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里，凯瑟琳养成了一个习惯，以她入狱之前之后来标明事件发生的时间。“那之前，”她会这么开始，“到那个人害我坐牢之前。”而我们其他人，也会遵循相似的时间点来划分历史；也就是说，在树屋之前，或之后。秋日的那几天是一个里程碑，一个标志杆。
法官再也没有回到他跟儿子媳妇一起住的那个家，只是去取走了自己的东西，他这一走，想必遂了儿子媳妇的心愿，反正，当他决定去贝尔小姐的公寓租个房间住时，他们并没有反对。那是一幢严肃的褐色房子，最近被一个殡葬业人士接手，变成了殡仪馆，因为他看中了这个房子只需极简单的装修，就可以呈现出必要的肃穆气氛。我不喜欢从那里路过，因为贝尔小姐的房客中，一群太太们，跟院子里长了满地却不开花的玫瑰树丛一样满身是刺，从早到晚待在门廊上，看得可紧了。其中一个死了两任丈夫的寡妇玛米·坎菲尔德尤其擅长发现孕妇（传说有个伙计曾经跟他老婆讲，说干吗浪费钱去看大夫呢？只要从贝尔小姐家门口走上一趟，玛米·坎菲尔德就能马上让全世界都知道你到底是有了没有）。法官搬进去之前，阿莫斯·罗格朗是贝尔小姐的公寓里唯一的男房客。对其他房客来说，他简直是天赐的宝贝：对她们来说最神圣的时刻就是晚饭之后，阿莫斯坐在秋千椅上摇晃着，一双小短腿都够不着地面，舌头颤动着吹出闹钟似的哨音。她们互相比试着为他编织袜子毛衣，照顾他的口味：吃饭的时候，最好的东西都给他留在盘子里——贝尔小姐很难留住厨师，因为太太们永远都在厨房里碰碰弄弄，想弄点精美的吃食，能让她们的宝贝儿动心。也许她们会愿意这样对待法官，可法官根本不理会她们，从来都不，于是她们抱怨着停了手，自己混日子去了。
在树屋度过的最后那个夜晚淋得太湿，我染了重伤风，韦莱娜更糟糕；照顾我们的护士多莉也一直在打喷嚏。凯瑟琳不肯帮忙：“多莉心肝儿，你爱干吗就干吗吧——爱给那个人端屎端尿，累倒为止随便你。可别指望我动一根手指头。我是撂挑子了。”
多莉整夜里出出进进，帮我们拿来糖浆止咳，照顾着炉火为我们取暖。韦莱娜没有像往日那样，理所当然地接受这些照顾。她对多莉许诺说，“春天的时候，我们一起出趟门吧。我们可以去大峡谷，看看瑁蒂·劳拉。也可以去佛罗里达：你都从来没见过大海。”但多莉哪儿都不想去，她就想待在家里：“我不会开心的，外面风景太美，会让我所熟悉的一切相形见绌。”
卡特医生定期来看我们，一天早上，多莉问他可否介意帮她量量体温；她觉得浑身发热，腿脚无力。医生立刻让她上床躺下了。医生说她得了非典型肺炎时，她还觉得很幽默。“非典型肺炎，”她对来探望的法官说，“这肯定是种新事物，我从来没听说过。我感觉就好像踩着高跷似的。真有趣，”说完，她沉沉睡去。
接连三四天，她都没有真正醒来。凯瑟琳陪在她身边，衣不解带地坐在一张藤椅上打个盹，每当我或者韦莱娜蹑手蹑脚地进来，她就低声咆哮。她还坚持用一张耶稣画像给多莉扇风，仿佛是夏天，需要降温；她完全不理会卡特医生的嘱咐，简直让人看不下去：她指着医生派人送来的药物，声称：“这种东西，喂猪也不吃。”最后卡特医生说除非病人去住院，否则他负不起责任。最近的医院在六十英里远的布鲁顿。韦莱娜从那里叫了辆救护车来。她真该省下这笔钱，因为凯瑟琳从里面锁上了多莉的房间，说谁敢第一个上来开门，就叫他坐救护车走。多莉不知道人们要带她去哪里；不管是哪里，她哀求不要去：“别闹醒我，”她说，“我不想看大海。”
到周末的时候，她总算可以在床上坐起来；几天过后，她又有了些力气，恢复了跟购买浮肿药水的客户通信往来。她很担心那些堆积如山等待处理的订单；凯瑟琳认为多莉康复自己居功最高，她说，“等着瞧吧，用不了几天，我们就能到外面炖上一锅。”
每天下午四点钟，法官准时出现在花园门口，吹口哨让我给他开门。他走花园的门，而不走正门，就减少了碰到韦莱娜的机会——倒不是她反对法官来访：事实上，她还特地准备了一瓶雪利酒，一盒雪茄烟来招待他。通常他会给多莉带件礼物，要么是凯蒂德面包房的蛋糕，要么是鲜花，金褐色气球状的菊花一拿来，立刻被凯瑟琳没收了，理由是它们会把空气中的营养全吸走。凯瑟琳始终不知道他曾跟多莉求过婚；但她本能地感觉到情形不尽如意，于是每次法官来访，她都坚持陪同，一边豪饮着为法官准备的雪利酒，一边高谈阔论，大半的话倒都是她说的。但是我疑心，法官也罢，多莉也罢，都没什么要背着人的话；他们不动声色地接受了彼此，人们心有所属，心意已定时，总是心平气和，不动声色。如果说他在别的方面被辜负了，失望了，那也不是因为多莉，因为我相信，多莉已经成了他想要的那个人，世上唯一的那个人——就像他描述的，那个可以尽情倾诉一切的人。但是，一切都可以讲，也许就没什么需要讲了。他坐在她的床边，心满意足，也不指望谁来招待他。多莉经常因为发烧而昏昏欲睡，终于睡去，如果她在睡梦中皱眉或者呜咽，他就唤醒她，用明朗的笑容欢迎她恢复知觉。
从前韦莱娜不许我们买收音机；她非要说那些下流小调会扰乱人心；再说，还得考虑花销。是卡特医生说服了她，让她相信多莉应该有个收音机；他预见到多莉会需要一个漫长的康复期，收音机会让她心情好些。韦莱娜买了收音机，无疑，付了很贵的价钱；但那个罩子形状的盒子实在是难看，抛光也粗糙。我把它拿到院子里，漆成了粉红色。即便如此，多莉还是不大愿意把它放在自己房间里；但后来，你就别想从她那儿把它拿走了。她跟凯瑟琳总是开着收音机，机器时常热得足够孵出小鸡来。她们喜欢听橄榄球比赛转播。当法官试图把比赛规则讲解给她听时，多莉阻止他说，“求你别讲。我喜欢保持神秘。大家都大喊大叫，都那么开心：如果我了解了是怎么回事，可能就不觉得那么热闹，那么开心了。”一开始法官很生气，因为他没办法说服多莉去支持任何一支球队。她认为两边都应该赢得比赛：“都是些很不错的小伙子，我敢肯定。”
因为收音机的事，有天下午我跟凯瑟琳口角了几句。就是莫德·赖尔登在州里参加广播比赛的那个下午。自然，我想听她演奏，凯瑟琳知道，但她却调频去听一场杜兰对佐治亚理工的球赛，还不许我靠近收音机。我说，“你是怎么了，凯瑟琳？自私自利，不知满足，固执任性，简直比韦莱娜一向还不如。”仿佛为了弥补她遭遇牢狱之灾损失的尊严，她就必须得在泰博家里加倍施威：我们至少得尊重她的印第安血统，接受她的暴政统治。多莉是愿意的，但在莫德·赖尔登这件事上，她跟我站在一边：“让柯林找他要听的频道。不听莫德演奏就太没有教友精神了。她是我们的朋友。”
每个听过莫德演奏的人都同意她应该拿第一名。结果她得了第二，这让她家人很高兴，因为这就意味着她可以拿半份奖学金，去大学里学音乐。可我们仍然觉得这不公平，因为她演奏得非常美，比赢得大奖的那个男孩子好太多了。她演奏了父亲的小夜曲，在我听来，就跟那天在林中听到的一样美。打那天往后，我浪费了好多个钟头，涂画她的名字，在脑袋里描绘她的魅力，她头发那香草冰淇淋般的颜色。法官来访，正好赶上听广播，我知道多莉很高兴，因为这一来仿佛我们又一次在林中聚首，音乐像蝴蝶般在身边翩翩飞舞。
几天之后，我在街上碰到了伊丽莎白·亨德森。她刚去过美容院，因为她的头发刚卷好，指甲也抹着蔻丹，她看起来完全像个大人了，我称赞她美。“是为派对打扮的。我希望你的道具服装准备好了。”突然我记起来了：她和莫德请我去装扮成算命巫师的那场万圣节派对。“你不会忘了吧？哎呀，柯林，”她说，“我们忙得像狗一样！赖尔登太太做了果子酒。要是有人撒酒疯什么的，我可不会奇怪。总归这是莫德的庆祝会，因为她得了奖嘛，还有，”伊丽莎白扫视街道，寂静的房屋和电话亭显得死气沉沉，“她要走了——去上大学，你知道的。”一种孤寂感袭来，我们俩都不想各走各路：于是我提出送她回家。
在路上我们在凯蒂德面包房停下来，伊丽莎白去店里订了个万圣节蛋糕，围裙上沾着糖霜的C.C.康蒂太太从烤炉房间迎出来，问候多莉的病情。“可想而知，还算正常吧，”她叹息道。“想象下，非典型肺炎。我有个妹妹，她得了普通的肺炎。至少我们得谢天谢地，好歹多莉是躺在自己家床上；我知道你们几个都回家去，就安心了。哈哈，现在我们大概可以嘲笑当初办的那些傻事。瞧，我刚烤好一盘甜甜圈；你带回去给多莉，就说我问她好。”我和伊丽莎白还没走到她家就把甜甜圈吃掉了一大半。她邀请我进去喝杯牛奶，把剩下的甜甜圈都吃完算了。
亨德森家的房子当初所在的地方，现在成了加油站。当初那里大约是十五间透风撒气的房间随随便便钉在一起，如果莱利干木工活没有那么在行，那地方很可能早被流浪动物们占据起来了。他在户外有个棚子，既是工作间，又是休息室，他会整个上午都待在那里，锯木头，刨木片。靠墙的架子上堆满了各种过去兴趣爱好的遗物：蛇，蜜蜂和蜘蛛，都用酒精密封着，有只蝙蝠在瓶子里慢慢腐烂；航船模型。他少年时对制作动物标本的热情留下了一座可怜的恶臭动物园：一只没有眼睛的兔子，身上的毛像生蛆一样，变成了绿色，耳朵像猎犬一样耷拉着——类似这样最好埋葬的东西。最近我去看过莱利几次；大个子艾迪·斯杜沃的子弹打穿了他的肩膀，倒霉的是他得打上又重又痒的石膏，他说那玩意足有一百磅。他不能开车，连个钉子都砸不进去，他能做的，就只有闲逛，瞎琢磨。
“如果你想见莱利，”伊丽莎白说，“去棚子里就能找到他，我猜莫德大概跟他在一起。”
“莫德·赖尔登？”我有理由感到惊讶，因为从前我去探访莱利的时候，跟他坐在棚子里时，他曾讲过一番道理，说在这里不会有姑娘来烦我们，他吹牛说他这里的门槛没有女性获准踏进来过。
“念书给他听。诗歌，剧本。莫德真是可爱极了。虽然我哥哥过去待她一点都不好，但她还是既往不咎。我猜，像他那样，经历了一次差点没命的事，我猜这能改变一个人——让他变得更愿意接纳好的事物。他会整个钟头都让莫德替他读书。”
棚屋在后院里，无花果树荫下。几只母仪威严的芦花鸡在门外踱步，啄食夏天里向日葵落下的种子。门上早已泛白的字迹是他童年时的警告，“闲人勿进”。我突然有点胆怯。我能听到门内传来莫德的声音——她朗诵的声音，那单调起伏的调子，若给学校里的捣蛋鬼们听到，一定会很热衷模仿。随便跟谁说莱利·亨德森变成了这副样子，他一定会说莱利从树上摔下来，肯定是摔坏了脑子。我悄悄来到棚屋的窗下，看到一眼：他专心在研究一个拆散的钟表机芯，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他听到的内容，并不比苍蝇哼哼更加令人振奋；他举起手指去掏耳朵，仿佛是为了降低噪声刺激的干扰。然后，正当我决定要敲窗吓他们一跳的时候，他把机芯放到一边，绕到莫德身后，合上她手里正念着的书。他微笑着，将她一缕头发捏在手里——她就像小猫被捉住了后颈皮似的，温顺地站了起来。突然间，他们仿佛镶上了金边，周身的光芒刺痛了我的眼睛。显然，这不是他们第一次接吻。
就在不到一周前，因为莱利对这种事经验丰富，所以我跟他吐露过心事，告诉他我对莫德的感情：求他指点迷津。我希望我是个巨人，那我就可以抓住棚屋，摇成一堆碎木片，砸烂大门，当面痛斥他们两个。可是——我能指责莫德什么呢？尽管她一直说莱利的坏话，可我早就知道她一颗心全在莱利身上。又不是说我们之间早有共识；我们最多算是好朋友罢了：最近几年，连好朋友都算不上。我穿过后院回去，那些骄傲的芦花鸡跟在我后面嘲弄地叽叽呱呱叫着。
伊丽莎白说，“这么快你就回来了。要不就是他们没在那儿？”
我告诉她说不方便打扰他们。“他们交流着那么美好的东西。”
但伊丽莎白听不出讽刺。虽然她内心如同外表那般精致玲珑，却是个太较真的人。“真妙，不是吗？”
“妙极了。”
“柯林——老天，你怎么哭了？”
“没什么。其实，我感冒了。”
“希望你还能来参加派对。但你必须得化妆。莱利要打扮成恶魔。”
“他挺适合。”
“当然我们希望你穿上一身骷髅装。我知道只剩最后一天了……”
我根本不想去那个派对。一回到家，我就坐下来给莱利写信。亲爱的莱利……亲爱的亨德森。我把亲爱的几个字划掉，单称亨德森足矣。亨德森，你的背叛逃不过世人的眼。接下来的几页纸都充满了我们友谊的起始，光荣的历史；后来渐渐地，一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这样一个绝好的朋友不可能对不起我。结果，快到最后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疯了似的一个劲地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的兄长。于是我把这些胡言乱语丢进壁炉里去了，五分钟之后，我跑到多莉的房间里，问她有什么办法能在第二天晚上之前，给我做身骷髅装。
多莉针线活不大擅长，要她把下摆缝短一点她也会觉得困难。凯瑟琳也是这样；但凯瑟琳总是假装各方面都是内行，尤其是那些她最不擅长的行当。她派我去韦莱娜的杂货店，拿七码质量最好的黑缎子。“有七码料子的话，应该会有富余，我和多莉可以做两件衬裙。”然后她拿软尺装模作样地帮我量高和宽，量体裁衣的程序没有错，但她根本不知道怎么把量得的数据落实到剪刀和布料上。“这一小块，”她说着，胡乱劈下一码，“可以给谁做条漂亮的灯笼裤。还有这块，”刷刷两剪刀下去，“……加个黑缎子领口肯定可以让我的旧花裙子增色不少。”剩下来给我用的那点料子，给侏儒做块遮羞布都不够。
“凯瑟琳，亲爱的，我们不能只考虑自己的需要，”多莉警告道。
整个下午，她们一直在工作。照例来访的法官也被迫学着穿针引线，这活儿凯瑟琳很看不上：“搞得我一身鸡皮疙瘩，就跟往钓鱼钩上装蚯蚓一样。”晚饭时间，她叫停，回到了她自己那豆子地里的家中。
但是多莉一心想把活干完；而且她有点兴奋，话很多。她双手不停地在缎子上飞针走线；她的话一句一句，正如缝出来的线条一样，也歪歪扭扭穿成一道。她说，“你认为韦莱娜会让我举办场派对吗？现在我有这么多朋友了。有莱利，有查理，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请康蒂太太，莫德和伊丽莎白？春天的时候，在花园里聚会——可以稍微放点烟花。我父亲干缝纫可擅长了。可惜我没遗传到他的本事。过去的时候，好多男人都会缝纫；爸爸曾经有个朋友，他缝的拼布被子，得过不知道多少奖。爸爸说做缝纫能让他放松，尤其是干完农场上那些又粗又重的活儿之后。柯林，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开始的时候我反对你来这里住，我一直觉得这样不对，一屋子全是女人的家里，抚养一个男孩子。老女人有很多偏见。但事情已经如此；再说现在我也不担心了：你会干出一番事业，你能过得不错。我想让你跟我保证的是：别对凯瑟琳不好，尽量别跟她渐渐疏远。有些夜晚，我想到她被抛弃遗忘，就难过得睡不着。给，”她拿起给我做的道具服装，“看看合身吗？”
两腿间太紧，屁股后面又太大，耷拉着，像老头子的内裤；两条裤腿宽大得好似水手的灯笼裤，一根袖子长度够不到手腕，另一只却直把手指头尖都盖住了。多莉承认做得不大时髦。“但我们把骨头画上去以后……”她说。“银色颜料。韦莱娜曾经买过一盒，用来刷一根旗杆——那是她反对政府以前的事。应该还在阁楼上某个地方，那一小罐漆。看看床底下，能找到我的拖鞋不？”
医生禁止她下床，凯瑟琳也不会允许。“要是你责怪，那就不好玩了，”她说着，自己找到了拖鞋。法庭的大钟敲了十一点，就是说现在是十点半，这座城里，体面人家的大门九点钟就上了锁，现在是夜深人静的时刻；感觉甚至更晚，因为隔壁的韦莱娜已经关上写字台上床睡觉了。我们从衣柜里拿了盏油灯，在颤巍巍的灯光里，蹑手蹑脚蹬着楼梯上了阁楼。那上面很冷；我们把灯放在一个桶上，把它当火炉似的，不舍得离开。塞满锯末的人头模型，曾经用于销售圣路易斯的帽子，如今却默默凝视着我们四处搜寻，我们手到之处，到处是翻倒凿穿的声音。一罐樟脑丸哗啦一声倒了一地。“天哪，天哪，”多莉叫道，一边咯咯地笑，“若是被韦莱娜听到，她准得打电话叫警长。”
我们发掘了无数把刷子，在一堆干透了的节日花环附近找到了那罐漆，结果不是银色，而是金色的。“当然这样更好，对不对，金色的，看起来好像价值连城。可你瞧我还发现了什么。”那是个鞋盒子，上面系着绳子。“我的宝贝，”她说着，在灯下打开了盒子。灯光下亮出一个空的蜂巢，一个马蜂窝，还有一个丁香橙[8]，经年累月早没了香味。她还给我看了一个完好无损裹在棉花里的蓝色鸟蛋。
“我太讲道德，所以凯瑟琳帮我偷来了鸟蛋，这是她送我的圣诞节礼物，”她面露微笑，在我看来，她的脸像飞蛾一样飘浮在玻璃灯罩边上，也像飞蛾一般的勇敢，脆弱。“查理说爱情是一环接一环的。我希望你听进去，并且领会了他的话。因为当你能爱上一件东西，”她像法官当初拿着树叶那样，无比珍贵地握着那颗蓝色的鸟蛋，“你就能爱上别的东西，那你就拥有了它们，生命中有它做伴。你就可以原谅一切。哎，”她叹息道：“我们还没给你上颜色呢。我要让凯瑟琳大吃一惊；我们就跟她说，我们睡觉的时候，小人儿来把你的衣服做完了。她肯定会吓一跳。”
法庭的钟声又一次传来，每一声钟响都像一面小旗，在这冰凉、沉睡的小城上空律动着。“我知道有点痒，”她一边说着，一边在我胸前画着一道道肋骨，“但是如果你不站稳，我会画坏掉的。”她蘸蘸刷子，又在袖子上划过，然后是裤子上。“你必须得记住人们的恭维话：肯定很多人要称赞你的造型，”她一边很不谦虚地欣赏自己的作品，一边说道。“哎呀，天哪……”她双臂环绕着自己，笑声绕梁不绝。“你难道看不出……”
我就像那个漆地板，结果把自己堵到墙角去的笨蛋。我身前身后都新涂了金色，哪里都动不得，这身衣服一时是脱不下来了：我固定在一个姿势，伸出一根手指责怪她。
“你得转圈，”她嘻笑道。“转圈干得快些。”她开心地展开双臂，穿过阁楼地板上的阴影，慢慢地、笨拙地转着圈，她的和式睡衣鼓了起来，拖鞋里的一双纤瘦的脚微微颤抖着。仿佛她跟另外一个舞蹈者撞车了似的：她踉跄几步，一手支额，一手扶着心口。
在遥远的声音的地平线上，一声火车汽笛声响过，将我惊醒，看见她迷乱皱缩的眼睛，抽搐颤抖的脸。我抱住她，漆的颜色粘了她一身，我喊韦莱娜；快来人，帮帮我！
多莉轻轻说，“安静，现在安静。”
夜间的房屋若突然灯光大亮，那就是宣告灾难的发生。凯瑟琳拖着脚，从一个个房间走过，将那些许多年没用过的灯一一打开。我身上仍穿着那身毁掉的道具，坐在光线大亮的前门厅里，浑身发抖，法官跟我坐在一张长椅上。他闻讯立刻赶来了，只在法兰绒睡衣外面披了件雨衣。每当韦莱娜走近，他总是很规矩地将两条光腿收好，像个年轻姑娘似的。邻居们被我们明亮的窗户召唤而来，悄悄询问发生了什么事。韦莱娜在门廊上跟他们讲：她的姐姐，多莉小姐，中风了。卡特大夫不允许任何人进她的房间，我们都听命，凯瑟琳也不例外，等她终于将所有的灯都点亮以后，凯瑟琳站到了多莉的门口，将头靠在门上。
大厅里有个衣帽架，上面有好多钩子，还有一面镜子。多莉的天鹅绒帽子挂在上面，日出的时候，清风吹过房间，镜子里浮现出帽子微微颤动的面纱。
于是我突然心里明镜一般，知道多莉离开了我们。不知多久之前，没人知道的时候，她就走了；在想象中，我跟随她去了。她穿过了广场，到了教堂，现在她到了山上。印度草在她身下闪着光，她只需走那么远。
第二年九月，我跟法官一起出了趟门。那之前的几个月里，我们不常碰到——有一次我们在广场遇见，他说我想去的时候，尽管去看他。我想去来着，但每次当路过贝尔小姐公寓，我都转过脸去，绕开走。
我曾读到过，过去和未来是螺旋的，一个环里面套着下一个，预示着未来的主题。也许这是真的，但在我看来，我自己的生活更像一系列封闭的圆，不能自由发展成螺旋的圈：对我来说，要从一个点到达下一个，就得通过跳跃，而不是自然而然地顺过去。中间的空白，就是那不知往何处跳的等待，让我变得很弱。多莉死了之后很长时间里，我都在晃荡。
我自己的想法是要好好玩一阵。
我待在菲尔咖啡馆，玩弹子机赢免费啤酒；卖给我啤酒是违法的，但菲尔心里有数，认为总有一天我会继承韦莱娜的钱，也许能帮他进入酒店行业。我往头发里抹上发蜡，跑到别的镇上去跳舞，深夜里用手电筒闪，用石子敲姑娘的窗口。我认识乡下有个黑人卖一种叫“黄鬼”的杜松子酒。谁有汽车我就跟谁好，对谁殷勤。
因为我醒着的时间，一刻也不想待在泰博大宅里。那里面的空气太厚重，不流动。厨房被陌生人占据了，那是个内八字脚的有色人种姑娘，整天在唱歌，就像小孩子到了晦气的地方，哼着歌给自己壮胆提气。她烧饭不好吃，任由厨房的天竺葵枯萎死去。当初韦莱娜雇她，我是赞同的。我以为这样能让凯瑟琳打起精神来工作。
相反，凯瑟琳一点想打垮这新来姑娘的兴趣都没有。她隐退回了自己在菜园里的家。她把收音机也带走了，过得很舒适。“我撂下挑子，就万事大吉了。我要享受休闲，”她说。休闲生活令她发胖，她两脚都肿了，只好把鞋子割开一条缝。她继承了多莉的习惯，并且愈演愈烈，比如爱吃甜食；她让杂货店给她送两大盒冰淇淋到家里，当晚餐吃。她坐着时，时常有糖纸落在腿上。她还想尽办法挤进多莉从前的衣服里，直到后来身材太走样，穿不进为止。仿佛这么做，她就可以把朋友留在身边。
我们俩的见面是一种煎熬，我去得心不甘情不愿，除了我没人陪伴她，所以我更加不愿意去。我逃掉一天不去看她，然后三天，有次整整一个礼拜都没见她。当我隔了许多时日再去时，她显得漫不经心，沉默以对，我自以为她这是埋怨我；事实上我因为良心有愧，自己心里有鬼，所以没看清真相，其实我来没来她根本不在乎。一天下午她证明了这点。她直接把嘴巴里支撑起下巴的棉花团拿掉了。没了那团棉花，她讲话我就完全听不懂了，跟其他人一样不明白她的意思。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正在找借口想早点离开。她掀开炉膛盖子，把棉花吐进了火里，她的脸立刻就瘪下去了，仿佛饿坏了。现在我想来，那不是泄愤的表示：她只是为了让我明白，我没义务去看她：她宁肯不跟我分享未来。
偶尔莱利会开车带我出去——但我不能指望他，或者他的车，因为他现在有正事要忙，不常有空。他雇了一个拖拉机车队，帮他清理城外新买的九十英亩土地；他计划在那里盖房子。当地几位士绅对他的另外一个计划也很赞叹：他认为镇上应该建一个缫丝厂，每个居民都是股东；除了可能带来利润之外，工业能增加我们的人口。关于这个提议，报纸上刊登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社论，稿子还说当地出了亨德森这样的有为青年企业家，值得全城为之自豪。他留起了小胡子，租了间办公室，请妹妹伊丽莎白给他当秘书。莫德·赖尔登进了州立大学，他差不多每个礼拜都会开车带妹妹们去看望她，因为妹妹们太孤单，很想念莫德。莫德·赖尔登小姐跟莱利·亨德森先生订婚的消息，刊发在愚人节当天的《信使报》上。
他们六月里结婚，举行的是双方互换戒指的新式婚礼。我是婚礼的引座员之一，法官是莱利的伴郎。除了亨德森姊妹以外，其他所有的伴娘都是莫德在大学里认识的社交女孩；《信使报》用了个风雅的恭维词，称她们是美丽的新秀名媛。新娘拿着一束茉莉和丁香组成的捧花；新郎穿着鞋罩，抹顺了唇髭。他们收到了丰厚的礼物，摆满了桌子。我送了他们六盒香皂，还有一个烟灰缸。
婚礼结束之后，我跟韦莱娜一起，撑着她的黑伞回家。那天日头很毒，热浪袭来，劲头好比浸会庆祝钟声的声浪。我夏日里剩余的日子必如这正午的街道一般凝滞酷烈，简直越过越长。夏天，又一个夏天，又是冬天：不是螺旋，而是像阳伞的影子一样，一个封闭的圆形。如果我迟早要跳出去——我心一横，说了出来。“韦莱娜，我想出去。”
我们走到花园门口；“我知道。我也想，”她说着，合上伞。“我曾希望跟多莉一起去旅行，我想带她去看大海。”因为气宇轩昂的缘故，韦莱娜一直看起来身材很高大，现在她些须有点驼背，头也垂下了。我很奇怪，自己过去怎么会那么害怕她，因为她现在变得更女性化，畏首畏尾。她说有小偷，门闩好，屋顶还装了避雷针。过去她的习惯是每月一号，亲自去收各种欠款和租金；当她停止这么做时，镇上一时很不安；没了这种缺钱的紧巴日子，人们觉得不对劲。女人们说她没有家人，失去了姐姐她就迷失了自己；她们的丈夫责怪莫里斯·里茨博士：是他打垮了韦莱娜的精神，他们说；虽然他们经常跟韦莱娜吵架，但还是讨厌里茨。三年前，我回到这个镇上，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处理泰博产业的文书，在韦莱娜的私人物品中，她的钥匙，瑁蒂·劳拉·莫菲照片等等杂物中间，我发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的日期是多莉去世后的两个月，圣诞节收到的，来自巴拉圭：用我们南半球的话说，Feliz Navidad[9]。你想念我吗？莫里斯。我看到这里，不禁想起她的眼睛是如何变得永远游移不安，目光内省而痛苦，我记得莱利结婚那天，酷烈的日光映得她眼睛流泪，却突然凝注了目光，暂时有希望升起：“旅行可能会很长。我考虑过卖掉几处——几处房产。我们可以坐船；你也从来没见过大海。”我从花园篱笆藤上采了一支忍冬的嫩芽，她眼看我把嫩芽扯碎，仿佛我撕碎了她的梦想，她为我们设计的旅程。“哎，”她摩挲着颊上一颗泪痣，“那好吧，”她用很务实的口吻说，“你有什么雄心壮志？”
于是直到九月份我才去拜访法官，跟他道别。箱子都收拾好了，阿莫斯·罗格朗替我剪了头发（“宝贝，你可别秃了头才回来。我说啊，外头人坏着呢，老想赚你便宜，雁过拔毛。”）；我穿着新套装、新鞋子，戴着灰色的软呢帽（“柯林·芬威克先生，你如今可是鸟枪换炮，出落得一表人才！”康蒂太太叹道。“你要当个律师吗？已经打扮得很有律师派头了嘛。不，孩子，我就不吻你了。我这一身面包房的灰，把你这身好衣裳弄脏了，那多过意不去。你写信回来，听见没？”）：当天晚上，一列火车将载着我一路北上，穿过广阔的大地，去往大城市，大展拳脚，建功立业。
在贝尔小姐公寓，她们告诉我说法官出去了。我在广场上找到了他，看到他让我心头一阵悸痛，他那么整洁挺拔，领子扣眼里缀着一朵金樱子花，混迹于一群闲聊，吐痰，混日头的老头子中间。他挽着我的胳膊，带我离开了他们；我们漫步经过了教堂，出城上了河边树林的小路，边走，他一边亲切地讲他当年在法学院读书的日子，给我提出各种建议和指导。就是这条路，就是这棵树：我闭上眼，让它们的形象固定在我心里，因为我不相信我会回来，我想不到未来我会踏遍千山无法释怀，直到这树魂牵梦绕，将我唤回来。
仿佛我们俩都不知道要往哪里走。我们静默着，惊异地从墓园山顶俯瞰下去，然后手挽手地下山，走进那片经过夏日炙烤，又被九月抛光的草地。干燥的草叶轻轻拂动，瀑布般的色彩倾泻而过；那一刻，我想让法官听到多莉告诉我的话：这是草竖琴，里面聚集了多少话音，讲着一个记忆中的故事。我们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