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了西方女性主义的源起和历程、各流派的代表作，回顾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译介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在“引进”这种陌生的文学理论的时候进行了“筛选”。不用说，在译介中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筛选”是非常必要的。西方女性主义的论述和文本可以说是浩如烟海，据不完全估计，仅英语世界的女性主义学术杂志便有一百多种，每年都有数十种女性主义理论专著问世。由于根本无法穷尽一个如此强大而庞杂的话语体系，呈现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全貌的难度决定了译者必须进行筛选，而筛选也并非易事，王政曾言：“女权主义学术不是由一个或几个权威人士创立的，而是成千上万背景相异的学者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地区、领域、从不同角度、对不同的问题进行研究产生的成果，所以它不仅卷帙浩繁，内容广泛，理论、观点、方法变化频繁，而且各种立场观点常常矛盾冲突、争论尖锐……这种状况使翻译介绍的难度极大。翻译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你可以声称使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经典。女权主义却不是几本‘代表作’所能代表的。”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前言”，第3页。再者，由于译介者的主观能动性，对译介的材料进行筛选也是必然的。
西方女性主义的译介过程展示了国人对西方女性主义译介文本进行的“筛选”情况：一是时间上看译介重点在变化；二是译材处理上看译介有鲜明的中国特点。本章就这两种情况重点探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译介中进行“筛选”所体现的深层的社会、文化内涵，分析中国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接受向度。
一、译介的时间特色分析
从阶段特色看，不同时期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译介的重点在变化，用陈志红的话说就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译介“呈阶段性递进，前冷后热，从目标模糊化到比较集中、清晰”。陈志红著：《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31页。具体说，早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介绍属于“捎带”的性质，介绍工作多由熟谙外国文学理论和创作的研究者承担；第二阶段的译介才是“真正的”译介的开始和发展，不仅有西方女性主义的原则、流派的介绍和梳理，而且一些重要的经典的文本有了汉译本，参与译介者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背景也有了变化；第三阶段的译介中加入了更多的研究因素，比以前的全面不说，而且展现了多元的声音和各种不同的意见，很多有国外留学经历和在海外供职的人加入到对西方女性主义的译介工作中进来，这证明“一种外来理论译介的规模和阵容，是这种理论在异地驻足，并产生影响的基本前提，也是其在异地获得合法性的标志。”
译介题材在时间上的变化说明中国处在一个越来越开放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内对“新方法”的诉求很强烈，于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方法，也多多少少属于可以被“拿来”之列。说来，整个80年代，是一个充满了反思激情的年代。70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所倡导的批判和怀疑精神被继续发扬，这个时期学人们寻求着新的言说，重新审视和发掘传统视野中被定型、曲解、遗漏、遮蔽的部分。1980年前后，就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文学研究者展开了讨论，从理论上清理、从观念上反思过去的文学批评传统。外国文学研究界也在反思，也在渴求研究的突破和新方法的引进，所以才有了社科院研究者对外国妇女文学批评和妇女文学本身发展的介绍，有了对比较新版的外国文学史的翻译。80年代中期的国内情况的转变是女性主义译介开始繁荣之源。1984年、1985年文学批评和创造出现突变。陈志红著：《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1985年被称为“新方法年”，仅全国性的“新方法”学术研讨会，就相继在北京、厦门、扬州和武汉举行了四次。同上，第18页。于是，1985年前后，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为标志，学者们借鉴西方文学批评成果，对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模式进行扬弃和改造，乃至直接的借用。同上，第17页。所以到1986年，对西方女性主义的译介也吸引了众人的眼光，吸引了更多学人的参与。
与文学批评关系最为密切的《性政治》翻译得最晚（1999年），这大约是因为它如此敏锐而激烈地抨击父权制，而且把男/女关系纳入“政治”范畴，对于以“两性和谐”为理想的中国批评界，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显得过于激进，但到了20世纪末年，这种“激烈”也就不再那么“可怕”了。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由于十年译介之功，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译介在第三阶段从基本原则的普及走向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探索是历史的必然。其二，从学术上说，文章总要推陈出新，当第二阶段把女性主义的基本原则都有了介绍，新的情况和发展必然是学者关注的对象了，否则学术是无法推进的了。其三，女性主义译介的第三阶段的国情是，我们的社会更加开放，越来越多的国人对“新信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因而，女性主义的最新潮的观点可以引进，不会对国人造成“惊吓”了。其四，社会的信息交流越来越频繁，许多人都可以直接接触到最新的女性主义信息，人们对“权威”们的依赖变弱，多种声音的可能性增加了。就学者而言，留学机会、访学机会更多，直接接触一致文化的机会更多，对西方女性主义的信息和理解也会更为深入。
二、译材处理上的中国特色
从“筛选”的内容和对译介题材处理的总体情况看，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译介有中国特色。那就是，评介中虽然有部分文章涉及女性主义当前的变化和进展，但大多数的文章选介的是西方女性主义的共同性和较早期的成果，翻译更是基本上集中在那些公认的“经典”和“权威”上。比较而言，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翻译的相对少，翻译全文的少，摘录者多，陈晓兰著：《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而且翻译中“复译”现象严重，对重要观点多是评述或转述。尤其在早期，译介者往往择其论点、要义而忽略论证的过程。如今，对精神分析、语言学、生物学、文化学各派的介绍、研究都只停留在中心观点的介绍上，这些派别的代表作的名字和简略的内容在中国或许已经被了解，然而诸如西苏的专著如《美杜莎的笑声》、《新诞生的妇女》、《阉割还是斩首》、《谈谈写作》等，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史有里程碑意义的《阁楼上的疯女人》等国内至今还没有任何译本。再者，译介、研究中学者彼此因袭，后来的译介者的资料、研究者的资料从前面的成果中找营养，像张岩冰、西慧玲的“躯体写作”概念，以及许多学者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的资料不是外文而是出自张京媛主编的那个集中的译文。不难看出，我国译介进来的女性主义理论文献有一定的“共同性”：不仅倾向于对女性主义理论进行概括性描述，而且倾向于重点译介权威的、主流篇章。这点从译介的文章，以及那些写在译著前的序和导言上都可以看到。
说到这些特点的“缺点”我们自然可一一历数：只有更多的翻译才能使国人可以深入地考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方法，更好地理解原著的文本、把握其精神内涵；摘录由于缺乏前后的论述，容易让人断章取义；转述也容易加入转述者自己的理解，有时候会发生与原作意思相去甚远的错误：译介中彼此因袭，有时会以讹传讹，导致三人成虎，加深国人对某些概念和观点误解，减少了研究深入的机会和可能。
同样，我们可以为译介中的这种情况辩护。相互因袭，也是国内的学术传统，我们处在一个强调继承的国度，不像西方学界那样特别强调批判精神。评述、转述得多有“多”的好处，转述虽然与原本隔了一层，然而会更加合乎国人的接受心态，会加强人们理解新理论的速度。译介的开始和发展阶段都在强调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共同”特征，能帮助人们尽快了解该理论的轮廓和精神。这符合引进新理论的常理：面对陌生的异域理论，人们习惯先吸收其最基本的原则、立场、方法，以促进对其的接受和把握；如果过多介绍这一理论自身的差异和其发展变化中的纷争，可能会在使部分初接触者感到困惑，进而疏远之，甚至贬低其功用和价值。就是翻译的问题也有可以谅解之处。一些如雷贯耳的名著，如《第二性》、《女性的奥秘》、《性的政治》、《女太监》、《性与文本的政治》等均有了汉译，有的还不止一个译本。有学者说，“权威性论著的翻译，使得中国日益扩大的女性主义研究队伍，可以直接接触原著文本，并对作者的理论精神进行自我探索意义上的把握”西慧玲著：《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而“复译”虽然在资源上看是浪费，但也不无益处，毕竟随着一个汉译版本的推出，越来越多外语能力不是特强的人得到了解、接近西方女性主义名作的“庐山真面目”的契机。译介中相互“因袭”自然说来也可以通过反复的“强化”加深人们对某些女性主义观点的印象了。
总体上看，不管译介题材处理的特点是优是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国人对西方理论有强烈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受制于“中国传统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对西方理论表现出较强的兴趣。许多西方理论思潮和文论被作为“工具”，而非世界观和方法论被引进了，并且在短时内被迅速接受和改造，这些理论的异质背景反倒不成问题。译介者对西方女性主义广义的介绍、宏观的把握多于“译”目标在于加速对国人“性别”观念的启蒙。我们知道，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女权运动为背景，而中国的情况是国家体制“解放妇女”的运动，而不是妇女自觉地进行“妇女解放运动”，这导致许多中国妇女女性意识淡漠，甚至一些女性知识分子也不例外。王蒙曾在访谈中提到，他与一些女作家一同出国访问，当被外国人问到女性话题时，她们面部“都出现了麻木、困惑、讥讽、无可奈何与不感兴趣的表情，没有一个女作家关注女权……问题，承认女作家与男作家有什么重要不同；更不要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了”陶洁：《美国女性文学给我们的启示》，载《文学自由谈》1995年第11期。而且，面对“男性知识分子的群体的多数，无视、甚至反感各种有关妇女解放的提法，公开或半公开地拒绝女性主义”的情况，“相当多的女性知识分子对此表示漠然、宽容；而这事实上成了一种默许。”戴锦华著：《犹在镜中》，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页。女性知识分子尚且如此，更不要提普通中国妇女如何缺乏女性意识了。消除或者说减轻国人对女性主义普遍的误解，需要重点介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积极的方面”，避免吻合人们先期的恶劣的想象。而早期的、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总体上要求比较“温和”，文风论证也比较符合学术传统（比如伍尔夫、波伏瓦、弗里丹），所以介绍其观点、翻译其原作也比较容易被国人所接受。也就是说，介绍女性主义的知识多少带有启蒙的特点。而启蒙者多是匆忙的而迫切的，更注重对“新鲜”的观点的抛洒。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增加，信息交流的增强，国际学术交流的频繁，多层次的学术背景使译介的选择性和针对性都加强了，保证所选论著和论文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又成了一个目标。
另一方面，译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过程中可见“中国传统资源”的影响。其一，从20世纪80年初到中期，虽然在批评界力图要衔接“五四”时期那种思想解放所带来的艺术创造力的解放、文艺批评的活力，然而经过历史的变迁，文学批评不可能对“五四”进行简单的重复，“1984、1985年以后的文学批评，大致朝着两个向度行进：一是传承，二是变异。”陈志红著：《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2002年版，第17页。其二，与“国家政治”的干系。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对带有政治色彩的事件和理论的抗拒与疏离并因此冷落那些与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的理论和方法。我们知道，在极“左”路线控制意识形态的特殊时期文艺批评的方法和主题都被政治化和庸俗化了，新时期的文艺批评方法在刻意通过“回归文学”、“回归自身”而寻求摆脱政治的附庸地位。其三，启蒙与“人”学。走向和亲近西方“经典”是当时中国面对西方文化的总体趋势。戴锦华认为，80年代前半期，19世纪的西方文化资源占据了我国引进文化的主流地位，而当时西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联手而实现的“语言学转向”和“批判理论的转向”，恰恰与19世纪文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和断裂，故而“80年代中国女性主义的传播便必然与其精英知识分子参与构造的主流文化存在着结构性的冲突”戴锦华：《新时期文化资源与女性书写》，见叶舒宪主编《性别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虽然戴锦华说的是80年代前半期中国的情形，但这也说明西方女性主义译介的第二阶段中中国学者推崇、强调女性主义“经典”的原因，毕竟经典的女性主义文本和西方的启蒙思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译介者也是主流的精英，其不选译当时较新的女性主义作品是她/她们主观的思维和喜好的定势使然，出版社也要考虑当时的人们的阅读喜好。
译介题材处理方式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接受。不变的“经典”复译是中国的普通“受者”的认识层次的表现，另外也是译介成果的表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些是经典，并且怀有阅读的兴趣，于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市场”出现，各出版社竞相提供“资源”。译介偏重英美，对法国的女性主义理论译介相对较少。这主要因为中国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来自英语世界的影响，同时也和英美派注重女性经验的表达，法国派则注重与同期理论（尤其是结构—后结构理论）的对话，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使得中国的女性/文学批评较为倾向于“经验的女性主义”一脉。不管怎样，西方女性主义那里来的“声音”正被模仿着。
三、译介成果评价
目前，中国女性主义研究的学者中，有人对译介工作的评价过高。比如林树明说，我国“关于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的介绍，具备一种理论上的超前性，其中关于打破二元分立的第三种思维的观点，必将对我国各批评流派产生积极的影响。”这里说译介工作是“超前”转引西慧玲著：的，就有些夸大其辞。而且，解构主义理论等虽然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但是在强调追求“真理”的中国环境中，引起的更多的质疑，因而缺乏实际的操作性和坚定的追随者。还有人把译介的阶段的形成说成是刻意的、“融入了译介者智慧的传播方式”赞扬这种“理论介绍的步骤具有合理性”同上，第112页。认为“对理论介绍的负面的批评使注意的中心很难移向文本”。
其实，译介的阶段性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是国情、文化的差异而形成的磨合、选择的结果；而对理论介绍的负面批评则可以引发人的思考，从而在讨论与对话中寻找到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更好与中国的国情的契合点。再者，尽管说权威性论著的翻译使得中国日益扩大的女性主义研究队伍可以更加深入了解西方女性主义不同流派的思想和方法，帮助其对作者的理论精神进行自我探索意义上的把握，然而，把与译本接触说成是“可以直接接触原著文本”并不确切。通过译本“直接接触原著文本”是一种期望，一种理想的境界，而非现实的情形。本书第二章将就这个问题展开论述。译介的过程是已经存在的一个现实，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拔高或贬低这个过程，相反，我们应该梳理译介过程的特点，并总结其背后的文化、国情等影响译介和接受的相关因素。
从深层看，译介症候性地呈现了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接受视野，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人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接受的向度。虽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只是女性主义的一部分，但中国译介者在不同时期对西方文本的选择能反映出中国社会转型的相关特色，这也就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起点和发展的大背景。这也部分展示了影响中国女性身份认同的多重因素，它不同于传统的界定，也不同于西方的界定，但又发出这两个方面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