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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史记》的自序，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人们常称之为司马迁自作之列传，文章气势浩瀚，宏伟深厚，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重要资料。其主要内容可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司马迁的自传，司马迁追述了他古老的家族历史与这个家族中位作出过杰出贡献并对自己有影响的人物；接着司马迁叙述了自己的生平经历，述说了自己为什么要写《史记》，以及受宫刑后的内心痛苦、忍辱发愤等，表明了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后一部分是介绍《史记》全书的规模、体例，以及《史记》每一篇的写作宗旨。这样，不仅一部《史记》总括于此，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见于此。
综观司马迁一生，紧紧与《史记》相联系，《史记》不仅是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作者个人勇于开拓、勤于写作的结果。脱离社会条件而夸大个人的作用是不对的，低估或忽视作者个人条件也不是唯物主义的。同样的时代，同样的文化氛围，《史记》产生于司马迁之手而没有产生于他人之手，这与司马迁所具备的那些独特家庭、思想、心理、气质、经历、学识等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诸多条件中，司马迁很重视其家世与家学。他在自序一开篇就追述了自己的家世，家族“世典周史”的历史及前人史官的人品与治史精神对司马迁有重要的影响。影响最大的是其父亲司马谈，是他给予了司马迁良好的家学。司马谈是一位了不起的学问家，他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在吸取众著名学者思想长处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以黄老道学为主兼收并蓄他家之说的思想。自序全文载录了他的《论六家之要旨》，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对先秦各学术派别的全面总结评价。司马迁深受父亲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又大大进了一步，他站在六家之上看六家，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背景下，仍认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各家学说并非完全排斥对立或彼此孤立，而是可以互为补充，由于他博采兼容众家之长，才能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之言”，并在《史记》中给予了各个学派应有的地位与公允、客观的评价。
司马谈本人以孔子事业继承人自许，并且用此标准去培养教育司马迁。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北涉汶、泗”，司马谈深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培养儿子具备史官才、学、识、德的重要途径。当他临终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泪嘱咐道：“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自己未能完成史著而抱恨无穷，不得不郑重地将自己的平生夙愿交托于司马迁来完成。司马迁聆听父亲遗志，受到极大的刺激与震动。司马迁刻骨铭心地牢记并决心全力实现父命，实际是他接受了一个时代与民族所赋予的使命。
受刑之后，司马迁的肢体受到极大摧残，人格受到极大侮辱，思想却得到极大解放，著书目的由原来的行孝遵父命，所谓“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母”，改变为用自己的笔去揭露、批判、反抗暴政。进而认识到先哲们著述也并不是为扬名显父母，而是因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把写作与反政联系起来，于是就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写作动力。本文节选了太史公与上大夫壶遂的对话供读者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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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而能绍明世，正《易经》，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①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②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③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④。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⑤，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注释
①壅：阻挠。②二百四十二年：指《春秋》所记历史时间。③经纪：规范。④被之空言而不敢辞：被修史者加上不实之罪名而不敢予以否认。⑤君不君：君不像君。下“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句式结构仿此。
译文
太史公说：“先人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有能继承清明之世，正定《易传》，接续《春秋》，意本《诗》、《书》、《礼》、《乐》的人吗？’其用意就在于此啊！就在于此啊！我又怎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问：“从前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生讲：‘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嫉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孔子说：‘我与其载述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在位者所作所为以见其是非美恶，这样就更加深切显明了。’《春秋》这部书，上阐明三王的治道，下辨别人事的纪纲，辨别嫌疑，判明是非，论定犹豫不决之事，褒善怨恶，尊重贤能，贱视不肖，使灭亡的国家存在下去，断绝了的世系继续下去，补救衰敝之事，振兴废弛之业，这是最大的王道。《易》载述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在说明变化方面见长；《礼》规范人伦，所以在行事方面见长；《书》记述先王事迹，所以在政治方面见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在风土人情方面见长；《乐》是论述音乐立人的经典，所以在和谐方面见长；《春秋》论辩是非，所以在治人方面见长。由此可见《礼》是用来节制约束人的，《乐》是用来诱发人心平和的，《书》是来述说政事的，《诗》是用来表达情意的，《易》是用来讲变化的，《春秋》是用来论述道义的。平定乱世，使之复归正道，没有什么著作比《春秋》更切近有效。《春秋》不过数万字，而其要旨就有数千条。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在《春秋》一书中，记载弑君事件三十六起，被灭亡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数不胜数。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都是丢掉了作为立国立身根本的春秋大义。所以《易》中讲‘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说‘臣弑君，子弑父，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其发展渐进已是很久了’。因此，做国君的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是谗佞之徒站在面前也看不见，奸贼之臣紧跟在后面也不会发觉。做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只会株守常规之事却不懂得因事制宜，遇到突发事件则不知如何灵活对待。做人君、人父若不通晓《春秋》的要义，必定会蒙受首恶之名。做人臣、人子如不通晓《春秋》要义，必定会陷于篡位杀上而被诛伐的境地，并蒙死罪之名。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好事而去做，只因为不懂得《春秋》大义，而蒙受史家口诛笔伐的不实之言却不敢推卸罪名。如不明了礼义的要旨，就会弄到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君不像君，就会被臣下干犯，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不像父就会昏聩无道，子不像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恶行，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的罪过加在他身上，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这部经典是礼义根本之所在。礼是禁绝坏事于发生之前，法规施行于坏事发生之后；法施行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禁绝的作用却隐而难知。”
清人牛运震曾评价：“《自序》高古庄重，其中精理微者，更奥衍宏深，一部《史记》精神命脉，俱见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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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①。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②，封禅，改正朔③，易服色，受命于穆清④，泽流罔极⑤，海外殊俗，重译款塞⑥，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注释
①不然：自谨的应答声。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是是，不不，不对。”②符瑞：祥瑞的征兆，吉兆。③改正朔：修订历法。正：一年的开始。朔：一月的开始。正朔，即一年的第一天。④穆清：指天。⑤罔极：无边，无极。⑥重译：辗转翻译。款塞：叩塞门。
译文
壶遂说：“孔子时候，上没有圣明君主，他处在下面又得不到任用，所以撰写《春秋》，留下一部空洞的史文来裁断礼义，当做一代帝王的法典。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下能当官供职，万事已经具备，而且全部各得其所，井然相宜，先生所要撰述的，想要阐明的是什么呢？”
太史公说：“是，是啊，不不，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最为纯厚，作《易》八卦。尧舜的强盛，《尚书》做了记载，礼乐在那时兴起。商汤周武时代的隆盛，诗人予以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并非仅仅讽刺讥斥呀’。汉朝兴建以来，至当今英明天子，获见符瑞，举行封禅大典，改订历法，变换服色，受命于上天，恩泽流布无边，海外不同习俗的国家，辗转几重翻译到中国边关来，请求进献朝见的不可胜数。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仍不能完全表达出他们的心意。再说士贤能而不被任用，是做国君的耻辱；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广泛传扬使大家都知道，是有关官员的罪过。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若弃置天子圣明盛德而不予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而不予载述，违背先父的临终遗言，罪过就实在太大了。我所说的缀述旧事，整理有关人物的家世传记，并非所谓著作呀，而您拿它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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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论次①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②。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③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④，自黄帝始。
注释
①论次：按次序论述。②缧绁：系犯人的绳索，此指牢狱。③遂：通，达。④至于麟止：谓《史记》述事止于武帝获麟之年，犹《春秋》止于获麟。
译文
于是开始论述编次所得文献和材料。到了第七年，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祸，被囚禁狱中。于是喟然而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毁没有用了。”退而深思道：“《诗》、《书》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陈蔡的困厄，作有《春秋》；屈原被放逐，著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编撰了《国语》，孙子的腿受了膑刑，却论述兵法；吕不韦被贬徙蜀郡，世上才流传《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才写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考虑未来。”于是终于下定决心记述陶唐以来直到武帝获麟那一年的历史，故述黄帝为本纪之首。
编者点评
《史记》问世之后，刊印的版本甚多，目前现存最早的版本为南北朝时期的抄本残卷。最早的刻本为北宋时期的《史记集解》单刻本。南宋的黄善夫刊本为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宋代以前的刻本都已失传。
司马迁为帮朋友李陵求情而无辜遭受宫刑这等奇耻大辱，他承受着非常人所能承受的巨大的身体伤痛和心理阴影，选择了忍辱偷生，发愤著书，他的不轻死反而让自己的生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在此他利用对话的形式，明确地阐述了自己撰写《史记》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同时也说明记载历史，评判是非，是自己的责任，表明要以前人为榜样“采善贬恶”。司马迁以《史记》上续孔子的《春秋》，并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绘、评价，来抒发自己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表明他以古人身处逆境、发愤著书的事迹自励，终于为我们留下了历史价值极大的经典名著《史记》。他的精神值得大家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