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多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走到了哪里，应往何处去？本节拟展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追索其困境的起因，并就其话语边界问题作一解说。
一、积极影响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所产生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它对“性别视角”的倡导和实践，多少撑开了妇女文学和妇女文学研究原有的比较狭窄的天空，同时对广泛意义上的“女性研究”起了促进作用。
先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女性创作的影响。当今女性写作已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众多的女作家活跃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在传统的长篇领域，在散文、随笔、诗歌方面女性作者均取得了大发展，在各类文学评奖与长篇小说排行榜中女性作家所占比例逐渐提高，有人惊呼“写作进入‘她世纪’”阿原：《国内文坛女作家频频兴风作浪，写作进入“她世纪”》，青岛新闻网，2002年5月21日。这当然得益于新人辈出的激发，和文化环境的宽松，但我们不能忽视女性主义批评与女性写作的互动关系。相关的女性主义批评文章对女性创作有相当大的冲击力，有介绍“军中女作家”的文章说，即使是身在军营，女作家“也不能不感受到女性主义思潮的冲击力和启示性，并且积极地迎接它、呼应它，迅速调整自己的文学目光，更新自己的创作观念”，“力图从女性的立场切入深层的、社会的历史。”张志忠：《女性文学的新境界》，http：//www。china。org。cn/chinese/RS/4464.htm。在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下，不少作家的写作角度有了变化。就总体风貌而言，当前的女性文学更多地走向女性本体与主体，强调女性身份的性别因素，女性自我的生命体验以及女性本性的欲望表达等方面。
与此同时，女性主义批评家如戴锦华、王绯、季红真、夏晓虹等人的创作与思考，相当程度地推动了妇女文学研究的发展。这些学者与作家对女性文学的读解，以及文化的思考，与男性作者有一定的区别。她们更多地能站在性别的角度上，审视社会意识中某些悖论的东西。男性曾经涉足的文学形式、文学理念、文学市场都“遭遇”到女性的挑战，加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也树立了自己的独特品格，走向学术和规范，这些对文学史的撰写产生了影响，新编的文学史一般都体现了性别研究的视角带来的新成果。
另外，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是中国“女性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在促成女性研究发展为独立学科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1990年10月，北京大学成立妇女问题研究中心，1993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的女性研究中心挂牌，1994年，复旦大学也成立了研究女性的学术机构。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党校、东北师大、海南大学相应建立女性研究院所，“女性形象学”、“女性文学批评”、“女性文学史”、“文人妇女观”、“女子服饰史”等，均进入学者视野，中国女性文化的新的形态，中国学术的另一道景观已展示在了世人的面前。
女性文学创作与批评突起说明女性文学在中国文学和批评理论的整体格局中，正以全面的方式来实现自身价值。这和西方世界里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是呼应的。据说，在欧美国家，不论是女性主义对性别对立及父亲和男性中心否定、对女性之存在的重视、女性价值的弘扬，还是来自于男性自身对父亲之神圣地位的剥夺，对父亲精神权威和经济垄断的废除和取消，都使得“父亲名声扫地”，父亲一贯的继承人不愿与父亲认同，“转而接受更富女性色彩的行为模式”。
二、困境起因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界频繁使用“困境”、“危机”这类字眼来相容自身的处境，女性文学批评似乎丧失了90年代前中期那种广受瞩目的冲击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困境”、“危机”来自其受到了各种攻击，而女性文学批评界却未能对此作出更为有效和有力的回应。困境的起因有内外两个方面：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身出了一些问题，人们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解出了问题也有偏差。
1.本身的问题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成果是显著的，已经取得了相当的影响，然而必须看到，中国学界的文学批评家的学术能力参差不齐。从搜集到的资料看，除了一些优秀之作外，女性文学批评文章中有一些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模仿”之作，往往流于肤浅，没有深度和真正的问题意识，有的在概念上出现严重失误，而且没有对“伪女性主义”作出充分的揭示也给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界带来了困难。
我国有的批评家很有拥抱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新思潮的热情，但有时因为对一些术语的理解不深入而使笔下的文章成了肤浅的模仿之作。20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开始由单一的性别视角向多重视角扩大，《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介绍了西方著名的“社会身份疆界说”的观点，即，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超越肖尔瓦特所谓的“女性主义批判”（feminist critique）和“女作家中心批评”（gynocritics），清醒地选择更宽广的评论途径，将多元文化主义、后殖民主义研究、后结构主义、同性恋研究、人类学、政治理论、社会学会地理学等方面的理论研究融会到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领域中去。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23～460页。我国的批评家多是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走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固有的知识结构使我们很自然地认同“超性别写作”的思路，并误以为这种“社会身份疆界说”与我们以往所熟练操演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批评武器大体相当。有人就直接套用该文章的框架来研究当代中国文学，如西慧玲在《“社会身份疆界说”与超性别写作》一文中，小标题分别为“‘多重压迫论’与《奔跑的火光》”、“‘多重主体位置论’与《看麦娘》”、“‘主体矛盾位置论’与《来的都是客》”、“‘社会身份认识论’与《王小二同学的爱情》”、“‘社会地位情景论’与《舞者》”、“‘异体合并杂交主体论’与《戈登医生》”西慧玲著：《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176页。表面上看，似乎中国文学和最新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观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思考后就会发现，该文章其实有“两张皮”，一个是西方女性主义的，一个是中国小说的概要，可以拼接在一起，但没有和谐和融洽的感觉。说来，“社会身份疆界”理论并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拿来一用的东西。与马克思主义注重视野的整体拓展和视线的稳定性、注重对象的典型性、强化政治性等特点不同，社会身份疆界说是后现代话语的一部分，强调视角的重叠和视线的流动，更注重个别化，并且有弱化政治性的倾向；社会身份疆界说也并非我们以大文化视角来超越性别视角，而是一种“叠加”式的超越，适合比较复杂的文本与作家的个案分析。
更严重的批评误区是，我国有的批评家用“女性主义”的名目来评论文学作品时，在一些概念上出现严重失误，自以为理解了一些“时髦”词汇，实际上却是不着边际。比如，有人把“东方主义”和“女性主义”胡乱捏合在一起，提出了所谓“东方女性主义”的说法，称“虹影的《K》是有女性主义的色彩，可以把它叫做‘东方女性主义的代表作’。为什么呢？她把东方主义和女性主义糅合了。这个小说写得非常巧妙，用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人物的框架，把作家所要表达的东方女性主义的思想塞进去了，很巧。一般女作家的小说，女性在性问题上惯常是被动的，或是受迫害的，被贩卖的、被销售的，被凌辱的命运，性上女人一定是吃亏的，不是受益方。但《K》里的女主人公没有这一套，她是主动的进攻的，属于控制方的，能引起她个人欢乐的，审美的，激情的感觉，女性征服男性。《K》从这个角度上说是女性主义的姿态，女性主义的方式。《K》是双重文本，是东方主义的文本又是女性主义的文本。《K》把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结合到男女关系上，东西方文化回到这么个原初的状态碰撞，就产生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他们两个人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一场战争，文化的战争，文化的冲突，小说中最后是林的东方神秘主义打败了朱利安的西方男权主义。”谭璐：《女人为什么写作：虹影访谈》，http：//www。tougao。com/ziliao/zlk1/zjft-148.asp。这里的问题是，“女性主义”被简单地理解为“女性征服男性”不说，“东方主义”更是个用错的概念。“东方主义”的概念是赛义德（Edward Said）提出的，他的《东方主义》一书挑战了当时欧美主流东亚与中东的研究，开启了把种族、国族、帝国、殖民等后殖民议题带入了当代“上层”理论范畴的批评方法，揭露所谓的“上层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本质。赛义德关切的不是这个东方研究的内容，而是它形成的过程，他所要揭露的是在东方研究的背后，权力与知识交互为用的过程。他说，“东方主义”是西方用以对东方做想象的建构的话语，它借由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把东方建构为西方的“他者”，东方常被“负面地符码化”，与“无言的、感官的、女性的、专制的、非理性的、落后的”等形容词联系在一起，而西方则与一些正面、积极的价值相连，如“阳刚的、民主的、理性的、道德的、活力的，以及进步的”。也就是说，“东方主义是一种话语，它使出于后启蒙时代的欧洲文化，可以在政治上、社会学上、军事上、意识形态上、科学上，以及想象力上掌理——甚至生产——东方……简单地说，由于东方主义，东方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一个自由的思想或行动主体。”Edward Said，Orientalism（New York：Vintage，1970），p。3.可见，“东方主义”并非我们前面引用的文章所暗示的是对东方的确认和对东方的优点的坚持，相反，是对东方的模式化的想象。因此，说虹影的《K》“把东方主义和女性主义糅合了”并非是对此小说的赞美。我怀疑那篇评论所要表达的意思是，《K》粉碎了“东方主义”对东方女性的想象，表现了中国女性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同样，由于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适用性”的批评之声的加强，“第三世界女性写作”、“后殖民理论”等提法在国内开始增多。有人是为了强调中国女性写作的特色，很煽情地介绍一位女作家“或许是首屈一指的最为敏感的关注女性自身的美女作家，她选择了自觉的女性主义的立场。她以作品和自述成就着一种堪称生动和成熟的‘第三世界的女性写作’：并非以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见解为准则、为前提的，而是依照于当下女性生存的现实体验和感受的。在她的笔下，女人像涓涓的流水，潺潺不息，气象万千。”春燕、朱方：《一种堪称生动和成熟的“第三世界的女性写作”》，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54/1/class005400034/hwz103341.htm。这样的文字给人的感觉是“商业广告”，以“女性主义”和“并非西方女性主义”这样的措词来吸引那些对女性主义感兴趣，以及对西方女性主义有偏见的人群，这里的“女性主义”的话语是随意的，没有真正的话语边界。
让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最疲于应付的是“伪女性主义”的流派。所谓的“伪女性主义”是指在中国的当前国情下，“身体写作”或“美女文学”等都已经沾染了浓重的商业气息，曾经给文坛带来新鲜气息的“个人化写作”的讨论，似乎延伸到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方向。这个“女性主义”名义下的写作，谈不上对原来的女性主义文学的提升和超越，反而使中国的女性文学出现了一次世俗化的俯冲和下沉。将这个现象归咎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误导是不对的，因为“女性主义”当形成一定的势头以后，和其他的概念一样，面临着被“盗用”的危险。这是个有反讽意味的现象：早期有些女作家不承认自己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意识，文学批评家不得不竭力证明她们有女性主义意识；而今有女作家标榜自己的“女性主义”视角，文学批评家又有责任厘清真相，说明其是“伪女性主义”。这个难题，也的确说明了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20年后的影响和不足：许多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个概念，许多人对有概念的内涵仍然含糊不清。
“伪女性主义”对女性主义的要素扭曲体现在：以“身体”、“性”的极端“个人化”来展示其所谓的“反抗”。表面看，这种“另类”和“叛逆”的姿态是对政治的躲避，是对女性的传统的生命意义和幸福的观念的嘲笑，是在挑战僵化、平庸、压抑、虚假的现实。因此，有赞扬者说，“她们每个人不是依靠历史意义来加以自我认同，而只是根据个人的经验来确定自我……不断被外力干预的生活，就像不断被侵入的文本叙述，它们又具有异质同构的特征。每一次文本的被介入，也是生活被现代媒体重新干预叙述的过程。这些都显示出作者的不俗的才气。虽然作者的意识还不很清晰，但个人的直接经验给予棉棉探索新的表现空间。对性爱主题的直接书写，并且不惧怕反常的经验，是这些更年轻的女作家显示出比陈染、林白和海男更激进的姿态。”甚至说，像是文学史上孤零零的群落，这些人的符号价值无从界定，也无人界定，她们成为自己制作的符号系统的界定者，而以异端的形式出现，以非法闯入者的身份来获取新的合法性，是异端性话语与正统权威的关系斗争的形式：“通过公开宣称同通常秩序的决裂，异端性话语不仅必须生产出一种新的常识，并且还要把它同一个完整的群体从前所具有的某些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或遭到压抑的实践和体验事例在一起，通过公开的表达和集体的承认，赋予这种常识以合法性。”陈晓明：《异类的尖叫断裂与新的符号秩序》，原载于1999年《大家》，http：//www。white collar。net/wx_hsl/dangdai/xd_02/047.htm。
其实，“身体”决非是与精神对立的纯物质存在，其必然存在于文化/认知/话语的体系中。福柯曾言，身体根植于文化和历史之中，权力的冲突和对抗都必然会铭刻在身体上。西方女性主义者也基本认可这个观点，所以更要重视女性的身体作为表征和性别、种族、阶级以及国家认同等种种因素之间的关系。“身体”是个复杂的政治场域，西苏的“让你的身体被听见”就是要展示“身体”上被男性权力压抑的一切。在陈染等的书中，她们的回顾与对自我身体的审视还反映了女性身体被利用的状态，以及女性利用身体来展现自身的价值的尝试。而在卫慧、棉棉等人的写作中，身体被有意识地“漂白”了，仿佛身体只是它自身，即原始的、纯粹的情欲之物质载体。然而，如果说“存在就是身体”，是身体赋予世界以意义葛红兵：《世纪末中国的审美处境——晚生代写作论纲（下）》，载《小说评论》1999年第6期。转引自，倪伟：《论“七十年代后”的城市“另类”写作》，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那么这种横陈在具体的历史、文化之外的纯粹抽象的身体又怎样赋予世界以意义？卫慧的作品中，女主角用名牌包装的身体像花朵一样摇曳在酒吧等香艳场所；棉棉的作品中“我”虽然不追求名牌，但《糖》中“我”长达十年的“残酷青春”是身体寻求“高潮”的历险。前者在借助各种符号的力量获得快感，后者是想在“快乐”中遗忘自我乃至身体本身，并无意改写“我”与世界的关系。两者都笔下的“身体”实际上都重构了它所逃脱的那个世界的统治法则，表面上的反叛在骨子里实际上是一种回归。这与女性主义的改变世界和权力关系的诉求是不相干的。
“性”的情况也是如此。“性”和“身体”一样，也是一个社会关系的场域，包括性道德、性伦理、性别身份的建构以及认同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正如前面我们提到，福柯认为其必然与权力相联系。女性主义引以不幸的是女性的身体总是被动地成为男性欲望的客体，这里的变化不过是把被动转化为主动。卫慧多次声称他最崇拜的作家是美国的亨利·米勒，未料到亨利·米勒正是西方极具男权思想的作家，米莉特《性政治》的一开始就严厉批判亨利·米勒小说中鄙视女性的思想。“身体写作”是西苏的“女性写作”中的重要策略，转到卫慧、棉棉这里却成了与女性主义截然相反的东西：“身体写作”变成了对于女性身体的展示，当代女性写作走到了这一步，无疑来源于中国女性意识的狭隘认识。既然要表现“女”性意识，在女“性”上下工夫成为理所当然。
许多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也在批判这个“伪女性主义”，只是不够深入，给人的感觉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促成了这个极端个人化的文学怪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界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明显行动不够，回答也不够切题。有人说“20世纪的文学批评之所以成为可能，其缘由完全在文学批评之外的地方”吴炫：《文学批评何以成为可能》，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第105页。也就是说，各种哲学理论成就了文学批评的流派。然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如果仅从非文学方面打外围战，就很难确立其自身的学术地位。
2.大众的否定
前面我们曾经引述过戴锦华的说法，“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形象是一些丑陋不堪又张牙舞爪的女人。”戴锦华著：《犹在镜中》，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些人士的误解，多年来，文学批评界、作家群体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否定”之声时有耳闻。
其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肤浅论。比如，当被问及，对“女性主义”有没有关注，是否看文学评论时，陈丹燕说，“我对这个没有太大的注意，有时去参加一些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时，我的发言经常受到批判。但我的确对这个没有太多的感受。在上海这样的都市里，我觉得女人已经比男人强很多了，还要说她们受到什么压迫，实在说不过去。我有一个小说，写两个女朋友的故事，王安忆曾经说这个用女权主义的观点来看的话，会比较适合，但我不是一开始就从什么女性主义出发的。我也时常关注一些评论，但现在中国的评论好像没有什么力量，不再具有批判的能力了，常常是没读明白就贴上一个标签，阅读能力好像很差。”庄园、彭晓芸：《听听陈丹燕》，原载《羊城晚报》，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23/12/class002300006/hwz88955.htm。这里表明“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上是个标签，不实际深入。崔卫平则在《我是女性，但不主义》一文中质疑批评中理论预设的毛病，怀疑以“主义”命名的批评：“尽管‘主义’号称自己对历史和现状的一种新解释，是重新并真正客观地认识这个世界，但实际上是在它的活动开始之前，它就已经结束了这种认识：它的结论早已准备好，正是原先的那个前提、立场。他（她）们自己把它放进去又掏了出来。比如带着‘男人是压迫者，是削弱女人的力量’这种眼光去扫描历史与现实，所得的结果不会比这更多，无非是再加上一些血迹斑斑的佐证，给人添油加醋的感觉。”崔卫平：《我是女性，但不主义》，载《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虽然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体的论证过程中确实有时可见理论预设的毛病，但初步观察得出预设，深入后证明预设之正确，这就是理论的生产方法，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探索步子不可过于苛刻。
其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界知识分子“霸权”论。有论者言，女性主义批评家“过多地关注自己的话语权利，殊不知对自己话语权的过分强调却以牺牲同性的话语权为代价，她们太执著于自己的‘知识分子’、‘知识女性’身份，热衷于男性社会注目自己与非知识女性的不同，换言之，对等的心灵平台在她们意识、潜意识里还没有很好地架设，她们在呼吁着自己的疼痛时往往忽略了非知识分子——我更愿意将其当作一种职业分划而非意识的或者心理的区分——的痛，更无从顾及她们的呻吟喊疼刺痛了另外的心灵……这不是女性的蒙昧，不察与失察的背景上，可以找到来自男性社会的根源。”丹妤：《邂逅枕边人》，http：//culture。163.com/editor/021105/021105_67205.html。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受到的抨击的在一定程度上与20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学界建制”时期相似，许多人认为学院知识分子脱离了妇女大众，呈现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九丹说：“男人有男人的活法，女人有女人的活法。而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却总是用她们所谓的女性主义学识与女人权利的独特文化，来捍卫所谓女人们的利益，真是让人无法理解……这些所谓的干净的女人们，可曾为她们肮脏的女性伙伴们认真地做点事情，哪怕是一件小事。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在这个世界上，最恨女人的人首先是女人。”九丹、王绍培：《与〈乌鸦〉的对话》，http：//www。china。org。cn/chinese/RS/43484.htm。这里的批评很是情绪化，包含了从阶级观点出发的对“姐妹情谊”等言说的深刻怀疑。有的论者则直接批判了“贵族化”的中国女性主义，因为中国女性主义者，早在投身“女性主义”之前就有一个体面的收入稳定的职业，“她们并没有处在社会的边缘状态。对于中国底层劳动女性没有感同身受的体验，其宣传的革命性与先锋性底气不足。”孙绍先，《“贵族化”的中国“女性主义”》，载《天涯》2005年第1期。
其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误导论。这类批评者从自己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印象（有时是错误的印象）出发来抨击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批评者认为女性主义就是“性别斗争”，所以发挥说，“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从来不会有以性别画线的时候。所谓性别研究或批评，在我看来，总有整体化的缺陷。”所以“如果我们的阅读以及对意义的确定总是依赖于性别理论的框架，很可能我们会忽略许多更加重要的东西。”解玺璋：《〈无字〉：有多少爱让女人心痛》，http：//www。booktide。com/news/20021024/200210240002.html。也有人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是宣扬只关注个人和小我的“女性意识”，比如作家张抗抗就发出疑问“女性主义是否是女性写作的唯一选择？女性意识是否应该覆盖女作家关注人生的全部目光？若是女性文学像残疾人运动会那样，建立一种仅供自己欣赏的独立评判系统和标准，又如何去打破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我们真的需要一种所谓主义来框定女性写作吗？”她认同“女性写作中应当更自觉地运用女性视角这一说法”，但“我们将在自己的那间屋里，书写男人与女人共同的，创造有利于自己和整个世界的文学。”夏辰：《旁听中日女作家对话》，载《南方周末》2001年10月8日。
其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用论。此种批评的根源还在于中国女性“已经”与男性平等了的观念。有女作家说，“以前的文学史，都是男人主宰，文学评论，是男性批评家的世界；写小说，是男人的事。这才需要强调女性的特殊。就像以前必须有多少女性干部硬是得提拔培养一样。我们要看一下中国文学界读书界，女性作家有没有必要再标榜女性主义？我个人觉得没有此必要。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弱势集团，至少我不想做一个弱势群体中人。我认为，中国女作家完全可以在平等基础上与男作家竞争，抗衡。不打‘女性主义’旗帜，不自贴标签，我们也能做到写出好东西，有意义有深度的作品。”谭璐：《女人为什么写作：虹影访谈》，http：//www。tougao。com/ziliao/zlk1/zjft-148.asp。被视为中国女性主义小说家的陈染也曾言，“好像从中国理论界开始有女性主义这个说法时，理论家们就开始拿我说事。其实我是搞不清楚，写作对我来说是非常本色的……我觉得只有好作家和不好的作家之分，这不是性别决定的。如果市场真觉得女作家的书好卖，有这样的空子，那么人家这样做，你也用不着挡着。我觉得称我是作家或者称我是女作家，没什么本质的不同。称女作家也不是一种侮辱，只是一种性别标志。”王朔、陈染：《王朔陈染漫谈女性作家》，http：//www。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0/pages3/xmdaily080600.html。有的作家说“女性主义”的宣传是无用的，“我以为人类文明的历史，基本上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这种观念几千年来存在我们的身体的物质中，刻在基因密码之上。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根基之牢固任何人不容撼动。这一点并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了的。令人奇怪的是：在骨子里维护这种传统的不仅仅是男性，实际上，更多的女性在维护这种传统，尽管她们张扬的是女性的旗帜。”叶梦：《精神的自足》，http：//220.168.28.119：8080/was40/detail？record=293＆channelid=27957.
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诸如此类的说法不可胜数，多数都没有点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亟待改进之处，但这些说法深化了大众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偏见，需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作出一定的回应和厘清。
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话语边界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明显比以前多了，现在应该比较注意在这样的机会之下怎么样去开发现在已经拥有的资源，改变“困境”、寻求“出路”。这就涉及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话语边界”的确定问题。
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话语的界定是时候了，而且有必要，因为“在任何语境中阅读都需要一个框架，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框架包括提倡主体性、话语与权力；它标明我们勿须接纳的既定意义、价值、权力关系，并可以表明它们从哪里来，代表谁的利益。”Chris Weedon，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Great Britain，1987），p174.“话语”是构成知识的方式，所有的话语都指涉了一社会、历史背景、是特定存在情境的产物，与话语有关的“不是思想、心智或产生它的主体，而是它被部署的实际领域。”Michel Foucault，“Politics and the Study of Discourse，”in Burchell，C。Gordon and PMiller eds，The Foucault Effect（Sussex：Harvester Press，1991），p161.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话语边界的清理也包括了非常实际，也是与之休戚相关的内容，诸如“西方文论”与“本土问题”、女性研究的中国“国情”、文学研究与性别，中国女性主义诗学的可能性，等等。
关于“西方文论”与“本土问题”的矛盾，要追问并回答：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能解决中国语境中女性阅读与写作问题吗？如何将西方资源与中国材料结合，在相互碰撞、修正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这个文化语境中带着什么样深层的意义？社会性别关系同阶级等其他各种社会关系是怎样在女性书写中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性别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等等。
对女性文学研究本身，女性主义批评要解决下列重要问题：中国妇女有力量界定女性主义章程和美学吗？工作中，如何去避免父权制文学实践中“高级”、“低等”的等级之分？女人写作和男人写作的不同之处何在？等等。
女性研究似乎一直在困惑中生长着自己的问题，这和西方女性研究既有相似的一面，又有不同的地方。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独立的女性研究理论，现代以来，学者们是运用西方人的观点来解释女性问题的。但是这些理论，和中国实际又存在着差距，所以，许多理论并未在这里生根发芽。质疑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否适应“本土”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这里要探讨的，不是我们为什么质疑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存在，而是为什么我们不少人会带着强烈的情绪，或是言词中遮遮掩掩？通过什么论证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合法和不合法？
寻找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边界时候，我们可能会感到问题多多而答案渺渺。毕竟，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话语界定并非易事。弱势民族的历史让我们很容易培养起弱势人群的心理体验，另外，我们又是相对于周边弱小民族而言处于中心地位的民族，真正彻底去除我们的女性话语中的“话语霸权”很难。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妇女文学”进行了大讨论，其定义颇多，但大多数人认同“妇女文学是由一切具有妇女意识的作家作品组成的”。值得反思的是，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具有妇女意识或女性意识要经阅读、了解、研究后才能下结论，而且可能有不同的结论。没有经过研究就划定了研究范围，其结论就颇为可疑了。再者，谁有权来判断作品女性意识的有无，这个判断者要面临“话语霸权”的质疑。本土的意识形态独断论轻松地操纵了我们的潜意识，本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质疑男/女二元对立的同时，又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内构造了新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对此，崔卫平曾言，“我担心‘女性话语’在试图发掘妇女的存在并向世人宣布这一点时，又将自己禁锢在仅仅一半的天地之中。而且我也不喜欢所谓‘建立女性话语’中所包含的那种创世的气概。幻想自己第一次吐露女性的秘密，是一位女盘古、女邢天，给人一种倒退到文明之前原始混沌的感觉。若真是想提高妇女的地位（自身的地位），那就无需将她们（和自己）再度从文明社会中放逐出去。放回到荒郊野外、人迹罕至的地方加以隔离，而是和男性一道，共同继承迄今为止人类伟大的文明成果。”崔卫平：《我是女性，但不主义》，载《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20年的发展中当然有这样的那样的影响和冲击力，其中的观点、立场、方法同时也会引发争议，有的时候也的确暴露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身问题，有的时候则可能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般争论而已。从实际行动上看，中国学者在接受西方批评理论后，应该根据自己的优长和不足寻找新的生长点；借助西方的工具会发现本土自生的性别意识与外来的性别意识之间可能有所不同，在学术冲突之间，可能会有新的发现；在时间的沉淀中对以往女性文学研究和批评进行再反思，以期对本土批评家性别意识发展轨迹有新的认识。中国各个女性主义批评家也许关注了中国妇女主体身份的诸如阶级、民族、世代等不同要素，表现出了“中国化”的女性主义视角，如果大家都能将女性问题纳入更为开放的历史/现实视野之中，在主体身份多样性之间寻适度的结合点，或许能帮助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走出所谓的“困境”。也就是说，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加“本土化”为好。
怎样把握“主体身份多样性”之间的结合点呢？其一，可以以真正“对话”的姿态来处理自己面临的问题；其二，以女性文化研究扩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野。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这么多年来，“真正有力的东西太少，重复多”荒林、王光明著：《两性对话》，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271页。也有人说，“由于中国目前还处在为建设真正的个体而努力，还没有达到可以奢谈‘对话’与‘理解’的阶段。人云亦云，追随社会思潮的漂浮基本上是当代中国的人文景观。”因此，“对话”只是一种批评的模式，而不是批评的实质。吴炫：《文学批评何以成为可能》，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第109页。然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可以在“对话”中得到发掘，发展自己的“边界界定”。这种“对话”是多种形态的，可以通过出书、办研讨会等办法中进行。目前，国内第一部由两性作者合作，从性别角度研究中国文学中女性处境、两性关系演变的对话体学术著作是荒林与首都师范大学的王光明教授合著的《两性对话》（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荒林认为，两性间对话体学术探讨是她目前的一个研究尝试方向，双方在对话中谈及的性别视野、性别责任和性别关怀等范畴体认了性别潜文本碰撞的结果和成就，并在争论中达到共识。对话其实不是一种说话的方式，它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的关注与发现。“我希望，两性对话的意义不在结论而在过程，这也算一种开放的立场吧。”喻书琴：《荒林：开放的女性主义立场》，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11月28日。在作品研讨会上，男女评论家也有一些与女性主义相关的对话，比如虽然《作女》很容易被认定为是一部女性主义题材的作品，但评论家孟繁华先生认为这么理解并不合适：“小说中的‘作女’们并不能舍弃和男人的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快感和满足。我们不知道她们最后的归宿在哪里，不知道她们最后是否找到了一个可供安放心灵的空间，其实这是两性共有的困惑。”戴锦华教授也认为这部小说与女性主义并不相干，她说，这是作者用自己的生命痕迹去试图进行解释的一个过程，是一次女人对女人的描述，描述对象其实首先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当代人：“只有脑子里已经有关于女人的规范和约束，才会认为她们（作女）出格。”而事实上从没有人用“作”来形容男性。新闻人胡健等几位女性则表示，其实“作女”所代表的只是走向成功女性的一个过程，她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精英群体：“如果把女人的奋斗都叫做是‘作’的话，就对不起很多有成就的女性了。”宋文娟：《不安分的〈作女〉引发性别讨论》，H：\中华女性网。htm，2002年6月3日。从这里能看出，讨论的影响和批评家对“女性主义文学”概念的清理。
另外，可以在“文化研究”的大旗下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推向深入。“妇女运动是在两个层次上进行抗争，这两个层次是同时进行而且是紧扣一起的，一是意识形态与话语层次，面对的问题是对妇女、女性气质的再现；另一个是物质与经验层次，面对的问题是工作、家庭、性倾向的微观政治。”Chandra T。Mohanty et al eds，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p。21.走向文化研究是西方女性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趋势，也是因为女性主义批评家想要突破“困境”的一种尝试。首都师范大学于2000创办了《中国女性文化》，这是国内第一本女性文化研究专刊，该刊立足于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结合，囊括了女性生存和文化的各个方面，面对当下女性群体真实的境遇。随着当代女性愈来愈深入地参与到政治、经济、传媒等诸多社会活动领域及权力机构，女性所关心的问题，也已远远超出了家庭、情感的范畴，中国学者应以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为依据来研究中国妇女，对“妇女”、“家庭”、“阶级”这类概念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对各类妇女不同地位的多种过程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可以说，女性主义研究从文学论域拓展到文化论域，是必然趋势。在未来几十年，它也许会有更广阔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