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是十月一日星期三，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
一开头是我被莱利踩到手指醒来。多莉已经醒了，坚持要我因为咒骂莱利向他道歉。她说，早晨的时候礼貌比一天中任何别的时间更重要：尤其是人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狭窄空间里的时候。法官的怀表仍然挂着，像个金苹果压弯了树枝，显示的时间是六点过六分。我不知道是谁的主意，我们早餐吃的橙子，动物饼干和冷的热狗。法官抱怨说喝不到一壶热咖啡，就浑身不得劲，感觉不像人样。我们一致同意最想念的是咖啡。莱利自告奋勇，要开车进城去弄点咖啡回来；他还可以趁机去探查一番，看看情况如何。他建议我跟他一起去：“谁也发现不了他，只要他缩在车座上不露头。”尽管法官反对，说他认为这样做很蠢，但多莉看得出我想去：我曾那么渴望乘着莱利的车去兜风，现在机会终于来了，虽然明知没人会看到我，我还是兴致盎然，跃跃欲试。多莉说，“我觉得不会有事。但你得换件干净衬衫：你身上这件，领子上的泥土都能种萝卜了。”
草地寂静无声，没有愉快的沙沙声，也没有微妙的轻舞；草叶一根根立着，锋利，血红，仿佛一场屠杀之后，遍地的箭镞，我们爬坡上山去墓地，草叶在我们脚下根根脆断。俯瞰下方，景色真美：河边树林无尽地延绵，边缘波浪般起伏，五十英里犁过的农田铺展开来，间或点缀着风车，法庭高耸的尖塔之外，城中炊烟袅袅。我在父母的墓地停下了脚步。我不常来看他们，坟墓和冰凉的墓碑，这些会让我难过——跟我记忆中的父母相距太远，我记得他们活着的样子，当父亲离家去推销冰箱时，母亲总是哭泣，还有父亲赤身裸体跑到街上去的样子。我想采些鲜花来摆在墓前的陶瓶里，瓶子空荡荡地搁在斑驳泥污的大理石墓石上。莱利帮我采了些槐树的嫩芽，看着我摆到瓶子里放好，说道：“你妈人挺好的。绝大多数女人都是些贱货。”我疑心他是不是说自己的母亲，可怜的罗丝·亨德森，曾经逼着他一边背诵乘法口诀，一边在院子里单腿跳个不停。可是在我看来，他过的那些苦日子，已经得到了补偿。毕竟他有一辆理论上价值三千美元的汽车。二手车，提醒一句。是辆外国跑车，阿尔法—罗密欧（人们常开玩笑，说这车是罗密欧的阿尔法）。他是在新奥尔良从一个要进感化院的政客那里买来的。
我们一路呼啸，沿着沙土路朝镇上驶去，我总想着能有人做个见证：要是能让某几个人看到我坐在莱利·亨德森的车上，我一定会感觉相当不错。但天色太早，几乎还没人出门；这时早餐还在锅里煮着，路过的人家都炊烟袅袅。我们转过教堂拐角，绕广场一圈，在库珀驻马店和凯蒂德面包房中间的一条小沙土巷子里停下了车，莱利把我一个人留在车里，命我原地不动：他一小时内准回来。于是我在座位上摊开身子，听着驻马店草垛里那些贼家雀儿们叽叽喳喳叫，闻着面包房飘出的新鲜面包和蛋挞的阵阵芬芳。这家面包房的主人是一对夫妻，姓康蒂。C.C.康蒂先生和太太得凌晨三点就起来工作，为八点钟店开张做准备。这里地方干净生意兴旺，康蒂太太到韦莱娜的百货店里能买得起最贵的衣服。我正躺在那里闻着香味儿，突然面包房的后门开了，康蒂先生拿着扫帚出来，将面粉灰尘扫到巷子里。我猜想大概是他看到莱利的车有点吃惊，看到我在里面更是吃惊。
“你要干吗，柯林？”
“不干吗，康蒂先生，”我说，心里不禁想，不知他知不知道我们的麻烦事。
“真高兴，十月总算到了，”他说着，用手指触擦着空气，仿佛寒凉是织进布料里，他能摸得出。“我们夏天日子可难过了：烤炉什么的，热得人简直过不下去。瞧这里，孩子，有个姜饼人在等着你呢——快进来撵上他。”
我知道他不是那种人，不会叫我进去，然后打电话给警长。
他妻子迎我进了有烤炉的房间，那里的热气都弥漫着香气，看到我来她仿佛顶顶高兴。基本上大家都喜欢康蒂太太。她矮矮胖胖的，从不大惊小怪，她生得大象一样的脚踝，手臂壮实，面容刚毅，永远都被炉火映得红光满面；眼睛湛蓝，就像蛋糕上点缀的糖霜，头发花白，仿佛在面粉桶里扫过一圈，她系的围裙很长，一直到脚指头。她丈夫也系着围裙；有时候我会看到他下班后，不等把这难看的围裙摘掉，就跑到街对面菲尔咖啡馆去，跟其他男人一起，靠在墙边角落里喝啤酒：他就像油画上的小丑，拍拍打打，一身面粉，笨笨的，却很端庄。
康蒂太太将工作台腾出一块地方，给我端来一杯咖啡，还有一盘热烘烘的肉桂卷，正是多莉最心爱的那种。康蒂先生示意，我也可以要点别的来吃：“我跟他说的，我说什么来着？姜饼人。”他妻子使劲揉着面团，说道：“那是哄小孩的。他是个大人了；反正快了。柯林，你到底多大了？”
“十六岁。”
“跟塞缪尔一样，”她说，塞缪尔是她儿子，我们都叫他骡儿：他本就比骡子机灵不了多少。我问他们有没有儿子的新消息？因为去年秋天，骡儿连读三年八年级又被留级之后，去彭萨科拉参加了海军。“我们最近一次通信时，他在巴拿马，”她一边说，一边把面团擀平，做成馅饼皮。“我们不常收到他的信。我有次写信给他，我说塞缪尔，你最好常写信回家，不然我就给总统写信，把你的真实年龄告诉他。因为你知道的，他是假冒年龄参军的。我当时真是气疯了——一心记恨学校的汉德先生：所以塞缪尔才这么干的，就是因为受不了老被落在后面，老上八年级，他长那么高了，别的小孩都那么小。可我现在看明白了，汉德先生是对的，如果塞缪尔没有做好功课，他们仍然让他晋级的话，对你们其他孩子就不公平了。所以也许这样的结果最好。C.C.，给柯林看看照片。”
照片的背景是椰子树和真正的大海，四个水兵手牵手并排站着，面露傻笑，照片下面写着，上帝保佑妈妈爸爸，塞缪尔。这照片让我很难过，骡儿出去见识世界了，可我，唉，也许我该要个姜饼人。我把照片还给康蒂先生，他说：“我顶赞成男孩子报效国家去。可不利的一面在于，塞缪尔正好到了可以帮我们一把的年纪就走了。我可讨厌得依靠黑人帮忙。撒谎偷东西，就是不知道自己该干吗。”
“C.C.老说这种话，我很不高兴，”他妻子说着，咬住嘴唇。“他知道这么说我听了难受。有色人种并不比白人更坏：有些时候还要好些。我有机会就跟镇上的人说这样的话。就比如说老凯瑟琳·克里克的事儿。真叫人恶心。她也许脾气不好，有点怪，可她是好女人，跟谁比都不赖。这一说我想起来了，我打算弄份晚餐装托盘里给她送到监牢里。我敢打赌警长才不会给她伺候餐桌呢。”
所以就是这样，当一切改变之后，就再也变不回从前了：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我们再也无法取暖了：我放弃了，眼前浮现出寒冬来临，风刀霜剑逼到树上的情景，于是哭啊，哭啊，像雨水泡烂的抹布，彻底崩溃了。自从我们离开家以来我就一直想哭。康蒂太太直道歉，怕是因为她说了什么引得我难过；她掀起粘着厨房污渍的围裙给我擦脸，然后我们俩都笑了，实在可笑，那花脸画的，面粉和眼泪混在一起，就像他们常说的，我立刻就感觉好多了，仿佛哭完就轻松了。康蒂先生被我的发作搞得很尴尬，于是退到前头店面那个房间去了，我理解他是觉得男人这样婆妈不合适，可我丝毫没觉得羞耻。
康蒂太太为自己倒了杯咖啡，坐下来。“我不想装模作样，假装发生的事我都知道，”她说。“我听说是这样，多莉小姐因为跟韦莱娜有争执，所以不再管家里的事了？”我想说情况比这要复杂，我试图理顺事件，但又疑心事情也许没那么复杂。“这个，”她若有所思地继续，“听起来可能我这么说是反对多莉：其实不是。可我认为是这样——你们几个应该回家，多莉应该跟韦莱娜和平相处：她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到了她这把年纪，再改弦更张办不到了。再说，这样在镇子上是坏榜样，两姐妹吵架，一个坐在树上：还有查理·库尔法官，我生平第一次替他那俩儿子感到难过。市民榜样应该行为规矩；不然整个地方都乱套了。比如，你看到广场上那辆大篷车没有？好嘛，最好去看看。一大家子牛仔。福音教派的。C.C.说的——我只知道他们吵吵嚷嚷的，跟多莉有点关系。”她气冲冲地吹开一个纸袋。“我要你回去传我的话给她：回家去。给你，柯林，带上些肉桂卷，我知道多莉爱吃这个。”
我离开面包店的时候，法庭的大钟敲响了八点，就是说正确时间是七点半。这个钟一直快半个小时。曾经请过一个专家来修理，他叮叮当当搞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之后，提议说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放根雷管炸掉它；镇议会投票决定按全额付他酬劳，证明这只钟无可救药，仿佛令大家感到莫名的自豪。广场周围，几家商店准备开张了；门廊上扫帚挥处尘雾起，垃圾筒滚动着，惊醒了冷寂的街巷。早起鸟是一家比韦莱娜开的五分店要好的杂货店，两个有色人种小男孩神往地望着橱窗里的夏威夷菠萝罐头。广场南侧的长椅上，常年不变地坐着一群老头，安静地待着等死。再往远处，我终于看到了康蒂太太说起的那辆大篷车——实际上是辆旧卡车，蒙了一顶油布罩子，混充历史上的西部大篷马车。车子看起来破旧不堪，傻兮兮的，孤单单立在空旷的广场上。一个制作简陋，大约四英尺高的牌子，像鲨鱼鱼翅一样，顶在驾驶室上方。“让小荷马·哈尼约束你的灵魂献给神。”另外一面起了泡泡的绿漆画出一张笑脸，上头还顶着个超大牛仔帽。我绝没想到这会是个真人的画像，但旁边一条注解说是的，这是：神童小荷马·哈尼。车子旁边没人，我也没什么可看，于是朝监牢方向走去，那是幢方方正正，盒子似的砖房，隔壁就是福特汽车公司。我进去过一次，是大个子艾迪·斯杜沃带我去的，跟我一道的还有十来个小孩和大人，都是男的。他走进药店说，你们要是想开开眼，就到监牢来。看点是个英俊瘦削的吉卜赛少年，他们从货运火车上捉下来的；大个子艾迪给了他二十五美分，让他把裤子褪下来；大家都无法相信那家伙居然有那么大，其中一个人说，“伙计，你有这么大一根撬棍，怎么还会被人锁起来的呢？”接下来好几个星期，你都能辨认出哪些姑娘听过这个笑话：每次路过牢房边上，她们都会咯咯笑上一阵。
牢房的一面外墙上有幅很不寻常的图案装饰。我问过多莉，她说记得她年轻的时候，那是张糖果广告画。若果真如此，那广告语早就消失不见了；剩下的就只有一张泛白的模糊挂毯图案：两个火鸟一样艳粉色的天使，吹着喇叭，飘飘悠悠悬在一个巨大、装满水果的号角里，就像圣诞节的长袜；这画面如同绣在砖墙上，看起来就像褪色的壁画，或是模糊的文身，阳光闪烁中，被囚禁的天使仿佛羽翼拂动，如同窃贼的鬼魂一般。我知道自己所冒的风险，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在外面晃，可我不管，兀自走过牢房，又兜回来，边吹着口哨，后来还轻声呼唤凯瑟琳，凯瑟琳，希望能把她唤到窗口来。我知道哪个是她的窗口：窗台上铁栏之内，我看到有个金鱼缸，后来我们知道，这是唯一一件她要求带在身边的东西。金鱼橙色的身影在珊瑚周围摇摆穿梭，我不由想起了我帮多莉找到珊瑚城堡和卵石的事情。那算是开始吧，一想到结局可能会怎样，我不禁心生寒意，凯瑟琳关在冷冰冰的阴影里，低头垂目。我祈祷她不要到窗口来：她谁也看不到，因为我转身跑掉了。
莱利让我在车里等了两个多小时之后，总算出现了，可他脾气很坏，搞得我有火也不敢发作。看来他回到了家，发现他的两个妹妹，安妮和伊丽莎白，还有在他家过夜的莫德·赖尔登都还赖在床上：不但如此，门廊上还东倒西歪散落着好多可乐瓶子，落了一地的烟蒂。莫德主动招认，坦白是她叫了几个男孩子来，听听音乐跳跳舞；但受罚的是那对姊妹。他把她们从床上拖下来，抽了一顿。我问他抽了一顿什么意思？他说，扳到膝上，拿球鞋抽她们。我无法想象这场景：这与我印象中端庄的伊丽莎白形象不符。你对这几个姑娘太严厉了吧，我说完，又赌气地加了一句：莫德这下变成坏人了。他把我的话当了真，说没错，他确实打算抽莫德一顿，不说别的，单她骂他的那些脏话，谁说出口他都不能容忍，但还没等莱利捉到她，莫德已经从后门跑掉了。我心里说，终有一天轮到莫德狼狈了。
莱利蓬乱的头发上过发油，变得整齐伏贴，身上闻起来一股丁香水和滑石粉的气味。他完全不用说，我就知道他去了理发店，也知道他为什么去。
虽然此人如今已经退休，当初经营理发店的时候，可真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这位阿莫斯·罗格朗。警长，还有莱利·亨德森，哎，算起来所有人提到他都会说：那老姐们。但他们并没有恶意；大多数人挺喜欢阿莫斯，真心希望他平安。他身材小得简直像只猴子，只好踩在箱子上给人理发，他很容易激动，像一对响板那样，嘚吧嘚吧讲个不停。他管所有常客都叫宝贝儿，男女不论，反正在他眼里毫无区别。“宝贝儿，”他会说，“你该剪头发了，该买一包发卡了。”阿莫斯有个了不起的特长：他能东一句西一句闲扯，让大到生意人，小到十岁的女娃娃，都听得津津有味——他既能谈本·琼斯家的花生卖了多少钱，也能聊玛丽·辛普森的生日派对都请了谁，他能找到客人感兴趣的话题，说得头头是道。
自然，莱利会去找他打探消息。当然他马上就如实重复给我听，我立刻就想象出阿莫斯的样子，仿佛听到他嗡嗡的话音围绕在耳边：“你来了呀，宝贝儿，这有钱到处乱放就是没有好下场。别人不说，就这韦莱娜·泰博，我们都以为她赚一毛钱都要立马送银行里去。一万两千七百美元呢。可别以为这就是全部了。看来韦莱娜跟这位里茨博士是打算合伙做生意，所以她才买下了那个旧罐装厂。您可瞧好了：她给了里茨一万多美元去买设备，上帝才知道什么设备，结果发现他根本一分钱的货都没买回来。钱全都进了他的腰包。至于他本人，是踪影全无，连根毫毛都找不见；得去南美可能还能找到他。我这个人向来不去嚼舌根子，乱说人家闲话；可照我说这韦莱娜·泰博实在是太各别了：宝贝儿，那个犹太人哦，我这辈子没见过一个人头皮屑落得那么厉害的。可像她这么个聪明女人，难说，还真就着了他的道儿。加上她姐姐这一出，闹成这样，人仰马翻的。难怪卡特大夫要给她打针。可查理·库尔才真真吓死我，惊倒我了：你说他跑到那外面去找死算怎么回事儿？”
我们驱车很快就出了城，一路颠簸，小飞虫撞在挡风玻璃上。经过的天空啸声激昂，湛蓝脆爽，云彩全无。可我敢发誓，我的骨头里感觉到风暴即将来临。一般来说，老年人才会有这种不适，年轻人很少闹这毛病。这感觉就好像有雷霆夹着湿气，在你的关节里轰隆作响。我疼得那个程度，感觉简直是飓风就要朝我们袭来似的，我说给莱利听，他说，得了吧，你莫不是疯了，你看看这天色。我们俩正就这事儿打赌呢，刚好车子转过一个弯，就到墓地那片了，莱利倒吸一口气，踩住了刹车；我们滑行了很长一段才停下，其间详细回顾了一下人生的重要经历。
真不是莱利的错：占着大路中间，像瘸牛拖车一样挣扎前进的不是别人，正是那辆小荷马·哈尼大篷车。那车突突突突乱响一阵，最后彻底熄了火，骤然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司机爬了出来，是个女人。
她年纪不轻了，但臀部扭动的样子，很有些欢快的韵致，她的乳房那么诱惑地摩擦着桃红色的外衣。她穿着条带流苏的麂皮裙子，脚蹬一双及膝牛仔靴，她这么穿不对，因为你能感觉到，她的双腿，如果充分展露出来，一定是她最美的部分，她倚在车门上，眼帘低垂着，仿佛双睫倒有千斤重；她用舌尖沾湿了红润的嘴唇。“早上好啊，小伙子们，”她说，话音又慢又低沉，“请指教下方向可好？”
“见鬼了，你到底什么毛病？”莱利发飙了，“你差点害我们翻了车。”
“你这么说我真没想到，”那女人说着，友好地晃晃她的大脑袋；她的头发染成杏色，梳着精致的卷发，她摇头的时候，满头的发卷像无声的铃铛一样晃起来。“你超速了，亲爱的，”她自负地反驳道。“我想是有条法律禁止超速的吧，禁止什么的法律都有，特别是在这里。”
莱利说，“应该有条法律禁止这种卡车。这种报废的破烂，就不该上路。”
“我知道，亲爱的，”那女人笑道。“跟你交换好了。可我恐怕这么多人你这辆车里塞不下；我们这卡车都有点挤不过来。能给我根香烟吗？宝贝儿真乖，谢谢你。”她点着了烟，我留意到她的手特别糙，瘦骨嶙峋，指甲没涂油，有一个指甲是全黑的，仿佛被门挤到了。“我听说往这边走，我们能找到位姓泰博的小姐。多莉·泰博。好像说她住在树上。希望你能好心带我们去……”
她身后仿佛整整一间孤儿院的孩子从卡车里倾倒出来。几乎不会走路的罗圈腿小孩，黄头发鼻涕娃，到了该戴胸罩年纪的女孩子，还有大大小小一排男孩子，其中一些已经长足了身量，像大人了。我数了数，至少有十个，其中包括两个对眼儿双胞胎，还有一个裹着尿布的娃娃，被一个不足五岁的孩子很费劲地抱在身边。就像魔术师的兔子，孩子们仍在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直到马路上变得人口稠密。
“这些都是你的？”我真心焦虑地问道，又数了一遍，足足有十五个。其中一个男孩大约十二岁，戴着副钢边儿小眼镜，顶着个足有十加仑重的大帽子，像个蘑菇似的晃来晃去。他们中大多数人身上的装扮都有点牛仔的意思，或着靴，或系领巾。但这群人整体都垂头丧气，病病歪歪，仿佛多年以来只靠土豆和洋葱为生。他们在汽车旁围了一圈，寂静无声，鬼魅一般，只有最小的那个娃娃，砰砰地拍车灯，还往挡泥板上跳。
“没错，亲爱的：都是我的，”她回答道，一边举手拍打一个抱着她的腿跳舞的小不点姑娘。“有时大概也会捡到个把别人的娃，”她耸耸肩又说道，有几个孩子露出微笑。看起来大家都很爱她。“有些人的爸爸已经去世了；其余的大概都还活着——不管怎么说，他们的死活都不关我们的事。看来你没来参加我们昨天晚上的聚会吧，我是艾达姐姐，是小荷马·哈尼的妈妈。”我问她哪个是小荷马。她眨眼四处瞅了一圈，指着那个戴眼镜的小孩，那孩子晃晃悠悠从帽子底下站起来，朝我们敬礼：“赞美耶稣。要来个哨子吗？”说着，鼓起腮帮子，吹响了一枚铁哨。
“有了这东西，”他妈妈一边把碎发捋到耳后，一边说道，“鬼也要被你吓一跳。而且还很实用。”
“两毛钱，”那孩子叫价道。他的小脸苍白，面有忧色。帽子一直压到眉毛。
如果我身上有钱，一定就买他个哨子了。看得出他们在挨饿。莱利跟我有同感，反正不管怎么说他掏出五毛钱买了两个哨子。“上帝保佑你，”小荷马说着，将硬币放进嘴里，使劲用牙咬了一下。“这年头假币太多了，”他妈妈有些抱歉地解释道。“干我们这个的，没想到还得担心这种麻烦，”她说着，叹了口气。“劳驾你们好心帮我们个忙——我们没法继续走了，没油了。”
莱利对她说这样是浪费时间。“那里已经没人了，”他说完，启动了车子。另一个被我们拦在后面的驾驶员，已经在鸣笛催促。
“她不在树上吗？”在汽车马达不耐烦的轰鸣声中，她的话音显得很哀怨。“那我们上哪儿才能找到她啊？”她伸手试图拦住我们的车。“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我们……”
莱利发动了车子。我回头，看到他们一群人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望着我们离去。我对莱利说，我为他们感到难过，说我们应该至少弄清楚他们想要什么。
他回答说：“也许我知道。”
他的确知道很多，阿莫斯·罗格朗详细给他讲了这位艾达姐姐的事迹。尽管她以前没来过我们这里，但阿莫斯时不时出去旅行，据他说，曾经在波特尔一处集市见到过她，波特尔县城离我们这里不远。显然巴斯特牧师对她也不陌生，她一到达，巴斯特牧师立刻把警长找来，要求他下禁止令，不许小荷马·哈尼团伙开展任何形式的集会。他说他们是些骗子，执意说这个所谓的艾达姐姐是闻名六大州，臭名昭著的妓女：想想吧，十五个孩子，却连个丈夫的影儿也没有！阿莫斯本人也颇拿得准，说她没结过婚；但在他看来，一个这么吃苦耐劳的女人值得尊重。警长说，难道我麻烦还嫌不够多吗？又说：也许那些傻瓜们倒是主意正得很：坐在树上，不管闲事——给他五分钱他就出门去加入上树团伙。老巴斯特对他说，要是这样，他就不配做警长，应该把警徽交出来。同时，艾达姐姐未受到执法人员干涉，在广场的老橡树底下召集了晚间祈祷会和游艺活动。我们这座镇子上，信仰复兴活动很受欢迎；有音乐，有机会唱歌，露天集会。艾达姐姐和她的一家人尤其轰动；连平常怪话颇多的阿莫斯都说，那个小荷马·哈尼，跳舞甩绳子的样子，实在是可爱得不得了。大家都玩得很尽兴，除了来砸场子的巴斯特牧师和夫人。惹毛了他们的不是别的，而是孩子们亮出“上帝的晾衣绳”时，这根绳子上有些衣服夹子，你可以把捐款夹在上面。好多人从来都不肯往巴斯特牧师的募捐箱里丢一毛钱，这次却大方地挂出了整块的美元钞票。这让他再也忍不下去了。于是他跳起来离场，直奔泰博巷的大宅，跟韦莱娜进行了一番简短高明的交谈。他认识到，如果想采取行动，必须获得她的支持。据阿莫斯说，巴斯特牧师刺激韦莱娜，说有个信仰复兴运动的淫妇，说多莉是异教徒，是耶稣的敌人，要韦莱娜维护泰博家的名誉，务必将这个女人撵出城去。艾达姐姐那时候很可能根本都没听说过泰博这个姓氏。但韦莱娜还是强撑病体，立刻开始工作；她给警长打电话说，瞧啊，朱尼厄斯，我要这些流浪汉清除出我们县的边界。这是命令；老巴斯特主动请缨，监督此事实施。他陪同警长到了广场，当时活动结束了，艾达姐姐和她那帮孩子正在清理场地。最后打起来才收场，主要是因为巴斯特，他指控艾达姐姐非法赢利，坚持要没收“上帝的晾衣绳”募捐的钱款。他拿到了——还附带了几道抓痕。许多旁观者帮艾达姐姐说话，可根本没用：警长告诉他们说：第二天中午前，必须出城离开。听完这些之后，我问莱利，为什么，既然这些人受到这么不公平的对待，你不帮他们呢？你绝想不到他是怎么回答我的。他最最开诚布公地说道，像这样一个荡妇，不配跟多莉交往。
树下一堆篝火烧得嘶嘶作响；莱利收来了枯叶点火，法官被烟呛得双眼含泪，正着手准备我们的午饭。我和多莉两个懒在一旁。她一边摆纸牌游戏，一边说：“我恐怕，真的怕，韦莱娜是再也见不到她的钱了。你知道的，柯林，我疑心最让她难受的不是丢了这么多钱。不管怎么说，她信任那个人，里茨博士，我是说。我时常想起瑁蒂·劳拉·莫菲。就是在邮局工作的那个姑娘。她曾经跟韦莱娜非常亲近。上帝啊，瑁蒂跟那个卖威士忌酒的人私奔，结婚，对韦莱娜是个多大的打击啊。我不是批评瑁蒂；要是她爱那个男的，这么做是最合适的。但这其实都是一回事，瑁蒂·劳拉和里茨博士，也许韦莱娜平生只信任过这么两个人，可他们俩却都——唉，谁碰到这样的事都会心碎吧。”她心不在焉地摸弄着手里的纸牌。“你前面说了句什么——关于凯瑟琳的。”
“是说她的金鱼。我看到金鱼摆在窗台上。”
“没见到凯瑟琳？”
“没有，就只有金鱼。康蒂太太人真好：她说她要往牢房里送点饭菜。”
她掰开一块康蒂太太的肉桂面包卷，挑出里面的葡萄干。“柯林，假设我们答应他们呢，就是说我们妥协，那么：他们就会放了凯瑟琳，对不对？”她眼睛往上瞟，望着树的高处，仿佛在搜寻一条秘密的通道，沿着树叶直通树顶。“我该不该——认输？”
“康蒂太太认为你应该：她说我们该回家去。”
“她有没有说为什么？”
“因为——她说过。因为你向来都是，总是息事宁人，她说的。”
多莉微笑着，抚平她的长发，穿过树梢的缕缕阳光，在她手指上撒下斑驳的光点。“我有过选择的机会吗？这就是我想要的，一次选择的机会。知道自己本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纯粹由自己决定的生活。那样我就安心了，真的。”她的目光转向树下，静静地望着莱利在掰树枝，法官俯身对着一口冒着热气的大锅。“还有法官，查理，如果我们认输，会让他很失望。一定会，”她把手指跟我的勾在一起，继续说，“他对我很亲，”一段漫长到无法计量的停顿，我的心里天旋地转，这棵树仿佛是把大伞，朝里收拢起来。
“今天早上，你离开的时候，他向我求婚了。”
法官仿佛听到了她的话一般，立刻直起身子，纯朴的脸上，重又浮现出学童般的笑颜，青春焕发。他挥挥手：多莉也挥手作答，她面上那动人的神采，实在令人难以释怀。仿佛一幅早已司空见惯的画像，被清洗干净，有人乍一转身，不经意看到，发现了画面上血肉的光泽，还有那明亮的色彩，此前不被察觉的色彩：不管怎么说，她再也不是躲在角落的一抹阴影了。
“好了——别不高兴，柯林，”她责怪道，我想，她一定看出了我怨恨的表情。
“可你有没有……”
“我从来没有获得过这样的特权，为自己拿主意；上帝啊，轮到我拿主意的时候，我知道是非对错。还有谁？”她又转开话题，搪塞我道，“你在镇上还碰见谁了？”
我真想编造出个什么人，编个故事把她拉回来，因为看起来，她正在朝未来进发，而我却无力跟随，落在后面，还是从前的样子。可当我描述起艾达姐姐，大篷车，那些孩子，讲起他们怎么会被警长冲了场子，我们怎么在路上碰到，他们如何问起那位住在树上的女士，我跟多莉又重新聚首，像一条小溪，只是被小洲阻隔，暂时分流。虽然说如果让莱利听见我出卖他，那就太糟糕了，可我还是往下说，把他说艾达姐姐这种女人不配跟多莉交往的话重复了一遍。她听了哈哈大笑；随后又突然严肃起来：“但是这太坏了——从孩子嘴巴里把面包抢走，而且用我的名义。真不要脸！”她很坚决地戴正了帽子。“柯林，起来；我们俩要去散散步了。我敢打赌那些人还待在原地没动。反正，我们去看看就知道了。”
法官试图阻止我们，他说如果多莉想出去走走，他可以陪我们一道。多莉回答说他最好还是继续干活：她跟柯林一起足够安全——我们只是出去抻抻腿儿。经她这么一说，我心里头那点小嫉妒小醋意立刻烟消云散了。
跟往常一样，多莉是急不来的。她的习惯，哪怕是天下着雨，她走在普通小道上，也是慢慢悠悠，跟逛花园一样，眼睛敏锐搜寻着各种奇珍异卉，名贵草药，掐一枝嫩薄荷、甜芸香、迷迭香什么的，用香味来熏衣服。样样东西都是她第一个发现的，她唯一的，真正称得上虚荣的也就这一点，她希望由自己，而不是别人，来喊出某些独特的发现：一串鸟脚印儿，屋檐下的冰凌子——她总是在叫快看那片云彩是只猫的形状，星星里有条船，霜冻上有张脸。我们就这样慢慢地穿过了草地，多莉拣了整一口袋枯萎的蒲公英，一根雉鸡毛：我想等我们走到大路边，太阳就该落山了。
幸运的是，我们不需要走那么远：一进到墓地，我们就看到艾达姐姐和她那一大家人，正在一座座坟冢间安营扎寨。那场景就像是一座悲伤的游乐场。姐姐们在给那对对眼儿双胞胎理发，小荷马在用口水和树叶擦靴子；一个快成人的少年，背靠着一块墓碑，瘫坐在地上，用吉他拨出忧郁的调子。艾达姐姐在奶孩子；小宝宝卷成个粉红色耳朵的形状，躺在她怀里。发现我们来了，她也没起身，多莉说道，“我想你是坐在我父亲上面了。”
的确那是泰博先生的墓，艾达姐姐看看墓碑（尤利亚·芬威克·泰博，1844—1922，优秀的战士，亲爱的丈夫，慈爱的父亲），说道，“抱歉，士兵。”她把上衣扣起来，孩子开始哭闹，她站起身来。
“不必客气，我只是——想做个自我介绍。”
艾达姐姐耸耸肩，“他也害得我有点背疼了，”随即捏捏自己的背。“又是你啊，”她饶有兴味地看着我，说道。“你朋友呢？”
“我想……”多莉顿了一下，一群孩子开始在她身边聚拢起来，她有点不安；“是不是你，”她又继续说，尽量不去理会那个掀起她的裙子，紧张研究她双腿的小男孩，那家伙比只小兔崽子也大不了多少。“你要找我？我是多莉·泰博。”
艾达姐姐把小孩换了个方向，腾出一只手环住多莉的腰，结结实实拥抱了她，仿佛她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一样，然后说，“我就知道可以信任你，多莉。孩子们，”她像指挥棒一样举起了手中的孩子，“告诉多莉我们从来没说过她半个不字！”
孩子们大摇其头，嘟囔着，多莉看起来很感动。“我们不能离开这个镇子，我一直跟他们讲，”艾达姐姐说，开始讲述自己遭遇的困境。我真希望能有张她们在一起的照片，多莉穿得很正式，就像她脸上蒙的面纱一样，很过时，而艾达姐姐嘴唇丰润，身材窈窕。“就是钱的问题；他们都拿走了。应该把他们统统抓起来，那个恶心的老巴斯特，还有那个警长，姓什么来着：他以为自己是勇金刚呢。”她歇口气；两颊泛红像树莓的颜色。“坦白说就是，我们被困住了。即便是我们听说过您，乱讲别人的坏话也不符合我们的理念。哎，我知道那只是个借口；可我想，你应该可以说明真相然后……”
“我不是那种人——天哪，”多莉说。
“可你能做什么呢？只要有半加仑汽油，也许没有这个，那么能喂饱这十五张嘴巴，还有十美元？我们进监狱可能还好过这样。”
于是，“我有个朋友，”多莉骄傲地宣称，“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会知道该怎么做。”从她话音中的愉快与坚定，我能判断，她对自己的话是百分百坚信不疑。“柯林，你先回去，告诉法官有人要跟我们一起吃饭。”
我飞快地奔过草地，草叶割着我的腿也顾不得，仅仅因为我等不及要看看法官的反应。结果果然没让我失望。“我的老天！”他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十六个人呢！”他看看锅里咕嘟着的那少得可怜的炖菜，丧气地低下了头。为了不让莱利难过，我试图解释说多莉去见艾达姐姐这事不是我挑唆的；可他只是站在那边，拿眼睛瞟着我：要不是法官赶得我们手忙脚乱，他可能就会口出恶语了。法官把火扇旺，莱利打来了更多的水，然后又往炖锅里加了沙丁鱼、热狗肠、翠绿的月桂叶子，实际上，手边有什么我们全都倒了进去，包括整整一盒苏打饼干，法官号称这会让汤更稠，还有几样东西错误混进了锅里，比如说咖啡粉。经过这番忙乱，我们像家庭聚会上的厨师一样，又紧张，又兴奋，终于还是鼓起勇气，站到一旁，为自己庆功：莱利打我一下，表示原谅，和同志般的友情，当那群孩子乍一出现时，法官强烈表示欢迎，把他们都吓坏了。
直到全体都到齐了，他们才聚拢过来。多莉忧心忡忡，仿佛女人去参加下午场拍卖会，要给人看斩获的成果似的，将孩子们领过来介绍。孩子们轮流报上名字：贝丝，劳瑞尔，山姆，莉莉，艾达，克莱奥，凯特，荷马，哈利——轮唱的旋律到这里出现了停顿，因为一个小姑娘不肯说出名字。她说这是秘密，艾达姐姐回答说如果她认为自己的名字得保密，那就保密好了。
“他们都很烦躁，”她说。那沙沙的嗓音和沉重的眼睑都挑得法官不由心动。他握住艾达姐姐的手很久才放开，脸上的笑容也未免太过，一个男人，不到三个钟头之前才跟另一个女人求婚，在我看来，他现在的表现未免有些奇怪。我希望多莉如果留意到这点，会犹豫要不要答应他。可她说，“他们当然烦躁：都饿坏了吧。”法官闻声大力拍手，冲着一锅炖菜得意地点头，打包票说马上就好。同时，他认为孩子们最好去溪水边洗干净手。艾达姐姐赌咒说他们要洗的可不仅是双手。要我说，他们早该洗洗了。
那个名字保密的小姑娘很麻烦；她非要让爸爸把她驮起来背过去，不然不肯去洗。“你也是我爸爸，”她对莱利说，莱利没有反驳，将她驮到了肩上，小姑娘痒痒得一直闹腾，到溪水边一路不停地闹，还用手蒙住莱利的眼睛，害他脚步不稳，绊倒在葡萄藤上，小姑娘于是发出撕心裂肺的大叫。莱利说他受够了，你下来吧。“求你了：我悄悄告诉你我的名字。”后来，我没忘了问莱利，那孩子名字叫什么。她叫德士古·汽油；因为这几个字真是太美了。
溪水最深处只到膝盖；两岸长满了绿色苔藓，又光又亮，春天时，河岸上开着白色的连翘花，还有矮种紫罗兰，是筑巢水上的新蜜蜂们顺手的食物来源。艾达姐姐在岸边选了个地方，监督孩子们洗澡。“别耍花样——要让我看到动作。”我们果然看到。突然间，有到了结婚年龄的女孩，一丝不挂蹚来蹚去；还有男孩，大大小小，聚在一起，都光溜溜的。幸好多莉跟法官待在后面没过来；我真希望莱利没过来，因为他感到尴尬的样子，让人看了不免尴尬。可是，严肃说来，只有当我见到他此时的表现，才理解了他那种拘谨里面的悖论：他非常想得到别人的尊重，结果别人的缺点却仿佛成了他的错。
那些著名的以青春、林地和水中为题的画作——后来的那些年，我多少次漫步穿过博物馆冰冷的房间，在这样一幅画面前停下脚步，久久站立，回想往昔的场景，我幻想中所见，并非当日的实情，一群冻得鸡皮疙瘩满身的小孩，在秋天的溪水里戏耍，而是像画面描绘的，强壮的青年，还有粘着钻石般闪亮水珠的姑娘，涉水而来；那时我就好奇，现在仍然在好奇，他们怎么来的，去往这个世界的什么地方？那么不寻常的一家人。
“贝丝，往头发上淋点水。劳瑞尔，别打水了，我说你呢，巴克，快住手。大家都洗干净耳朵后面。天知道什么时候你们才能再有这样的机会。”可是随后，艾达姐姐就放松下来，由着孩子们自己玩去了。“难得有今天……”她在青苔上坐下来，睁大眼睛径直看着莱利，“是有一点，嘴巴，还有一样的招风耳——香烟有吗，亲爱的？”她说，丝毫不理会莱利对她的不屑。她平静的表情，刹那间浮现出少女时的影子。“难得碰上今天……”
“……但那地方更惨，没什么树木，只有孤单单一幢房子，像稻草人一样戳在麦田里。我不是抱怨：我有妈妈，爸爸，还有姐姐杰拉尔丁，我们很知足，有很多宠物，一架钢琴，每个人都有副好嗓子。但日子不容易，活儿很多很重，家里只有一个男人，况且爸爸身体又不好。帮工难得碰到，来了也做不久，没人愿意在外面待太长：有一个老家伙我们都很喜欢，可他喝醉了酒，想把房子烧掉。杰拉尔丁比我大一岁，长得好看，我们姐妹俩都模样不错。她快十六岁的时候，有了个主意，要嫁个男人，跟爸爸一起来经营这块地方。可我们所住的地方，根本没几个男人可挑选。我们读书识字都是妈妈教的，就学了那么点东西，离我们最近的镇子在十英里之外。镇子名叫尤福莱，这名字来自一户人家的姓氏；当地人说尤福莱就是有福来：因为地处山上，有钱人会到这里来避暑。于是，我记得那年夏天，杰拉尔丁在尤福莱的瞭望宾馆找了份端盘子的工作。我星期六常常搭顺风车去找她，在她那里住一夜。那是我们俩第一次离开家。杰拉尔丁不是特别喜欢城里的生活，可我却特别兴奋地期待每个星期六的到来，盼圣诞节跟盼过生日加起来那么盼着。那里有个跳舞场，一分钱都不用花，有音乐，还有彩灯。我常会帮杰拉尔丁干活，为了让她能早点下班，我们可以尽快去跳舞。我们手牵手走在大街上，我常常不等喘匀气息就跳起舞来——根本不用等舞伴来请，五个男孩才匀到一个姑娘，况且我们还是最美的两个。男孩子们倒没什么，是跳舞让我着迷——有时大家都会停下舞步，专心看我跳华尔兹，我对舞伴，从来都只有匆匆一瞥而已，他们换得实在太快了。有些男孩会跟我们到宾馆，在我们窗户下面呼唤，出来呀，出来呀！还唱歌，他们真是傻呀——差点害杰拉尔丁丢了工作。我们躺在床上睡不着，就实实在在地考虑晚上的事。她一点都不罗曼蒂克，我姐姐；她最关心的，是追求她的这些人，哪一个最能帮到我们家里。她挑中了丹·瑞尼。他比旁人年纪大，二十五岁，长得不是很帅，招风耳，雀斑，没什么下巴，但是丹·瑞尼稳重，聪明，身体壮实，能举得起一大箱钉子。夏天结束的时候，他到了我们家，帮忙收麦子。爸爸一见面就喜欢上了他，妈妈说杰拉尔丁年纪还太小，可也没有特别反对。婚礼的时候我哭了，因为那些去跳舞的夜晚结束了，因为我和杰拉尔丁再也无法亲密地躺在同一张床上了。但是当丹·瑞尼接手了家中事务，一切仿佛都正常了；在他的照看下，地里收成非常好，我们也都很好。只是冬天的时候，我们围炉而坐，有时热气熏得，什么东西搞得我头发昏。我就起来，只穿着裙子，到院子里去，仿佛感觉不到冷，因为我也变成了寒冷的一部分，我就闭上眼睛，一圈一圈地跳华尔兹，有一天晚上，我并没听到他的脚步声，丹·瑞尼走上前来，将我搂在怀里，跳舞逗我玩。但那不是玩笑。他对我有感觉；很久以前，从开始我脑子里就知道。但他从来没说过，我也没有要他说；若不是杰拉尔丁失去了宝宝，这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杰拉尔丁非常怕蛇，看到一条蛇，害她失去了宝宝。她在鸡窝里拾蛋，那只是条偷蛋蛇，可她吓了一大跳，孩子早产了四个月。我不知道她是怎么了——变得小心眼，很坏，什么事都会激怒她，大闹一场。承受最多的是丹·瑞尼；他尽量不妨碍她，招惹她；有时会裹上毯子，睡到麦地里去。我知道如果我留在家里——所以我去了尤福莱，接班做了杰拉尔丁的旧差事。跳舞场还是跟从前的夏天一样，我甚至变得更漂亮了：一个男孩子差点杀了另外一个，因为谁该给我买橙子水儿争执起来。不能说我过得不好，但我心思没在这上头；在宾馆里，他们问我心思放哪儿了——总是把糖罐里倒满了盐，给客人送上勺子，让人家切肉用。我整个夏天都没有回家。日子到的时候——那天跟今天一样，秋天里，天蓝得永生永世一般——我没告诉他们说我要回来，只是下了马车，在麦垛中间走了三英里，直到我找到了丹·瑞尼。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跪倒在地上，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我那么为他难过，那么爱他，说不出地爱他。”
她的香烟已经熄了。她仿佛不记得自己讲到哪里了，不然就是想讲到这里就结束。我很想跺脚，吹口哨，就像那些小流氓去看电影，碰到银幕突然空白的反应；莱利虽不像我这样直接，却也明显不耐烦。他划了根火柴，替她点着香烟：划火柴的声音仿佛惊醒了她，又记起了自己的声音，但是，好像这片刻的停顿中，她已走出了很远。
“于是爸爸发誓说要开枪打死他。杰拉尔丁说了一百遍：告诉我们那人是谁，丹会拿枪去找他。我笑啊笑，直到哭起来；有时是相反的顺序。我说我不知道；尤福莱有五六个小伙子，可能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我怎么知道？我说这话的时候，妈妈打了我的脸。但他们都相信了；过了一阵，我想甚至丹·瑞尼都信了——他愿意相信这是真的，那可怜的不幸的家伙。好多个月里，我不出门活动，期间爸爸死了。他们不让我去参加葬礼，他们怕人看见我，嫌丢人。于是当天他们去埋葬父亲，我一个人在家里，天上起了大风沙，大象一样粗砺的狂风扑来。就在这天，我感受到了神。无论如何我不值得被选中：直到那时，还是妈妈哄骗我才肯学《圣经》的诗篇；打那之后，我不到三个月内，背过了一千多首诗篇。当时我在弹钢琴，练一支曲子，突然一扇窗户破了，整个房间被风吹得东倒西歪，随后又落回原处，我身边有谁在，我以为是爸爸的灵魂；但狂风像春天一般，静静地消失了——是神，站得笔直，如同他要我做的那样。我张开怀抱欢迎祂。那是二十六年前的二月三号；当时我十六岁，现在我四十二岁，我从来都没有动摇过。我生孩子的时候，没有叫杰拉尔丁，丹·瑞尼或是其他任何人，只是躺在那里一首接一首轻声念着诗篇，孩子哭声响起前，谁也不知道丹尼出生了。名字是杰拉尔丁起的。孩子是她的，每个人都以为，乡里乡亲乘车来探望她新生的宝宝，有的还带来了礼物，男人会拍着丹·瑞尼的背，说他的儿子多么棒。一旦能做到，我就搬到了三十英里以外的斯通威尔，那个镇子有尤福莱两倍大，有很大一片矿区。我和另外一个姑娘一起，开了间洗衣房，生意做得还不错，因为在采矿为主的镇子上，居民大多都是单身汉。我每月回家两次，去探望丹尼；有七年的时间里，我就那么来来去去；那是我仅有的快乐，而且很怪异，每次我都很纠结：那么美的一个小男孩，美得无法形容。但杰拉尔丁受不了让我碰他，如果我吻他，那她简直要惊跳起来抓狂；丹·瑞尼也差不多；他非常害怕我不肯一个人安静离开。我回家的最后一次，求他去尤福莱跟我见面。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怀着一个疯狂的念头，但求能够重来一遍，但求能够生一个跟丹尼一模一样的孩子。但我以为能跟同一个男人再生个孩子，是我想错了：我看着丹·瑞尼（那天特别冷，我们坐在空荡荡的跳舞厅旁边，我记得，他始终没把手从口袋里伸出来），然后叫他回去了，没跟他说我约他出来是为了什么。那之后几年，我都在寻找像他的男人。石头城的一个矿工，有跟他一样的雀斑和黄眼睛；一个好心眼的男孩，我跟他生了山姆，我的长子。就我的记忆，贝丝的爸爸简直就是丹·瑞尼的翻版；但贝丝是女孩，长得不像丹尼。我前面忘了说，我卖掉了洗衣店的股份，去了得克萨斯——在阿玛里洛和达拉斯干过餐厅。但是直到碰见哈尼先生，我才明白，为什么神会选中了我，我的使命又是什么。哈尼先生懂得箴言；我第一次听他布道之后跑去见他：两人才聊了二十分钟他就说，我要跟你结婚，要是你还没结的话。我说没结，但我有孩子，事实上，那时候我已经有五个孩子了。他丝毫没被惊扰。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在情人节当天结了婚。他年纪不轻了，长得跟丹·瑞尼也毫无相似之处；脱了鞋他身高还不到我的肩膀；但是神让我们俩结合，必定是有原因，有道理的：我们生了罗伊，然后是珍珠和凯特，克莱奥和小荷马——其中大多都生在你们在那边看到过的大篷车上。我们走遍全国，将神的旨意传给从未听到过的人们，他们从来没听过我男人那样的布道。我必须得讲到一件伤心事了，那就是：我失去了哈尼先生。一天早晨，那是在路易斯安那州一个奇怪的地方，是个印第安人地区，他离开大路，去买些杂物：你知道，我们就再也没见到过他。他凭空消失了。警察说的那些我根本不信；他不是那种抛下家人出走的人；违法乱纪的事他不干。”
“也许是失忆症，”我说。“就是把一切都忘了，连自己名字都不记得。”
“一个能把整本《圣经》都倒背如流的人——你认为他有可能会忘记自己名字之类的吗？一定是某个印第安人为了他的紫水晶戒指，把他害死了。自然，在他之后，我也认识过别的男人，但再也没爱过谁。丽丽，艾达，劳瑞尔，还有别的孩子，都差不多的来历。就好像我心脏下方肚子里若没有另外一个小生命在踢脚，我就过不下去似的：仿佛活得很呆滞。”
孩子们穿好了衣服，有些穿反了，衬里翻在外面，然后我们回到树下，年纪大点的女孩子们弯腰俯在火上，烤干头发，梳理整齐。我们不在的时候，一直是多莉照顾着小宝宝，她好像都不想交还人家了：“要是我们能有个孩子就好了，我妹妹，或者凯瑟琳，”艾达姐姐回答说是啊，孩子很可爱，令人满足。终于，我们围在火边坐了下来。炖汤太热了，无从下嘴，也许正因如此，这菜大获成功。因为只有三个杯子，所以法官只好轮流盛给大家吃，他玩花样，闹笑话，把孩子们弄得很兴奋：德士古·汽油发现自己犯了个错误——她的父亲不是莱利，而是法官，法官奖给她一次月球之旅，就是把她高高地举过头顶，荡来荡去：南来的，北往的，还有跟在后面的，走咯！哟！艾达姐姐说您可真壮实。当然他听了非常受用，还请她来摸摸自己的肌肉。每隔十几秒他就偷偷看一眼多莉，看多莉有没有在仰慕地望着他。她果然有。
一只斑鸠咕咕咕叫着，随着最后几缕漫长的日光渐渐减弱，叫声消失了。寒凉的空气中，一抹绿色，一抹蓝色渗入进来，仿佛我们周围，有支彩虹融化了。多莉颤抖道：“暴风雨要来了。我整整一天都有感觉。”我得意地看看莱利：我早就这么跟他说的嘛！
“天也晚了，”艾达姐姐说。“巴克，荷马——你们几个男孩去看着卡车。天知道会有什么人去顺手牵羊。倒不是说，”看着孩子们消失在夜幕降临的小路上，她又加了一句，“有什么值钱东西怕偷，除了我的缝纫机就没什么了。那么，多莉，你们有没有……”
“我们讨论过了，”多莉说着，转身求证似的望着法官。
“上法庭的话，你能打赢官司，毫无疑问，”他很专业地说。“总有一次，法律该支持正确的一方。但是实际情况……”
多莉说，“实际情况呢，”她边说，边把四十七美元，也就是我们全部的资金财产，还又加上了法官的大金表，一起塞到了艾达姐姐的手里。艾达姐姐低头看着这份赠礼，摇摇头，仿佛表示拒绝。“这样不对。可我谢谢你。”
一声轻雷响过林间，雷声过后短暂而危险的静默里，巴克和小荷马像轻骑兵一样，沿着小路全速冲过来。“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两人同时大喊道。小荷马推开头顶的帽子，喘息道：“我们一路跑回来的。”
“慢慢说，孩子，谁来了？”
小荷马咽口水。“那帮家伙。警长是一个，还有多少人我不知道。从草地那边过来了。还带着枪。”
雷声又响了起来；风吹起来，掠过我们的篝火。
“那好吧，”法官说着，主动当起了指挥。“大家都冷静。”他仿佛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此时不无荣耀地就位指挥。“女人和小孩，都到树屋去。莱利，你负责布置其他人分散，爬到别的树上，随身多带些石头。”我们都照他的指示做好了之后，他仍然待在原地；神情坚毅地站在地面上，保卫着傍晚时分这紧张的沉默，就像一个船长，不肯放弃他漏水下沉的船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