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对中国的初步地理印象
利玛窦之前，欧洲尚未系统考察过中国。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非常肤浅和模糊。他们只是在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的基础上，对中国这个东方富庶的国家有了强烈的兴趣。但在地理知识方面，许多国家对中国不甚了解，只知道广州、泉州等几个有限的地名，对中国主要河流黄河与长江的地域分布都不清楚。地理学家也只是根据《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可以说在利玛窦之前，欧洲没有人系统考察过中国、日本、朝鲜等东方国家。
明末来华的利玛窦与地图绘制
从明末清初起，陆续有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给中国带来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科学技术。虽然这些传教士的最终目的是传播宗教，但在传播西学方面，始终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17－18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使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远远超过了中国。而传教士们带来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打开了介绍西方科技的窗户，对于历来注重经学等文科学问的古老中国来说，十分有价值。这些闻所未闻的新奇知识，让中国皇帝和大臣们非常感兴趣，并积极开始学习和用于实践。
第一个将西方测绘技术介绍到中国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年)，他也是第一个将《世界地图》介绍到中国的人。
利玛窦在中国呆了几十年，主要是在明末期。他花了多年时间才从广东一步步成功获准长驻京城，因为中国皇帝起初很排斥外国人进入都城。利玛窦不时给皇帝进贡一些西方的珍稀工艺品，例如自鸣钟、大西洋琴，讨得了明神宗的喜欢和信任。他介绍了许多西方世界的科学知识，例如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录》和徐光启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书，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获得了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喜爱。
利玛窦在16世纪80年代明朝后期来到中国后，开始着手对中国自然地理的调查。在其绘制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中，科学地绘制了中国地图，使西方人初步对中国的地理概况有了了解。利玛窦传播的西方地图测绘技术，使中国人首次接触到了近代地理学知识。尽管这幅地图在海陆轮廓和各国方位及文字解说上还有很不精确之处，在当时已不失为东亚最详尽的世界地图。
《坤舆万国全图》中，充分运用了利玛窦在罗马学院求学期间学到的天文与数学知识，堪称是第一幅中文的世界地图。这幅世界地图将西方大地球形学说引入中国，推翻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观念。这幅地图被呈到明万历皇帝面前，深受喜爱，命用12幅丝帛织成全图，装在六对大屏风上收藏。
在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中，有关中国的部分，参考了《大明一统志》中所附明朝制图学大师罗洪先的《广舆图》、喻时的《古今形胜之图》等许多中国文献。除此以外，也亲身对中国许多地区的纬度、经度等地理坐标进行了勘察。在中国常住期间，利玛窦花费了近二十年的时间绘制中文世界地图，并有多幅不同版本。但是利玛窦的科技传播尚未及清朝，他于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在京城逝世，并经政府许可，葬于京城。
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明·坤舆万国全图
康熙组织的地图测绘与西方传教士
利玛窦死后，又陆续有西方传教士在明末清初进入中国，在传教的同时也传播科学技术思想。这时来华的主要传教士有法国的白晋、张诚、巴多明、比利时的南怀仁、德国的汤若望等人。
清朝最出色的皇帝之一——康熙执政时，对西方的科技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他的勤勉好学、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皆令世人称赞。他在位的几十年似乎没有闲停过，康熙十二年(1673年)撤除反叛的吴三桂等三藩势力，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统一台湾，康熙二十七至三十六年(1688年－1697年)平定准噶尔汗噶尔丹叛乱，康熙三十年(1691年)成功治理蒙古……在他不懈的努力下，中华帝国的多民族统一的局面得到巩固发展，中国出现盛世繁荣的面貌。
康熙对传教士带来的科技尤为感兴趣，特聘为私人教师，认真地学习这些来自西方最新的科学知识，内容涉及数学、天文、化学、医药学等各个方面。在此基础之上，对欧洲的人文、地理有了一定的了解，这对于以开放的态度治理国家必然会起促进作用。
渐渐地，康熙开始不满足于学习别人的知识，他开始注重将西学融会贯通，并对土地测绘产生了极大兴趣。曾亲自用几何方法测量计算地面点与点的距离、山的高度、河流和池塘的宽度，并亲自调试各种仪器，达到较为精确的结果。
包括明末来华的利玛窦在内，加上后来的一些传教士，都曾对中国地图进行过个人的多次测量。但他们的力量毕竟有限，中国仍然缺乏运用西洋测绘法对全国进行大规模的测量。
所幸，勤政好学的康熙帝，在西学老师的建议下，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开始组织一次伟大的全国地图测绘。工程参与者主要是来华西方传教士和本国的科学家。据《康熙起居注》载，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康熙言：“从前差李秉忠等往画地图，俱给有印记，总督、巡抚处亦行文知会。”可见，康熙此次极其重视这一测绘事务，明确命令各省督抚给予支持配合。
康熙之所以下这么大的决心，在外国传教士的帮助下进行这么大规模的测绘工作，有极其重要的原因。
首先，这项计划在康熙的脑海中早就萌发了，西学老师的建议只不过正好迎合了他的想法。当初在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中，就发现地图对于战争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战场及区域指导的技术支持作用。但当时中国人掌握的地图有许多缺陷，有些地图粗略模糊，有些含混不清，甚至错误百出。在大将及将领们的对策讨论中，康熙深深地感到，地图的不准确，将使战争效果受到极大影响，测绘一幅新的准确度高的地图的确很有必要。
其次，康熙是个有宏图大志的皇帝，他迫切希望对全国地理情况进行详细测绘和行政把握。在那个历史背景下，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先进测绘技术恰好迎合了皇帝希望掌略全国的心理。
很显然，对于一国最高统治者来说，对全国地理情况了解得越深刻，就越能在全国行政管理和国际事务中做到心中有数、从容不迫。而具有如此素质的人，如果涉及领土问题，必将慎重而明智地做出决定。这也是本文要阐明的核心问题之一。一国之君热衷学习地理科学知识，是那些只懂埋头于故纸堆中考据的文人作派所无法比较的。
测绘工作历经近二十年，有条不紊地展开。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在众多西方传教士的协力工作之下，全国性的地图测绘工作逐渐展开。
全国如此大的地域内要完成测绘，无疑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与时日。参与这项工作的有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巴多明、雷孝思、冯秉正、杜德美、汤尚贤、山遥瞻，葡萄牙的麦大成，奥地利的费隐等几十位西洋传教士，以及大量学习了测绘知识的中国科技工作者。政府购买了大量西洋测绘仪器，组成数支测绘队，每队都由传教士的科学家带领。
按地域来说，具体测绘分成下面几块分别进行：
长城附近：由白晋、雷孝思等进行长城及其两侧邻近各地的位置以及大小河流、津渡的测绘。
东北地区：由雷孝思等往东北地区测绘，完成了辽东省、图门江，直至黑龙江的入海口地区的制图任务。康熙还派人到黑龙江地区测绘，并重点测绘了新建的墨尔根(今嫩江县)和齐齐哈尔(今龙江县)等镇。
山东省：由雷孝思与新来的葡萄牙神甫麦大成负责测绘。
今哈密以东蒙古地区：由杜德美与费隐等出长城测绘。
山西等地：麦大成与汤尚贤神甫负责完成了山西等地的测绘工作。
河南省及江南等地：冯秉正神甫与肯特雷神甫协助雷孝思测定了河南省地图，以及江南、浙江和福建省地图。
江西、广东和广西：由汤尚贤与麦大成负责。
四川与云南、贵州等地的测绘由费隐负责。
西藏：起初，曾由随军进藏的测绘人员目测了西藏地图，无经纬度测绘。后又派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和理藩院主事胜住，同往西藏测绘。测绘人员直达今西藏西南阿里地区的恒河源停止。
终于在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一月，各地人员完成了测绘工作，由每区负责人携带资料陆续返回京师，由杜德美神甫负责进行全国总图——《皇舆全览图》的编制工作。此次浩繁的全国地图实测，历时10余年，共测绘了全国631个经纬点(未含西藏)。
这期间花费了大量库银和人力、物力，完成了除新疆哈密以西及西藏部分地区以外的全国性地图测绘。1718年，传教士将完成的全图进献给康熙，被钦定为《皇舆全览图》，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如此广阔的国土上完成的全国性测量与制图。
《皇舆全览图》(清)(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局部，四排二号：山东半岛、辽东半岛)
《皇舆全览图》是在大规模全国经纬度实测基础上绘成的。此图采用梯形投影法，以经过京师的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按1∶140～150万的比例绘制，范围涉及南到海南岛、北达黑龙江、东及台湾，西至哈密以东的满蒙关内各省的广大地区，东西跨经度40多度，北至北纬55度。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又将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等绘制的西藏地图补入总图之中。
《皇舆全览图》制成后，迅速传到欧洲，使欧洲人对中国地理概貌的印象有了较完整的了解。例如，该图的木版被传教士带回欧洲，被收入多部著作，如《中华帝国全志》就有该图的身影。
祸国殃民的鸦片《明信片清末中国》陈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道光年间异域“福寿膏”突然来袭
《皇舆全览图》是康熙朝五十七年(1718年)制成的，之后大清王朝又经历了雍正、乾隆、嘉庆皇帝，奉行严格禁教政策、闭关锁国，中国领土保持较完好。在此之前，社会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至乾隆末年，清朝的强盛开始出现江河日下之势。直至道光皇帝在位时期(1821－1850年)，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这种对外封闭的状况被打破了。此后几十年内，地域广阔的大好中国版图，从皇帝可以按全图御览的完整，走向被帝国主义侵占的残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