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新兵营”留下一批人在新疆工作，以后又从延安调来一批人，都是通过苏联向中共中央要来的，都是这个路子来的。我们对外说是盛世才请来的，实际上是苏联需要我们中国共产党来些人，先跟中共中央商量好了，我们也同意了，领事又去给盛世才讲，盛世才又向我们代表提出来，你们再给我们多少人吧，就是转了这么一个圈子。来的这些人，中共中央不派，哪个共产党员敢跑到新疆来？如果中共中央不同意，我们敢留在这里工作？说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也是有道理的。实际上我们的工作不归中共中央领导，我们在这里做具体工作，不是延安给我们发指示，是按苏联在这里的政策办事。我们在这里不成立支部，不发展党员。
这个关系就是这样一回事。
王明从这里路过，是不是执行了王明路线？是不是我们在这里执行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我们在这里不是那么回事。这个事要有一个分析。王明也到“新兵营”转过，他在工作上讲了什么，我没有多大印象。我们这里不发展组织，不搞群众运动，不搞群众斗争，不过党的生活，这是苏联和盛世才商定的。陈清源在阿克苏是《阿克苏报》的总编辑，还有个程九柯在温宿管财贸，他们都知道我是比他们老一点的共产党员，我也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但没有开过会。这些青年同志出来工作时，中共中央代表都交代了，你们到那里去，有事可找谁联系联系。很明显，我们较老的党员和他们说话，总带有点指示性吧，这些情况是有的，但没有党的生活。
有一件事是真实的，就是毛泽民、孟一鸣（叛徒）和我三个人，没有什么组长的问题，一定时间由我召集一下，碰碰头，谈谈情况，研究点问题，交换交换意见，地点在教育厅。这是邓发交代过的。除这个外，没有别的，没有党内生活，没有党的组织。搞这一套，你一切经过盛世才，是不是王明路线？我想这地方也有点不太一样。王明那个“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是对蒋介石而言。蒋介石跟我们是彻底对立的，他的后台是美国。盛世才的后台不是美国，他跟蒋介石也有关系，有个张元夫在重庆住着，有些联系，但他基本上是跟着苏联。所以，跟王明那个“一切服从蒋委员长，一切通过蒋委员长”，还是有点区别。
至于对盛世才这个人的评价，大家都知道了。那时就是这样搞的。这样搞，我们不习惯，别扭极了。党要你搞，你有啥办法呀。这个关系就是这样一个来历，包括盛世才那个“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我们来以前就有了。“六大政策”我现在不知道其根源，估计是王寿成他们在这里搞的，苏联同意了。我们在新疆时，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书刊，到办事处是可以看到的，但不能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布置工作。苏联那一套搞法，我们也不是没有意见。这段工作如何总结，是可以研究的。
关于“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问题。那时会长是盛世才，副会长是李溶，下面是秘书长、秘书处长、科长。“反帝会”是个官办的群众组织，因为盛世才当会长，下面的厅长也好，什么长也好，都要加入“反帝会”。广大的会员还是可以谈马列主义的，那时马列主义的书可以在街上买到，盛世才准许宣传马列主义，但不能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呢？从盛世才来说，或者从苏联来说，有个怕美国的问题，一说中国共产党在这里，美国可以大肆宣传。
盛世才也怕蒋介石说他“赤化”，所以不准宣传毛泽东思想。
我们100多个人基本上都是在政府里，在财贸、文教这两个口里工作。那时派潘柏南潘柏南：又名潘同，河北沙河县人，早年参加冯玉祥部队，1931年12月随第二十六路军起义，参加红军，曾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红四方面军总部第一局科长，西路军总部科长，随西路军左支队进入新疆，被任为和田行政区保安司令，后又兼任和田行政区行政长。
1942年被盛世才逮捕入狱，经不起严刑拷打，于1943年叛变。1949年任敦煌县县长，解放后被逮捕处决。
到和田去，派周纯麟到喀什去，派胡东（即胡鉴）去蒲犁，都在军队里工作。盛世才是不愿意我们到他的军队里去的，可能是苏联领事说了话，他们妥协的结果，还是用了几个人。那时候虽然没有党的组织，可是老百姓都知道“新兵营就是红军”；从延安来的那些干部，老百姓也知道是共产党员。虽然没有党的组织，我们这些人还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把本身的工作做好，给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每个共产党员都是本着这个精神做事情的。
毛泽民到这里整顿财政，搞币制改革，确实起了很大作用。林基路、汪小川、李志梁等，特别是林基路，在青年学生中是有很好的影响的。乔国仁，我记得还有武志孝，表现很好，要是我们能发展党员的话，这些人是要发展的。师范学校里还有个马志良、田毓桂，这些人当时在青年里都是很进步的。
我们来的这100多个人，虽然不让宣传毛泽东思想，但还是按照毛泽东思想跟群众讲话的。就说抗日宣传工作吧，盛世才说“反帝”，我们就说“现在反对帝国主义主要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突出地强调抗日，借“六大政策”发挥一下。
盛世才写的那个“六大政策”，牛头不对马嘴，胡说八道，而我们按我们的观点解释，在人民中间播下了一点种子，起码共产党在这里“亮了个相”。所以，后来盛世才提出了“注意新来的人”这个口号，到处宣传这个口号。我还没有到阿克苏，那里就说“注意新来的人”
了。那时，“反帝会”还是反帝统一战线组织。我们在迪化搞了个手工业工人联合会，为首的那个人是手工业小作坊的头头，发展到1500人。那时的“反帝会”，是官办的群众组织。
盛世才那些头头脑脑的也参加，连那个蒙古的满汗王、哈萨克的沙力布汗王爷都是会员，还有的是各分会的会长。我们可以利用官办组织的合法性来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抗日。
那时，我们的工作没有利用这个组织把工作做得更好。开始时，盛世才是尽量地跟我们拉关系，他是为了讨好苏联。那时他还要求入党，表现得很积极，说朱总司令也是我的总司令，还喊毛主席万岁。他也想镀金，想加入共产党，陈云在时他也提过。我们那时候说，你不加入比较自由些，你说话起的作用大些，这是我们拒绝他的话。1938年盛世才跑到苏联见斯大林，想加入联共，斯大林也拒绝了，回来后他就翻脸了。最后，他所以敢动手，把我们的同志押起来，主要是看苏联的战争形势，认为苏联快完蛋了。他把我们的人押起来，杀了几个人，作为向蒋介石的见面礼。苏联红军第八团撤走，他才敢杀，第八团不走，他也可能不敢杀。
黄火青同志1983年9月28日在乌鲁木齐参加纪念陈潭秋、毛泽民、杜重远、林基路等烈士牺牲40周年活动期间，在新疆党史问题座谈会上发言，解答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活动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这是根据发言录音整理的材料，原载《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一书。黄火青，湖北枣阳人，生于1901年，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苏联留学，1930年回国，先后任红十四军特派员，红五军团第十四军政治委员，中央苏区第一步兵学校政治委员，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西路军政治部军人工作部部长。后随西路军左支队进入新疆，曾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阿克苏行政区行政长。1940年9月回延安，后历任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副书记，热河军区政治委员，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书记，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