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情似春韭，任割任剪无尽。缘分降临，原本静若处子之心，遂成脱缰之马；幸福在前，一向固守无违之则，欻为虚设之物。爱吾所爱，一如爱吾真理；弃我所弃，一如弃他流俗。
眼前人是梦中人，
新世界为幻后真。
明月多情应笑我，
君怜我处我怜君。
鲁迅 俯首甘为鬓边花
鲁迅掠影
本名：周樟寿
生年：1881年
出生地：浙江绍兴
卒年：1936年
辞世地：上海
辞世原因：患肺结核病逝
身份：作家、评论家、翻译家
代表作：《呐喊》、《彷徨》、《华盖集》、《朝花夕拾》、《死魂灵》
时人评价：看看鲁迅全集的目录，大概就没人敢说这不是个渊博的人。可是渊博二字还不是对鲁迅先生的恰好赞同。（老舍语）
生命中的女人：朱安、许广平
楔子
鲁迅是新文化革命中的奋不顾身者，他的坚决与无畏成就了他人生的高度；鲁迅又是旧式婚姻的消极维护者，他的被动甚至懦弱构建了他人性的复杂。
鲁迅成就过很多人，也伤害过很多人，但伤害最深的还是朱安，他以他的冷漠，将一个无辜女子的一生置于屈辱的冰窖。封建婚姻是母亲送给鲁迅的礼物，是他反感的根源和反抗的对象之一；同时，不幸的婚姻又给了他很多，他文章里的匕首与投枪，原本就以婚姻为原料淬炼而成，他踏着这婚姻才得到了救赎。
只是，太苦了朱安。
笔底含情，方才爱憎分明；热血沸腾，方能文锋劲健。这些，鲁迅早已具备。但他不曾想到的是另一个角度——
他终生没有离婚，不是不愿，是不敢。一是出于对母亲的孝敬；二是自以为一旦离婚，无异于将朱安杀害。然而，哲慧的鲁迅或许忘了，恒久的冷漠是更残酷的刑罚，折磨得更深、更彻底。是他的孝心和善良，剥夺了朱安的自赎之机，否则，以朱安骨子里的执着，未必没有雨过天晴的可能。
所幸，他遇到了许广平。
是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点燃了他的爱情。
于是，鲁迅的笔下便多了温暖的霁色，充盈着更浓丽的曙色。
然而，鲁迅可曾想到，又一桩不公平落到朱安和许广平的头上吗？
大慧的背后往往潜伏着大昏，造化的规律使然，始终不肯让世间的人物完美。人已虚化，事已消融，也不必老翻旧账，还是保留着遗憾吧。
朱颜憔悴尽，安得同心人
1906年6月，绍兴湿热的天气，加重了人们的烦躁，这样的天气里，自日本归国的鲁迅要与朱安完婚。
鲁迅是怀着悲痛的心情回国的，母亲病笃的电报像一把刀，戳得他的心沥沥滴血。
母亲寡居的艰难、茹苦含辛培养儿子成才的可佩、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担忧、乌鸦反哺的古训……鲁迅心里，季节发生了错乱，一会儿是炎夏，酷热难当；一会是隆冬，冷得彻骨。
他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等待着他的竟是一场改变了他一生基调的婚礼。
是母亲鲁瑞利用儿子的孝敬，“诱骗”儿子暂时放弃对理想的追逐，回国完婚。
一喜一忧：喜的是母亲健康，一切担心都不过是云朵，已被风吹散；忧的是，与一个完全陌生的女子完婚，既非所愿，更觉意外。排斥之切，五内生凉。
但在母亲安康的狂喜下，在不忍让母亲生气的孝心下，在不愿让女方颜面扫地的善意下，鲁迅只有退让、从命了。
这一退让，竟成了终身的愧疚和遗憾——对于朱安，对于婚姻，鲁迅的一生都被歉疚和遗憾的阴云笼罩。
旧式的婚礼，自然需要旧式的行头与之匹配。于是，剪了辫子的鲁迅被“安装”上一根长长的辫子，他没有反对，包括一切旧的仪式，所有的繁文缛节——事已至此，索性由他们折腾吧。
反正，他心里自有主意。
新娘朱安是小脚，出于对丈夫的尊重，她特地将小脚套在一双大鞋里，里面塞满了棉花。然而，上苍偏不作美，下轿时，鞋子掉落，揭穿了谎言——谁又能否认，这谎言是她对丈夫的爱呢？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官费留日，应该算是鲁迅的金榜题名吧？然而，洞房花烛夜呢？红烛摇曳着无尽的愤懑与惆怅，蜡泪纵横，蕴有多少悲欢与无奈？
如果说，包办的婚姻让鲁迅排斥，妻子的小脚让他鄙视的话，或许，年轻人澎湃的生理需求会冲破他理性的堤防。
然而，初次见到朱安面容的那一刹那，潮水退却，欲望成空，一切又归于死寂……
一桩终生无性的婚姻正式拉开忧伤而沉重的大幕。
鲁迅的反封建精神之强烈、彻底，世人皆知，其中一个表现便是终生未与朱安“圆房”。于是，一个问题便难以绕过：当红盖头缓缓揭下，朱安的面容渐渐绽放于鲁迅面前，竟是一张美得令人心动的面庞！红烛暧昧的柔光将这张美丽的面庞轻轻抚摸，加上新娘子初为人妇的娇羞，脸庞更明艳如月，眸子更顾盼生辉。若果真如此，会不会生出其他的可能？
三日之后，鲁迅与三弟周建人踏上了赴日的归程，理由自然让人无由辩驳——继续学业。
这一去，便是三年不归。
重回日本，鲁迅弃医从文创办《新生》杂志、为《河南》杂志撰文、师从章太炎、加入光复会、携手周作人翻译外国小说、辑印《域外小说集》，日子紧张有序，成绩可圈可点……三年，对于鲁迅而言，不过是一段充实而忙碌的时光；但对于朱安而言，苦守苦盼之中，则是多少无眠而屈辱的朝朝暮暮。多少个夜晚，当身处异国的鲁迅，文思泉涌，笔在纸上游走，而朱安则泪湿鸳枕，怨透青春，在做着越来越无望的盼夫早归的梦。
古代女子将思念化作望夫石，翘首仰望，不避风雨，而朱安，在对丈夫的盼望中，一任岁月的雕刀在额头、在心上刻出深深的纹路。
1909年6月，又一个夏季到来时，鲁迅回国，先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一年后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又一年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1912年5月，鲁迅受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离开家乡抵达北平，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1919年8月，鲁迅买下北平八道湾的一所宅院，加以修缮之后，于该年年底将母亲自老家接至宅院中，朱安自然随婆婆北上。
此时，鲁迅已38岁，朱安则已41岁，这一对名义上的夫妻，他们的婚姻已然持续了13年。经过了十几年的暌离，他们终于住到了同一个屋檐下。
生活中的距离变小了，但心理上的距离并未稍减。
自1920年秋季开始，鲁迅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之职。自此，不唯鲁迅的工作愈发繁忙，朱安也随着繁忙起来，因为家里时常有造访鲁迅的学生。时间久了，学生们也渐渐知道了朱安的身份，便以师母称之。这在朱安听来，陌生且忐忑，她甚至从中听出了学生们的责怪来，怪她白白占据了他们老师的婚姻，剥夺了老师的自由，让他们尊敬的老师长期耽于封建婚姻带来的孤苦。
于是，一种悲哀便自心底浮起。
学生们不曾想到，不仅他们的老师痛苦，在包办的婚姻面前，他们的师母更痛苦，更无自由可言！
以朱家在绍兴经商积攒下的家业，她原本可以嫁与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如果不是父亲看上了周家大儿子的聪明、有学问、有前途，又何致于把她许配给贫寒的周家作长儿媳？
将母亲与弟弟、弟媳搬迁到一起居住之后，鲁迅的日子便多了一些亮色，生活也在温馨的氛围中缓慢地前行。
然而好景不长，兄弟反目。1923年8月，鲁迅就从八道湾的宅院中搬了出来，迁至砖塔胡同61号。朱安当然追随着丈夫离开，他是她的核心与图腾。这一段时间里，他们单独相处，度过了数月宁静的时光。只是，感情仍然原地踏步，毫无进展。
1924年5月，鲁迅买下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并加以修缮，完毕后，夫妻俩迁入，并将母亲鲁瑞接来，结束了单独相处的尴尬时光。
搬出八道湾的宅院不久，鲁迅又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职。不久，许广平走进鲁迅的生活，并不断出现于家中。
而朱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该发生和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却毫无办法。原来，只有婚姻的笼子是她的，这个笼子，拘束的只有她一人，丈夫的身子和心像鸟儿，在笼外飞翔。
正因如此，对于丈夫感情的归属，她似乎无权过问，也不敢过问。
1926年8月底，45岁的鲁迅离开北平，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与他一同离开的还有许广平。五个月后，鲁迅离开厦门抵达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1927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景云里23号同居，此时的鲁迅已46岁。
年近半百，缧绁于婚姻二十一载，鲁迅的爱情终于被许广平点燃。
对于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进展，沉默寡言的朱安似乎早有预感。爱情，总是最先通过眼睛流露出来，不管一个人的爱情在心里埋藏多深，眼睛总是最先将他背叛。
许广平到鲁迅家里时，眼里燃烧的爱火，同为女人的朱安又岂能看不出？
然而，鲁迅与许广平同居的消息传至耳畔，朱安仍然抑制不住心里的悲哀与绝望，始终未与自己同房、从未属于过她的丈夫，一旦真的被别的女人“霸占”，还是不由自主地觉得自己失去了他。朱安不是圣人，她是一个渴望爱、渴望稳固婚姻的正常女人，面对变故，心里产生任何念头都是可以理解的。长达二十一年的时间里，朱安都是一只“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的蜗牛，她的目标是丈夫能接受她，待她好，虽然这个过程或许漫长，但她始终相信，“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然而，这个残酷的消息击碎了她所有的梦想，她觉得再也没有办法了，再也没有力气爬了，她即便待丈夫再好，也终究是梦幻一场。她之所以走进婚姻，之所以有丈夫，并非为丈夫生儿育女，更不是与丈夫相守终生，而是替丈夫照顾他的母亲。
精神恍惚的朱安做了一个梦，梦见丈夫带着许广平回来了，还带着一个小男孩。梦醒后，她将梦境里的见闻告诉了婆婆。然而，让她不曾想到的是，一向和善的婆婆竟然误会了她，一改对她的信任与温柔，对她严辞相责。朱安无限委屈：自己不是不能给周家添丁，但丈夫从未跟她在一起过，她怎么可能生下孩子？这些，婆婆都是知道的，此前，婆婆也多次表达过对她的惋惜，对儿子如此决绝的愤怒。朱安一直将婆婆的理解与支持作为莫大的温暖与安慰，甚至，这已经成为她生存下去的唯一动力。她已经在这样想，既然自己难以完成为周家生儿育女的重任，由另一个女人给周家添丁也是好的，她会将他们的孩子当成自己亲生的孩子的。就算是为了婆婆，她也会这样做，这也算是她对周家的贡献吧。可是，婆婆怎么反而怪她不识大体呢？难道，“大体”就是一个媳妇，在丈夫跟别的女人好了以后，还得热情祝福他们吗？
1929年5月，鲁迅偕许广平回北平看望母亲，并带来了许广平怀孕的消息，朱安的预感准确得可怕——那又何尝不是她始终将鲁迅放在心里、渴望与鲁迅像正常夫妻一样生活的外现呢？
同年9月27日，许广平生下了儿子周海婴。在朱安眼里，这个孩子，不仅是丈夫和许广平的孩子，也是她的孩子。在心里，她是将周海婴视若己出的，只不过没有机会亲自抚养罢了。
朱安说：“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心底的绝望自话语间流淌出来，令人动容；但她心里又有些许安慰，她了解丈夫，即便她不曾为他生下一男半女，但她仍然深信，无论何时，他都不会抛弃她不管。
这是多么朴素、又是多么令人唏嘘的信任啊。
然而，生活的情节并未按照朱安的预想发展。
1936年10月19日，小朱安三岁的鲁迅因病于上海去世，享年55岁，而朱安也已经年近六旬了。随着鲁迅的去世，他与朱安长达30年的婚姻也自然宣告终结。30年来，他们从不曾走近，因而也不曾真正远离；从不曾温存过，但也未曾争吵过。距离一直横亘在他们中间，冷漠一直是他们相处的主题。随着鲁迅的去世，朱安仅有的一点希望也被绝望淹没。
1947年，朱安病逝，终年69岁。去世前，她将鲁迅的所有遗产全部转交给周海婴。这些，她保存了一辈子，现在可以放心地交给别人了。去世前，她最大的遗愿便是葬在鲁迅墓旁，她不敢奢望与鲁迅合葬，一如她生前渐渐地不敢奢望与丈夫生活在一起一样，遗憾的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最后，她葬在了婆婆鲁瑞墓旁，像生前一样，她仍然只能守在婆婆身边，永世侍候婆婆了。
朱安，曾经涌动着少女对爱情的热望，成为少妇之后，又鼓躁着对婚姻、对生儿育女的渴求。然而，当所有的梦想都被无情打碎，她心里仍然只有丈夫，仍然秉持善良，甚至胸怀感激：“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她的确是个好人……”很多时候，发自内心的意愿一旦表达出来，总是显得那么残酷，那么充满悲凉的味道。
纵然，再少的背景渐淡渐无，再少的背影隐入尘烟，再少的故事被人遗忘……朱安，也会在其中，她似乎在被人遗忘的最前沿，逃脱不得。与鲁迅的结合，她被隐于巨大的光芒后面，不为人所知；不与鲁迅结合，她会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妇女，平静地生老病死于历史的背景中。然而，谁又能说，后者，不是一种宁静的幸福呢……
婚姻罅隙里的爱情阳光
鲁迅的红颜知己与人生伴侣是小他十七岁的许广平。有了许广平，鲁迅的生命少了许多冷硬与寒凉，多了许多柔软与温暖。这些，都流淌于他的笔端，浸润于他的文字。
许广平，不唯以她母性的温柔抚慰鲁迅性格中的尖利，使他远离忧郁，又以她女性的坚强支撑起鲁迅的天空，与他一起，将困顿过成顺遂。
许广平，1898年生于广东番禺，1923年由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几乎与此同时，鲁迅被聘为该校兼职讲师。
“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来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的竖立着，直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许多补丁，则炫著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这是鲁迅给许广平的第一印象。自许广平的文字上看，观察固然细致，印象固然深刻，但好感似乎并不明显。
难怪，此时身为学生的许广平只是一个冷眼旁观者，而被观者鲁迅则不过是一个并不讲究的兼职老师而已，虽有文名贯耳，更有落差在目。
渐渐地，许广平喜欢上了鲁迅的课，成了总是坐在第一排的学生之一。
许广平给鲁迅的信中写道：“鲁迅先生：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稀有的，每星期三十多点钟中一点钟小说史听讲的，是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座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在听讲时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这是许广平写给鲁迅的第一封信，绕口令般的语言，似乎在彰示着写信人内心的悸动与纠结。
听课中，许广平总是不知不觉地沉醉其中，快人快语地发问，积极踊跃地发言。这一切，都在难以自控之间。
从1933年4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的《两地书》中可以看出，二人的通信始于1925年3月11日，135封信中，被爱情的绚色笼罩的，当属1926年9月到1927年1月之间的信件。
而通信开始的1925年，鲁迅已经为许广平授课接近两年。
既然得遇鲁迅这样的名师，为什么两年之后才萌生“恋师”之情呢？
他们的爱情正式启程之前，许广平已经经历过两段感情。
其中一段是包办婚姻：许广平刚出生三天，其父许炳樗酒醉之下便将女儿许配给马姓人家。
这桩冲动中缔结的婚姻由于长大后的许广平的坚决反对而终结，其代价是许家赔偿给马家一笔不菲的悔婚费。
1921年，23岁的许广平不唯恢复了宝贵的自由，还走出了家门，成为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并于两年后成为鲁迅的学生。
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不久，许广平遇到了她的初恋——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广东籍青年李小辉。许是同乡之谊吸引了许广平，抑或是同操柔柔的方言而相吸引，李小辉的眼波投向许广平的青春湖面，涟漪生处，心如莲花。
恋爱的感觉是美好的，北京的天气也跟着沾光，所有的春色都成了多情的标识，所有的夏风都柔软空前，北京的季节没有缺点，北京的一草一木都适合恋爱。
然而，许广平不幸被女同学常瑞麟染上了猩红热。只是，这种可怕的传染病当时并未被诊断出来，只以普通的扁桃腺炎目之。得知恋人生病，李小辉急急奔至许广平身边，悉心照顾，恋恋不舍，不知不觉间也被传染。
对此，多年以后，许广平在文章中犹自深切痛悔：“只差半年就要毕业的辉，与世长辞了！刚刚走到人生旅途的头一步，就突然地倒下了，能不痛伤吗？霞一直没有知道自己患的是猩红热，因为医生一直没有警告过她，她因此更不知道要回避见人，可是为了这缘故，辉来探病而传染着了，她内心上的悲怆，自然不需解释的了。”
没有人可以揣知许广平得知恋人因她而死时的痛悔，这种痛悔紧紧缠绕着她，像巨蟒令她挣脱不得。直到18个春秋寒暑之后，痛悔仍不肯消解：“到了第18年纪念的今天，也许辉的家里早已忘了他罢，然而每到此时此际，霞的怆痛就像那骨节酸痛者遇到节气一样，自然会敏感到、记忆到的，因为他曾经摧毁了一个处女纯净的心，永远没有苏转。”一个青春生命的夭亡，许广平自然会认为自己是罪魁祸首。
恋人之殇，时为1924年春节期间。
以致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爱情如刀，让许广平避之不及。
热恋中的人，往往是以恋人之命为己命的。如今，恋人的生命已经终结，并且因为她而终结，如果不是许广平的刚强，恐怕连活下去的理由也很难找到。
直到遇见鲁迅，许广平的生命里才有了光亮和热力。于是，她将这光亮和热力又给了鲁迅。
当时年轻的她并不知道，看似叱咤风云的鲁迅其实更需要这光亮和热力。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不经意间，爱情还是来了。
“‘秘密窝’居然探险过了！归来的印象，觉得在熄灭了的红血的灯光，而默坐在那间全部的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偶然出神地听听雨声的滴答；看看月光的幽寂；在枣树发叶结果的时候，领略它风动叶声的沙沙，和打下来熟枣的勃勃；再四时不绝的‘个多个多’‘戈戈’‘戈戈’‘戈’的鸡声，晨夕之间，或者负手在这小天地中徘徊俯仰，这其中定有一番趣味，是味为何？——在丝丝的浓烟卷中曲折的传入无穷的空际，升腾，分散，是消灭？！是存在？！（小鬼向来不善推想和描写，幸恕唐突！）”这是1925年4月16日许广平致鲁迅的信的开头部分，口气俏皮，颇为亲昵，语言富于想象力，表现了对鲁迅书房的关注。此时，距他们第一次通信，仅仅36天！
第一封信便向鲁迅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正直与责任感，这是一个女孩子稀有的品质。同时，将心里的疑惑向鲁迅求教，也表达了对鲁迅的充分信任，这种信任是他们感情的基础。36天的通信，许广平不仅得以进入鲁迅的工作“重地”——书房，并且已在设身处地为鲁迅考虑，为鲁迅隐隐担忧了。这不唯意味着许广平已走出痛失李小辉的哀痛，还预示着二人情发一心、思接千载的爱恋已现端倪。
1925年8月8日发生的事情成为鲁迅与许广平感情的里程碑。该日，杨荫榆在报上登出《女师大启事》，许广平、刘和珍等15名学生以“恣意扰乱，极端破坏”之罪名被驱逐回家。此时，鲁迅挺身而出，将举目无亲、浮萍般的许广平接至家中。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是鲁迅与许广平心灵迅速契合的流金时光。随着在书房单独相处的时间愈来愈长，心灵的交流愈来愈多，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的需求亦愈来愈迫切，爱情面前，鲁迅渐渐消融了心头的坚冰，不再囿于婚姻的禁锢，爱情水到渠成，指日可待。
两个月后，这一天终于到来。1925年10月10日，鲁迅与许广平的手终于紧紧握在了一起！一切世俗的阴霾都云淡风轻，一切思想的冰雪已化作小溪潺潺，他们的生命，自此相携、相偕。
第三天，即1925年10月12日，许广平发表《风子是我的爱》和《同行者》两文。前文以风子喻鲁迅，表达了鲁迅战胜世俗，决意与她真正的心灵融合的巨大喜悦，其结尾写道：
奇怪，风子同时也报我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并且我脉搏的跳荡，也正和风子呼呼的声音相对，于是，它首先向我说：“你战胜了！”真的吗？偌大的风子，当我是小孩子的风子，竟至于被我战胜了吗？从前它看我是小孩子的耻辱，如今洗刷了！这许算是战胜了吧！不禁微微报以一笑。
它——风子——承认我战胜了！甘于做我的俘虏了！即使风子有它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子是我的爱……呀！风子。
进退皆心动，明眸是小星。《风子是我的爱》回顾了二人打破心结的经过，既是许广平对世人晾晒幸福的“小伎俩”，又是向世人表达勇敢去爱的檄文；而《同行者》一文，热情歌颂她的爱人鲁迅“以热烈的爱、伟大的工作给人类以光和力”，表达了自己誓与鲁迅“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向奔驰”的勇气和决心。
这几乎是两篇高调宣布与鲁迅的恋爱关系的自白了。
《同行者》所刊发的报纸是《国民新报》副刊，该副刊的主编正是鲁迅，之所以敢发表许广平这样热力十足的文章，也充分体现了鲁迅对许广平的爱情的呼应。
会引来多少非议、指责、骂詈？会招致多少冷枪、暗箭、误解？已陷入爱情的两个人已经顾不得了。
1927年到1936年，许广平与鲁迅仅仅共同生活了九年。
这九年里，鲁迅在写作、编译、考据等方面的成就空前突出，这些都是与许广平的支持与帮助分不开的。鲁迅本人也深知这一点，在发表其译作时，为表达对妻子的谢忱，他有时以“许霞”或“许遐”为笔名。
鲁迅去世之前曾留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如果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对年仅38岁的妻子，鲁迅殷殷嘱托，关怀与不舍之情跃然纸上，尤其是“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如果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一条，则不唯是一个丈夫对爱妻的希望，更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叮咛。
然而，许广平并未完全遵照丈夫的遗嘱，她孝敬婆婆，悉心培养周海婴，善待朱安，整理出版鲁迅的遗稿，但终生未再嫁。
1968年3月3日，许广平病逝于北京，享年70岁。鲁迅去世后的32年里，她做了该做和能做的一切：送走了婆婆和朱安，编辑出版了20卷《鲁迅全集》，投身于抗日战争并迎来了解放，将鲁迅著作的出版权捐给出版总署，将鲁迅的全部书籍、手稿及其他遗物捐赠给了国家有关部门，参加了大量文化传播工作，完成了《鲁迅回忆录》……不论是作为妻子、母亲、儿媳，还是作为女人，她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可以放心地走了。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这是鲁迅1934年题写于《芥子园画谱》上赠予爱妻的诗。许广平的心血、支撑、爱情、艰辛，鲁迅都懂，都珍惜，都感激。
命运的风车
在感情上，鲁迅之所以对无辜的朱安如此决绝，坚持无性婚姻到底，据说是因为一个叫鲁琴姑的女子。
鲁琴姑是鲁迅的表妹，其父鲁寄湘系鲁迅母亲鲁瑞的兄长，与鲁迅青梅竹马，感情甚好。
起初，鲁迅的母亲是想让琴姑与鲁迅婚配的，两个孩子也颇有眼缘，若能成为夫妻，也不失为一桩好事。
从大人时而露出的口风中，聪慧的琴姑隐隐知道了她与樟寿哥哥的事情，心里早生出春草般的茂盛心事。
然而，让人不曾想到的是，鲁迅与琴姑的八字经权威卦爻专家看过之后，确定不合，若违背天意结婚，势必会危害两家利益。于是，这桩亲事只得作罢。
后来，琴姑另嫁人家，但不久便郁郁而终。爱情，绕鬓边一匝之后，终究只落得一池萍碎，一地落花，一纸凄凉。绮梦的轻舞飞扬，终究抵不过家长制的顽固跋扈，原本微弱的春信，被流放在严酷的冻风里。
而鲁迅，经母亲一手操办，又有了朱安。
朱安何辜，不唯成为包办婚姻的对象，也成为鲁迅反抗的对象，就这样葬送了青春。
与许广平同居前，鲁迅位于八道湾的那座宅院里，常出现一个小巧玲珑、清秀可人的女孩子，她便是鲁迅非常喜爱的学生许钦文之妹许羡苏。
许羡苏生于1901年，浙江绍兴人，比许广平小三岁，系周建人的学生。因这层关系，许羡苏得以住进鲁迅的家里，又因系同乡，同操着惹耳的吴侬软语，颇得鲁迅母亲的喜爱。许羡苏比许广平进入鲁迅家要早两年，得到鲁迅喜爱和照顾的时间也早于许广平。然而，近水楼台未先得月，直到许广平以与许羡苏截然不同的姿态出现，便渐渐取代了后者。后来，鲁迅与许广平公开同居的消息传出，许羡苏彻底绝迹于鲁迅周围，与一位成都籍的教师成为夫妻。
许广平之所以后来者居上，得以与鲁迅终生厮守，而许羡苏只能黯然离开，退入记忆，究其原因，当是许羡苏一开始便以迟迟春日般的羞涩淑雅形象出现，长期以来恪守礼节，爱在心而口难开。对于鲁迅，许羡苏尊敬多于爱恋，崇拜多于渴望，二人之间类似长晚辈之情甚至父女之情，而非男女之爱，错过良机，也在情理之中；而许广平则不同，她青春勃发的身影一亮相，便带着爱情的炽热和异性的美好强势入驻鲁迅的心灵，性格中的叛逆与果敢宛如磁石，吸引着长期压抑的中年男人鲁迅；行为上的渴求与温柔并举，让鲁迅难以躲避，难以抵挡，其结果自然无往不胜，终于成就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一段佳话。
自1934年起，鲁迅与许广平上海的寓所里开始跃动着女作家萧红柔弱得惹人怜爱的倩影。阳光照亮脸庞，忧伤便暴露在阳光下，被鲁迅慈爱的目光温柔地罩起，忧伤才渐渐绽放出晴朗的花朵。
直到1936年7月中旬只身东渡扶桑，萧红眉宇间的忧郁，与萧军爱情触礁的楚楚可怜，对鲁迅远观之似实、近视之犹虚的依恋，一度成为许广平的心酸。大气如许广平，也难免泛起醋意。聪慧如许广平，又焉能不知同为女子的幽幽心事？
一切都与许广平迥异，萧红完全是另一类风景。此时，距鲁迅去世已时日不多，萧红的出现无疑给身体日渐虚弱的鲁迅适时带来了活力与温暖。
如果说，许广平的爱给了鲁迅十年支撑，那么，萧红在鲁迅最后的日子里，以她女儿般的青春与温柔，照亮了鲁迅日渐暗淡的生命巷道。
鲁迅，一个伟大又普通的男人，一个至刚又至柔的生命。他的文字既是锋利的匕首投枪，又是治病的良方猛药。或许，他呈现给这个世界的多是金刚怒目的强悍与斗志。然而，他的内心则是浑若江南三月般的灵动与旖旎。原本，刚与柔，爱与恨，同根同源，同消同涨……
准风月谈
横眉冷对，或许是阳春三月下扬州；金刚怒目，发源于一江春水向东流。站起时，是一种高度，但时刻怀有百炼钢成绕指柔的情怀；躺下后，是一种博大，仍时刻鲜活有情人终为眷属的善良。未必没有软弱，软弱更显其真实可敬；从来憎恨名誉，名誉只让人难以从容。矛盾交迭，然更真实；毁誉参半，却难超越。
邵洵美 彤云浓处是本真
邵洵美掠影
本名：邵云龙
生年：1906年
出生地：上海
卒年：1968年
辞世地：上海
辞世原因：病逝
身份：诗人、翻译家、出版家
代表作：《诗二十五首》
时人评价：如果没有洵美，没有时代图书公司，中国的漫画不会像现在这样发展。
（黄苗子语）
生命中的女人：盛佩玉、项美丽
楔子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邵洵美或许是被误会最殷、遭受雪藏最深的一个。
传言和议论若浓雾，遮盖住了他原有的色彩，致使他形象模糊、变形，面目隐约、神秘。岁月如洪流，冲刷去他当年所有的光彩，冲击成大片的空白，若欲争辩的巨口。
之所以如此，一是他的出身。出身豪富之家，不论后天如何挣脱，总脱不了纨绔子弟的阴影，更何况邵洵美确实做过纨绔子弟。若让邵洵美选择出身，他宁愿生于诗礼传家的孤寒门第，而不愿栖身于家资巨富的豪门大族。
二是他的相貌。他不该面白如冠玉，为此，他宁愿以胭脂覆盖住那恼人的惨白，以跻身普通人之列。然而，面色可以掩饰，希腊似的鼻子却难以削去，亦不能如修女般戴上面纱示人。一个鼻子，已将他出卖，将他推出普通人行列，让他难以合乎世俗的眼光。
三是他与富家女结婚。因父母之命而结合，因感情相偕而厮守，只因盛家多金，便落下众多微词。于是，邵洵美身边便少了光风霁月的高雅与可佩，多了因人成事的猥琐与可鄙。
四是鲁迅的批判。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这是鲁迅《拿来主义》中的一句话，鲁迅此语，非为讽刺邵洵美，而为引出其观点：“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鲁迅的话是一分为二的，宗旨是为强调“要拿来”，即便是凭空得了大宅子，只要能做到“拿来”，原是应该提倡的。
要命的是文下别人所作的注释：“这里讽刺的是做了富家翁的女婿而炫耀于人的邵洵美之流。”
邵洵美并不穷，邵家与盛家可谓门当户对。邵、盛两家联姻，始于其父，邵洵美亦未炫耀，他只是豪爽成癖而已。如此惊天的曲解，若非鲁迅搞错，便是注释者误会。
可怕的是，《拿来主义》在鲁迅生前影响已广；鲁迅身后，长期以来一直被作为中学语文课本当中的文章，影响殊深。
其实，鲁迅怒不可遏地向邵洵美发难的文章是《＜准风月谈＞后记》：“……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谓‘诗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宫保’的孙婿，将污秽泼在‘这般东西’的头上，原也十分平常的……然而富家儿总不免常常误解，以为钱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确的，也许还可以通神，但通文却不成，诗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诗便是证据。”
于是，邵洵美便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自知误会甚多，早在1936年，邵洵美就写过一首《你以为我是什么人》的诗：“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
遗憾的是，邵洵美终未能以“诗人”的身份为世人所谙，却以近乎“白相人”的形象行世。
爱人、情人、子女、朋友、文字、书籍……对于邵洵美而言，均可以用一个字概括——爱。然而，这爱相对于误会与骂詈，无疑是杯水车薪。
爱，对于邵洵美本人，于愿于足；对于熟悉他的人，终生感怀；对于完全陌生者，也并非无关紧要。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1927年1月15日，农历的腊月十二。上海的风正值寒冷，但著名的卡尔登饭店却喜气笼罩，笑语如潮，邵洵美与盛佩玉的婚礼点燃了与会客人的心和原本安静的气氛。
婚礼的主婚人是双方的家长——邵洵美之父邵恒和盛佩玉之父盛恩颐，证婚人系复旦大学创始人、复旦大学首任校长、大名鼎鼎的教育家马相伯。结婚的动静之大，惊动了众多媒体。1927年1月19日那一期的《申报》以喜气洋洋的笔触报道曰：“文学家邵洵美君，为邵月如先生令嗣，富有天才，有诗集，为艺林推重，兼擅美术，绘画倾向于欧洲表现派，新颖含诗趣。月之十五日，与盛杏荪孙女盛佩玉女士，在卡尔登行结婚礼，由马相伯证婚。翌日在静安寺本宅喜宴，贺客盈门。”1927年1月21日那一期的《上海画报》封面，也以“留英文学家邵洵美与盛四公子侄女佩玉女士新婚俪影”为配图文字，刊发了二人的大幅结婚靓照。不仅如此，该期《画报》还发表了《美玉婚渊记》一文，文笔细腻，不避溢美之嫌：“邵君洵美，长于文学，著作颇富，所作小诗尤隽永绝伦，常散见各刊物，读之靡不令人赞叹。前曾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文学多年，故中西文字俱有根底。日前（即阳历元宵）与盛泽丞之女公子佩玉女士行婚礼于卡尔登饭店，一时往贺者冠盖如云，其中尤以文艺家居多数。婚后三朝，由新郎之友江小鹣、徐志摩、陆小曼、丁悚、滕固、刘海粟、钱瘦铁、常玉、王济远等发起公份，在静安寺邵宅欢宴，堂会有江小鹣之《戏凤》，绿牡丹、粉牡丹等之《送酒》、《打花鼓》、《朱砂痣》、《吊金龟》等戏。”
袁世凯之子袁寒云（即袁克文）也为邵、盛大婚赠锡制果盘以贺。
一时间，邵洵美与盛佩玉的婚礼成为人们最新的谈资，精镶着人们的生活。
结婚，固然是人生要事。然而，如邵洵美与盛佩玉这样的婚礼，伴随着如此多的惊呼与艳羡的，该是怎样的余音袅袅、色彩华丽？
此时，邵洵美21岁，盛佩玉22岁。
他们是表姐弟，只是未能在一起长大，以致错过了令人向往的青梅竹马的绝妙浪漫。
爱上盛佩玉是在邵洵美16岁的时候，那时的他刚进入青春期，在绚烂的青春梦幻中，一时找不准人生的航向。
契机的到来源于一次偶然事件。
在邵洵美的纨绔时代里，情窦初开的他喜欢上了一名交际花，在与一帮同样是纨绔子弟的人吃饭的过程中，发生了意外：一个姓邵的人开枪打伤了一名富家公子，邵洵美做了替罪羊，被关进了警察局。不久，真相大白，邵洵美虽被释放，但被伤者伙同那名交际花着实向邵家讹了一笔数量不菲的钱。再后来，更多的真相被暴露于天光之下：这场意外，原是交际花与纨绔子弟们的杰作，目标无他，是邵家的钱财！
这次青春期的感情处女航给邵洵美的打击巨大，既迫使他不得不转了学，也使他失去了自由——这样惹是生非，身为长子长孙的他自然成为严加看管的对象。
也有意外之喜。
长辈们开始为他张罗对象。
本着亲上加亲的原则，盛佩玉再次走进邵洵美的视野。这次，她不再仅仅是邵洵美的表姐，而是作为他的婚姻对象。
时隔短短的6年时光，邵洵美蓦然发现，表姐已经出落成一朵“凌寒强比松筠秀，吐艳空惊岁月非”的散着芳香的茶花。
是的，因为出生于茶花绽放时节，盛佩玉的小名便叫“茶”。
于是，他不由想起他10岁的时候。
1916年，盛佩玉的祖父盛宣怀去世。
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盛宣怀的谢世，促成了邵洵美与盛佩玉表姐弟的相聚。
那时还没有什么感觉，毕竟年龄太小，不谙男女之事，但邵洵美已经朦朦胧胧地觉得身着素衣的表姐很好看。
这种感觉一直追随着邵洵美，像一缕馨香，萦绕着他一生。
盛佩玉生肖是蛇，碰巧，邵洵美喜欢蛇。在他的《偶然想到的遗忘了的事情》一文里，就谈到他喜欢蛇的原因：“家人时常对我说，我和蛇是有缘分的。那年我还没到一岁，奶妈把我放在摇篮里推到后园去玩，我睡着了，她恰好手里做鞋子的线没有了，于是乘我熟睡的时候，跑回屋子里去拿。拿了线走进园子可把她吓坏了，一条六七尺的贵蟒蛇圈盘在我的摇篮周围。她不敢走近，也不敢做声。于是又拼命跑回去叫了许多人来，一个最老的女佣轻轻地说，千万不要惊动，这是家蛇，是保护主人的，不要紧。她又对蛇说道，奶妈回来了，你放心去吧。那蛇竟似乎懂得她的话，慢慢地游走了。家人对我说，我问祖母，祖母说是的。我问母亲，母亲说真的。从此我更爱蛇了。”
如果说这个颇富传奇色彩的经历让邵洵美爱蛇的话，随着渐渐长大，当白娘子以重情重意的美丽形象娉婷于他的梦境，当表姐盛佩玉以温婉可人的姿态占据他的心灵，他对蛇的感情更非文字可以描摹。
爱上了表姐，邵洵美便成了真正的邵洵美——此前，他一直叫邵云龙。
《诗经·郑风·有女同车》中的句子，让他不唯找到了表姐美丽名字的本源，还为自己找到了改名的理由。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原来，怪不得表姐的名字这么令人动心，原来出自古老的《诗经》！
邵洵美立即决定也从这首诗里为自己取个新名字，以与“佩玉”相配。
“洵美”，十分美，这是称赞诗中女子的，表姐又何尝不是孟姜一般美丽的女子呢？
自此，邵云龙隐去了，他叫邵洵美，就以此名来表达对表姐、对未来妻子的赞美与追随吧。
不明邵洵美改名之因的人，极可能认为“洵美”不过是自我陶醉的标志，属于典型的自恋之举；或者，人们极可能由衷地称赞太名如其人了！
与盛佩玉的婚事确定后，邵洵美出国留学的日期也最终敲定。
1925年4月，邵洵美带着家人对他的厚望和未婚妻盛佩玉亲手织成的毛线背心抵达伦敦，其目标是剑桥大学经济系。像大部分留学的年轻人一样，邵洵美本人的目标并不明确，他的肩头更多地扛着振兴家族的责任，这样的留学宗旨，往往绕不开家长面子的需要和家族实用主义的需求。
除了家长的殷殷重托，邵洵美的心里还澎湃着盛佩玉热切的期盼和醉人的柔情。
这期盼，这柔情，就穿在他身上，就流溢在他内心深处。
白绒线马甲呵！她底浓情的代表品，/一丝丝条纹，多染着她底香汗；/含着她底爱意；吸着她底精神。/我心底换来的罢？
白绒线马甲呵！/她为你，费了多少思想；/耗了多少时日；受了多少恐慌。/嘻，为的是你么？
《白绒线马甲》一诗，是邵洵美对未婚妻爱情的热切回应，刊于《申报》。读者见证，《申报》见证，白马甲见证，千回百折的不仅仅是洁白的绒线，更有盛佩玉的切盼和邵洵美的不舍。
“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西厢记》的句子或许最能表达扬帆出海前邵洵美与盛佩玉的恋恋之意。
然而，邵洵美并未在英国待很久，因为柴老夫人——他的祖母自知时日无多，渴望孙儿尽快结婚生子，渴望四世同堂的欲望愈来愈强烈。这样，邵洵美改变留学计划，于1926年5月回国。
之后便是结婚，享受“樽前含笑调鹦鹉，台上吹箫引凤凰”的甜蜜夫妻生活。
从相思到执手，从梦里到身畔，邵洵美与盛佩玉一起走过了四十一年，养育了八个子女。
邵洵美是一个重情的男人，他没有始乱终弃。他的爱情，虽不见得唯一，但也没有见一个爱一个，感情潮水远离了涨潮迅疾、落潮倏忽的风流成性。
比如他收入《花一般的罪恶》一书中的《情诗》：
两瓣树叶般的青山，/夹着半颗樱桃般的红阳；/我将魂灵交给快乐，/火样吻这水般活泼的光。
啊，淡绿色的天色将夜，/明月复来晒情人的眼泪；/玉姊吓我将归来了，归来将你底美交还给你。
要回国了，尽管有些意外，但邵洵美依然是满心高兴的。盛佩玉明丽的面庞，灿若明霞的微笑，熨帖着游子的心；无数个梦里的故事，无数个传奇里的主角，无数个牵挂里的主题，都将成为现实。于是，站在轮船甲板上的邵洵美以大海为墨，以天空为纸，写下他的喜悦与思念。
又如《来吧》：
我便这样地离了你，/我便这样地离了带泪的你，/你是染露的青叶子，/我便像那花瓣吓落下了地。
啊，你我底永久的爱……/像是云浪暂时寄居在天海。/啊，来吧你来吧来吧，/快像眼泪般的雨向我飞来。
思念总是与距离联姻，美丽总是与好梦相伴。当云天相接处有一只船渐渐驶近，船上的所载都是晶亮的诗灵和幽幽的爱情馨香……
春日迟迟，爱意融融
自1935年起，邵洵美的爱情土地上又萌生了一苗幼芽，这幼芽迅猛地茁壮成一棵大树，与另一棵大树并列着，争着营养与阳光。
另一棵树意识到了危险，它茁壮着自己，但似乎并无将对方压垮的意思。
两棵大树，就这样相安无事着，甚至，她们的枝丫，有偶尔的触碰与相携。
艾米莉·哈恩，就是那棵新生的大树。自然，另一棵是盛佩玉。
1905年，艾米莉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城，威士康辛大学毕业之后，于1928年开始，在纽约亨特女子学院担任教职，并开始了她漫长而非凡的写作生涯。才华像不安分的花朵，希望向更多的人绽放。
与邵洵美一见钟情之前，艾米莉只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美国女作家，四本书的出版，未能为她带来令人羡慕的生活和丰厚的收入，即便成为当时的著名杂志《纽约客》的签约作者之后，她仍处在拮据与困顿之中。
不仅如此，艾米莉更大的困顿来自感情。对爱情狂热的她，数段投入之后，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受伤者。她来中国前的最后一段爱恋，所爱之人是个有妇之夫，他所有的爱恋都不过是猎艳的谎言，既不愿放开艾米莉柔软的手，又幻想着维持婚姻。澎湃的激情退潮之后，是艾米莉青春委屈的哭泣。她除了逃出迷惘的深潭，别无他途，否则，她极可能沦陷整个青春。
青春在流逝，她能听到它远离她的声音，那样决绝，无法挽留。
1935年，艾米莉怒而离开自己的伤心地，随刚与丈夫大闹一场的二姐来到上海。
此前，艾米莉并不了解中国，更未踏上过这一片东方的土地，甚至对于这个古老的国度，她一度有着偏见。她的目的是做一个短暂的停留，换换空气，换换心境，梳理一下自己的思路，也给心疗疗伤。
艾米莉的中国行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纽约客》的中国海岸通信记者。但让她不曾想到的是，在中国，她的境遇得到了彻底改观。据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在《我所知道的项美丽》一文中回忆：“那时候像她那样的洋人在上海过着高过华人一等的生活，他们有自己的圈子。项美丽在他们当中颇为出众，周旋于外国银行老板、大班、掮客、政客、外交家和他们的夫人以及外国来的记者、作家们中间。她凭写稿从美国汇来的稿费，在当时物价低廉的上海滩生活得悠哉游哉。他们中有位爱好文学艺术的茀立茨夫人，她的沙龙很少有中国人能涉足。”
艾米莉·哈恩原本抱着匆匆过客的心态而来，却住了五年之久，不仅放弃了她原来对中国的偏见，还爱上了这里的人们和土地。
之所以如此，不仅仅因为上海的物价低廉，可以为她提供优游富裕的生活，也不仅仅因为茀立茨夫人为她提供的种种方便，更不是为《纽约客》供稿的使命，而是因为一个中国的男人——邵洵美。
邵洵美白皙的面庞、完美的西式鼻子、文雅的谈吐举止，一下子吸引了艾米莉。顷刻间，她忘记了过去的爱情创伤，弃掷了疗伤的初衷，情不自禁地扑入新的爱情怀抱。
治疗爱情旧伤的最佳方式，便是投入到一段新的爱情中去，艾米莉受益匪浅。
艾米莉·哈恩的美丽与气质自然也吸引了邵洵美，像当年为自己改名一样，邵洵美技痒之下便为艾米莉起了一个中国名字：项美丽。
自此，艾米莉·哈恩便以“项美丽”这个名字行世，这个名字为她的一生写下了最精彩的一笔。
茀立茨夫人及其组织的万国艺术剧院，将艾米莉变成了项美丽，将项美丽与邵洵美撮合到一起，成就了这一段美丽的缘分。对于与邵洵美的初识，多年以后，项美丽依然记忆犹新，在与邵洵美这个操着流利英语的中国人的交谈中，她感到了他声音里蕴含的温暖，她感到“身体里某种东西正在疯长”，项美丽知道“有件事情要开始了”。
这件事情，当然是爱情。
因为耽于与邵洵美的爱情之中，项美丽改变了对中国人的看法。她在文章里感叹：“这些中国人并非没趣，也一点都不拘谨。他们用他们的语言聊天，用他们的文字当场挥毫。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与包括邵洵美在内的中国人交往，项美丽不再感到时间的难捱，而是由衷地觉得“这真是太迷人了”。
爱情，真的可以将一个人的心态与境况全然改变。
对于项美丽，邵洵美自然也难抑爱意。
在盛佩玉眼里，项美丽是这样的一个异国女子，她“身材高高的，短黑色的卷头发，面孔五官都好，不胖不瘦，恰到好处”。虽然不是蓝眼睛，但从外貌上看，项美丽应该是一个漂亮的女子。虽然已年过三十，但仍然未褪去青春的明丽。内质上，项美丽似乎与盛佩玉心里的外国女人有所不同，她“静静地不大声讲话”，这似乎无意间合乎中国对女子的传统教育，也直接拉近了盛佩玉与项美丽的距离。“我羡慕她能写文章独立生活，来到中国、了解中国然后回去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我对她的印象很好，我们俩一见如故。洵美懂的事很多，学贯中西，她找到洵美这条路是不差的。”盛佩玉由衷地感叹。但同时，盛佩玉还指出，项美丽“在曲线美上差一些，就是臀部庞大”。人无完人，项美丽当然也是如此。盛佩玉对项美丽的描写应该是客观的。
从盛佩玉的话中可以看出，此时，她尚不知丈夫与这名外国女子的恋情。项美丽与盛佩玉语言不通，一切沟通都需要邵洵美翻译，不管项美丽是否实话实说，邵洵美都会对妻子说，项美丽来中国是为了给一家国外的杂志社写稿，之所以与他接触，是因为他懂英语，对外国的情况熟悉。加上盛佩玉一直认为邵洵美“学贯中西”，因而才欣然得出这样的结论，项美丽“找到洵美这条路是不差的”。
英国作家哈莉叶特·塞金德曾在她研究上海的专著《上海》中这样评价项美丽：“我接触的在上海的西方人，几乎人人都谈到艾米丽·哈恩，男人语带赞赏，女人的语气则有点尖酸刻薄。”男人与女人谈论项美丽时截然不同的口气，恰恰证明了项美丽的美丽，男人之所以赞赏，是因为爱慕；女人之所以语气尖酸，则是因为嫉妒。
邵洵美与项美丽，不仅仅有了生命的交缠，还有了事业上的合作。是炽烈的爱情孕育了他们的合作，同时，又由于他们事业上的互相支撑，加强了爱情炽烈的程度。
邵绡红回忆道：“来上海不久，她便和邵洵美合作编辑出版了一份中英文双语的《声色》画报。办《声色》意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项美丽是个作家，但没有办刊经验；邵洵美则希望能让洋人了解真正的中国，而不是从表面上了解。这本画报图文并茂，文字诙谐中别有新意。后来她和邵洵美合作翻译了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刊在上海出版的一份英文学术性杂志《天下》上。《天下》杂志几乎每期都有她的书评。两人还曾合作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Steps of the Sun（《孙郎心路》）……”
1940年，《孙郎心路》出版，但邵洵美看了以后大为失望，为了市场的需要，出版社刻意篡改了书稿的主旨，将一部蕴涵着深邃的哲学理念和真正深度主题的书稿，降级处理为写一个美国女郎和她中国情人的恋情、一个西方女郎在东方的冒险经历的宣扬低级趣味的作品。对此，邵洵美与项美丽是有共识的。
爱情，虽然渴望着鸟语花香，喁喁情话，但共赴患难更为可贵。
邵洵美与项美丽的爱情，也离不开患难的淬炼。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以租界和停泊在黄浦江中的军舰作为基地，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八一三”事变爆发。战火，首先从邵家所在的上海东北角杨树浦燃起，仓皇中，一家人逃到法租界时，只带出一些细软。这时，项美丽锐身自任，带领十名工人，不顾生命之虞，越过日军把守的外白渡桥。项美丽对盘查的日军说，印刷厂和家都是她的，而她是美国公民。她的无畏和坦然，使日军同意了她转移资产的请求。随后，项美丽将邵洵美未来得及转移的全套影写版印刷设备转移出去，还有部分衣物和书籍也被转移到了安全地带，炮火硝烟中，项美丽坐在大卡车上，整整跑了五个来回。
除了爱情，还有什么力量使一个女子忘记了生命危险？
正因经历了患难，才见得爱情的坚贞，才磨炼得人的意志坚如磐石。此后，项美丽与她心爱的男人联袂撰写了几十篇短文，全部刊登于美国《纽约客》杂志之上，这些文章以邵洵美的生活遭遇为素材，以轻松幽默的笔触反映了上海孤岛时期的生活概貌。
后来，这些文章被结集为《潘先生》一书。
这是邵洵美与项美丽爱情的见证。
对于父亲邵洵美的这位红颜知己，邵绡红无比感慨，她说：“次年（按：1938年），这位同情中国人民的美国作家挺身支持邵洵美，在他创办的抗日杂志《自由谭》的封面上印上自己的名字，作为刊物的编辑者和出版者。当时日伪势力已经渗入上海，此举并非只因友谊，实是见义勇为。同时，她在邵洵美的协助下，自己还编辑出版了《自由谭》英文姐妹版Candid Comment（《直言评论》），其中也有较大篇幅的抗日文章和图画照片。尤为感人的是她让中共地下党员杨刚借住她家，为她创造了一个安全的写作场所。杨刚因此得以把毛泽东刚刚在延安发表的《论持久战》以最快的速度译出。接着项美丽又和邵洵美帮着润色，刊在她的《直言评论》，并印为单行本秘密发行，把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传递给国际友人。《直言评论》后因客观原因停刊，而中文版则是在日本特务的威胁下终止。项美丽也曾让邵洵美的朋友、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抗日地下工作者住进她的寓所，任由他们以她家为秘密据点，进行谍报工作。”
因为对邵洵美的爱恋，项美丽染上了大烟瘾：见到邵洵美吸食，对恋人深信不疑的她便一尝新鲜。
所幸，后来为了写作，她以惊人的毅力戒掉了烟瘾。
项美丽渐渐明白了邵洵美始终爱着他的妻儿的事实，这让她想起几年前与剧作家爱迪·迈耶尔的无望爱情，她不能从一个深潭挣脱出来，再跳进另一个深潭。于是，她决定退出。
1939年6月，邵洵美与项美丽同赴香港，为时两个月。这是他们相爱之后的第一次共同出游，也是最后一次。无意间，这次共同出行成了他们爱情的纪念。
到香港去，不是为了散心，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为了采访宋霭玲。
爱情，或许成不了项美丽一生的依靠，但写作可以。受朋友的启发，她决定写一本《宋氏三姐妹》的书，这个计划得到了邵洵美的支持，并热心地为项美丽引见宋霭玲。除此之外，邵洵美还为所爱的女人广泛收集宋氏三姐妹的资料，并亲自译为英文，以资项美丽使用。为了爱情，邵洵美做了能做的一切——除了与盛佩玉离婚和与子女分开。
采访很成功，这为《宋氏三姐妹》的写作开了个好头。
还有另一种意义上的“得”：香港之行，从邵洵美的忧心忡忡上，项美丽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他对遥在上海的亲人的担心，便更加坚定了结束这段无果恋情的决心。
项美丽在《我所知的中国》一书中，描写过她与邵洵美的这次香港之行：“在船上，洵美化为徐先生。他穿了一身西装。这是我们相识以来我第一次看见他穿西装，他看上去糟透了。以前我从没注意到他的腿那么短。他剃光了胡须的下巴跟那身粗花呢上衣不相对，他的墨镜也太黑。他很快就发现了上十个老朋友，他和他们整天都呆在甲板上，全部戴着墨镜，一直都在谈着要是这条船遭到攻击，他们如何智取日本人。”
当爱已不再，一切都截然不同。邵洵美原来的俊美已经烟消云散，所有吸引项美丽的优势都被忽略，在渐渐“清醒”后的女子的眼里，邵洵美原来“腿那么短”，穿衣服那么没有品位，即便是墨镜，也与他惨白的面庞极不相称，还有他与老朋友充满爱国斗志的交谈，在项美丽眼里，也多余而刺耳——种种迹象表明，项美丽已走出这段感情。
“在香港那个夏天的下午，我就预感到我的上海岁月已经走到了尽头。时光带着我们流逝，但中国人却喜欢让每件事都停顿在刹那间，留住那一刻，就像电影中段的一个定格。”对于邵洵美的种种想法和做法，直到此时，项美丽蓦然发现，她并不真正了解。她认为，“这不是我的错，但洵美不公正地为此责骂我”。她意识到“我的上海岁月完了。我想他骨子里也明白这一点”。
回到上海，用三个月的时间，项美丽戒掉了烟瘾。随后，她去了陪都重庆，以便更方便地采访宋氏三姐妹。
这一去，项美丽再也没有回到上海，她与邵洵美的那一段爱情，也彻底成为往事，永远融入历史的烟雨苍茫中。
1941年，《宋氏三姐妹》得以在美国出版，署名是艾米莉·哈恩，而不是项美丽。项美丽这个名字，只属于上海，属于她与邵洵美的那个特殊的时期，它早已是记忆中的一个片断，连馨香都渐淡渐弱，直到消失。
《宋氏三姐妹》的出版使艾米莉·哈恩一夜成名。
重回香港之后，项美丽与查尔斯·鲍克瑟相恋。1941年，在生下了与查尔斯的女儿不久之后，日军占领香港。作为当时英国驻港的官员，查尔斯当然躲不过牢狱之灾。本来，项美丽与女儿可以不受牵累的，但由于该年12月7日，日军对珍珠港进行突袭，日美交恶，她们便难逃进入集中营的厄运。
这时，项美丽本人也不曾想到，她与邵洵美的那段已然终止的恋情，竟会成为她的保护伞。
为保护女儿，也为了保护更多人，项美丽拿出了一张邵洵美的照片，称自己是邵洵美的妻子，是中国人，方幸免被关进集中营之虞。1943年，项美丽被作为交换战俘回到美国。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查尔斯·鲍克瑟与妻子离婚，自英赴美，与艾米莉母女团聚。
项美丽与查尔斯两情相悦，相伴终老。在爱情上，项美丽辗转流离，爱过怨过，最终还是找到了自己的港湾。
但对于邵洵美，项美丽也不曾忘记，撰《我的中国丈夫》一书，以祭奠那一段令她刻骨铭心的恋情。
1997年2月18日，项美丽撒手人寰，走完了她92岁的精彩人生。她一生出版著作50多部，其中的十多本是以中国为题材；她获奖无数，爱恨倾城。这，就是项美丽。
有人说，项美丽是邵洵美的小妾，其实并不准确。或许，盛佩玉心里曾有此想法，那既是无奈的选择，也是出于对家庭利益的考虑。毕竟，日军的铁蹄下，项美丽美国公民的身份能为邵家带来安全与庇护。为了家庭，为了她深爱的丈夫和孩子，她这样做也未尝不可。
且不说项美丽心里完全没有妻妾的概念，即便是邵洵美，也不会以妾视之。项美丽，除了是邵洵美爱恋的女子之外，还是他思想和事业上的亲密伙伴与良师益友，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他精心呵护的对象。
邵绡红这样定位项美丽与邵洵美的关系：“这位美国女作家艾米莉·哈恩是我爸爸的朋友。”
1968年5月5日，邵洵美病逝，享年62岁。“天堂有路随便走，地狱日夜不关门”，他终于结束了病痛，远离了冤屈与批斗，不必考虑纨绔子弟、里通外国、汉奸反革命的帽子了，他的仗义疏财、豪爽大度、爱国无畏，常为人记取。在历史厚厚的尘埃中，人们的回忆像寻宝的“洛阳铲”，已挖掘出愈来愈多的与邵洵美有关的珍宝，于是邵洵美重新以诗人、作家、出版家、爱国者的形象出现，连同他的艳若桃花般的跨国情事都栩栩如生起来……
准风月谈
人生是书，原本难以参悟；人心是秤，是非自在其中。毁，写在沙上，已被风抹平；誉，刻于心里，定因之永恒。爱恨有端，都已成倾城往事；善恶有辨，当披开岁月尘封。曾经的喟叹，已融入文墨翰海；亘古的幽情，将点燃前世今生。
张恨水 情到多时情转薄
张恨水掠影
本名：张心远
祖籍：安徽潜山
生年：1895年
出生地：江西广信
卒年：1967年
辞世地：北京
辞世原因：脑溢血发作
身份：作家
代表作：《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
时人评价：在近三十年来，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茅盾语）
生命中的女人：徐文淑、胡秋霞、周南
楔子
“恨水”这个笔名是从李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得到的灵感，有珍惜青春、留恋时光之意。张恨水以此笔名行世，用他七十二年的人生诠释了“恨水”的深刻含义：他著作等身，读者群庞大，口碑甚好，影响深远。
婚姻也是如此。自1913年第一次步入婚姻，1924年开始第二段，1931年开始第三段，三段婚姻同时存在，也应了“惜时如金”之意。
“作为张恨水的后人，我们不愿用世俗的尺子去衡量他更爱哪一个女人，这段历史被我上一代人封存已久缄口不语，不仅在我家，就是在老家的大家族里也是讳莫如深……（张恨水）思想上是‘半新半旧’，他的代表作《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中塑造的小说主人公大多也是半新半旧式的人物。那么就请理解他的婚姻也是半新半旧式的吧，这只能证明他的人性更丰满、更仁慈，反映出他性格中温情善良的一面。”这是张恨水的长孙张纪在评价祖父时的一段话。
在爱情和婚姻上，张恨水的“新”，便是他能够平等地对待走进他生命里的女人，不论是徐文淑、胡秋霞还是周南。
尊重她们，关心、呵护她们，而不是将其视为自己的附庸。
张恨水的“旧”，是他有着旧式男人三妻四妾的思想。或许正因如此，新婚之夜，当他发现新娘被调了包时，并未太激烈地反抗；当他被胡秋霞似乎是随意地“挑中”时，也并未强烈拒绝；正因如此，在遇到周淑云（周南）时，尽管两任妻子尚健在，尽管心里没有与她们离婚的打算，张恨水仍然与之结了婚。
三段婚姻，只有第三段才体现了张恨水的自愿与爱恋。徐文淑是张恨水母亲为他包办的，胡秋霞是张恨水被动接受的；只有周南，深深吸引了年近不惑的张恨水。因而，在他的婚姻或爱情经历中，这一段的分量无疑是最重的，色彩无疑也是最绚丽的。
事实是，不论是徐文淑、胡秋霞还是周南，张恨水都真诚地对待她们，这便是张纪所说的张恨水“性格中温情善良的一面”吧。
要做到这一点，固然不易。然而，也恰恰证明了张恨水的“旧”：只有旧式男人，才认为她们都是自己的女人，而不是给了一个女子自由之后，再追求另一个。
被调包的婚姻
1913年秋冬时节，张恨水结了婚。
潜山，这个诞生《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传奇的地方，三国美女大乔、小乔的故乡，随着草黄叶落，云闲气朗，天空便显得高远澄净起来。
这样的日子似乎非常适合结婚，但张恨水心里却并不情愿。然而，为了不让刚刚丧夫不久的母亲戴信兰伤怀，他也只有屈从了。
新娘叫徐大毛，比张恨水小两岁，祖上做过官，父亲徐海山也识文断字，以给人做西席维生。
即便不愿，18岁的张恨水心里仍然升腾着希望，酷爱读书、心里涌动着无数爱情幻想的他正勾画着妻子的俏丽模样。
他见过这个女子，只是远远地。
穿着虽朴素，但衣服掩盖不住秀气的青春，是那种纯净的山野女子。
“孤桐秘虚鸣，朴素传幽真。仿佛弦指外，遂见初古人。意远风雪苦，时来江山春。高宴未终曲，谁能辨经纶。”或许，王昌龄的诗境在为山野女子做着诠释。
浪漫的张恨水在心里又为新娘加了不少分。
名字虽然粗俗不文，或许是败絮其外，金玉其中呢！
然而，洞房里，一见新娘面，张恨水所有美艳的幻想都化作蜡泪流尽了！
她根本不是那日张恨水与母亲远远看到的那位！
巨大的落差击碎了张恨水的心，他不愿想到古代的嫫母、无盐、宿瘤，不愿想到她们的相貌虽与美丽无关，却成就了男人的典故，因为他无法说服自己……
找一个乡野丫头为妻倒还罢了，偏偏又如此丑陋，张恨水心里充满不平。
结婚很久，这不平仍然郁结于胸，张恨水不愿与徐大毛同床共枕。
他有他的书房，尽管这书房极其简陋；有他的世界，有书，有幻想，已经足够了。
他写散文《桂窗之夜》以记载这段痛苦，“月圆之夕，清光从桂隙中射上纸窗，家人尽睡，予常灭灯独坐窗下至深夜”，当万籁俱寂，又有谁能听到张恨水胸中波涛澎湃的声响？
婚姻如融雪的清夕，寒彻心肺。
他写长篇小说《青衫泪》，泪浸素笺，恨盈心房，婚姻之疼痛，如何消解？婚姻之怨恨，何人能抚平？
除了其貌不扬之外，徐大毛并无大毛病，她恪守妇道，勤俭持家，孝敬婆婆，与张母戴信兰相处甚为融洽。
戴信兰也知道他们母子上了当，中了徐家的调包之计，但既然将人娶到家了，儿媳的性情、为人、心地均无可挑剔，善良的她又如何肯伤人脸面？
她只有出面逼迫儿子了。
在母亲的软硬兼施下，张恨水委委屈屈地与妻子圆了房。
结婚之后，因徐大毛的名字太过粗陋，故更名为徐文淑，既文且淑的女子，虽人与名颇有距离，但也略能缓解张恨水的郁闷。
不久，徐文淑怀孕，数月之后产下一女，但不幸夭亡。
娶妻成家，遂了母亲之愿，又为母亲找到了一个让她心里踏实的伴儿，张恨水便放心地离开了潜山老家。事业未成，却与丑妻朝夕相对，直至老死家中，既不是张恨水的性格，也不是他允许自己做的；理想照耀，壮志未酬，他志在四方。
1918年，张恨水在芜湖的《皖江日报》找到一个编辑之职，业余时间里，他将心交给了写作。不久，他的长篇小说《南国相思谱》在报刊上连载，这给了他很大的信心。
脚步未为芜湖停留。1919年，张恨水远赴北京，一边写作，一边做校对、编辑工作，短短几年间，张恨水以文章渐露峥嵘。
1924年4月12日，张恨水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开始在《世界晚报》副刊“夜光”隆重推出，这部描写20世纪20年代北京城风俗人情的百万言长篇巨构，直至1929年1月24日连载方毕，长达57个月之久，为张恨水赢得了巨大荣誉。自此，他在北京站住了脚，并有了与家人团聚的物质基础。
1926年，张恨水一家迁至北京，徐文淑自然随行。
此时，张恨水已于两年前娶了一个叫胡秋霞的女人。
因为长相不好、自知理亏且脾气一向很好的徐文淑并未与丈夫吵闹，她内心深处本来就有一个定式——男人有三妻四妾是理所应当的。
以后的时间里，她与胡秋霞相处得非常融洽。
都是同一个男人的女人，有什么可争的呢！这便是徐文淑最朴素的思想。
徐文淑多么希望自己能再生一个孩子啊。然而，让她无限伤怀的是，自从女儿夭折之后，丈夫根本没有与她亲近过。
在母亲的干预下，不得已，张恨水又偶尔与徐文淑同房。一段时间之后，徐文淑生下一个男孩。然而这一次，她心里的痛苦更重：男婴落地不久，又告夭折。
莫非，这就是命？徐文淑渐生绝望。
既然是命，又何必太过悲伤？朴素的徐文淑又从哀恸中挣脱了出来。
她转而善待胡秋霞的孩子。
1928年，胡秋霞生下儿子张晓水。因系早产，孩子落草之后，生命极为微弱，危在旦夕。徐文淑锲而不舍，将孩子抱在怀中，以体温相暖，数小时之后，终于从鬼门关上将孩子拽了回来。
徐文淑的这一“壮举”，不仅让张晓水一生感恩戴德，视之若亲母，更温暖了胡秋霞与张恨水的心。
有妻如此，夫复何憾？徐文淑以其博大赢得了亲人们的尊敬。
当年的调包之过，也会因为这博大而弥补了吧？况且，之所以调包，应该不是徐文淑自己的主意。
在北京，徐文淑度过了她与张恨水同一屋檐下生活了10年宁静而快乐的时光，尽管没有太多人伦之乐，尽管被另一个女人夺走了丈夫的爱。然而，有一个对她信赖有加的婆婆，有宽容至此的丈夫，有亲她爱她的孩子，已经足够。
抗日战争起，北京局势吃紧，徐文淑与婆婆回到潜山老家，不久又迁至安庆。
1958年，徐文淑去世，走完了她61年苦难而宁静、屈辱而充实的人生里程。
后于泥土，归于青山。去世前，徐文淑留下遗嘱，赠给胡秋霞和张恨水生命中的第三个女人——周南每人一枚戒指。
关于徐文淑生命的最后时光，宋海东的《张恨水情归何处》中有这样的描述：“徐文淑无儿无女，好不孤单寂寞。她便把妹妹的女儿接到身边相伴，日日吃斋念佛。她早年跟随大姑张其范读书习字，阅读一些浅显的佛经并不费难。在徐文淑的心目中，张晓水永远是他的半个儿子，心里时刻惦记着他。1958年，已逾花甲的她外出给张晓水寄信，跌倒在街头中风。路人围上前来，她已经无法说话，只是指指自己的衣兜。根据信封上面的寄信人地址，路人找到了她家，并把她送往安庆市人民医院抢救。然而，一切补救措施均已经无济于事。”
张恨水的婚姻被调了包，使他一度陷入愤懑之中。然而，细想之下，徐文淑的婚姻又何尝没有被调包？若其夫不是文才如海、文名远播的张恨水，而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田夫村氓，当不会忍受这么多的冷落与屈辱。她的生命，当如天柱山上一棵普通的松树一般，以其强韧的生命力，足以抵挡来自四面八方的风雨。虽然寂寂无名，虽然默默无闻，但也不失为一种宁谧的幸福。
然而，遗憾的是，她的婚姻被调包了。若不是她的表妹锐身自任，张恨水肯定不会看上她，或许，她宁谧的幸福就会降临了……
1989年，张晓水又为已去世31年的徐文淑新立了一块墓碑，碑的落款处刻着“男晓水”字样。若泉下有知，或许，她会更无遗憾。
徐文淑，这个宽厚的苦命女人，这个倔强的素朴生命，生而静默，死而庸常，纵有风雨，难掩满足。她颇富传奇的一生，虽无惊天动地的事件发生，亦不乏暖心暖肺的琐事相随。
秋天里的那抹霞
帘钩响动伊来到，屈指沉思，灯下低声道：明日如何消遣好？良辰千万休烦恼。
原来生日浑忘了，客里年华，多谢伊关照。我自伤心还一笑，伤心不要伊分晓。这首《蝶恋花》系张恨水所撰，发表于1927年5月25日《世界日报》上。词是写给胡秋霞的，表达了对她的喜爱甚至感激之情。
有了胡秋霞，张恨水心里阳光普照。
此时，胡秋霞与张恨水已结婚三年，与齐聚北京拥拥挤挤的张家亲人共同生活在一起亦已近一年。一年里，胡秋霞表现出了非凡的待人处事能力，她不仅与张恨水的母亲相处得非常融洽，与张家其他亲人亦相交甚欢，即便与徐文淑的关系也非一般的妻妾所能比。这一方面得益于徐文淑的宽宏，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胡秋霞的聪慧伶俐。
不仅一首短短的《蝶恋花》，1930年，张恨水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落霞孤鹜》，以纪念他与胡秋霞的这段婚姻。
1924年，与张恨水结婚时，胡秋霞年仅17岁，而张恨水已年近而立。
胡秋霞，本名胡招弟，重庆人，生于苦寒人家，不仅出身堪怜，其身世更令人同情。对此，宋海东的《张恨水情归何处》中对她有过一段描述：“她大约四五岁时，被拐卖到上海的一户杨姓人家当丫鬟。不久，她随着这家人来到北京，在打骂中长大了几岁。大约是14岁那年，她因为打碎一只花瓶，被罚跪在雪地里，恰遇警察上门查户口，好心的警察告诉她：‘下次他们再打你，你就到警察局告状，我们可以为你另谋生路。’不久，招弟又遭毒打，奄奄一息。她不肯坐以待毙，挣扎着逃出来，到石碑胡同的习艺所学做糊纸盒一类的手工。”
穷困的出身和悲苦的身世使胡秋霞养成了肯吃苦的性格，也使她具备了善与人沟通的能力，这种性格与能力被充分体现在她与张家上下30余口人的交往上。
其实，张恨水是被胡秋霞挑中的“驸马”。1923年，习艺所的工作人员忽然在胡秋霞面前展示了几个男人的照片，让已到结婚年龄的她选择对象。胡秋霞拒绝了工作人员让她挑选富商的建议，毫不犹豫地挑中了张恨水。
还有另一个版本。同样的时间里，张恨水到习艺所去采访，偶然的机会里，他见到了胡秋霞。
根据事实来看，似乎第二个版本更靠谱。此时，张恨水早已结婚，若提供照片的目的是结婚，莫非张恨水主动出击，欲在有妻子的前提下再娶？
无论如何，二人结了婚，这是张恨水平生的第二段婚姻。
结婚之后，胡招弟更名为胡秋霞，新名字系张恨水的杰作。为此，他特地在新房里挂上唐代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中的经典句子：“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928年，即胡秋霞生下张晓水之后，多情的张恨水又爱上了一个女子。那位女子是一位富家女，自幼便受到了极好的教育，学问、气质自然非胡秋霞和徐文淑所能比。但富家女有一个条件：张恨水必须取得自由之身，方能与她有进一步的感情发展。
在美色面前，张恨水把持住了自己，这段艳情走向了终结。
他觉得，如果与徐文淑和胡秋霞离了婚，她们肯定活不下去。
这就是张恨水的爱情和家庭责任感，尽管这样的责任感对于一个女子而言，那样微弱。
三年之后，张恨水又对另一个女子产生了爱恋。
她叫周淑云。
胡秋霞知道了张、周二人的恋情之后，大闹了一场，欲挽回自己昔日的地位。但最终，胳膊扭不过大腿，在铁的事实面前，她还是妥协了，容忍了周淑云进入张家门，完全取代了她当年在张恨水心中的地位。
与徐文淑境遇不同的是，即便张恨水与周淑云结了婚，仍未断绝对胡秋霞的“宠幸”。1933年，胡秋霞生下了她与张恨水的第二个儿子张庆。不幸的是，6岁的时候，张庆又夭折了。
1948年，胡秋霞与张恨水的女儿张正出生。早在1932年，张正的两个姐姐已死于大面积流行的猩红热。
多年以后，张正这样评价父亲张恨水：“父亲是反对一夫多妻制的，但他自己却是一夫多妻，这也许就是父亲爱情的悲剧吧。”
作为女儿，她无法指责父亲，尽管她心里有自己的想法。
丈夫有了周淑云之后，胡秋霞一度耽于烈酒之中，或许是性情刚烈的她积郁于胸、难以排解吧。1983年，胡秋霞去世，享年76岁。此时，张恨水已经离开这个世界17年之久。
在张恨水的三位妻子中，胡秋霞陪伴他的时间最长，对他付出的最多，爱恨相因，胡秋霞对张恨水的担心也最多。直至年岁愈来愈长，由于周淑云的关系，胡秋霞难以过多地生活在张恨水身边，但她对丈夫的感情并未消减。
胡秋霞是张恨水付出心血最多的一任妻子，为了她，张恨水甘愿充当家庭教师的角色，教她识文断句，帮她提升素养；而胡秋霞也是最不负张恨水心血的一个，短暂的时间里，她飞速提升，成为张恨水的第一位读者，并促使张恨水在极短的时间里取得了最高的文学成就——这是爱情的神力。
在张恨水生命里的三个女人中，胡秋霞也是受伤最深的一个：她上接徐文淑的粗陋不敏，下承周淑云的窈窕文雅。落差之大，让她难以适应；新人旧人之切换，让她痛不欲生。
所幸，她是一个坚强而潇洒的女子，坚强与潇洒，使她得享高寿。
情是天，恨是海
张恨水与周淑云的初识，是在1931年。
当时北平的春色如绸如缎，人的心情也分外的润滑。在这年的游艺会上，张恨水与周淑云相识。
一切都似偶然，一切又都似冥冥之中的安排。
周淑云在台上轻歌曼舞，张恨水在台下如痴如醉。
不经意间，年近不惑的张恨水竟然迷惑了：这究竟是天上，还是人间？
不知身在何处，是张恨水此时的境界。
随后，他们认识了。此时，周淑云年仅16岁。
初识之后，张恨水方知面前女子的芳名。
周淑云，祖籍云南，自幼随父母生活在北平，其父曾任下级军官，去世甚早。爱猫是周淑云的癖好，加上她的玲珑可爱，猫儿一般，因而被称为“猫二小姐”。
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回忆，她在北京春明女中读书时，有一个女同学，因其乖巧伶俐，极惹人喜爱，人们便以“乖乖妹”呼之。
乖乖妹就是周淑云。
1931年，张恨水与周淑云结婚，随即，周淑云改名为“周南”——取自《诗经·国风》最经典的部分。
改“徐大毛”为“徐文淑”、改“胡招弟”为“胡秋霞”尚可，将“周淑云”更名为“周南”则似乎大可不必。
张恨水有为妻子改名的癖好，这既反映了他的“雅”，也反映了他的“旧”。
周南是张恨水最爱的人，这绝不仅仅是由于她年龄最轻，面容最美，更由于她的聪明颖慧，多才多艺，气质超群。
中年之后，对于他与周南年轻时的某些温馨场景，张恨水依然记忆犹新：“那年我们去逛白云观，你披着青呢斗篷，鬓边斜插着海棠花，脚下踏着海绒小蛮鞋，手持一根彩带绞绕的鞭儿，实在是一幅绝好的美女图。当时我想，我实在是有福气，娶了位可以入画的太太。”爱情的细节，便是幸福的明证，就制造细节者而言，是为悦己而容，就醉心于细节者来说，则是时刻将对方放在心里的表现。
在距离死神最近的可怖关头，凭着一腔爱恋、满臆柔情，与张恨水共同渡过所有难关、将黑夜过成黎明的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周南。她的美丽，成为张恨水心里的明灯；她的温柔，成为张恨水人生最强大的支撑；她的坚强，极大地弥补了一个男人在辗转飘零中的忐忑不安。
周南与丈夫的息息相通，宋海东在《张恨水情归何处》中有这样的描述：“据张恨水的《劫余诗稿》一文载：某天他在门前晒旧书报，周南信手拿起一角残报，上有一首五言古诗，题名《悠然有所思》，下缺署名。周南念了几遍，笑着说：‘这像是你写的诗。’张恨水乐不可支，笑道：‘喜得素心人，相与共朝夕。你怎么知道的？’周南回答：‘从“提壶酌苦茗”这句想到的。’张恨水再次大笑，脸上整天喜洋洋的。”
这样的事情，在张恨水与周南的生活纵深处俯拾皆是，它们是生活淘漉下的贝壳，闪着亮光，映着动人的神采。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默契，二人的心灵才能达到真正的、高度的相通。
遗憾的是，天不假年，天妒红颜，周南过世得太早。
1959年10月14日，周南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张恨水无限留恋地亲吻着妻子的额头，泪如雨下。他实在不愿相信，比他年轻20岁的妻子，竟然会先他而去。是多年来的辛苦戕害了她吧？是由于他的劳顿牵累了她吧？是粉色的恩爱惹得天妒了吧？
周南去世后，张恨水为她写了近百首悼亡诗，句句泣血，字字断肠。他没有了别的方向，周南的墓地便是他的方向，一坐便是数小时。这样的时候，他的心便与心爱的妻子交流，他们的话连最聪慧的风都听不懂……
1967年2月15日，春节刚刚过去6天。在尚未完全消退的年味里，在批斗和折磨即将重新鼓噪而起的前夕，张恨水蓦然辞世，把巨大的悲痛留给了他的子女和他唯一健在的妻子胡秋霞。此时，他的老妻徐文淑已经去世9年，他最爱的周南也已离开他8年。至此，多才而多情的张恨水的一生谢幕，他的100多部作品闪着灵性的光芒，耀人心埠，他身上堆叠的矛盾，也留给了世人评说……
准风月谈
你我非鱼，不知鱼之忧乐；新旧相生，直若祸福相倚。妻妾成群，或许是烦恼根源；才华如江，未必有渡江之苇。朴素的心，往往孕育浪漫的爱情；华丽的梦，常常滋生无边的烦恼。来去无影，爱与恨都是清风；远近有声，喜与乐起于心灵。珍惜幸福，幸福就是雪中之炭；放大烦恼，烦恼便为噩梦之源。
梁实秋纷纭情事任评说
梁实秋掠影
本名：梁治华
祖籍：浙江余杭
生年：1903年
出生地：北京
卒年：1987年
辞世地：台北
辞世原因：突发心脏病
身份：学者、散文家、翻译家
代表作：《雅舍小品》、《英国文学史》、《莎士比亚全集》
时人评价：他有胡适先生的温厚亲切，闻一多先生的严肃认真，徐志摩先生的随和风趣。（梁锡华语）
生命中的女人：程季淑、韩菁清
楔子
梁实秋是玉。
孕育于朴实无华，脱颖于精细打磨；融光华于静，藏敦厚于冷。
坚硬不弯，自有松柏气节；性温无热，尽弃浮华秉性。
生性耿介，却又温和宜人，让人毫无难以接近之感；及近之，又似三春之阳，足暖身心。
才高情赡，却又朴素若石，让人毫无愧疚压抑之感；及近之，便如良师益友，受益丰硕。
恪守准则，不愿苟合；爱惜羽毛，两袖清风。
与人论战，虽针锋相对，但心里常怀友善，不泯尊敬之意：被鲁迅斥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却推崇鲁迅，即便与韩菁清的爱情被世俗批评时，也以鲁迅小说《伤逝》女主人公子君的话辩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与人交往，或淡泊如水，精神却常相抚持，未改初识之诚。
正因如此，晚年的冰心才如此动情地感慨：“实秋，你还是幸福的，被人悼念，总比写悼念别人的文章的人，少流一些眼泪，不是么？”
老友堪忆，不唯在少年时光随水流过，更在于心与心的交流足以动人。
爱情，是梁实秋心里的文字。
对于程季淑，见而爱之，足称好逑；始终恋之，令人称羡。岁月繁复，在爱情面前却化繁为简，一爱贯之，虽不乏磨折，虽偶生浪花，却不改初衷，终循故道，遂成一段佳话。
对于韩菁清，梁实秋则张扬出他蕴藏的固执，这是他性格的底色。爱情在前，年龄与地位被抹平，热讽与冷嘲被睥睨。于是，幸福便如出浴的美人，令人惊羡。鸿沟不再，误会消除，重获爱情的人生又是怎样的一番新鲜气象！
刚柔并济，剑胆琴心，讷外慧中，堪称完美……这便是梁实秋。
为人处世，坦诚平和而似春；律己守则，严格遵行而实秋。
这便是梁实秋。
心有病，卿知否？
1975年3月，梁实秋的回忆散文集《槐园梦忆》由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该书系梁实秋回忆亡妻程季淑而作，自初识到热恋，自结婚到两个世界相离，往事历历都化作记忆的绳系，挽住思念的心灵。无数鸡毛蒜皮、看似庸常的琐事，对于写者而言字字凝泪，对于读者来说句句关情。原来，爱情竟是由这么多的微不足道升华而成！
“我们不讳言死，相反的，还常谈论到这件事。季淑说：‘我们已经偕老，没有遗憾，但愿有一天我们能够口里喊着“一、二、三”，然后一起同时死去。’这是太大的奢望，恐怕总要有一个先后。先死者幸福，后死者苦痛。她说她愿先死，我说我愿先死。可是略加思索，我就改变主张，我说：‘那后死者的苦痛还是让我来承挡吧！’她谆谆的叮嘱我说，万一她先我而化，我须要怎样的照顾我自己，诸如工作的时间不要太长，补充的药物不要间断，散步必须持之以恒，甜食不可贪恋——没有一项琐节她不曾想到。”岁月若流，淘漉去的是浮华的泡沫，留下的是深情和邃思。亡妻的殷殷叮咛，时时回响耳畔，而岁月的跫音，已杳然不可捕捉。
已故作家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坦言：“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无论如何，死毕竟是生命的终结，是对这个世界所作的永远诀别。因为，它还是令人不知不觉地谈之色变。然而，即便如此，对于梁实秋夫妻而言，则成为表达恩爱的一种方式。
纵再翛然，死亡仍然不期而至：1974年4月30日，程季淑被意外凶残地夺去了生命！当紧紧相牵的手蓦然放开，当满含深情的眼睛倏然闭合，当无数恩爱瞬间被生生掐断，留给偷生者的打击之巨，罄南山竹，扬东海波，均难以表述。
那日上午10点半，梁实秋与程季淑夫妻到西雅图新家附近的市场购买午餐的食物，刚走到市场门前，灾难破空而至——一个忽然倒下的梯子砸在程季淑身上！
被推进手术室前，程季淑神智尚自清醒，怕丈夫担心，她反复叮咛梁实秋：“华，你不要着急！华，你不要着急！”手术室门前，在门即将关闭的那一刹那，为了让丈夫放心，让医生不至太过紧张，她努力笑了一下。
这一片笑容，是程季淑留给梁实秋、也是她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爱恋。三魂悠悠，裹挟着眷眷情；七魄恋恋，记往昔缕缕爱。之后，程季淑再也没有醒过来。
1973年1月11日，梁实秋曾填《蝶恋花》一首给程季淑：“恼煞无端天末去。几度风狂，不道岁云暮。莫叹旧居无觅处，犹存墙角面包树。目断长空迷津渡。泪眼倚楼，楼外青无数。往事如烟如柳絮，相思便是春常驻。”赏词人已经作古，写词人尚在偷生，人生无常，不由唏嘘。
穿着妻子织成的毛衣，若感受着妻子几十年前留下的体温。头发渐长，想起妻子因他不愿进理发店而亲手为他理发的温馨，种种原本日常的情景都令人回味无穷：“季淑怵上楼梯，但是餐后回到室内须要登楼，她就四肢着地的爬上去。她常穿一件黑毛绒线的上衣，宽宽大大的，毛毛茸茸的，在爬楼的时候我常戏言：‘黑熊，爬上去！’她不以为忤，掉转头来对我吼一声，做咬人状。可是进入室内，她就倒在我的怀内，我感觉到她的心脏扑通扑通的跳。”人虽离开，情却永恒，它不唯化作梁实秋心头最绚烂的那片云，更成为织就他《槐园梦忆》华章的感人素材。
槐园，在西雅图是程季淑长眠的地方，名曰“槐园”，其实园中只有枞杉和山杜鹃之类，并无槐树。在妻子墓的旁边，梁实秋也为自己留了一个地方，设想着自己很快便能来到这里，陪伴着亡妻，像生前一样相守，让她不再寂寞。
然而，十三年之后，梁实秋并未如当初之愿，他葬在了别处。
声音若仙的女子
程季淑与梁实秋的婚姻系经人介绍而缔结的，当属半包办的性质。令人颇为意外的是，一向讲求原则的梁实秋，在得知父母包办他的婚姻时，不但不曾反抗，竟然还非常满意。
这，或许便是缘分？
1921年6月，20岁的程季淑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本科毕业之后，因其心灵手巧，尤擅女红，便应邀到女子职业学校担任教职，该女职学校的校长是程季淑的同学黄淑贞。
经人介绍，梁实秋得与程季淑初识。
介绍人是黄淑贞——程季淑女高师时期的好友、同学。其父黄运兴与梁实秋之父系结拜兄弟，二人因同在京师警察厅服务，又皆为人公正、率直，因而性情相投。黄淑贞并未直接将程季淑介绍给梁实秋，也未亲自出面充当冰人，而是央其母亲亲自到梁家向梁实秋的父母提亲。
或许出于对结拜兄弟的缅怀，更出于对黄运兴遗孀和孤女的信任，梁实秋的父母爽快地答应了。至于黄淑贞郑重地央母亲亲自代程季淑到梁家正式做媒，是出于对好姐妹婚姻大事的极为重视。这样，一个周末，梁实秋自清华回家时，“偶然”的机会里，在父亲书桌的信斗里看到了一张红纸条。鲜艳打眼的红纸上用恭楷写着这样的字：“程季淑，安徽绩溪人，年二十岁，一九零一年二月十七日寅时生。”
18岁的梁实秋已情窦初开，他蓦然明白了这张字条的重大含义——是给他提亲的。
于是，梁实秋心里便起了波澜：一个名字很美的女子，一个很美的地方，年龄比他大两岁，这些勾起了他的无限遐想。他并未立即叩问父母，爱情面前，他更加羞怯。
该来的总会来，即便不问，父母也会主动告诉他。
然而，梁实秋还是没能稳住心神，一段时间后，他终于鼓起勇气，问了自己的大姐。想想也对，对于一个青春萌动的年轻人而言，在一个神秘的女子面前，在一桩无限新鲜的事情面前，又有谁能从容？
大姐给他的反馈也是令他高兴的。她与他们的母亲已经到过黄家了，并且对这位叫程季淑的女子非常满意。
“我看她人挺好，满斯文的，双眼皮大眼睛，身材不高，腰身很细，好一头乌发，挽成一个髻堆在脑后，一个大篷覆着前额，我怕那篷下面遮掩着疤痕什么的，特地搭讪着走过去，一面说着‘你的头发梳得真好’，一面掀起那发篷看看。”大姐含笑地讲述很令梁实秋振奋，他按捺不住心里的急切：“有什么没有？”大姐告诉他：“什么也没有。”
梁实秋这才与大姐哈哈大笑起来，笑的当口，仿佛这位叫程季淑的尚未谋面的女子已与他有了某种非常密切的关系。
正因如此，他才未对父母包办、对母亲与大姐背着他悄悄“相亲”之事有半句不满和责怪。
接下来的事情大胆而意外，梁实秋忧喜参半。
受青春的驱使，梁实秋惴惴不安地给程季淑写了一封信，问她是否愿意接受他。
信是寄给女高师的，可想而知，程季淑当然不可能收到。自夏至冬，梁实秋心意悬悬，情心徊徨，脑海中老是盘旋着这样的念头：程季淑不愿意与他相处，是他的唐突吓退了人家。
冬天的严寒中，一封信的到来彻底驱走了梁实秋心底的单色与寒意。信是用英文写的，匿名。上面表达着这样的意思，不要灰心，程小姐现在在女子职业学校教书，可以打电话去直接联络。信上附有电话号码。
一切猜测都不过是臆想，一切阴云都被驱散，这封信是一双神奇的手，让梁实秋的心情雨过天晴。
立即按照信里提供的号码打过去，电话那端传来的声音既让梁实秋吃惊，又似乎在他意料之中——他从未听过如此美妙的声音！
究其原因，恐怕不仅仅是程季淑的声音美妙若莺，更是听话者的心态使然，在已经沉溺于爱情之中的年轻人听来，他或她已然付出爱慕的异性的声音自然是美妙的，富有魅力的。
激动中，梁实秋与程季淑约定了相见的日期。
又一个周六的午后时光里，梁实秋辗转来赴爱情之约。
终于见到了他心爱的美丽女子！
这次梁程初会，直至五十多年后，梁实秋心里依然如昨：“我们两个互相打量了一下，随便扯了几句淡话，季淑确是有一头乌发，如我大姐所说，发髻贴在脑后，又圆又凸，而又亮晶晶的，一个松松泡泡的发篷覆在额前……她的脸上没有一点脂粉……穿的是一件灰蓝色的棉袄，一条黑裙子，长抵膝头。我偷眼往桌下一看，发现她穿着一双黑绒面的棉毛窝，上面凿了许多孔，系着黑带子，又暖和又舒服的样子。衣服、裙子、毛窝，显然全是自己缝制的。她是百分之百的一个朴素的女学生……短暂的初次会晤大约有半小时。屋里有一个小火炉，阳光照在窗户纸上，使小屋和暖如春。这是北方旧式房屋冬天里所特有的一种气氛。”
是初尝爱情的温暖，使简陋的小屋暖如春天。明净的心灵，开始有甜蜜的双影漾着。
此后，他们的相见移师到公园里，他们并肩走着，说话不多，声音也不高，但心间的温暖在流淌。这样的时候，即便是冬天里的公园，也不再酷寒；即便他人好奇的目光尖锐，也变得柔和。
1923年6月，梁实秋在清华毕业。此时，他的心情愈来愈沉重：再有两个月，他就要赴美留学了！
他学的是中文，却要到美国留学，实在不甘；离开心爱的女子，实在难舍。于是，梁实秋陷入痛苦里。
在程季淑的鼓励下，最终，梁实秋不再顾及儿女情长，不再心思游移，他坚定了出国的决心。毕业前，清华礼堂上演了一出由顾一樵新编的戏《张约翰》，因为戏中的两个人物是女性，无人愿意饰演，清秀的梁实秋便与吴文藻锐身自任出演。梁实秋高兴地邀请程季淑观剧。程季淑喜悦地答应了，并且为梁实秋赶制戏装。演出结束，梁实秋问程季淑观剧的感受时，程季淑说：“我不敢仰视。”但又笑而不答其因。事情过了许久，重提旧事时，她才回答：“我看你在台上演戏，我心里喜欢，但是我不知为什么就低下了头，我怕别人看我！”
或许，当一个人被爱情主宰之时，用心体味即可，眼睛是多余的。
1923年9月1日，梁实秋到达美国，入科罗拉多学院学习。
他不能忘怀动身赴美之前与程季淑的相聚，那种依依，令他从思念中难以自拔，在惆怅中挣扎不出。
在劝业场三楼玉楼春，他们面对着“两做鱼”这道美味，却吃不下去。筷子似有千万斤重，胳膊似得了肌无力症，难以举箸。
分别在即，三年暌离，这最后的相聚里，哪有心思吃饭啊。
或许餐馆太冷清了，到更热闹的地方如何？于是，他们便到了影戏院，希望那里的氛围能将他们拽出难分难舍的惆怅。
雨在下着，街上行人稀少，他们或许耽溺于团聚的喜悦里，不愿出门。
雨，是梁实秋与程季淑惜别的眼泪吗？
影戏院里，他们并坐着，手紧紧拉在一起，谁也不愿分开。仿佛，这一分开便再也没有机会牵在一起了。
电影开始了，但谁也没有看进去，只任影子杂乱无章地在眼前跑过。
杂乱无章地跑过的，还有时间。
接着，他们又去了餐馆。
这一次，程季淑破例喝了酒。乘着酒兴，她将满盛红葡萄酒的杯子与梁实秋的轻轻相碰：“请尽这一杯，祝你一帆风顺！”
话语很低，但一下子勾起梁实秋的眼泪。
梁实秋出国两个月之后，他们的感情遭遇了挑战。
这时的程季淑已辞去教职，考入国立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忽然有一天，梁实秋接到了程季淑的信。原来，看她年龄渐长，叔父们便提醒程季淑的母亲，欲给她介绍对象：“大嫂，三姑娘也这么大了，老在外面东跑西跑也不像一回事，我们打算早一点给她完婚。××部里有一位科员，人很不错，年龄么……男人大十岁八岁也没有关系。”得闻此变，程季淑迅速央求其八叔，说自己已与梁实秋见过一面，已经互相满意，决意牵手了。程季淑一番真假参半的告白打动了八叔，说媒并逼嫁之事从此作罢。但这一段小插曲将梁实秋吓得够呛，他在美国的时光，便更如老牛破车，慢得令人心碎。所幸，两个人以智慧争取过来的爱情，又撑起他寂寞的朝暮。
梦里与你相拥
1927年2月11日，自美国归来的梁实秋与程季淑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结婚。
五年相恋，三年相思，两人终于放下了两颗心，牵起了两双手。
此后，在近半个世纪的相守里，绝大部分时间，他们的心都紧紧连在一起。
《槐园梦忆》中，梁实秋对他们结婚时和结婚后的细节记得很详，尤其是程季淑的穿戴：“季淑那天头上戴着茉莉花冠。脚上穿的一双高跟鞋，为配合礼服，是粉红色缎子做的，上面缝了一圈的亮片，走起路来一闪一闪。因戒指太松而把戒指丢掉的不是她，是我，我不知在什么时候把戒指甩掉了，她安慰我说：‘没关系，我们不需要这个。’……天刚刚亮，季淑骨碌爬了起来，梳洗毕换上一身新装，蓝袄红裙，红缎绣花高跟鞋，在穿衣镜前面照了又照，侧面照，转身照。等父母起来她就送过去两盏新沏的盖碗茶。这是新媳妇伺候公婆的第一幕。早餐罢，全家人聚在上房，季淑启开她的箱子把礼物一包一包的取出来，按长幼顺序每人一包，这叫做开箱礼，又叫做见面礼，无非是一些帽鞋日用之物，但是季淑选购甚精，使得家人皆大欢喜。我袖手旁观，说道：‘哎呀！还缺一份！——我的呢？’惹得哄堂大笑。”
温馨的细节，总是永驻于心的。无论何时，都不会被岁月的浓雾笼罩，不会为时间的流水冲刷。
北伐战争起，由于时局不稳，这一对新婚夫妇便开始了漂泊，由北京而南京，由南京而上海，由上海而青岛，由青岛而北平，不乏风霜雨雪，不乏危险流离，但因为爱情在，生活中还是充满了温情。
程季淑原本学有所长，多才多艺，但先是将时间和精力献给了孩子——1927年12月1日，她生下长女文茜；1930年生下儿子文骐；1933年2月25日生下三女文蔷，原本想为梁实秋生下两儿两女（次女在三岁时染猩红热夭折）的，但由于1935年冬的流产，这个计划只得作罢。后来，程季淑将时间和精力用于操持家务和支持丈夫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上，未能发挥她专业上的才能。
梁实秋在编《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期间，每天夜晚发稿完毕，他总是立即回家，从后门进来匆匆登楼，而程季淑不论多晚，总是不忍先睡，而是靠在床上，一边看书一边等待丈夫。
《槐园梦忆》里，有这样温暖的笔触：
“你上楼的时候，是不是一步跨上两级楼梯？”她有一次问我。
“是的，你怎么知道？”
“我听着你的通通响的脚步声，我数着那响声的次数，和楼梯的级数不相符。”
我的确是恨不得一步就跨进我的房屋。我根本不想离开我的房屋。吾爱吾庐。
1934年7月，回到北平之后，夫妻二人又过了一段安宁而充实的时光。
这种安宁，使梁实秋的翻译工作进展得分外迅速：“家事全由季淑处理，上下翕然，我遂安心做我的工作，教书之余就是翻译写稿。我在西院南房，每到午后四时，季淑必定给我送一盏茶，我有时停下笔来拉她小坐，她总是把我推开，说，‘别闹，别闹，喝完茶赶快继续工作。’然后她就抽身跑了。我隔着窗子看她的背影。我的翻译工作进行顺利……”
然而，之后便是长长的分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当月28日北平沦陷。梁实秋与妻子商定，他先离开北平，而程季淑因有一家子人要照顾，有老母要奉养，便苦守北平。
夫妻分别之后，程季淑赡养老人，抚养子女，安抚同辈，不顾身体虚弱，苦苦支撑家庭危局。即便如此，在与梁实秋分别之时，怕丈夫生出不舍，她摒弃所有“儿女共沾巾”的软弱和不舍，含笑而坚定地送丈夫启程。
这一别，便是漫长的6年：若不是担心早年的言论会招来杀身之祸，若不是朋友提醒他已上日军暗杀的黑名单，他又何忍抛妻弃子，独自流亡；若不是有母需要照顾，若不是子女尚幼，她又何忍丈夫孤苦伶仃，风里雨里，定然相随！
战火纷飞中，没有消息，死生难料，人生之悲，莫过于此。但程季淑以丝毫不逊于男儿的坚强，像一只大鸟一般，将一个家庭罩于自己的翅膀下，避免了覆巢之虞。
直至母亲仙逝，程季淑又携子女，不避艰险，千里跋涉，赴川得与丈夫团聚。
踏遍青山，穿透死亡，团聚时，夫妻疑在梦中：今生何幸，能够重逢；患难之爱，何啻万金！
自此，在以后的30年里，他们的手都不曾分开。
1949年6月，梁实秋离开大陆，迁至台湾。
1972年移居美国。
程季淑勤俭持家，以操持家务为乐，因做菜不如婆婆而刻苦学习烹饪，因丈夫辛苦而悉心照顾。平生爱侍弄花草，渴望鸟鸣如歌，月光如银。
小资与浪漫，常驻心中；果决与善良，恒伴左右。
1963年12月18日，有歹徒持枪入梁实秋在台湾的家中抢劫。正在厨房做饭的程季淑听得声音，急忙来到客厅，见歹徒正用枪对准丈夫。她不慌不忙地告诉不速之客：“你有何要求，尽管直说，我们会答应你的。”此时，梁宅忽然门铃声起，歹徒以为是警察来了，便扬言欲与梁家人同归于尽。危急之中，程季淑对丈夫和歹徒说：“你们二位坐下谈谈，我去应门，无论是谁吾不准其入门。”最终，抢劫者拿着程季淑所给的财物离开。被抓之后，歹徒被枪决。此前，程季淑曾声泪俱下地向警察求情，请求对歹人网开一面，但未果，因此遗憾多日。
对于丈夫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工作，程季淑悉心照顾，可谓居功至伟。可以说，没有程季淑，梁实秋有生之年可能难以完成。
1967年8月6日，《莎士比亚全集》37本巨册由远东图书公司出版，当时台湾许多知名人士前往祝贺。女作家谢冰莹在庆祝会的致词中，高度评价程季淑曰：“莎氏全集的翻译之完成，应该一半归功于梁夫人！”
之后，《世界画刊》第323期刊登了程季淑的照片，其配图文字是：“这是梁夫人程季淑女士——在四十二年前——年轻时的玉照，大家认为梁先生的成就，一半应该归功于他的夫人。”
程季淑，这样一个可敬的女子，当她带着最后的微笑猝然远去时，她73圈生命的年轮永远定格。为了梁实秋，她付出得太多太多，可以说，没有她，便没有梁实秋的成就，便没有文学、学者意义上的梁实秋。
铁树开花时
连梁实秋也不曾想到，妻子刚刚去世一年，他便迅速走出了丧妻的痛苦，与另外一位女子结了婚。对于这一段在很多人眼里颇为“离谱”的婚姻，梁实秋近乎大义凛然地表白：“我只是一个凡人——我有的是感情，除了感情以外我一无所有。我不想成佛！我不想成圣贤！我只想能永久永久和我的小娃相爱。人在爱中即是成仙成佛成圣贤！”
“小娃”是梁实秋对第二任妻子韩菁清的昵称。
一年前的悲痛欲绝，写作《槐园梦忆》所撰的笔管余温尚在，泪浸纸张，字字含情的文字历历在目，读者尚感动于作者的重情重意，作者却似乎已经平复伤痛，又将另一名女子揽在怀里。
难怪人们惊诧莫名。
韩菁清生于1931年，小梁实秋28岁，本名韩德荣，祖籍湖北，1949年随父迁居香港，是著名的歌星、影星，曾获金马奖优秀女演员奖，与梁实秋结婚时，她44岁。
他们的相识是由于《槐园梦忆》的出版事宜。
或许是程季淑的灵魂促成了这段缘分，是《会有天使替我爱你》的又一现实版。
1974年11月27日，陪义父、台湾立法委员谢仁钊到远东图书公司的韩菁清见到了梁实秋，他是为与远东洽谈《槐园梦忆》之事特地从美国赶回台湾的。
他们的开始既不美丽，也不浪漫，偶然而又无端。或许，绝大多数的爱情都非命中注定，而是起于偶然与无端。对此，韩菁清有这样的回忆：“那天，我的义父谢仁钊要写一封英文信给一位美国议员朋友。义父是国际关系法教授。写信时，有几个名词的英文不知该怎么写，我当时正巧买了一本梁实秋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辞典》，义父借用我的辞典。吃晚饭时，他把辞典放在餐桌上，一边吃饭一边翻阅。我说：‘谢伯伯，吃完饭再看吧，饭桌上有油，会弄脏辞典的。这是我用一千多元买来的书。’‘一本辞典有什么了不起的？’义父不以为然地继续说：‘远东图书公司的老板，当年还是我送他出去留洋的呢。这种辞典，我去远东要多少本他就会给多少本。明天，我带你去远东，叫老板送你一本新的！’”
结果，韩菁清不仅得到一本崭新的《辞典》，还得到了一段恋情。
是对梁实秋的崇拜，使梁、韩有了交谈的机会。
交谈中，韩菁清表达了要为刚刚丧妻的梁实秋当红娘的意思。但梁实秋当即表示，他爱的是红娘，而非红娘介绍的莺莺。
然后，二人便开始了通信加面谈的恋爱模式。
自1974年12月1日至1975年1月10日，短短的40天里，他们的通信竟达四十几封。信的语言如何火热暂且不论，它们被送至对方手里的方式已够新鲜惊人：全部都是亲自送至对方手上！
这样，他们不仅一日一封两地书，还一天一度见卿颜！
旋即，谣诼四起。
有斥责梁实秋移情别恋、翻脸如翻书的：亡妻尸骨未寒，又闹风流事，令人齿冷；有嘲讽韩菁清不自量力的：一个过气明星，欲以此举达到既傍名人、又得名气之不可告人的目的。当然，亦有力挺梁实秋的“护师团”勃兴，为避免老师被一个戏子“吃掉”，就必须阻断这桩不伦婚姻；也有支持韩菁清的“粉丝团”，将梁实秋以欲吃嫩草的老牛目之……
重压面前，韩菁清犹豫了。她曾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那是在香港时的一段错误，一个年轻的菲籍乐师罗密欧俘获了少女的芳心，但不久韩菁清便发现，罗密欧并非她生命中的真正爱人，只不过是一个掘金者而已。最终缘尽。
冷嘲热讽如刀，梁实秋以心化盾。“不要说是悬崖，就是火山口，我们也只好拥抱着往下跳。”梁实秋的信中，誓言如火。
“每天我们在一起，也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多话，一开动马达，就不能刹车！”面对梁实秋的痴情，韩菁清也在信中认清了爱情的形势。
面对关心他的人群，梁实秋怒喝：“这些人是自绝于我，我不得不把他们一笔勾销，不再算是朋友之列。”说到怒不可遏处，这位72岁的老人发了狠：“那些陈腐的心术不正的东西，让他们一起滚开！”
梁实秋的坚决，无疑是对韩菁清的鼓励和褒奖。
同年，两个人终于勇敢地走到了一起。自此，在此后13年里，他们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共啜甜蜜，共享幸福。
花烛洞房夜，情心缱绻时。老新郎不知是因太过激动而失常，还是因高度近视而看不清楚，还是因不熟悉新房环境加上烛光昏暗，还是诸种因素兼而有之，竟狼狈地撞在墙上。韩菁清心疼地将梁实秋抱起来。新郎自我解嘲曰：“这下你成‘举人’了。”难得新娘竟如此才思敏捷：“你比我强，既是‘进士’（近视的谐音），又是‘状元’（撞垣的谐音）。”
这一夜，他们初疑是一梦，对烛看卿容；后来幸福便生心底，无言只相拥。
婚后，梁实秋聊发少年狂，浪漫陡增，不仅身体状况愈来愈好，精神生活愈来愈丰富，早已久辍的笔也重新拾起，且工作效率愈来愈高。日常生活或写作，梁实秋称年轻的爱妻为“清清”，韩菁清更睥睨年龄，热情如火，干脆呼梁实秋为“秋秋”。
1987年11月3日，梁实秋在遗憾中去世，享年84岁。此时，他与韩菁清的婚姻持续了13年，幸福的琼浆面前，他是个饕餮，远未满足……
在给爱妻韩菁清的信中，梁实秋动情地写道：“我依然爱你。我故后，你不必悲伤，因为我先你而去，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事。”
遵照梁实秋“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的遗愿，韩菁清将他葬于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在这里，梁实秋可以望见他大陆的故乡了。
不知梁实秋在弥留之际，是否想到过当年他的另一个遗愿？遥在美国西雅图的槐园里，有一颗寂寞的灵魂爱了他一辈子之后，仍在切盼着他？
雅舍虽在，伊人何处？
“余与实秋同客北碚将近二载，借其诙谐每获笑乐，因此深知实秋‘虽外似倜傥而宅心忠厚’者也。实秋住雅舍，余住俗舍，二舍遥遥相望。雅舍门前有梨花数株，开时行人称羡。冰心女士比实秋为鸡冠花，余则拟其为梨花，以其淡泊风流有类孟东野。惟梨花命薄，而实秋实福人耳。”这是女诗人方令孺对梁实秋的评价。
其中提到的“雅舍”，指的是梁实秋在重庆时所购的平房。因其既无门牌，又无名字，不论是邮差还是亲友，都不容易找到，给人表述亦不方便，为解决此难题，梁实秋妙手偶得，名之曰“雅舍”，并在山下的岔路处立标志以示之。
其后，梁实秋的散文集《雅舍小品》也以此为名。
“雅舍很小，只是几间普通的四川平房，但其风景幽雅，北临北温泉，东去嘉陵江，南望一片青山绿水，好可爱的祖国大地，锦绣河山……这小小的几间平房其辐射面却很长很长。父亲……最突出的‘雅舍小品’很多都是在这里写成的……1949年家父去台，在台湾、美国或旅居外地时，仍不断怀念雅舍，屡屡著文忆旧，从感情上还是那么依恋……”数十年后，梁文茜在忆及父亲及其雅舍之时，仍然充满感情。
雅舍之“雅”，取自一个人的名字，一个女子的名字——龚业雅，吴景超的爱人。
需要说明的是，这几间名为雅舍的平房，是梁实秋与龚业雅共同出资购买的。
龚业雅，湖南人，系梁实秋三妹梁亚紫同学，在女师大读书时，她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时常出入梁家。“业雅是我见过最男孩子性格的女性，爽快，长得明丽。非常能干的，先后在四川、北平做商务编译馆的人事主任，管两百多人，连家属六七百人。很有能力，当年所有编译馆的事，从重庆回到南京，都是她一人处理的。她不是文才，是干才。”从梁实秋对龚业雅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从外貌到性格，从为人到工作能力，几乎无所不包，足见他非常喜欢她。
龚业雅是梁实秋的红颜知己，关于他们感情的传言也时入梁实秋之耳。对此，他曾经说过：“雅舍小品也是因业雅的名字来的。雅舍小品第一篇曾先让业雅看，她鼓励我写。雅舍小品三分之二的文章，都是业雅先读过再发表的。后来出书，序也是业雅写的。我与业雅的事，许多朋友不谅解，我也不解释，但是一直保留业雅的序作为纪念。”不仅房屋与龚业雅合买，不仅房屋和书以龚业雅的名字命名，不仅文章在龚业雅的鼓励下写成，不仅写成后先让龚业雅第一时间阅读，书写成之后，从不请人写序的梁实秋一反常态地请龚业雅为《雅舍小品》写序。难怪有梁实秋想与程季淑离婚，与龚业雅结婚的传言。传言说，若不是胡适的小脚悍妻江冬秀拔刀相助，恐怕梁、龚这一对男女已圆鸳梦。
当身在台湾的梁实秋听到美国的友人通告的龚业雅去世的消息时，除了深深的悲痛，恐怕还有两岸不能通邮通航的憾恨。当年，初到台湾时，两人鸿雁不断，但后来便音讯杳然。再闻其讯，谁知竟已天人永隔！
于是，梁实秋不由喟叹：“这一生影响我最大的女人，一个是龚业雅，一个就是我太太程季淑。”将龚业雅放在自己妻子之前，梁实秋的态度已无需赘言。
去世前不久，梁实秋在接受台湾《联合报》采访时，针对“您对已过去的八十五年有无遗憾”之问时，列憾事五条，最后一条为：“陆放翁‘但悲不见九州同’，我也有同感。”解放前夕即离故乡，数十年来，纵事业精进，成就斐然，儿女满堂，爱情长青，亦无法消解无家可归、身世漂泊之凄凉。这也正是他遗嘱中交代家人择高地而瘗的原因吧。
准风月谈
重情如斯，因不顾刀锯终再娶，故以此而成薄幸人；温和若玉，便抛弃权利惧人言，定不是才情梁实秋。老树发新芽，人间有爱终须爱；传奇又延伸，世俗欲嫉可意嫉。从不害人，故一生问心无愧；永不忘情，才万劫不顾讥谗。生命若露，短暂时更要折射春晖；幸福如虹，迷惘处早已散尽霞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