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来到他母亲的原籍槐里县（今陕西兴平县东南）的茂乡视察，发现那儿风水甚佳，于是决定将自己的陵园就建造在该地。命令一下，修建工作立刻热火朝天地进行，茂乡也上升为一个县，叫做茂陵县（其地在今西安市西北八十里，陕西兴平县东北）。一年之后，他为促进当地繁荣，下令凡是移居茂陵的人家，每户给钱二十万，田二顷。
当时在长安北面西头有一个门，名叫便门，便门是长安通茂陵的门户，武帝吩咐在便门之外，造一座桥，该桥横跨渭河之上，取名便门桥。当时的茂陵约在长安城西北八十里的地方，便门桥修建在长安城西北四十里的地点。长安市民要前往茂陵一游，必须经过便门桥，而且美丽的便门桥是中间歇脚站。长安通茂陵的道路，修得整齐笔直，可供马车通行，人们来往长安和茂陵之间，非常方便。茂陵渐渐成了一个优美的风景区。
但武帝仍嫌茂陵不够繁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四月，一个善于揣摩皇上心思的说客主父偃来到武帝的宝座前，向武帝建议，要繁荣茂陵并不难，只需将天下所有家产在三百万以上的富豪，都搬到茂陵来居住就行了。
“好主意！”武帝心想，“这不但能使我的陵墓所在地日后成为繁华的都市，而且可以方便管制那些富人，使其不至于聚众造反。真是一举两得。”他立刻采纳实行，向全国下达徙陵令。
这种强制性迁徙对富人来说是致命的，是一种近乎绝灭的行动，后世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如元朝蒙古人入侵中国，强迫河北的富户带领村民迁往贝加尔湖畔的草原，这些世代务农的民众不懂放牧，全部死在北方的草原上。近代的苏联时期，斯大林将数百万富农强制迁往西伯利亚，绝大部分饿死。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强制将犹太人迁往东部的集中营，使得欧洲的六百万犹太人死光。上世纪末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将城市市民都强制迁往农村，短短一年之内，使得柬埔寨人口锐减四分之一。
汉武帝这次迁徙富户，是将他们从边远地区迁往政治经济中心地区，其破坏性作用可能要少一些。但对富豪们造成的损害还是可以想见的。首先，富豪们在本乡本土各有一套赚钱的办法，经过好几代的经营才发家致富，现在要他们举家迁往帝王鼻子底下的茂陵，他们以往的生财之道都不顶用了，这样等于断了他们的财路；再者，新迁的地方人生地不熟，他们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施展；第三，以往住在偏僻地区，天高皇帝远，为赚钱犯点法也没人管，迁到茂陵，从此要受朝廷的严密监视，失去自由，他们无异于虎落平川，鱼游浅底，别想再有作为。
所以这次轮到迁徙的富户，一个个上路时都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没有一家高兴的。
各个地方政府编造迁徙名册时，点到入册的多半是当地的黑老大，政府好像送瘟神一样借此机会将其遣送走，以除心腹之患。因此，那些为害地方的小霸王，即使没有多少钱财，政府也将其列入富户，送往茂陵管制，而有些真正殷实之家，因与当地政府和群众相处甚好，政府就替其瞒报财产，说够不上迁徙条件，留在原地不动。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政府按自己的所好或所憎来执行这个徙陵令。
今河南省济源县当时叫轵县，那儿有一个著名的豪侠郭解，他武艺高强，无人能敌。少年时代，乡里人人怕他，他结交了一批同生共死的朋友，谁得罪了他的朋友，他立刻为朋友复仇，甚至不顾性命。因此他仗义的名声传遍了远近。一些人想惩罚某恶徒或惩治某贪官，前来求郭解帮助，郭解多半慨然应允，于是某恶徒或某贪官立刻受到惩罚。他一再干犯法的事，如私铸钱币、盗墓、收留逃犯等，官府因此多次缉捕他，但或者抓不到他，或者有人帮助他越狱和逃脱，或者刚把他抓住，正好遇上大赦，只好又放了。他始终逍遥法外。
武帝的徙陵令使得为郭解大伤脑筋的轵县官府有了一个除掉他的好机会，尽管郭解的财产达不到三百万钱的富豪标准，官府还是将他列入豪强名单，限期他迁往茂陵。
官府强制大侠郭解迁往茂陵的消息成了大新闻，传遍了各郡各县的城乡，人们纷纷议论，有的说：“这下子郭解逃不脱官家的管制了。强龙还是可以制服地头蛇。”有的说：“郭解神通广大，他决不会背井离乡，走出自己的势力范围。”
年少的司马迁听到种种关于郭解的传言，他迷惑不解，他想：“郭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好人，还是坏人？”有一次他听见父亲正和几个家乡父老在一起谈论郭解，他就在一旁倾听。
一位白胡须的父老说：“郭解杀人越货、盗墓、私铸钱币等恶行都是他年少时所为，自从他成年以后，行为有所收敛，而且常常以德报怨，他声言：要以行侠仗义作为自己生活的目标，专做好事、善事，而且不要别人感恩报答。”
另一位秃顶的父老说：“是呀，听说他变得非常宽容，某人喝醉了酒，失手杀了他的外甥，此人敬畏郭解，主动上门向他请罪，郭解不但饶恕了凶手，而且为了安抚自家的姐姐，独自出资安葬外甥。还有一次，他带一队伙伴出门，旁人见郭解大侠来了，连忙让路。但有一人，不但不让路，还胆敢向他挑衅，十分无礼，若按他少年时的脾气，早就把此人收拾了。可这次呢，当他的伙伴们怒冲冲地要惩治那人时，却都被他劝阻了。郭解还说：‘我一定有行为失检之处，不然的话，此人为什么这样不尊重我呢？同居一个县中的人，都是乡亲，不必过分计较。’事后，郭解以德报怨，暗中帮助此人，使县里的都尉免除了此人晚上打更之役。此人大受感动，亲自登门向郭解请罪。”
白胡须的父老又说：“我还听说一件事：洛阳有两个大户人家，为田产事结下宿怨，争吵械斗，常年不断。当地有脸面的人纷纷出来调停劝和，均未奏效。办法都想尽了，怎么办？这时有一人提醒道：‘何不请郭大侠出面？’郭解单人独骑，深夜分别来到两个仇家的家中，两个仇家一看是郭大侠来了，都又惊又喜。郭解劝他们和好算了，两个仇家虽然心中一百个不情愿，但碍于郭大侠的情面，只好委屈地听从郭解。郭解想，当地有那么多的有名望的乡绅出面调解，他们都没有听，今天我把他们劝和了，这不是驳了此地贤大夫的面子吗？于是他对两个仇家都嘱咐道：‘你们暂别和解，等我走后，让当地贤豪来劝解时，再和解不迟。’说完便辞去。这事说明，他不愿受声名之累，甘心情愿将好名声让给人家，可见他的为人处世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
司马迁的父亲捋着胡须说：“郭解这个人对社会的影响好坏参半，好的一面是：由于他改恶从善，他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比以前要高了，从前人人都怕他，今天大家都尊敬和佩服他，有些血性青年甚至对他敬畏如神，将他看做自己的榜样，都学着做慷慨好义、友善待人、除暴安良的善事，这对于改善社会风气有好处。坏的一面是：青年们也把郭解看做一面旗帜，代表公理和正义，于是，若是有谁损害了这面旗帜，他们就一致行动起来除掉谁。这就会形成暗杀的风气。我看，青年们已经把郭解看成是一个大教主，他们为了郭解不惜倾家荡产，甚至愿意为他而死，并以此为荣。这样就很危险了。”
司马迁细心分析父亲和各父老的话，觉得郭解已经成为了一股可怕而巨大的势力的头头，这股势力危害社会的程度，连郭解本人也未预料和觉察到。当时没有教主和教父这样的概念，但郭解集团在社会上的作用已和现代的邪教（如人民圣殿派）和黑手党的作用差不多，郭解本人就是当时的黑帮教主和黑手党教父。司马迁听见了许多怪事：有些青年从没有见过郭解，却因仰慕他的为人，不顾生命危险，为郭解惩治仇敌，他们刺杀了各种冒犯郭解的人后，不留下名姓，也不让郭解本人知道，社会上谁也不知道这些杀人案是谁干的。于是，郭解家乡附近方圆数百里内，谁也不敢做对郭解不利的事，甚至无人敢说郭解的坏话，如果谁出言不慎，言语伤及郭解，那说话的人在一天之内就会被人割去舌头，或者身首异处。这种恐怖笼罩着这个县，官府怎样也找不到凶手。
官府强制郭解迁往茂陵的事还有许多后续新闻，一一传到司马迁耳中，听说长安有个大富翁，郭解曾经在关键的时刻帮助过他，这时他为了帮郭解摆脱迁徙之累，就偷偷地送了一大车值钱的宝物给大将军卫青，请他为郭解在皇帝面前说几句话。
于是，卫青向皇帝陈言，说郭解是个穷光蛋，不适宜迁往茂陵和富人同住。武帝反驳说，此人能使得大将军帮他说话，说明他的能力不小，必须将其迁来，加以控制。
这样，皇帝亲自发话，郭解怎样也逃不脱迁徙这道关了。他只好带着全家老少离开亲密的故土轵县，前往茂陵，民众前来送行和为他凑路费的络绎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