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德雷福斯事件”印衬的“贝恩哈德事件”
19世纪以来，法、德两国的相互牵扯，构成了欧洲文明演进的主要动力，这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史进程，也包括居于精英层面的思想/学术历程。当然，在我，更有趣的发掘，是能将这彼此勾连的形而下与形而上领域打通观之。如是，则相关事件的发生，为这样的“场域全景”的呈现，提供了最佳机遇。在法国，是由“德雷福斯事件”引发的。1894年，炮兵军官、犹太人德雷福斯被判为向德国提供军事机密的间谍，法国军方在明知事实的情况下仍然将无辜的德雷福斯上尉流放，让他做了高层军事机密泄露的替罪羊；1896年，真犯被揭露，但军方却“欲盖弥彰”，不愿纠正事实。左拉、纪德等有良知的法国知识精英为此与强大的法国军方展开了一场维护良知与正义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其波及面涉及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各类场域。几经反复之后，德雷福斯的名誉得到恢复。而左拉则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由于他在此事件中的反政府立场而被判刑一年，左拉不得不于1898年逃亡英国。
无独有偶，1908年，在德国发生了“贝恩哈德事件”（Der FallBernhard），并同样引发了德国学术界与社会的轩然大波。此事貌似偶然，其实孕育了必然因素。此君因被普鲁士教育部高官阿尔特霍夫任命为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而引起轩然大波，也算是“因福得祸”。今天在吾辈看来，颇不可理解。区区一个教授的任命，何至于如此“小题大做”？如此，则必须深入到德国大学史、学术史与政治史语境中去考察。
陈平原先生引现代三大学者（德之雅斯贝尔斯、法之德里达、美之布鲁姆）有关大学论述，总结道：“他们都聚焦大学在急遽变化着的当代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都将人文学作为大学的核心，关注其跌宕起伏的命运。”这一点印之以德国大学发展史中的重要人物思路，竟也是符合若契。虽然从广义而言，现代大学的概念可以拓展到19世纪初期，但如果考虑到德语语境中“古典大学观”的通用概念，我们此处不妨就将现代大学的概念定义在19、20世纪之交。如此，韦伯的大学论述，正聚焦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德国大学的发展，自19世纪初期洪堡创建柏林大学，一举奠定下立国的教育学术基础。但这一典范效应并非就能确保“万世江山”的牢固无忧。且不说法、美等国的后加改造，就是在本国语境内的“世系延绵”，都颇显艰难。一般而言，在19世纪中，大学与国家形成了一种默契，即大学教授的任命由大学推荐出一组三人候选名单，而呈报政府中的主管部长在其中做出选择；虽然部长并无义务必须如此做，但通常他会尊重惯例。“贝恩哈德事件”的关键不在于贝君以非杰出学者身份而“鲤鱼跳龙门”成了教授，而在它冲击了德国学术赖以维持自身独立性的“伦理底线”。如果不做出应对，学术独立就很可能在政府权力面前“一溃千里”。
对于德国大学制度的缺点，作为彀中人，韦伯其实认识得很清楚。他就非常客观地评判过德、美大学中青年教师制度的利弊，并明显地扬美而贬德。当时美国现代大学仍在建构之中，德国大学因了洪堡模式而享誉世界，他就能做出如此到位的评价，可见其“慧眼如炬”，且能不以自家的所谓“民族优势”而自高自大（请注意其时第二帝国的强盛国势）。实际上，韦伯是极清醒的。自1871年实现统一以来，经俾斯麦外则小心翼翼地实施均势政策，内则精心培育国内的社会福利政策，到了20世纪初期，第二帝国确实是一日千里，国势蒸蒸日上。但正如尼采借睡衣来讽刺俾斯麦：
尽管有宽大的服装，
德国人仍把理智寻访，
可悲呵，一旦娴熟于此！
从此裹在紧身衣中，
他向他的裁缝，
向他的俾斯麦转让了——理智！
如果说尼采是哲人式的睿智，那么韦伯无疑是学者的洞烛。在德国特殊道路之外，意识到德国特殊危机，这是尼采、韦伯这批现代德国知识精英的高明。而他们缺乏与政治精英的有效互动（可以比较古典时代施泰茵与洪堡、费希特等的关系），则又未尝不是德国文明史进程的最悲哀处。这且按下不提。19世纪后期以来德国危机之处颇多，此处也不一一追究，就从德国大学自身的发展史脉络来稍加盘点。虽然，德国大学自18世纪哥廷根大学之崛起，到19世纪初柏林大学之新建，已赫然形成了世界学术场域的“德国制造”；但任何一种范式都不可能“万世太平”，居于世界中心的德国学术亦不例外。在经历过19世纪大规模的留德运动之后，德国学术的优点已赫然呈现于世人眼前，但能否保持自身的学术与教育传统优势，乃是摆在德国学者面前的至关紧要的命题。对这个问题，多数学者似乎并不能察，相当数量的德国学者热衷的，更在于与政治层面（帝国）的密切结合。
这种现象，是非常可怕的。试想，如果连作为民族灯塔的知识精英人物亦津津乐道于学术的政治功利用途，那么这个民族还能保留多少有独立思考和清醒意识的可能？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到20世纪初的时候就表现得极为清楚了，威廉二世推行“世界政策”固然得到了政治、经济精英的普遍支持，但相当部分知识精英的同声应和的作用也决不容忽视（如普鲁士学派的历史学家们的理论设计）。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已经面临一个“忧患时刻”，这不仅受制于历史的偶然因素，如威廉二世的好大喜功与怪异性格，也与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密切相关，由强调德意志民族“文化特殊性”以捍卫自己民族独立发展而来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已超越了必要的界限，而跨越向“民族沙文主义”的陷阱。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都是前人总结的经验之言，验之以德意志，真是一点不虚。
不过，遗憾的是，在当时的德国知识精英中，像韦伯这样的人物似如凤毛麟角。在贝恩哈德事件中，哈纳克（Harnarck， Adolf）、德尔布吕克等教授纷纷出来发言，与韦伯的意见恰恰构成了一种张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德知识界在面对政治国家时的不同立场取向。虽然论战当时火药味相当浓，也不排除其中掺杂着各种各样的非学术因素，但事后观之，这样一种论战，确实关涉德意志民族走向的重大问题，即便是那些与政治国家略显接近的学者，也没有“昧了良心”为政府辩护，而基本都能站在“论理”的立场进行讨论。贝恩哈德诚然不是卓有成就的学者，但也绝不是“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其所撰《波兰问题》（DiePolenfrage，1907）实际上对韦伯原有的学术思路是有推进的。再加以韦伯自己心里清楚，德国的大学/学术制度本身就不太合理，能否当上教授有很大程度的“撞大运”的成分在内（他自嘲说自己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他的发言绝不是针对贝恩哈德本人去的。
因为在韦伯眼中，这是一种挑衅，或是一种标志，意味着政治强权对学术自由的侵犯。当然，必须还要揭示的，是韦伯与阿尔特霍夫的关系。阿尔特霍夫（Althoff， Friedrich，1839—1908）这样的人物，我们一般关注不够，其实是有问题的。此君早年从事过行政工作，1872年起任教于斯特拉斯堡大学，1882年出任普鲁士教育部学术委员会秘书长，1897—1907年间任教育部高等教育与大学事务部长。应该说，阿氏是普鲁士大学发展的功臣，他不但大幅度增长了大学经费，而且对大学自治有很深的认识。在他身上，学者与官僚的双重性表现得非常明显。对此，勒曼的描述是可信的，即阿氏受权力欲之驱使而希望扩展其影响力范围，他既不想因为国家的主权利益而破坏大学的自治，又希望国家能参与乃至主导大学管理的决策过程。
这一点，从阿氏百年之后，德国学界与文化界对他的维护中仍可看得到印证。可如此强调阿尔特霍夫的教育史意义，并不意味着韦伯的质问是没有道理的。虽然韦伯对阿氏的批评，不无报“一箭之仇”的因素，但总体来说，韦伯对德国现代大学的危机，是洞烛机深的。韦伯其实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他要攻击的，就是所谓的“阿尔特霍夫体制”（System Alfhoff）。尽管在19世纪后期已成为世界学术场域的中心，但德国大学的现代转型并不成功，作为一种现代大学范式，哥廷根—柏林大学的演进路线，确实非常有特色。但当法、英步武而至，俄、美先后效仿，连日、中等国都陆续遣人留德时，德国人其实必须考虑的是，如何才能在后发者的“快步追赶”过程中“未雨绸缪”，保持自家的领先地位？可偌大的德意志，又有几人能念及此？有之，韦伯可谓是也。今人多半将德国大学的衰落归于希特勒与纳粹的上台，诚然。但如果细加追问，当20世纪50年代以后，德国政治体制完全改观，何以大学仍难以恢复昔日雄风哉？或曰，有当初的“元气大伤”，恢复必假以时日；可转眼一甲子过去，时间亦进入了21世纪，德国大学为何不但不见一点“王者气象”，反而日益消沉哉？在我看来，德国大学的现代转型（狭义概念）并不成功。
当费希特、席勒、洪堡、谢林等以知识精英（或哲人、或学者、或兼具）的身份展现出对大学问题的充分关注时，德国古典一代确实以他们的终极关怀展现出人类精神史上最优秀的一代人的“人格养成”与“高屋建瓴”；不仅如此，后起之黑格尔、兰克、狄尔泰等人亦同样在诸多领域开辟鸿蒙，通过层层推进将现代学术的建设事业推向分科而治的19世纪时代。可世事总是“盛极必衰”，当以美国为代表的万人留德成为世界留学史上一道亮丽风景，德国终被世人所公认为学术场域中心之际，它的危机也就开始了。所以国人讲“持盈保泰”，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或许过于沉重，但就智力竞逐而言，不可能有“打下江山一劳永逸”之事，没有浮士德永无止境的对真理强烈向往的探索精神，即便曾获冠于世，也绝不可能永远保持科学探索高峰途中的领先地位。
现代德国的学者们（此处指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多半因其世界场域学术地位的获得，再加以第二帝国的中兴事业，而往往难得清醒的省思意识，尤其不再呈现出18世纪末期以后的那代知识精英的天下情怀与世界公民自觉，是十分可惜的。而像韦伯这样的人物，同样有极为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但却能以一种冷峻的省思态度（或策略）去面对自己的传统与问题，并敢于发言，其实十分难得。因此，韦伯其人，也就有了象征那个时代而又超越其时代的特殊的学术史、思想史乃至社会史的意义。
现代德国要完成的任务有双重，一是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二是学术—教育的规制确立。前者做得颇为成功，这不仅是指“铁血政策”的成功，更意味着俾斯麦老谋深算的社会政策的实施；后者则几乎没有提上议事日程，虽然由哥廷根大学—柏林大学的建立与改革，充分确立了德国大学的世界领导地位，但这种建设是先发性的，与第二帝国的政治建设并不完全配套，所以，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进入19世纪后期，德国大学仍需要一次相应的现代转型（扩而言之，乃是学术—教育的整体转型），而实际上是没有的。从日后的德国史进程来看，不能不说这是一大缺憾。
德国学术场域到了世纪之交有一大变，其变革之要点在于制度性的问题。相比较狄尔泰、谢勒尔、文德尔班这代人的“承统开新”，韦伯与胡塞尔这代人的思考，则主要集中在“专家新说”。这一点，从狄尔泰与胡塞尔的交谊和论争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由狄尔泰到胡塞尔，即从“精神学术”转往“现象学”，其实都未能摆脱德国学术与思想的根本传统，一言蔽之，仍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笼罩之下。胡塞尔对狄尔泰甚为推重，认为其关于精神学术的工作是对他的现象学的天才性的准备。在他看来，其观念的现象学是“在1913—1925年完成的”，“它与狄尔泰非常接近，尽管方法是非常不同的”。但作为德国现代学术转折的关键点，胡塞尔与狄尔泰代表的其实是两个很不同的趋向，狄尔泰重通人之学，强调“精神学术”的贯通性，而胡塞尔则更注重专门之学，更注重学术研究的“孤军深入”。即便两者抱有好感，在事关根本理念的学术之争，却都不会稍有让步。狄尔泰可以对胡塞尔的大著大加褒奖，甚至以其为题开设研究班课程；胡塞尔也会专程拜望前辈，表达敬意。但这决不会避免两者日后的唇枪舌剑、相互辩论，因为这关涉德国现代学术转型的根本问题。1911年，胡塞尔发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首先挑起战火，其核心观点是应以追求最终真理为科学理念，而批评了狄尔泰的历史主义和世界观哲学。但是，与黑格尔建立刺猬式的宏大体系却往往语焉不详不同，到了胡塞尔这一代，已经有明确的专家意识与学科基础；即便狄尔泰试图通论“精神学术”，亦同样是希望建立在现代学科的“学术范式”基础之上，而非如黑格尔一般，是以一种哲人的浩瀚大度来宏握世界。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客观条件，而且在德国学术内在发展脉络上，也足以说明以分科治学为基础的现代学术的萌动也已“不可阻挡”。
仅从此“贝恩哈德事件”来看，其实并不足以掀起轩然大波，可事实上这一论战牵涉到相当多的著名经济学家，如瓦格纳（Wagner， Adolf，1835—1917）、施莫勒（Schmoller， Gustav，1838—1917）、桑巴特（Sombart， Werner，1863—1941）等，并进而在德国学术/教育场域引起了强烈反响，其主要原因仍是它可以被作为一个“导火索”。这区区小事揭开了德国学术/政治制度长期积抑的“潘多拉”盒子。
必须指出的是，这其中的一个“博弈格局”值得关注，即大学教授与教育官员之间是相互博弈的关系，而非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种现象值得特别揭出。在普鲁士王国，大学教授的身份是国家公务员，不是单纯的教师，其社会地位自有其受保障处。甚至不仅如此，如果我们注意到普鲁士的制度设计，当初尚未执掌大权的俾斯麦很奇怪国王在危难情况下不动用军队，但威廉一世告诉他，他需要考虑法律。这其实给我们以很好的启发，即不管在任何时候，都不应简单地使用所谓“暴力最强者胜”的元规则，因为其后患无穷。而这一点“公民常识”，在专制时代的普鲁士尚且如此，国人可能真的会感到惭愧？
所以，就此事件引发的风潮来看，一方面，大学者不可能没有自家的“现实关怀”，无论是政治，还是民众。韦伯的学问，其实与现实政治和社会，是紧密相连的。就以其重要代表作《宗教社会学论文集》（GesammelteAufsaetzezurReligionssoziolo-gie）而言，共三卷，第一卷包括《序言》（192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基督新教诸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1906），《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其中包括：《导论》（1915），《儒教与道教》（1915），《中间考察——宗教拒世的阶段与方向》（1915）]。第二卷包括《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续）：《印度教与佛教》（1916—1917）。第三卷包括《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续）：《古犹太教》（1917—1919）。韦伯在他的整套论文集里试图构建一个庞大完整的体系，通过对东西方诸大宗教的对比研究，来突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特点与作用，其目的在于对人类之形成发展有宏观之把握；甚至也不仅如此，他对现实政治也有直接介入与参与的时候，且不说其在一战中发表的大量政论类文章，就是当其20世纪初期游美之时，所感受到的危机感，就足见其爱国者的态度。可大学者的可爱与可贵也正表现在此处，即便如此，他也不会纵容和压抑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意见——具体表现则为政府，为高官的行为。更重要的原因当然在于，作为大学者的韦伯具备深刻的“洞烛之力”，由区区的“贝恩哈德事件”而联系到德国现代大学的“忧患时刻”，并毅然而“以笔为旗”，表现出具有学术伦理意识的学者姿态，这是作为学术共同体同人的自觉意识，值得充分肯定。遗憾的是，德国现代大学与现代学术的转型问题，似乎并未因此而得到德国学者共同体的充分认知，这是足可遗憾的。20世纪进程中，世界学术场域由德国到美国的变迁，固然有诸多政治、社会等外在因素的制约，但德国学者共同体本身的自觉意识与省思立场的缺失，未尝不是重要的主观原因。而当代德国学术/思想的式微，也自是有其传统发展的一脉相承的因子的。
参考文献：
[德]马克斯·韦伯：《韦伯论大学》，孙传钊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德]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