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先
我们进入新疆的400多人，对外称“新兵营”，对内称总队。总队编制四个大队，一个干部队。干部队编六个班，一班是职务较高的同志，二班是参谋人员，三班是连队文书，四班、五班是其他人员，我在六班，这一班都是原通讯训练队的学员，也有报务人员。
1937年8月，“新兵营”开办了第一期无线电通讯训练班，把四方面军原来办的通讯学校和西路军通讯训练队的学员，重新组织起来，学习无线电通讯。这批学员有何仁忠、杨大奎、杨家德、高家传、聂鑫、陈大孝、王道益、宋仁望、阙子山、杨永贵、陈继贤、郑如宽等，共20多人。这批学员都是有一定无线电基础知识的。训练班由刘寅负责，教员是王玉衡、郑执中，三局局长宋侃夫也给我们上文化课。我在川陕苏区通讯学校学习时，教我们的教员只讲报务知识，不教怎样收发报，我们毕业后没有一个人能上台工作。四方面军南下天全、芦山时，我第二次进通讯学校学习，刘寅就是我们的教员。我们这一期训练班讲课不多，主要是复习和练习收发报，抄延安新华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
徐明乐是我们第一期的学员，后来他要求改学汽车，学成后给邓发开车，再后来又给陈潭秋开车。汪德祥也是我们第一期的学员，挑选航空队学员时，他和我都被挑选上学飞行，我因感冒没有去成。1942年夏天，汪德祥在新疆高家户机场飞特技时，发生事故，机毁人亡，牺牲在即将学成之时。新兵营有学汽车的，有学装甲的，有学炮兵的，有学航空的，学习的种类比较多。
在新疆“新兵营”时我叫“毛铁”，这是一个外号。说起“毛铁”这个外号，还有点来历。
我们部队驻四川马家坪时，那里的老百姓把劈柴的斧头叫毛铁。一次，我们住在一个商店的院子里，我们的炊事员每天借商店的斧头劈柴。商店有个小伙计，每天早饭后，找斧头上山砍柴，就边走边喊：“大师傅，我的毛铁呢！”以后部队要走，小伙计也参加了红军，和我在一起工作。大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就叫他“毛铁”。因为我俩年龄相仿，又在一起工作，人们常常分不清楚，就叫他为大毛铁，叫我为小毛铁。时间久了，“毛铁”就成了我的外号，长征路上，西路军中，“新兵营”里，大家都这样叫我。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我们从延安去东北，才恢复了胡正先这个名字。
部队长期南征北战，很少有安定的学习环境，到新疆后才有了比较安定的生活，我们珍惜“新兵营”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环境，每一个人的学习积极性都很高，可以说是争分夺秒、争先恐后地学习。经过培训，大家的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都能独立工作了。我们训练班于1938年初毕业，由刘寅带队，于4月份回到延安。我们是新兵营第一批回延安的。
我们回延安时，乘坐的是苏联运送援华物资汽车队的汽车。为了安全起见，苏联同志专门为我们安排了两辆汽车。过黄河铁桥时，桥头的国民党哨兵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车上装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回答说：“我们是苏联归国华侨，车上装的是一些药品。”忽然一个哨兵指着我们一位同志说：“你们是红军，他在河西抓过我，怎么是归国华侨呢？”
原来那个家伙是马匪兵，在河西战役时，曾被我们西路军俘虏，我们的那位同志恰巧看管过他。后来西路军释放了他，他又到兰州中央军里当了兵。真是冤家路窄，我们那位同志被他认出来了，情况一下变得紧张起来。刘寅一看情况不妙，让大家赶快上车，又给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打了电话求援。八办给苏联驻兰州的领事馆打了电话，说了以上情况，苏联领事馆立刻派来两辆小卧车，一辆在前引导我们，一辆跟在我们车后，一直护送到八路军办事处。这时国民党的汽车也跟了过来，为了防止出事，苏联领事馆的两辆卧车便横着停在我们卡车的前头和后头。那时兰州的街道比较窄，卧车横在那里，就把街道堵住了，国民党的人也就没有办法纠缠了，但他们在办事处周围增加了不少警察和便衣。我们在办事处住了两天，八办租了一辆汽车，把我们送到西安，又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派车送到延安。
这一批回延安的除了我们搞无线电的以外，还有几位搞医务工作的，隰启德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红四方面军建立鄂豫皖根据地时期，就当红军医院的院长。回到延安，我被分配到军委三局五十三分队任报务员，后又调到军委二局工作。
冯亚光整理。胡正先同志，安徽六安人，生于1918年，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时任西路军总部电台报务员。后随左支队进入新疆，学习无线电报务工作。1938年返回延安，先后在军委三局、二局及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做机要工作。解放后，曾任总参谋部三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