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日本特混舰队突袭了美国的珍珠港，给美国海军造成重大打击，次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宣言，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才开始建立，而此时已经对日作战了4年的中国这时才正式对日宣战。为协调亚洲和太平洋作战，由美国主导，建议成立中国战区。当时，实际上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美国海军担负着对日本海军的作战，而在陆地上，主要抗击日本陆军就是美国陆军、中国陆军和英国陆军，但英国陆军在亚洲只投入了很少的兵力，而且还表现得很差劲，在开战之初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因而，实际上在陆地上真正抗击日军的只有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而中国军队又面对大部分日军。
美国宣战后，突然对中国的抗战表示出尊敬，他致电蒋介石，热情地赞扬了中国的抗战精神，而蒋介石多年对日本的忍让也正是等待这一“国际巨变”，他期待的就是美日爆发战争，因此他也立即回电，向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建议，反轴心国应建立一个联合军事组织，以便协调军事行动。罗斯福也正有此意，于是1941年12月23日，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召开了一次东亚战争的联合军事会议。此后美国宣战后不到一个月，即1942年元旦，美英中苏等26个国家发布了《联合国共同宣言》，这标志着反法西斯阵线建立，此宣言约定：“加盟诸国应尽其兵力与资源以打击共同之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媾和。”
此后，在罗斯福的主张和协调下，亚洲成立中国战区，由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最高军事统帅，负责中国、泰国、越南等地区联军部队的总指挥任务，蒋介石对此感到甚为兴奋，他在《反省录》上这样写道：“二十六国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列入本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害，能不戒惧呼哉”。
但是，中国长年军阀混战，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贫弱不堪，就是国民党内也是派系林立，高官权贵之间争权夺利，尤其是在抗日战场上中国自1937年抗战正式爆发以来屡战屡败，一溃千里，丢失了大片国土，如今也只能在大西南躲藏，因此美国人对中国军队的抗日能力十分不信任。而且，最重要的是，从一开始，美国就把中国视为小伙伴，而不是平等的盟友，美国统帅部也只把中国战区作为美国的附属战区，把中国战场当成美国整体战略中的一部分，目的只是用中国军队吸引大批日军。美国也并未打算像支援欧洲一样支援中国，从未打算直接向中国大陆派遣大批陆军，美国人巴巴拉·塔奇曼在其《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一书中就这样说道：“为了让蒋介石具有正式地位，盟国单独辟出中国战区，请他担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司令。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打算派盟军到中国作战，这等于是告诉蒋介石，他指挥的范围仅限于他本国的军队。”
因此，尽管由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但美国人仍对中国很不放心，于是希望派遣一名高级将领前往中国，名为顾问，实际上是扮演美国指挥官的角色。蒋介石也希望美国派遣一名高级将领来，因为他需要通过这名将领与美国保持联系，获取美国援助，当然，蒋介石此时并没有想到来人是想扮演指挥官的，他希望来人只扮演一个中美之间的联络人，他只需要一个传话筒和美国援助，并不需要美国颐指气使。
此时，美国也在寻找合适人选，这个职位所要求的人选却又颇高：他必须具有相当的身份和地位，然后熟悉中国，最后还需要能够拥有完成这个复杂任务的能力。陆军部长史汀生和美国陆军部参谋长马歇尔在美国政府和军界内进行筛选，最终，他们看中了一个人：美国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德鲁姆中将。如果你认为史汀生和马歇尔是在寻找一个能和蒋介石很好合作的伙伴的话那就错了，这两个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给蒋介石找一个谦和的伙伴，而是想给蒋介石找个管家，不但管理美国援助、中国军队，还管理蒋介石本人。所以，这两人最终挑选了德鲁姆，因为此人什么都好，就是狂妄自大，按照史迪威的副官后来的说法就是：“蒋介石是个自命不凡的人，那就让我们给他派去一个更自命不凡的家伙吧！”
德鲁姆得知此事后，的确表现得非常狂妄自大，以致让史汀生和马歇尔始料不及——他狂妄自大到了不屑于去管理蒋介石、美援和中国军队，他说：“我是美国的集团军总司令，难道让我去中国就是照看那些物资和账本吗？如果是这样，我的太太比我更精明，我建议派她去！”
这倒是很有趣，史汀生和马歇尔没给蒋介石选好管家，自己先碰了一鼻子灰。不过他们很快又找到了一个人，这就是史迪威，他和德鲁姆一样狂妄自大，但愿意去中国。1942年1月，史汀生和马歇尔分别与这位将军进行了交谈，史汀生还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良好的印象，他对中国了如指掌，在半个小时里所谈的关于中国军队英勇作战的第一手材料，比我以前所了解的所有情况都要丰富，他对中国军队的英勇精神评价很高。”史汀生由此认为“我找到了一个人才，他将有助于解决今后的问题”。
约瑟夫·华伦·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1883年3月19日生于佛罗里达州帕拉特卡，1904年毕业于美国陆军军官学校，之后曾前往菲律宾在步兵第十二团服役，1906年再回西点军校任教，1911年3月再前往菲律宾服役，同年11月首次来华，他以悠闲的心态到这个古老帝国中度假游览的，他从上海来到厦门，在从香港去广州，在中国走马观花地游览了17天。1913年再回西点军校任教。1916年在纽约州普拉茨堡后备役军官训练营地任教官并晋升上尉。1917年在弗吉尼亚州李营第八十师任旅长副官，晋升临时少校。此后又进入美国最高国防学院“指挥及参谋学院”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派往欧洲任第四集团军情报官，并晋升中校、上校，因成绩突出获得杰出服务勋章。1919年，史迪威任驻华美军语言教官，赴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汉语，取中文名史迪威。1920年至1923年，接受国际赈灾委员会临时聘用，担任修筑山西汾阳至军渡、陕西潼关至西安公路的总工程师，在此期间结识了许多中国各界人物。同时，他也作为美国驻华武官处工作人员游历了中国许多地方以及苏联西伯利亚地区、朝鲜和日本。因而，此后他就被同僚们称为“中国通”。史迪威这次在中国呆了三年，直到1923年才回国。1923年至1925年，史迪威又赴本宁堡步兵学校和利文沃思指挥和参谋学院学习。1926年9月，出任美军驻天津步兵第十五团营长。1927年5月 受美国驻华公使馆派遣，到徐州、南京、上海等地考察军情，这期间，他并没有实际的军事任务，但却适逢中国北方的北洋政府与南方的革命政府进行“南北战争”的时候，而作为军事人员的史迪威自然对中国军队的作战显得很关注，1927年，当时北伐军正在向徐州挺进，史迪威像一个称职的军事观察员一样向美国使馆递交了一份关于北伐军的观察报告，他说：“他们的士气、训练和信心很高，他们兴高采烈地服从、不掠夺、为群众所欢迎——他们的连级军官是18-22岁的学生，坚定而有信心。与督军部队中的废物形成对照。后者的连级营级军官多数是未受教育的苦力。虽然装备比北方军队缺乏，但他们能击败督军这乌合之众”，尔后所写的报告受到嘉奖。
1935年7月 史迪威第四次来华，在北平任美国驻华武官，已晋升上校。1937年7月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特来华组建了一个情报组，向美国报告战争进展情况；年底迁至汉口，翌年曾在兰州、台儿庄、长沙、重庆等地考察战况。这次他利用职务之便，对中国又进行了一次全国性旅行，从东北到华南，几乎到过中国中东部的所有大城市，而且由于他的身份，使得他有机会结识当时许多地方官吏，甚至中国风云人物，如就在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他在汉口就见到了中共著名人士周恩来和叶剑英，他们一起吃了一顿饭，而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两位显要人物的印象颇好，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一致地坦率，有礼貌，友好和直截了当。和穿着皮领子，靴子上有马刺的国名党新式拿破仑形成对照——这些人只是装模作样和傲慢。”
相反，他对国民党高官显贵们几乎从一开始就感到厌恶。台儿庄战役是由李宗仁指挥的一场著名战役，中国军队重创了日军，台儿庄战役之后，史沫莱特说：“直到那时为止，中国军队节节败退，被打得抬不起头来。这一仗虽小，却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我遇到几名曾经亲临战场的美国军事观察员，他们说，中国的北方军队一直被认为是封建而落后的队伍，却打得惊天地、泣鬼神。一名年老的北方将军，他身体极胖，以至他的卫士不得不把他推上一个战略高地。他气喘吁吁地登上山头之后，就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他移动一步。他像一尊勃然大怒的弥勒佛一样站在那里，直到中国军队开始撤退，他才又在卫士的帮助下离开那座山头，再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山头。”但在此战役后，史迪威见到了白崇禧和李宗仁，他们自然对作战有过一番讨论，白崇禧认为，由于中日军队存在巨大差距，因此，中国军队不大可能用决战的方式来赢得胜利，而只能依靠不断的小胜利，来积累为大胜。而史迪威所得到的西点军校军事教育他，战争的双方就是进攻与防御，因此，在史迪威眼中，他对白崇禧的结论是，白的“头脑里体会不了进攻的概念”——显然，史迪威接受的是典型的西方式军事逻辑，即战争应该是进攻-防御-反攻这样直接简单的胜负对决，而东方人的战争观念往往是依靠过程的消磨来逐渐积累胜利，史迪威在西点军校也许能赢得高分，但如果在黄埔军校，他未必能毕业。他对国民党部队的基本感受是：“中国士兵是极好的材料，但为笨拙的领导所浪费和出卖。”而对蒋介石的印象，他也几乎从相识之初就不那么好，他认为蒋介石不信任部下，因此尽可能地控制和操纵每一位军官，而蒋介石最大的目的不是为了打赢战争，而是为了“使他的地位不受到威胁”，而就在此后不久，他为蒋介石取得绰号就是“花生米”，即无聊的小人物之意，其实，这位自命不凡的将军不仅为蒋介石起蔑视性的绰号，世界上许多显赫人物都曾被这位将军赐予各种绰号，甚至连罗斯福也有幸得到。
1939年8月回到美国出任步兵第二师第三旅旅长。1940年7月出任第七师师长兼蒙特雷市奥德兵营司令；9月晋升少将。1941年6月出任第三军军长。1941年12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奉调赴华盛顿，负责制定在北非登陆的“体育家”作战计划，并准备出任美国远征军司令。就在此时史迪威接到命令，让他前往中国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为了能配任此职，罗斯福还特意在1942年2月晋升其为中将。
马歇尔与史汀生一样，对史迪威印象不错。他向史迪威交待了他在中国应该承担的具体任务，马歇尔说：“你的主要工作是协调同盟国的关系，消除分歧，监管滇缅公路运输，同时使中国的各派力量联合起来，争取掌握指挥权，给他们下达总体的作战任务。美国会在经济上和装备上给予大力支持。”最后，马歇尔问史迪威，是否有把握在中国取得实效，史迪威说，“是的，如果给我指挥权的话。”马歇尔也明白，如果史迪威没有实际的指挥权，那么他就将是一个摆设，甚至还不如没有这个摆设。因此，他告诉史迪威，他将通过宋子文尽力与蒋介石协调，让宋子文向蒋介石提出要求。
1月19日，中美两国就史迪威的使命问题进行了较为正式的磋商，史汀生约见了宋子文，向他通报了美国决定派遣史迪威的决定，同时，史汀生也向宋子文详细地提出了史迪威所担负的使命，这是一个类似美国全权代表的综合性使命，几乎包括了中美战时合作的主要内容：
一，史迪威将负责监督和管理按照租借法案的美国援华军用物资的分配和使用；
二，在蒋介石的统帅下，史迪威可以指挥所有在华美军及经指定的中国军队；
三，史迪威是美国的在华军事代表，因此可以参加一切在中国举行的国际军事会议；
四，史迪威还负责管理和改善中国境内的滇缅公路；
五，同时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
六，史迪威担任缅甸作战的指挥官，由他来统一指挥在缅甸作战的中、美、英三国部队。
他同时也向宋子文许诺，将增加在华南和缅甸地区的美国空军，同时还负责向所有交由史迪威指挥的中国军队提供武器装备。
但是，当蒋介石接到中国驻美大使馆派来的有关任命史迪威一事的电报时，看完后，就怒气冲冲地把电报摔到桌子上，对站在身边的陈布雷说：“这都是宋子文办的好事！”。宋子文尽管觉得有些冤枉，但他也没想到美国竟然赋予史迪威如此多的使命，俨然是派遣了一位监管者和指挥官，而不是中美协调人。但事以至此，史汀生名以上是与宋子文商量，实际上只不过是通知他罢了，根本没有给送子文留出商量的空间，宋子文也感到无奈。并且，更为让蒋介石生气的是，此时史迪威已经在飞向印度的飞机上了，所以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美方就这样根本没征求中方的意见，硬性安排了一个管家。宋美龄这时也只能安慰对蒋介石说，既然他的飞机已经在飞向中国，而且他是代表罗斯福的，我们无法就这么拒绝，而且，人都是会适应环境的，史迪威也不例外。蒋介石立即明白了宋美龄的意思，尽管仍然感到怒火难平，但也只好如此。
不过，让蒋介石真正感到安慰的是，就在史迪威飞向印度的时候，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5亿美元的对华贷款，陆军部同时也通知中国方面，打算派遣400名军事教官和技术人员，帮助中国训练军队。但是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同时提醒蒋介石，由于中国政府和军队贪污之声尽人皆知，所以这笔贷款不能一次全部支付，而是要“每月一次、预支一月”，而且他特意强调，这笔贷款的用途只是发放军饷。实际上，美国这样的做法等于是把中国军队当成了美国的雇佣兵，他在日记中也直言不讳地说这就是用美元购买了为美国卖命的“一百万突击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