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把枪不是指着我的。他只是那么握着它。那是一把中口径的自动手枪，外国牌子，肯定不是柯尔特，也不是萨维奇。就凭他那张苍白疲惫的脸、脸上的疤痕、竖起的衣领、下压的帽子，还有那把手枪，他活脱脱的就像是从某部老掉牙的黑帮片里走出来的一样。
“赶快开车送我去提华纳，我要赶一架十点十五分开的飞机，”他说。“我有护照和签证，万事俱备，只差一辆车了。出于某种原因，我不能搭从洛杉矶发出的火车、汽车或是飞机。付你五百美元的出租车费够了吗？”
我站在门后面，没有做出让他进门的动作。“五百块，外加你手里的那家伙？”我问道。
他漫不经心地低头瞧了一眼那把枪，然后把它放进口袋里。
“这东西也许可以用来自卫，”他说，“对你而言。我不需要。”
“进来吧，”我让开身子，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进了门，瘫坐在一把椅子上。
客厅里光线很暗，因为房东有意让茂密的灌木丛枝遮住了窗户。我开了一盏灯，问他要了一支烟。我点上烟。我低头盯着他看。我弄乱了我那头已经凌乱的头发。我咧开嘴，脸上挂出那副我最拿手的疲惫笑容。
“该死的，就不能让我在睡梦中度过这么一个美好的早晨吗？十点十五分，是吧？那时间还多着呢。咱们去厨房，我来煮点咖啡。”
“我碰着大麻烦了，福尔摩斯。”“福尔摩斯”——这还是他第一次这么叫我。可这确实跟他进门的方式、他的穿着，还有他手里的这把枪挺般配。
“这将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啊。微风习习。你能听见街对面的那几棵老桉树在说悄悄话，怀念着在澳大利亚的旧日时光——那时，袋鼠们在树枝下跳跃，考拉们你背着我，我背着你。没错，我刚才就大致猜到你有麻烦了。我先灌几杯咖啡下肚，然后我们再聊。我刚起床的时候总有一点点头晕。让我们同哈金斯先生还有杨先生一起商讨一下[5]。”
“听着，马洛，现在不是时候——”
“别害怕，老伙计。哈金斯先生和杨先生是两位佼佼者。他们创立了哈金斯—杨咖啡。这是他们毕生的事业，他们的骄傲与喜悦。总有一天，我会看着他们得到自己应得的认可。到目前为止，他们得到的只有钱。我敢打赌，钱绝对没法让他们满足。”
我留下这串妙语陪伴他，出门进了后堂的厨房。我拧开热水龙头，把咖啡壶从架子上拿了下来。我先打湿滤杆，然后把咖啡粉填进壶的上半部分，这时水已经冒气了。我往壶的下半部分里灌上水，把它放在火上烧。然后我把壶的上半部分叠在上面，拧了一拧，好让上下结合紧密。
这时他从房间里追了出来。他倚在门道上，等了片刻，然后侧身挤进早餐角，溜进了座位。我从架子上拿下一瓶“老爷爷”威士忌，用一只大玻璃杯给他倒了一小杯的量。我知道他现在需要大杯子。即便如此，他也用上了两只手才把杯子举到嘴边。他把酒咕咚咕咚地灌下肚去，砰的一声放下杯子，然后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发出咯吱一声响。
“我差点没晕过去，”他咕哝道。“就像是一周没有睡觉似的。昨晚我根本就没合眼。”
咖啡壶差不多就要冒泡了。我把火关小，看着水位逐渐上升，然后在玻璃管底部上下浮动。我把火微微调大，刚好让水通过玻璃管，再迅速把火关小。我搅拌了一下咖啡，把盖子盖上。我将定时器设定在三分钟。马洛可是个有条不紊的家伙。没有什么能干扰他煮咖啡的技法。哪怕是一个亡命徒手里的那把枪也不能。
我又给他倒了一小口酒。“你就给我坐在那儿，”我说。“什么也别说。坐着。”
他用单手搞定了第二杯酒。我在卫生间里匆匆洗了把脸，回来的时候定时器的铃声刚好响起。我关掉火，把咖啡壶放在桌上的一张草垫上。我干吗要不厌其烦地跟你们说这些？那是因为，屋里紧张的气氛将每一件微小的事情都放大为一种表演，一个清晰的、无比重要的动作。正是在这种极端敏感的时刻，你所有的无意识动作——不论多么根深蒂固，不论多么习惯成自然——都成为了一个个独立的意志行为。你就像是一个患了小儿麻痹症之后重新学习走路的人。你不会将任何一件事情视作理所当然——我说的是“任何一件”。
咖啡全都流了下来，空气像往常那样，带着嘶嘶声钻了进去，咖啡先是冒泡，然后安静了下来。我取下咖啡壶的上半部分，把它放在水槽盖板托座内的滴水板上。
我倒出两杯咖啡，给他的那杯里加了一小口酒。“你喝黑咖啡，特里。”我给自己这杯加了两块方糖和一点奶精。这时我开始摆脱那种状态了。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打开冰箱，拿出奶精盒的了。
我在他对面坐下。他到现在为止一动也没动过。他倚着早餐间的一角，身体僵硬。突然，他的脑袋一垂，没有任何征兆地落在了桌子上：他开始抽泣。
他完全没有注意到我把手伸了过去，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了那把枪。那是一把七·六五口径的毛瑟枪——一件完美的工艺品。我嗅了嗅枪口。我弹出弹匣——满的。枪膛是空的。
他抬起头，看着咖啡，慢慢地喝了一点，眼睛没有看我。“我没有朝任何人开过枪，”他说。
“嗯——至少最近没有。不然的话，你还得清洁枪膛。我不大相信你用这把枪打过谁。”
“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他说。
“等一等，”我在不被咖啡烫着的情况下，用最快的速度喝光了杯里的咖啡，然后又添了一杯。“是这样的，”我说。“你在告诉我事情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如果你真的想要我开车送你去提华纳，那你千万不能告诉我两件事情。第一——你在听我说吗？”
他微微点点头。他正目光呆滞地看着我头顶上方的墙壁。他的疤痕今天早上显露出深深的青紫色。他的皮肤此刻近乎惨白，可那几道疤痕却显得比他的肤色更刺眼。
“第一，”我慢慢地重复道，“如果你从事了任何一种犯罪行为，或者是任何法律机构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当然，我说的是严重的犯罪行为——那你千万不能告诉我。第二，如果你了解任何关于此类犯罪行为的重大信息，那你同样也不能告诉我。不然的话，我就不能开车送你去提华纳了。听明白了吗？”
他看着我的眼睛。他的目光已经聚焦，但眼中无神。他的胃里已经有了咖啡。他的脸上没有血色，但他很镇定。我又给他倒了些咖啡，然后还是往里面加了点酒。
“我跟你说了，我遇到麻烦了，”他说。
“我也听到了。我不想知道那究竟是怎样的麻烦。我还得保住饭碗，保住执照呐。”
“我可以拿枪顶着你，”他说。
我咧嘴一笑，把枪推到桌子对面。他低头看了看枪，没有去碰。
“你没法一路拿着枪把我顶到提华纳去，特里。你也没法拿枪顶着我过边界，更没法顶着我上飞机。我是个偶尔会和枪打交道的人。我们就暂且撇开枪不谈吧。要是我事后告诉警察，说我被你吓得屁滚尿流，只好任你摆布的话，那我在警察眼里的形象可就妙极了。当然，前提是我有任何事情要告诉警察的话——对此我暂且表示怀疑。”
“听着，”他说，“她的房门要到中午甚至更晚的时候才会有人来敲。用人不敢在她头天夜里晚睡的情况下打扰她。主宅后面有一间大客房，离主宅有一点距离，配有独立的车道、车库和其他设施。西尔维娅是在那里过夜的。女仆最后肯定会在那里找到她的。”
我皱了皱眉。“看来我得非常小心地考虑我该问你什么问题，特里。她晚上难道没有可能不在家里过夜吗？”
“她的衣服肯定扔得屋里到处都是。她从不挂衣服。女仆一看便知道，她只在睡衣外面披了件睡袍便出了房门。所以她只可能去了那间客房。”
“那可不一定，”我说。
“她只可能去了客房。天啊，你以为他们不知道那间客房里的事情？仆人们总是能知道。”
“别说了，”我说。
他用一根手指从没受过伤的那半边脸上用力压过，留下一道红红的印痕。“在客房里，女仆会发现——”
“西尔维娅烂醉如泥、动弹不得、不省人事、手脚冰凉，”我用一串刺耳的词语描述道。
“喔——”他想了一想。好好地想了一想。“当然，”他补充道，“就是这样。西尔维娅不是酒鬼。可她如果真的喝过了头，那结果将是十分戏剧性的。”
“那我们就不用再多说什么了，”我说。“基本上不用了。我刚刚想到一件事。我们上次在一起喝酒的时候，我对你有点粗暴——我撇下你，一个人走了，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你那天都快把我烦死了。事后想想，我明白了你其实只是想通过自嘲减轻心中的失败感。你刚才说你有护照和签证。申请去墨西哥的签证可是需要点时间的。他们可不愿意把随便什么人都放进去。所以，你筹划逃跑应该有些时间了。我之前就在想，不知你还能坚持多久。”
“我猜我心里有种模糊的使命感，觉得我必须待在她身边，因为她对我的需求也许不仅仅是拿我当个门面来糊弄她家老头子，让他不要盯她盯得太紧。顺便说一句，我半夜里给你打过电话的。”
“我睡得很死。我肯定没听见。”
“然后我去了一家洗土耳其浴的地方。我在里面待了几个钟头，洗了蒸汽浴、冷水浴、淋浴，做了按摩，然后在里面打了两个电话。我把车停在了拉布雷阿街和方廷街路口，然后从那里走了过来。没有人见到我拐进你这条街。”
“那两通电话和我有关吗？”
“一通电话是打给哈兰·波特的。老头子昨天飞到帕萨迪纳去了——生意上的事。他一直没来过我们家。我为了找到他，费了好大周折。但最后他终于跟我通话了。我对他说：对不起，但我要走了。”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目光微微斜向一边，望着水槽上方的窗户和那丛摩挲着纱窗的黄钟花。
“他什么反应？”
“他很难过。他祝我好运。问我需不需要钱。”特里哈哈大笑，笑声尖刻。“钱。这永远是他字典中的头一个字。我说我的钱够了。然后我给西尔维娅的姐姐打了电话。她的反应也差不多。就是这些。”
“我要问你一件事，”我说。“你究竟有没有在那间客房里撞见她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他摇摇头。“我从没有去捉过奸。要捉的话，那也肯定不是什么难事。那从来就不是难事。”
“你的咖啡凉了。”
“我不想喝了。”
“好几个男人，是不是？可你还是回心转意，同她再婚了。我知道她确实挺风骚的，可是——”
“我告诉过你，我是个没用的人。天啊，我第一次究竟为什么会离开她？打那以后，为什么我每一次见到她都会把自己灌得烂醉？为什么我宁可在穷困潦倒中打滚，也不愿问她要钱？她已经结过五次婚了——不算跟我结的这两次。而她只要勾勾小指头，这五个男人中的每一个都愿意回到她身边——而且不单单是图那百万美钞。”
“她确实挺风骚的，”我说。我看了看表。“再问一句，为什么你非得十点十五分赶到提华纳呢？”
“那趟航班上总有空位。一般人都愿意坐‘康妮’[6]，那样只需七个小时就能飞到墨西哥城，这样一来自然就没人坐DC-3这样的小飞机翻山越岭了。再说了，‘康妮’不停我要去的地方。”
我站起身来，倚着水槽。“现在，让我来总结一下，别打断我。今天早上，你在情绪十分激动的状态下跑来找我，想让我开车送你去提华纳赶一架上午的飞机。你口袋里有一把枪，但我完全有可能没看到。接着你对我说，你一直在尽己所能地隐忍着这样的生活，但你现在忍无可忍了。你发现你的妻子喝得烂醉，边上睡着一个男人。你走出门，去了一家土耳其浴室消磨时间，一直待到上午。这时你给你妻子的两位血缘最近的亲属打了电话，和他们说了你的打算。至于你要去哪儿，这不关我的事。你身上有进入墨西哥的合法文件。你怎么去也不关我的事。我们是朋友，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会去多想。再说了，我又有什么理由要多想呢？你又没塞钱给我。你有你自己的车，但你情绪太不稳定了，没法自己开车。那也不关我的事。你是个很情绪化的伙计，你还在战争中受过重伤。我想我现在就应该去找到你的车，把它塞进随便哪里的一间车库藏起来。”
他把手伸进衣服里，将一只皮钥匙包从桌子对面推了过来。
“这故事听上去如何？”他问道。
“取决于是谁在听。我还没说完呢。你什么也没拿，除了你身上的这套衣服和你从老丈人那里拿的一点钱。你把她送给你的一切都留在了那里，包括你停在拉布雷阿街和方廷街路口的那辆漂亮的豪车。你想要走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只拿你为了上路非拿不可的东西。好吧，这个故事能让我信。现在，我该刮个胡子，换上衣服了。”
“你为什么要帮我，马洛？”
“趁我刮胡子的时候喝一杯吧。”
我出了门，留下他一个人缩成一团，坐在早餐间的角落里。他头上还戴着帽子，身上还披着那件轻薄的宽大衣。但他整个人看上去多了几分生气。
我走进洗手间，剃了胡须。就在我回到卧室开始打领带的时候，他走了进来，站在门道里。“我刚才把杯子洗了，以防万一，”他说。“但我脑子里还是在想这件事。也许你最好还是打电话叫警察吧。”
“要打你自己打。我没什么要跟他们说的。”
“你想要我打吗？”
我猛地转过身去，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真该死！”我几乎冲着他吼了起来。“耶稣在上，你能不能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我很抱歉。”
“那是当然的。像你这样的家伙总是抱歉，而且总是抱歉得太迟。”
他转身沿着走廊回到客厅去了。
我换好衣服，锁上通向后堂的隔门。等到我回到客厅的时候，他已经倒在一把椅子里睡着了，脑袋歪在一侧，脸上像是被放干了血色，整个身体都疲惫得松弛开了。他看上去可怜极了。我碰了碰他的肩膀，他慢慢地醒了过来，仿佛从他方才栖身的梦乡回到我的身边要走很远很远的路。
我先等他回过神来，这才开口说：“手提箱怎么办？你那只白色猪皮箱还放在我衣柜最上面一层呢。”
“里面是空的，”他无精打采地说。“再说了，那只箱子太引人注意。”
“你要是一件行李都不带，那反倒更引人注意。”
我回到卧室，站在衣橱里面的梯凳上，把那只白色猪皮箱从最高层的搁板上拽了下来。天花板上，通往阁楼的那扇四方的活门正好顶着我的脑袋，于是我把活门推开，把手尽可能地往里伸，将他那只皮钥匙包扔在了一根落满灰尘的系梁或者其他什么梁后面。
我拿着那只手提箱爬了下来，拂去灰尘，往里塞了些东西：一件从未穿过的睡衣、牙膏、一支备用的牙刷、两条廉价的毛巾和浴巾、一包棉手帕、一管十五美分的剃须膏，还有一把买一整盒刀片时送的剃须刀。没有一样是用过的，没有一样有标记，没有一样会引人注意，只是如果这些东西是他自己的话，那就更好了。我又往里面添了一瓶还裹着包装纸的波旁威士忌。我锁上手提箱，把钥匙插在了上面的一把锁里，然后提着箱子回到前厅。他这时又睡着了。我打开房门（开门的时候没有惊醒他），提着箱子下到车库，将它放进敞篷车的前排座位后面。我把车开了出来，锁上车库门，转身爬上台阶回去叫醒他。我锁好房门，这才与他动身出发。
我一路开得很快，但没有快到吃罚单的程度。一路上我们几乎没有说话。我们也没有停车吃东西。时间不多了。
边检人员没跟我们多说什么。我把车开上提华纳机场所在的那座平顶山上，然后挨着机场办事处停下车，坐在那里等着特里取票。DC-3的螺旋桨已经开始缓缓转动了，但这样的速度只是为了让引擎保持温度。一个穿着灰制服、身材高大的万人迷飞行员正在同聚在一起的四个人聊天。其中一人身高六英尺四左右，手里提着一只枪囊。他身边站着一个穿便裤的姑娘，一个小个头的中年男子，还有一个高个儿的灰发女人——和她站在一起，那个中年男人就像是个小萝卜头。三四个明显是墨西哥人的家伙也站在旁边。看来，这些就是这架飞机要承担的全部载荷了。舱门前已经放下了舷梯，但似乎没人急着上去。这时，一个墨西哥乘务员走下舷梯，站在那里候着。他们似乎没有扩音装备。那几个墨西哥人踩着台阶上了飞机，可飞行员还在同那几个美国人聊天。
我旁边停着一辆车身庞大的帕卡德。我钻出敞篷车，瞄了一眼那辆车的车牌号。也许终有一天，我会学会少管闲事的。就在我把脑袋缩回来的时候，我瞧见那个高个儿女人正盯着我这边看。
这时特里穿过尘土飞扬的碎石路走了过来。
“全妥了，”他说。“我该在这里对你说再见了。”
他伸出手。我握了握。他现在看上去气色还不错，就是很疲惫，疲惫得就像是从地狱里爬上来的一样。
我从我那辆奥尔斯里拎出那只猪皮箱，放在碎石路面上。他怒气冲冲地瞪着它。
“我跟你说过，我不要了，”他没好气地说。
“这里面有满满一品脱烈酒，特里。还有几件睡衣什么的。全都没做过标记。你要不想要，打开来看看。或者把它扔了。”
“我有我的理由，”他生硬地说。
“我也有我的。”
他突然露出了一个微笑。他提起手提箱，用另一只手使劲儿地捏了捏我的胳膊。“好吧，哥们儿。你是老大。另外请你记住，如果哪天日子混不下去了，尽管向我开口。你不欠我一分钱。我们只是在一起喝了几杯酒，彼此处得挺友好，而我又在那里不停地说着我自己的事。我在你的咖啡罐里留了五张百元大钞。别对我生气。”
“你真不该这么做。”
“反正我手头的钱我到死连一半都花不光。”
“祝你好运，特里。”
那两个美国人开始踩着舷梯登机了。这时一个身材五短三粗，长着一张大黑脸的家伙从办公楼的大门里走了出来，朝着这边又是挥手，又是指指点点。
“登机吧，”我说。“我知道你没有杀她。所以我才会来这里。”
他突然做出了像是准备面对风暴的姿态。他的整个身体都绷紧了。他慢慢地转过身，回头望着我。
“对不起，”他平静地说。“但这件事你说错了。我接下来会慢慢地朝飞机走过去。你有充足的时间拦住我。”
他迈开步子。我看着他。办公楼门口的那个家伙在等待，但似乎并不太着急。墨西哥人很少会着急。他弯下腰，拍拍那只猪皮箱，朝特里咧嘴一笑。然后他站到一边，让特里从那扇门里走了出去。不一会儿特里从另一边的一扇门里钻了出来——那里是入关时海关人员把守的地方。他穿过碎石路，来到飞机边上，步伐依旧缓慢。这时他停下脚步，朝我这边望了过来。他既没有向我示意，也没有向我挥手。我也没有向他作任何表示。然后他爬上了飞机，舷梯随即收起。
我钻进奥尔斯，发动引擎，倒车后一打方向盘，穿过了半个停车场。那个高个子女人和那个矮个子男人还在停机坪上。女人抽出一块手帕挥舞着。飞机开始朝停机坪的另一头滑行，扬起漫天尘土。到了尽头处，飞机拐了个弯，马达加速旋转，发出隆隆轰鸣，机身开始向前作缓慢加速运动。
一团团尘土在飞机身后升腾。然后飞机起飞了。我看着它缓缓升入强劲的气流中，然后消失在了东南方向那片裸露的蓝天中。
我走了。边卡上的那些人全都看也不看我一眼，仿佛我的脸同钟表的指针一样意义甚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