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七年，清政府开始组织修编一部巨著《四库全书》。这一汇集了众多学者、专家心血的纂修工作，耗时长达二十多年，从全国范围内采集了大量的遗书，均抄写、修改、补充装订成册。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类，收入古书3457种，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乃中国历代所无法企及，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表面上看，《四库全书》是大清乾隆盛世为祖国文化做出的一项贡献。事实上，乾隆是为了通过修编大型丛书，对人民加强思想控制，因为奉乾隆的命令，整理收入的书籍时，凡是发现有违碍大清尊严和统治之处，一律销毁，绝对不可能编入这部丛书之中。
通过编纂《四库全书》，全国的图书都趁机被清政府进行了一次大搜查，好比对民间藏书进行了一次清理。有三千多种书共七十万部书被查缴，凡是关于明代人议论元朝的、本朝人违规议论本朝和明朝的、议论华夏与蛮夷的、议论民族矛盾的，一律销毁或加以可笑的簒改。
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也毁灭了不少珍贵的古书，许多古人优秀的文化财产，均付之一炬，再也找寻不到，中华文化其实是遭到了又一次大劫掠，堪可与秦始皇焚书坑儒受到的损失相提并论。
文字带来的灾难
明清朝的文字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灾难。清朝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文字狱之风愈演愈烈，尤其到了乾隆时期，达到了草木皆兵、丧心病狂的状态。
乾隆生性好猜忌，对汉族官员文人的诗文、印章、碑铭十分敏感，若发现文字之间稍有用词不慎、引用不当，或有牢骚抑郁之情，则恼羞成怒，严加处置。当时告讦风又盛，许多读了点书的人，为了升迁或改善困顿的处境，拿着他人的著作，反复阅读。待捕风捉影到些许可能反清的句子，就拿着去大告其状，结果害了无辜的作者一大家族人。
有时候这些擅长告状的人，自己也没落得个好下场，被同样牵连入狱或者被世人唾弃，难以活得心安。而许多官吏亦见事生风，一接到皇帝命令严查某人，就仿似来了精神。一改往日迷糊拖沓的办案风格，纠集一批懂得“咬文嚼字”的人，将搜到的犯人作品“细细品味”，没有问题都能找出一大堆问题来。这样一来，清朝所谓的康乾盛世，也是文字狱俯拾皆是的时代，因文字而造成的牢狱之灾层出不穷，许多文人们丧失了专心做学问的本性，而投入到靠文字仗打压异党的劣俗境地。
(六)尹嘉铨为父请谥案 (2)
清代文字狱的畸形发育，还造成了清代文化的萎靡不振。
平日里爱好风雅、写写画画的文人，如今稍有不慎就会被杀并连累家人，谁没有顾忌呢？这些帝王痛恨汉族文人士子提及前代、论及蛮夷、对清朝政治“指手画脚”，用文字狱把文人们的思想束缚得紧紧的，使中国文化的发展陷入了瓶颈，“扼杀了民主和科学思想的萌芽与发展”。学者们连命都保不住了，遇到许多问题都不敢深入探讨或稍加碰触，造成没有人敢修史、没有人敢评论当朝国事。他们只好埋头于故纸堆中，只重视“训诂考订”。
所以，清代大兴文字狱，对清人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极恶劣的影响，使中国文化呈现一种病态的发展。“粗暴切断了启蒙文化发展的道路”，使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科学文化差距日益拉大。
思想上的压制，绝不能永久消磨人民的意志。文字狱这种扼杀人民思想的专制制度，乾隆之后，随着清朝统治逐渐走下坡路，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烈，开始销声匿迹了。
区区文字引发的灾难，是极其片面和违反常理的。有些人爱将百姓普通文学作品“肢解分离”，对局部字句进行扭曲解释定之以种种空想的罪名；或是看到百姓坐在印有该崇奉头像的出版物上就大为光火，处以牢狱折腾之“优待”。这些，都是寻常的法理无法解释、让大众无法理解和接受的。这种灾难，往往因为当时的历史与政治背景，出于个人的目的而遍发全国，不可收拾。
附特例：
从回民携“悖”书一案，看清朝文字狱的另类民族政策
回民，在清朝一直是政府极力控制的群体，他们普遍分布在西北地区，信仰伊斯兰教，将真主(安拉)作为宇宙和唯一的主宰。对回民地区，清统治者是希望能维持稳定的统治的，常拉拢和利用回民贵族。
在文字狱之风盛行的雍、乾年代，对怀念明朝的汉族遗老动辄判以极刑。对处在边疆的回民，遇到文字问题，是如何处理的呢？从以下的故事里，可见一斑。
据《清代文字狱档》载，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有个人在广西桂林街上行走时，他奇怪的打扮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这个人辫子短短的，刚蓄长发不久；肩挑一担书，行色匆匆，看起来不像中原人士。巡查的官兵觉得他十分可疑，上前搜查他的书，发现有许多看不懂的文字。在文字狱阴霾还未完全散去的年代，这实在是令人生疑。
事情报到广西巡抚朱椿那儿，朱椿翻了那些书之后，大为吃惊，激动地“拍案而起”！这下子可找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若渲染得厉害点，汇报到皇帝那里，说不定就能得个什么赏赐，或者加官进爵呢。他连夜赶了篇奏折，送到了京城乾隆帝的案上。
这折子是这么写的：臣的手下在巡查时，抓到一个十分可疑的人。在他随身携带了个书箱里，有抄录的回字经二十一本。因文字不同，里面“有无违碍”，“无从识辨”。其中还有汉字版本的“《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一部十本、《天方字母解译》一本、《清真释疑》一本、《五功释意》一本、《天方三字经》一本”，都是江宁回人刘智所著，由袁国祚等于乾隆四十年和四十三年等刊行的。
这些书，是宣扬西域回教国王穆罕默德的，光是起名字为“至圣实录”已属狂妄。最可恨的是，这些书是大清本朝人刻印的，而“于庙讳御名不知敬避，狂悖之处不一而足”！
经过进一步调查，广西巡抚喜滋滋地继续汇报：据该犯海富润供认，他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从家乡开始游历广西、湖南、湖北、安徽、陕西等省。除了在安徽没有人传经外，其余都有传经之人，而“在陕西大荔渭南等县传经最为长久”。所带汉字书，都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信仰同一宗教的江宁人袁二所赠。已经查到的回字经二十一本，因不能辨认是否，还不好作评判。但就其所携带的这五种汉字书来看，稍稍一翻，就发现有甚多狂悖之处。
现在拟将其治罪，从其身上搜获的各书清单及获罪原因均在此，恭呈圣上御览。查出回民海润富携带回教书籍的清单汉本内容如下：
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一部十本
天方字较解义一本
清真释疑一本
五功释疑一本
天方三字经一本
对于这些翻译成汉字本的回教书籍，为何广东巡抚一口认定它们有太多“狂悖之处”还满怀信心地将此事渲染，并汇报给乾隆皇帝呢？
在巡抚看来，这些书的“罪名”如下：
仅《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书名，就有很多问题。“天方”，在我国古代是指阿拉伯地区，著名的《天方夜谭》一书，又名《一千零一夜》，是一部阿拉伯民间故事集，讲述了许多离奇美丽的故事。
此书名中的“至圣”一词，是被认为最为狂妄的。在回民翻译该书名时，“至圣”的本意是指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穆德。穆斯林认为，穆罕默德统一了阿拉伯各部落后，奠定了后来阿拉伯帝国的基础。该书名的意思是，该书是一本记载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高贵的“圣德”、“圣行”的书，介绍了穆罕默德先世、源流、创兴伊斯兰教等全过程。
在全世界的三大宗教和中国的儒学中，其实都有各自最伟大的圣人。其中伊斯兰教的圣人穆罕默德，是真主在人间的代表。基督教的圣人是耶稣，是帝在人间的代表。佛教的圣人是释迦牟尼，他是佛在人间的代表。而中国的儒家圣人为孔子，其学说的核心思想就为“仁”。所以，回人将穆罕穆德翻译成“至圣”，就是出于将其尊为伊斯兰教圣人的宗教意味。
在文字狱血雨腥风肆虐几十年的背景下，许多人的思想已经十分偏激，为了自身的荣华富贵，时刻处于挖文找字的癫狂状态。在许多擅长炮制文字狱的官员眼中，这本回教书将那个什么穆罕默德翻译成“至圣”，是大大的不敬！
为何会如此联想呢？这是有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的。
自古以来，“圣”为圣人、圣贤之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确只有被认为最伟大的人才能被称为“圣”。例如以前人们就称皇帝为“圣上”。而中国古代皇帝以下的所有官民，能够被称为“至圣”的，只有孔子一人！
“至圣”，是指道德最高尚的人，司马迁首先以此称孔子。《史记·孔子世家》“赞”说：“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作为儒学学派的创始人，乃“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其学术贡献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被后世尊为“至圣”。“玄圣”、“至圣”、“大成”等，都是自古以来对孔子的赞辞。中国历史上许多时期，都对孔子有相关封号。
在唐朝，玄宗李隆基封孔子为“文宣王”。孔子称“王”就是从此时开始的。
在宋朝，宋真宗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
在元朝，元武宗海山加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在明朝，嘉靖皇帝朱厚熜，尊孔子为“至圣先师”。
满人入关后，决定沿用明朝遵儒的传统，以利于其统治，也极其尊奉儒学和孔子。清世祖顺治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后改为“至圣先师”。
及至中华民国时期，蒋介石政府还效仿过去的做法，奉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
所以，中国古代文人中能被尊封为“王”的，只有孔子一人。其他常人是不可妄用这两字的。
特别是“天方”二字，如果从汉字的传统字义去解释，是指在天外面很远的一个“外方”的落后、野蛮之处，那肯定是被以天下的中心自居的中国所瞧不起的。这些时刻准备邀功请赏的官员，想当然就会认为：那种落后之地的回民，怎么能称为“至圣”呢？回人将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翻译成“至圣”，是对中国皇帝和孔子的大不敬！
况且，这些书乃清朝人刻印，而“于庙讳御名不知敬避”——明明是本朝人刻印的东西，却不知道对清朝已经去世的皇帝名号进行避讳，实在是该死！那么，把所有这些罪名汇报给皇帝，一定也能得到共识吧。
出乎意料的是，不久乾隆皇帝在给广东巡抚奏折的“上谕”中批道：
“这次‘查获书籍，恐系漏网逆党以此煽惑人心。’至于回民各省都有许多，而在陕西及北部一些省，居住的回民更多。他们‘平日所诵经典，亦系相沿于书本，并非实有谤毁’，即使其中有些‘悖逆之语’，也多为回民‘愚蠢无知、各奉其教’。若都‘绳以国法，将不胜其扰’。况且去年‘逆番滋事系新教与旧教相争起衅，并不借经典为煽惑’。‘如果确有悖逆狂吠字迹，自当按律严惩，不少宽待。若如此等回教书籍附会其词苛求字句，甚非朕不为已。’”
意思就是，不想因为这些典籍上的问题，引出回民闹事的麻烦。而且这次问题不算大，回民们只是信仰自己的宗教而已。所以不必以文字上的苛求附会，去引起不必要的民族问题。乾隆的最后批复是，“以后‘各省督抚遇有似此鄙俚书籍，俱不必查办。’”
乾隆的如此批复，让上报的官员十分失望。乾隆充分考虑到，对待藏、回等民族，必须十分谨慎和有所顾虑，不能像对待汉族那样“想杀就杀”，算是在文字狱上有“偏心肠”吧。
当时已经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文字狱的高峰已经过去，乾隆皇帝已不太每因文字问题而大动干戈。一方面，国势日渐衰弱的清朝面对各地此起彼伏的叛乱，已无力去将文网收得太紧；另一方面，乾隆逐渐年老，统驭政治能力今非昔比。如果再像以往对待汉族文人那样，对回民“忤逆者”也凌迟、斩首与连坐滥施，还不知道要引起多大的边疆民族冲突呢。
所以，对文字狱曾情有独钟、滥杀了无数汉族知识分子的乾隆皇帝，此时大发善心，认为他们只是无知和各奉其教罢。这和其祖先从努尔哈赤到顺治、康熙、雍正，都比较重视拉拢蒙、藏的传统民族政策，有遥相呼应之处。
结语
清朝的民族政策，要辩证地来看。在某些方面，是成功的。比如拉拢蒙古贵族，通过信仰藏传佛教治理蒙古和西藏地区，维护了国家在边疆的统治。但是，仅仅片面拉拢蒙、藏等民族是绝对不够的！清朝民族政策最大的败笔，就是鄙视和提防占人口绝大多数、拥有先进文化的汉族人民。
清贵族从来不屑与汉族通婚，这种盲目排斥汉族的心理，为其最终的覆亡埋下了伏笔。仅仅拉拢一部分民族，而放眼于全国主流民族不顾，国家怎能真正强大呢？
极具讽刺的是，在衰落的晚清面对外来侵略的时候，还只有汉人的湘军能抵抗上一阵子，满人的皇族还要汉人的队伍来保护！而满族曾经骁勇的八旗军队，此时早已腐化成不堪一击的残破军队了。这真是清朝最后的笑话！
从文字狱来透视清朝的民族政策，可以看到历史前进演变中的深刻教训。最为关键的是，清的文字狱压抑了中国文化的发展，知识分子只好埋头于故纸堆中，不敢有自己的发挥和想象，更谈不上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