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开个短会，算是给大家通个情报。大家都知道，我们这支考察队，虽然只有20来个人，十几条枪，可是我们的野人考察举世瞩目。现在要求到神农架采访野人考察的外国媒体就有几十家。关于黎国华于2月28日，在山中找到野人，因火药受潮土铳没有打响的事，在国内外的媒体报道后。仅过了两个月，4月28日，加拿大的华裔人类学家吴空博士，就专门给邓小平副总理写了一封信，要求中国政府要保护好野人的最后避难所、保护神农架的森林资源。他希望中国的考察队员一定不要打死野人。早在1977年，鄂西北奇异动物考察领导小组组长——湖北省省委书记、省长韩宁夫就指出过：对于野人，如果发现，不要打死，一定要捉活的。”政委讲着，少顷又补充道，“不过呢，大家也要灵活机动一些。要是发现了野人，万一看见它要跑掉了，依我看呢，当然也不能让它跑掉，我们可以朝他的腿部或者臀部开枪，把它打伤以后，再捕捉就不困难了。只要我们获得了野人标本，征服了国内否认野人存在的专家们，我们需要什么照相机、摄像机，那时候国家都是可以解决的。我这次到神农架，要和大家分别一段时间。希望大家在山中一定要注意安全。”
政委讲完话，站起身便朝着东南方的神农架，匆匆地踏上了山间小路。
在政委离开枪刀山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我与袁裕豪背着行李正准备进山，邓世喜和彭保朝匆匆地从山里赶了回来，惊喜地告诉大家他们在山中发现了野人踪迹。柯长茂、何立志两位武装部长，为了对野人出没的区域从多方面实行搜捕，就将八个科考队员分成四个小组，分头进入枪刀山西南部的几条山脊和山谷地带活动。这次，我与袁裕豪背上行李、干粮和武器，首先翻越枪刀山主峰，朝南边进入了巫溪县双阳公社境内的干石峡峡谷地带。
位于巫溪与竹山、神农架两省三地接壤处的干石峡，过去不仅是土匪聚集之地，也是野人经常出没的地方。在干石峡紧靠北边的竹山县一侧的山谷中，有许多深不可测的洞穴石窟。我与袁裕豪将子弹上膛，刺刀出鞘，两人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走进了一个叫祖师洞的石窟里。在宽阔、阴森恐怖的洞穴深处，我们一边朝洞中搜索一边朝洞的深处行进。约朝洞内走了100米，黑暗的洞厅里突然渐渐亮堂了起来。从数十米高的洞穴顶端，竟然像有探照灯照明，朝宽敞的洞厅里投射下来一股阴惨惨的光线。两人仔细观察，发觉这道寒气袭人的光线，是从我们头顶一个直径约十米的天窗处照射下来的。这种在大地的心脏看起来令人感到无限神奇的天窗，就是在大巴山的高山上经常看见的一种深不可测的天坑。
我们是走进了一个深达百米的天坑下的石窟之中。在可容纳数百人之众的祖师洞里，没有找到野人的踪迹。但在这个既有通风通气条件，又有天窗照明，还可以生火做饭的洞穴深处，我们在靠洞壁的四周，发现了许多用石块搭建的灶台。这些建造在深山地下石窟的灶台，无疑是当年盘踞在深山的国民党残匪们留下的遗迹。
从祖师洞走出来，约下午五时。在位于枪刀山主峰东侧一个叫双水井的高山草地边，为了与其他三个小组接近，我与袁裕豪正在用箭竹和塑料薄膜搭建一个简易帐篷，准备就地宿营，从北方的一条山谷里突然传来了一声清脆的枪声。
“喂！听见了吗？响了一枪。”我说。
“听见了。从响枪的方向判断，枪声好像是从第三组的位置传来的。”袁裕豪说着，突然好像来了精神似的补充道，“会不会是彭保朝和邓世喜他们追上了野人，朝野人的腿上放的枪？”
我说：“也许有这种可能，我们到山崖边去听一会动静。”我们爬到北边山崖边的一个制高点，朝着传来枪声的山谷观察起来。袁裕豪用两手做喇叭筒，朝山谷里喊起话来：“彭保朝——彭保朝——是不是发现了情况？”然而，由于气流是从北边的山谷里冲上来的，我们的耳边除了呼啸的林涛，没有听见任何回应的声音。天快黑了，两人用刀砍了些二米多长的箭竹，并将箭竹一根根弯成半圆形，在高山草甸上插成一个蔬菜大棚的样子，很快就用一张大塑料薄膜搭成了一个简易的帐篷。我们打开鸭绒睡袋，钻进这种简易帐篷就开始休息。
第二天早上，两人一骨碌爬起来，我们又爬到北边的山崖边，朝其他几个小组活动的位置观察起来。见深谷里仍然没有丝毫的动静，我的心里突然闪出了一个念头，我说：“会不会昨天是他们真的发现了野人，朝着野人的腿部，已经一枪把野人放倒了？”
“嗯，很难说，我觉得昨天的一枪很有问题？”
我们说着话，一边就心急火燎地收拾好行李，开始朝着另外三个小组快速接近。几小时后，当我们攀下一道山崖，走到一个进山时大家分手的岔路口时，两人正在路边寻找队友们走出山谷的脚印，袁裕豪盯着路边的小草，猛然惊叫起来：“快来看，这地上好像有血迹。”
看见路边小草上真的有许多血迹，不知道其他几个小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怀着忐忑的心，一边加快脚步朝大本营返回，一路在心里不断思忖着：“会不会是其他三个小组已经抓住了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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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们在山中看见了血迹，满以为是其他三个小组打到了野人的标本，便焦虑不安地往考察队的大本营返回。第二天下午，当我们回到枪刀山半山腰的苦菜垭药材场时，考察队员们的行李乱糟糟地堆在通铺上，大本营里空无一人。在平时有七八个药农劳作的药地里，看见两个老药农在挖当归，我上前向他们询问。一个老药农说：“你们两个怎么才回来？彭保朝在山里撞了垫枪，左腿被打断了。你们的一班人，还有我们这里几个年轻人，昨天连夜已把他送到柳林医院去了……”
“你们这里也有人下垫枪？”我问老药农。
老药农说：“现在山上熊多，野猪多，下垫枪的也多。枪刀山的北边是竹山县，东边连着湖北省的神农架，西边连着陕西省的镇平县，南边连着四川省的巫溪县。谁知道是哪里的人下的垫枪。”
冬天临近的时候，我决定在两省交界的大山中进行一次穿插，然后在大雪封山前返回神农顶南坡的天葱岭。离开枪刀山前，我又与袁裕豪进了一次山。我们在巫溪县境内的转坪林场方圆几十公里的山林中，又探察了几也是当年国民党残兵败将当过武装根据地的个阴森恐怖的石窟。一天，我们两人因劳累过度，又饥又渴，正在晕头转向的时候，看见山谷里的一块开阔地方，山涧边出现了一个油毡工棚，我们便径直走进了工棚里。
工棚属于巫溪县兰英林场转坪工区。时值林场的重点防火期，正在山里负责护林防火的六七个护林员，看见我们一人背着一支步枪，他们已猜出我们是考察野人的。这天，转坪工区的护林员煮了一大锅猪肉改善生活。我们已饥肠辘辘，工人们叫我们吃饭，我们就围坐到他们的火笼边。一个工人拿来足有五斤重的一塑料壶酒。袁裕豪有甲亢，又喜好烟酒。他在山中不怕苦不怕累，就怕挨饿和断了烟酒。见工人给他满满地斟了一碗酒，他那因在山中过度劳累已干渴的眼睛，因突然看到了酒泛起了兴奋的光芒。他那因干瘦凹陷而几乎变形的脸上，也堆起了欣喜的笑容。我呢，生来就害怕烟酒。任凭工人们怎样劝说，要我陪他们喝一口酒表示一下意思，推让了半天我也没有答应。
第二天吃过早饭，给护林员们结算了伙食账，我便带领袁裕豪朝着山谷的尽头，攀上了巫溪、竹山两县与神农架大九湖接壤的龙头山。
屹立在神农架西部边陲的龙头山，朝东边鸟瞰，眼前是平坦辽阔的高山盆地大九湖。也许是在深山里过野人的生活时间太长，猛然看见神农架高山平川星罗棋布的农舍，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滋味。想着自己为了野人，一直远离尘世，一种巨大的空虚感和失落感，一下子也袭进了我的心头。我目送着袁裕豪走上了返回枪刀山的山道后，我又独自走进了竹山县与房县、神农架三地交汇的东溪大峡谷。
属于神农架林区辖内的东溪河，是汉江支流堵河的源头，这里峡谷深切，山高路险，溪水汹涌。竹山县城就位于东溪下游200里的堵河边，位于深山峡谷中的林区东溪公社，因交通不便，很少有外人光顾。在这条植被保存完好的深山清澈的溪谷里，盛产一种被当地人称作娃娃鱼的动物——大鲵。刘民壮教授和林区文化局副研究员尹本顺曾深入东溪考察，当地许多老人讲述，他们过去在东溪河里，见过一种体长三四米，体重四百多斤，长有一个磨盘大的脑袋，被当地人称作水怪的红色大鲵。
在深山的溪谷里，我常常见到大鲵。这是一种在夏天雷雨过后，溪水暴涨的时候，能爬上岸边呜呜叫唤的一种两栖爬行类动物。因大鲵的呜呜叫声似婴儿哭泣，当地人便俗称它们叫娃娃鱼。
在竹山、竹溪、房县与神农架毗邻的崇山峻岭中，历来是野人出没的地方。在竹溪县瓦沧公社廖家垭大队，山中有一洞穴名野人洞。相传过去常有路人被野人掳进洞中，被众野人分食，情景极惨。清朝乾隆年间，当地知名人士刘弘益，为给百姓除害，带头捐铜钱五千吊，组织人力物力进野人洞驱除野人。救出因被野人糟蹋，幸免于死却已赤身裸体、披头散发、精神失常的当地民女数人。野人洞从此被封，并刻石碑以示纪念。
1948年深秋，国民党75军、79军、127军残部，勾结当地土匪等反动武装，流窜至川鄂边境的神农架大九湖、竹山枪刀山一带，准备盘踞深山长期与人民解放军负隅顽抗。国民党残匪因人多粮少，除了碰见沿途山民烧杀抢掠，他们不得不为了生存经常在山中围猎野猪、黑熊等野生动物，以补充队伍给养。一次，数千匪徒在竹山境内的羊角洞一带围猎，竟然从深山驱出八个野人。其中一个野人被追兵活捉，当场被砍头剥皮、切割分尸，哄抢者拥挤不堪，有幸分得野人肉的官兵乐不可支。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7年至1949年间，因一股股国民党残匪和地方反革命武装，都纷纷逃进神农架与竹山、巫溪接壤的丛山峻岭中，以至鄂西北山区一度匪患无穷。但在人民解放军的乘胜追击下，长期活动在房县南山区——即当今神农架大部分地区的房县保安十八旅旅长蔡友科及陈光山、刘吉武所部的残匪，最终被由孙瑞起、冷昭经、依瑞林率领的房县桥上区区干队清剿歼灭。而溃逃至大九湖及竹山枪刀山的一股股国民党残匪，在鄂西北军区、湖北军区和陕南军区的合围下，也相继被围歼。
据曾任湖北省水利设计院副院长的瞿瑞生回忆，当年他随解放军某部转战鄂西北，在深山追剿国民党残匪时，就曾多次与野人相遇。1947年春，新四军五师某部冲破重围，从中原转战鄂西北后，很快就与盘踞在房县境内强我数倍的国民党匪军展开了浴血奋战。一次部队迂回行进在神农架与房县接壤的一个杳无人烟的山谷中。有一公一母两个身高二米多的野人，因突遇数千人的部队，竟然呆立在路旁一个山崖根边不敢奔逃，只是傻笑。新四军官兵一路行军，一路议论纷纷。有的说它们是人熊，有的说它们是野人。虽然野人离部队的必经之路只有一二十米，二千余人的部队官兵接踵而行，走过野人的身边，却无人向野人们开枪。关于这段人民解放军与野人和谐相处，互不侵扰的故事，也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的一段今古传颂的佳话。
1976年，在一次听取王善才、李建、刘民壮等专家要求省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对鄂西北野人进行科学考察的会议上，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南海现身说法。据这位省军区的副司令员南海回忆，1949年秋，他在鄂西北执行一次剿匪任务时，为了侦察一股国民党残匪的行踪，南海正率领解放军某侦察部队走在从房县到竹山的途中。他骑在战马上，突然看见山沟对面出现了人影，起初他以为碰上了敌人的伏兵。他与侦察兵立即隐蔽观察，当山沟对面的人影渐渐走到离他们仅十多米的地方时，南海和战士们才发现，原来是一个满身红毛，头发披肩，似人似猿的野人。当部队官兵有许多人在议论，说这种野人是神农架的原始人，不要开枪时，南海副司令员和他的侦察部队这才继续前进。
1977年，在湖北省政府和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鄂西北考察队成立的前夕，南海副司令员曾亲临房县与专家们一起，开展野人搜捕及科学考察的研究部署工作。在南海副司令员的支持下，湖北省军区不但派出了几支侦察部队配合科学家进山考察，还特别派出了省军区某部副师长王高升，亲自出任鄂西北科学考察队总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