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资治”目的决定了它的取材特点,早在给英宗的奏疏中,司马光就明确说明了它的取材原则:“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其余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8,8册,5050页。）。可见,《资治通鉴》是一部以国家政治为核心,旨在为帝王治国为君总结经验教训、提供历史借鉴的政治史。（参见柴德赓:《资治通鉴介绍》,29~38页,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司马光生前就曾在经筵上亲自为皇帝讲读过《资治通鉴》,以后历代统治者也都把它作为重要的历史教材。
《资治通鉴》注重记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事迹,对历代重要的政治措施、重要政治人物的事迹言行都详加记述,使人看到一个王朝是如何一步步地兴起,又如何一步步走向衰亡。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汲取经验教训,《资治通鉴》做到了善恶必书,既记载如汉之文、景以及唐太宗等历史上贤明的君主,也记载了各种昏君恶主;既记载历史上著名的宰相、大臣、谏官,也记载了很多欺君害政、祸国殃民的奸臣和贪官污吏,揭露历史上惊人的政治黑暗与腐败,用以警示当世的君主和世人。
《资治通鉴》大量地写战争,包括对外防御战争、汉族与周边各民族的战争、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战争以及农民战争。《资治通鉴》用很多篇幅写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如陈胜、吴广起义,黄巾起义,黄巢起义等,在记述过程中,对历史上的暴政统治以及贪官污吏对农民的欺压剥削有所揭露。
《资治通鉴》重视典章制度的记载,对前代正史诸“志”中关于礼仪、军事、刑罚、职官、食货等方面的内容颇多采录,如西汉除肉刑、东汉立石经、曹魏九品官人法、西晋罢州郡兵、北周创府兵制等等。《资治通鉴》对土地、赋税、钱币等经济问题,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重要的经济措施,一般都加以记载。如三国曹操行屯田制、北魏均田制、唐代租庸调法、唐代刘晏理财和杨炎创两税法等。同时,司马光保守的政治观,也一定程度地影响到《资治通鉴》的编纂,尤其是有关历史上变法改革的记载。如商鞅就变法问题与反对派甘龙、杜挚等人的辩论,《史记》的记载比《资治通鉴》详细很多;《史记》中所载商鞅“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一类的变法言论,《资治通鉴》中都弃而不取,从中透露出司马光个人反对变法的政治倾向。（参见王德保:《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第二章《司马光的从政经验与资治通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资治通鉴》虽然不载文人,但对与国家政治、王朝兴衰有密切关系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方面的材料也多有涉及。胡三省说:“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资治通鉴》卷212《唐纪》二八玄宗开元十二年(724)胡注,14册,6759页。）《资治通鉴》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古代政治通史。
(3)以史为鉴
《资治通鉴》自成书后,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为千古流传的史学巨著,让世世代代的读者从中汲取社会人生的宝贵智慧和有益的经验教训。胡三省说:
“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见《资治通鉴》,1册,24页。）我们今天学习《资治通鉴》,可以将其经过史家严谨整理的、具有相当系统性和深度的历史素材,运用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法律、伦理等学科的研究和理论总结,使之更加精密;可以从前人积累的经验中,获得对自身、对当代社会更加完整清晰的认识;也可以结合现实问题,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使之发挥出积极的借鉴作用,如:重视道德风俗建设的“德治”主张;强调奖廉惩贪的吏治主张;重视国计民生,把国家的长治久安建立在人民生活富裕、“家给人足”基础上的经济主张;广开学校,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教育主张;以及反对迷信附会之说,提倡求真务实的学术与政治主张等。
(4)历史叙事与历史批评相结合《资治通鉴》继承了《左传》“君子曰”和《史记》论赞的传统,不仅忠实地记述历史,同时还以附论的形式,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加以评论,褒贬劝诫,探讨致治之道,增强了这部历史巨著“资治”的意义。《资治通鉴》共有附论215篇,其中118篇完全由司马光本人撰写,即“臣光曰”,另外97篇则选录孟子、荀子、贾谊、扬雄、班固、荀悦等人的议论。
思问录
《资治通鉴》对中国传统史学有哪些方面的继承与发展?
《资治通鉴》在内容和编纂方法上有哪些特点?
《资治通鉴》“臣光曰”固然反映司马光帝王中心论和“礼治”决定论的政治历史观,但同时也体现出司马光对于关乎经邦治国的重大历史问题的把握与分析。《资治通鉴》一百多条“臣光曰”,绝大多数是围绕“人君之德”和“致治之道”展开,如:帝王如何对待谏诤;以什么样的标准用人,是用人唯亲,还是用人唯贤;如何崇俭戒奢,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如何重视道德风俗的教化,建设国富民安的承平社会;如何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对宦官外戚干政、“朋党”政治保持高度警惕;如何以礼治国,以礼治军,维护君君臣臣的政治秩序;等等,其中不乏大胆的批评与合理的议论。《资治通鉴》的重议论以及“臣光曰”中所体现的思想观点,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兴的宋代理学对宋代史学的影响。
三、《资治通鉴》的改编、注释和评论
1.改编
《资治通鉴》的改编工作,在司马光生前就已经开始进行了。《资治通鉴》虽然已经对前代卷帙浩繁的正史、实录做了一番去粗取精、化繁为简的工作,但仍然有将近300卷的篇幅,一般士人读未终卷,已感疲惫,何况帝王日理万机,更是无暇周览。所以,当《资治通鉴》编撰完成时,司马光又编撰了《资治通鉴目录》30卷,与《资治通鉴》成书一同进呈。
《资治通鉴目录》不是简单的目录,而是根据编年体史书的特点,用年表形式编纂的提要式目录。目录上方是纪年,采用当时最精确的历法———刘曦叟的《长历》;目录中间,采用《史记》年表的形式,年经国纬,略举事目,并摘录《资治通鉴》正文中的精要之语,散在其间。目录下方则标注卷数,指明某事在某年、某卷,以便检寻。《资治通鉴目录》是第一部编年体史书目录,兼采目录与史表的形式,实际上具有《资治通鉴》节本的作用。又据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司马光晚年仍有感于《资治通鉴》卷帙繁重,不便阅读,而《资治通鉴目录》虽略举事目,但记事仍不周备,于是又着手编撰了80卷的《资治通鉴举要历》,“以见本末”。这部书今天没有流传下来,朱熹在其《晦庵集》卷76《资治通鉴举要历后序》中论及此书,说它尤其体现出司马光“爱君忠国,稽古陈谟”的一片心意。
司马光以后,为了更好地阅读《资治通鉴》,又有人尝试对它进行改编,如袁枢用纪事本末方法编《通鉴纪事本末》42卷,沈枢用类书方法编《通鉴总类》20卷,朱熹用纲目方法编《通鉴纲目》59卷,其中,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最有影响。
袁枢(1131—1205),字机仲,建宁建安(治今福建建瓯市)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历官至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袁枢喜读《资治通鉴》,但深感其卷帙浩博,一般士人难以卒读,遂自定体例,以事件为中心,辑录排比原书的材料,将《资治通鉴》1362年的史事组合为239件大事,每事立一标题,起《三家分晋》,迄《周世宗征淮南》,每事“各详起讫”,“各编年月”（《四库全书总目》卷49《通鉴纪事本末》提要,上册,437页。）,本末完整,时序清晰,极便阅读,一种新的史书体例———纪事本末体亦随而产生。
《通鉴纪事本末》只就《资治通鉴》取材,材料上没有增补,正目239个,附录66条,一共记载305件要事,绝大多数是有关政治、军事方面的内容。与《资治通鉴》有所不同的是,袁枢在编纂过程中,很讲究“春秋笔法”,注意用“平”、“据”、“灭”、“叛”、“乱”、“篡”、“寇”、“伐”、“逆”等特定的字,以表示善恶褒贬的态度。（参见柴德赓:《资治通鉴介绍》,58~59页。）
2.注释
《资治通鉴》广征博采,内容丰富,涉及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事件、地理以及各种典章制度,没有一定的相关知识,不易阅读。《资治通鉴》成书后,刘安世作《音义》10卷,为之注释,但其书不传。到了南宋绍兴年间,四川眉州(治今四川眉山县)人史炤用10年时间为《资治通鉴》作注,完成了《资治通鉴释文》30卷。史炤注征引颇广,尤长于音义训诂,在《资治通鉴》注释学上有首创之功,但也有很多抵牾失误之处。到了宋末元初时,胡三省在史炤《释文》的基础上,用30年时间为《资治通鉴》作注,完成《资治通鉴音注》294卷。胡注的内容非常丰富,尤其在地理沿革、制度演变和史事的疏通订正上,赅备明白,功力深厚。胡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注释中随事发论,阐发司马光叙事立论的寓意,表达自己的历史见解,寄托亡国的悲愤。胡三省注是《资治通鉴》最好的注本,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的点校本《资治通鉴》,就是选用胡注本作底本标点整理而成的,所以我们现在仍可以方便地借助胡注来阅读研究《资治通鉴》。
3.评论
《资治通鉴》问世后,很多学者在阅读时,对其史法、史事加以评论,如南宋学者洪迈《容斋随笔》,高似孙《史略》、《纬略》,王应麟《困学纪闻》,乃至清代学者顾炎武、钱大昕、王鸣盛等人的著作中,都有关于《资治通鉴》的评论。但对《资治通鉴》全书进行系统评论、并写成史论专著的,只有王夫之《读通鉴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