个蜈蚣精已经吸走了阿玛的全部魂魄，把阿玛完全变成了一具任它摆布的行尸走肉，如果强行驱魔，那个蜈蚣精即便被赶跑了，阿玛基本就弹（瘫痪）了。
我有点茫然，我坚持了这几年，学萨满就是为了驱阿玛身上的邪魔，让他变成一个和我们一样正常的人，能和乡亲们平等和睦相处，没想到他竟然已和蜈蚣精合为一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如果不给他驱魔，他不知还会干出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我问关爷，是否有更妥当的法子能保阿玛一命，关爷沉思许久，说：“方法是有一个，但是极其危险，成了他能全身而退，从此恢复人的魂魄，败了他就弹了，甚至连命都不保。”我有些迫不及待。关爷接着说：“你还记得当年的那个珍妃墓盗案吗？我一个人保了命，另外七个都被砍头。这些墓，都由纽欢台吉（满族的天神）护佑着，纽欢台吉法力无边，而且这些墓里葬的都是皇帝或皇帝身边的人，他们本来也带着神力，决不能被冒犯了，谁敢打扰他们，基本都是非死即残。要是想除掉你阿玛身上的邪魔，你就想法让他去挖一座皇家的坟，公主阿哥陵寝也成，他只要一动手，就会惊扰先皇和天神，先皇的神灵和纽欢台吉一定不会放过他身上的邪魔，必将找它算账，置于死地，这样你阿玛就能解脱了。”我有些疑惑：“这盗墓的事我阿玛肯定不敢做，他虽然混，但这明摆着是犯法的，他又不傻。”关爷想了想，说：“想法让他到坟边的地上挖一锹土，也会触怒天神和先皇的神灵，你还记得那年你们村那几个外地来挖井的孩子，有一个半夜掉下去死了吗？他就是因为选错了地儿，惹怒了小主们，被雍正爷的妃子带走了。”这件事我当然是记得的，但我还是不放心：“那如果他（阿玛）真去挖土，他不会。。。？”关爷说：“我们八个人盗珍妃墓，我一个人活下来。这就是一成多的把握。但你看我，这么多年，不也活蹦乱跳跟普通人一样？”我有点迟疑，一成的把握，实在不好决定。关爷看看我，说：“小子，你的心思我懂，你自己慢慢定吧。这个事儿，不是他跟你做个了断，就是你跟他做个了断。”
“您说，这个事儿怎么就这么难呢。”我喃喃自语。关爷盯着我，两眼炯炯有神，他说：“你还记得你的前世是个做乌叉的黑猪吗？”我点点头，他接着问：“你知道作为满族人祭祖，祭神的供品，为什么猪要先被切块，煮熟了，再把它拼成完整的一个，盖上原来的皮，和头，四蹄摆在一起，才能献给先人和天神？”我摇摇头。关爷继续问：“你知道萨满为什么能驱魔，治病，与鬼神相通？”我继续摇头。
关爷缓缓道来：“萨满了解死亡，是因他见识了死亡；他了解病痛，是因为他经历过病痛；他能驱魔，是因为他见到了魔鬼的样子。没有这些，他无法认出它们，也就没法帮助那些受它们折磨的人。那些有需要的人也不会信任萨满。你经历过这些么？或许，或许不是。”关爷顿了一下，接着说：“乌叉的起源，和天地一样古老。当初恶神耶鲁里与天神阿布凯恩都里的前身阿布凯巴图比武的第二个回合提出：咱们用刀把自己大卸八块。阿布凯巴图满口答应，并补充说：要自己卸，卸完后，还得自己往石罐子里放。结果两个神开始比赛，阿布凯巴图把自己卸成十六块，耶鲁里卸到第九块时就疼得受不了，最后，他把自己的左手切下来，用右手把左手放到罐子里，但右手却放不进去了，只能用嘴叼着右胳膊放到罐子里。”关爷说的这两个神，都是满族传说中创世纪的神，宰杀黑猪，切成块做为祭祀，是对原初创始的宇宙大战的重复。我大概明白了这个意思：宇宙大战就是为了确立宇宙的秩序，而战斗的方式，是以把自己切成块来完成。如果我的前世是被当做乌叉祭祀的黑猪，不过是要向行祭祀礼的人重复展示世界秩序的建立过程。我被我阿玛打得遍体鳞伤，应该也是在展示在我们家，在西陵，是他说了算。所有的秩序，都是关乎人与人的关系。只不过我已做了一百多年被切来切去的猪，我不想在这一世，借着人身，还去重复过去的仪轨。阿玛以为自己有把别人当祭品的权力，其实没有什么规定他自己就不能被用来当祭品，不管是哪些凶神恶煞附他的体。就象这个宇宙是由赢家阿布凯恩都里创造（或汉族的炎黄二帝作为祖先），但也存在着由恶神耶鲁里（或蚩尤成为胜者）作为创世主的可能。大清三百年江山，不也是从明朝的朱家抢过来的？我也知道，一个人和一头黑猪一样，从完整，到破碎的过程就是牺牲和变成祭品的过程，但他一定会再次完整。只是我不知道，这一世，我能怎样获得完整。
这次回西陵，我没有见到阿玛，听说他很少在镇上呆着，而是一直在县里“运作”：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要混到县里捞个一官半职。他对我的计划，我那拖延了几年的“驱魔计划”一无所知，我想他即使知道，也会把它当成一群被他蔑视的人搞的闹剧而置若罔闻。他当然不信神鬼，除非鬼神能帮他升官发财。
60.
过完春节，我跟着我们西陵的老乡，从老家坐一辆中巴，踏上去北京的路。
不到二十个座位的中巴上挤了三十多人，把车里塞得水泄不通。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去北京打工的，除了人，还有裹着被子的网兜，有的外面挂着个洗脸盆，有的挂着个瓷缸子。穿着棉大衣带着棉帽的人们挤在一起，象一堆绵羊。还有人在车厢里抽烟，而乘客们似乎也无所谓：他们面部几乎没有表情，他们对一切都可以容忍，只要能活着。我想起十几年前爷爷带我去北京买菜的情景：那次去北京，一路上我在给爷爷背纳兰的词，沉浸在我们自己小小的世界；现在，弥漫在周围我不得不呼吸的，只有廉价香烟燃烧的味道；同一个目的地，两种生活方式：我没有爷爷那份为做一顿正宗的宫廷鹿尾儿往返三百里的老西陵人的潇洒与讲究，我去北京是为了学好手艺，继续四处漂泊讨生活。我心里有些恼，不知是因为恨自己的无能还是无法安于现状。我使劲把车窗推开，正月凛冽的风一下从窗外吹进来：至少我不要忍受那几个在车里吸烟的家伙。他们嘟囔里几句：“谁怕谁啊！”我心里暗自觉得好笑：如果我们真的在车里打起来，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挑起事端的人，他们不会认为自己在车里吸烟有什么错。我又想起我那个可憎的阿玛，他哪天真的被皇帝或娘娘给收了，恐怕他也不会明白那是因为他一直在欺负西陵的老乡。他和那些抽烟的农民工一样，被自己的欲望左右，把自己的肚脐眼当成了宇宙的中心。
我挤在人群里，忽然看到一个挎包的年轻女子站在车门旁，她长得非常标致，一头长发梳成一个歪辫子，斜搭在肩上；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让人无法移开目光；她和村里穿棉袄的女子不同，而是一身咖色的西装，西装上下塞的有些鼓，那是因为冬天要保暖加的衣服。那套衣服就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小县城女子喜欢的：我在山西晋城，在山东东营跑古建工地，那里的年轻女子和河北的一样，都是一人一身西服，最便宜的那种，但她们努力要把自己打扮出心目中时尚的样子。看着这个女子的包，才发现她原来是长途车上的售票员。我一面暗自发出“这样漂亮的年轻女孩，如果在大城市，恐怕会被星探挖去做一个电视剧明星”的感叹，一面又在想：“如果我留在易县，或许会想法接近她，她是那么漂亮。”再偷偷透过人群仔细打量她，我吓了一跳：她是杜鹃。
我的心跳一下加速，几年不见，她竟然出落成如花似玉般一个大姑娘，我差点没认出来，而象车上几乎所有的男人一样，盯着她傻看。我想喊她，可是几年前阿玛对她做的事，不知对她造成了怎样的伤害，她看到我会不会又象当年那样？我不敢和她打招呼，我没脸和她招呼，她一定会觉得我和我阿玛是一路货色。可是我又是多么想知道她这几年是怎样过来的：在我的记忆中，她就是那年夏天那个把我们华盖山上摘到的最大的野百合让给北京来的梦圆的那个善良的女孩，她就象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可是…她信任的那个童年玩伴的父亲，竟然是个禽兽不如的东西。
我透过人群的缝隙，偷偷看她，她漂亮的眼睛里似乎有些淡淡的忧伤，但她的面容，沉着中透着一丝冷峻，也许是她常年跑长途，要学会和形形色色的乘客打交道。看来，她和我一样，没有考大学，否则她这个年纪，应该在读大三或大四，而不是在长途车上卖票。我心里有些难受：如果她妈妈当年没有生病，她或许也能有机会上大学，至少不必跑到西陵镇借钱，遭遇我阿玛…就象我为了帮爷爷治病而出来做学徒，我不为自己抱怨什么，只是不知杜鹃当年的梦是什么呢？我们从来没有聊过这些，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一起聊过天了。她现在就近在咫尺，和我一样，都在同一辆从易县出发，去北京的车上。
我低着头，一肚子的话，说不出来。我想我应该写点什么。我就呆呆地站在人群中，看一眼窗外，看一眼杜鹃，我不知道那一种可能是什么？那是一种更好的选择，比在长途车上卖票或四处跑工地更好的可能，可是我们似乎没得选择，我们不知怎样就变成了今天的样子，还没有仔细看世界，还没有明白世界是怎样的时候，世界就砸向了我们，让我们慌忙招架。还有爷爷，他在我两三岁时就告诉我不要停止长大，长大了要出去看世界。但这世界，对待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农民工是不一样的。杜鹃，我，我的西陵那些离开家乡外出打工的同龄人，我们不比人笨，也不比别人更少理想，更不比别人不懂得生活可以怎样精致讲究，但是这一切，并不代表我们就应该过得更体面，那所谓“更好”的可能，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选择。
我掏出一张画小样的纸和一支铅笔，在上面写道：
没有开的花落了
春天是否记得？
没有化成雨的云走了
沙漠依然梦着？
没有说出的话忘了
有谁还在琢磨？
没有流出的泪干了
为了不曾有的有过。
想了想，我决定把这首诗起名为《缘》，然后写上：“1995年1月28日西陵翅飞”。
中巴车颠簸了近四个小时，停在北京赵公口汽车站，我跟着乘客和老乡们鱼贯下车，站在冬日寒冷的空气中。杜鹃坐在司机座傍边的那个座位，我走到车窗前，把写着字的纸透过半掩的车窗塞给她，她有些吃惊，抬头看了我一眼，我也面对面，凝视她的双眸，大概有两秒钟，那两秒钟，我觉得空气和心跳都凝固了。然后我扛上行李，扭头去追已经走远的老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