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得太急太快的缘故，我的右侧腹部开始隐隐作痛，仿佛有一双手把肚里的肠子打了一个死结，然后狠狠地拉扯。我忍着越来越强烈的疼痛，拖着重重的箱子，跑过长长的候车大厅，来到自动检票口，然后着急忙慌地把车票插进去。过了自动安检，我又沿着自动扶梯飞快地跑向站台。在高铁关门前的半分钟，我以百米冲刺的姿势冲进车厢，差点儿撞倒了站在门口的女乘务员。
顾不上道歉，我捂着肚子蹲在了过道里，脸色苍白如纸，汗滴如雨。我大口喘气，像一条被人甩上岸的鱼。女乘务员弯下腰，关心地问我要不要紧。我摆了摆手，语不成句地说没事，我歇一会儿就好。
一会儿，高铁徐徐启动。轻微的摇晃中，腹部的死结慢慢地打开，疼痛感越来越弱，我像《三体》里的纸片人，吸足水，又恢复了过来。
我站起来，用手向脑后梳理了一下垂至眼帘的湿漉漉的头发，然后拿着车票往车厢里走，寻找属于自己的座位。箱子塞上行李架之后，我挤过一对正卿卿我我的年轻情侣，重重地坐进靠窗的座位，全身乏力，虚脱了一样。
高铁飞驰，窗外熟悉的城市夜景，赶趟儿似的匆匆变换。只一会儿，飞速前进的银白色高铁，甩掉色彩斑斓的城市，融进雾茫茫一片的黑暗里。
我终于身心平静了下来。
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实在太过戏剧性了。包括怎么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我的脑海里现在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记忆。
我几次探寻自己意识的最深处，试图找到相应的记忆痕迹。
一无所获。
生活中，我常常有找不到或者遗忘东西的经验，一支画笔、一个笔记本或者某张银行卡的密码，突然就不见了，或想不起来了。我寻找、回想，循着记忆的路径往回走，用尽各种办法。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这些东西就像在跟我捉迷藏一样，躲在了我找不着的地方。而当我放弃寻找，一段时间之后，它们又结伴回来，嬉闹着出现在一个显眼的位置。
我每天都在跟我的记忆和遗忘做斗争。
我强迫症一样地希望我的人生有一条清晰的完整的记忆线。一有空缺，我就会陷入焦虑和恐慌，仿佛遗漏掉了一部分的自我。
记忆是个奇怪的东西，越是急迫地想要记起，它越是像沙漏一样的快速流逝。唯有放松心情去等待，它才有可能再次回来。
我等待着失去部分的记忆，而正在记忆中的部分，我又希望尽快遗忘，让它们汇入到无意识的河流里。
对于叶曼出轨这件事情，我不是太在乎，因为我们的结合，一开始就没有深厚的情感的土壤。我之所以坚持在婚姻的牢笼里，完全是生活的惯性使然，我需要一个安稳的艺术创作环境。对世俗的生活，我是彻底的妥协，没有过多的要求，包括性欲，而在精神上，我有自己的太虚幻境。
我和叶曼最大的分歧是，我们的活法截然不同。她在世俗的生活里如鱼得水，而我更加注重精神性的艺术生活，注定曲高和寡。我们精神上交集的区域太过狭小，以致完全无法达成所谓的琴瑟和鸣。如果用《红楼梦》里的人物来做一个类比的话，她是薛宝钗，我则是男版的林黛玉。
至于徐飞，毋庸置疑，他在我面前表现出的矛盾性，还是给了我心灵上的震撼。当然，与此同时他也让我对人性这个东西，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体会。我承认我不是一个精于世故的人，甚至有些迂腐地固守过去的观念，对于人的判断也常常不那么准确，却固执地坚信不会有太多的失之偏颇。
因为同样来自农村，我能在徐飞的身上找到相似的共同点。我们虽然交流不多，但是我对他有着我自己也不曾觉察的十足的信任。
我相信他身上有一些本质的东西，或者说人的底色，不会随着时间和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我自己就是这样。
我可以举例加以佐证。
记得在老家镇上读高二那一年的某个秋日清晨，我和班上一个要好的同学，相伴去学校后面山坡的松树林里晨读。在一块四周长满齐腰深的枯黄茅草的青色大石头上，我们各自面朝一个方向坐了下来，开始轻声背诵。
太过专注的缘故，一群身穿制服拿着枪和工具的警察围上来，我们还在读着一个个英语单词，一点儿也没有察觉。其中一个警察威严地喊了一句举起手来，我们才如梦初醒。不容解释和分辩，我被铐上了手铐，并被推搡着往山下走去。英语书掉在地上，我刚想弯腰去捡，后面有人推了我一边，同时一只大脚把英语书踢进了茅草从里。我一个趔趄，差点儿被路旁的茅草绊倒。
被警察铐走这样的场景，我只在影视剧里看到过，从未想过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我体会了一把那种有口难辩的被冤枉的无助的感觉。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的心理体验，以致后来我经常在梦里因为被误解、冤枉这样的梦境而惊醒。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演化成了一个有形的恐怖的怪兽，潜伏在我的意识最深处，一旦被某个媒介所触发，就嘶吼着冲了出来，对我造成又一次的心理伤害。
我努力回想自己最近一段时间是否做了或参与了什么违法的事情。可是越想，生活中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变得面目可疑起来，我失去了判断的能力。我侧着头向旁边的同学张望，却被一个警察严厉呵斥，说干什么，想使眼色串通啊。我赶紧收回目光，专注行走。从山坡的大石头到山脚马路边的警车，不到一公里，但在我的生命里，那是最漫长的一段路程，似乎被铸成了永恒，镶嵌在我生命的肌理里。
来到派出所，我被安排坐在两个警察的对面，其中一人拿出纸和笔，摆出记录的姿势。我依旧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法，也不敢开口询问。他们可不管我的满腹疑问，冷冰冰地开始提问。他们事无巨细，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码、地址、父母、兄弟姐妹，甚至还问到了我舅舅、姨父母的一些家庭情况。
我不明白他们问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什么，只管如实回答，脑袋里一团雾水。同时，封闭的狭小的环境，严肃而压抑的气氛，足以击垮我并不强大的内心。他们越问，我越是紧张、害怕。我的心脏怦怦直跳，双腿抖动，声音冲出干涩的喉咙时，不要自主地微微颤抖。这在他们看来，肯定是心虚的表现，于是越加追问得紧。
一旦我的话语里出现犹豫和停顿，或者眼神因为紧张而飘忽不定，他们就立刻投来质疑的目光，眼神犀利。我本来非常确信的事情，被他们的目光一瞪，瞬间变得不那么确定。我一度怀疑起自己的记忆是否出现了问题。问完家族谱系里差不多所有成员之后，他们又开始询问我在学校里的情况。
就是我左支右挡，快要招架不住的时候，门外响起了一个颇为熟悉的苍老而尖利的嗓音，以及哒哒哒哒穿着拖鞋的走路声。一会儿，房门被大力推开，一个干瘦却精神矍铄的白发老奶奶，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一见是她，我本能地侧过头，希望她不要见到我。
哪知她几步走过来，一把拽住我的手，说这孩子你没做错事，有什么好紧张的，跟我走。一个警察讪笑着站起来，试图阻止她。她立刻扯开嗓子大声嚷嚷说，我这个孙子怎么可能去拿别人的东西。他家从上到下几代人都老实本分，他要是做了犯法的事情，你们把我抓进牢房里去。我以人格担保。
说完，她拉着我的手，像一只老母鸡护着小鸡那样，霸气地走出了审讯室。对我来说，乱麻一样掰扯不清的事情，她几句话就化解了。当然，这跟她是派出所所长的母亲有关，没有人敢不给她面子。后来，事情调查清楚了，确实跟我没有一点儿关系。我和我的同学，误打误撞坐在了一个盗窃的事发现场，有人从工厂里偷了一批贵重物品，藏在了那块大石头下的茅草从里，也难怪警察把我们当成了看守赃物的同伙。
这件事情很快就过去了，在经受心理高压的同时，我也从老奶奶那里接收到了一个观念，本质的东西不容易改变，这无形中形成了我在今后的人生中对人对事的一条准则。她当然不是我的亲奶奶，只是我们村庄庞大的李氏家族中一个奶奶辈的奶奶。平时里，见面、拜访或者偶遇，我都恭敬地叫她五奶奶。
在众多的孙子辈里，她之所以对我印象特别好，是因为她记住了我对她仅有的一次好。时间再往前推两三年，一个春天的上午，阴天，坑坑洼洼的路面泥泞不堪，我跟随母亲走路去十几里外的镇上赶集。在一个长长的上坡的地方，我见到了干瘦的五奶奶，她正挑着十几个金黄色的大橙子，蹒跚地爬着坡，汗水在她深深的皱褶里肆意横流。我疾步追上去，接过她肩头的扁担，说五奶奶，我来帮你挑。卸掉肩头的重负，她开心地一边擦着汗水，一边对母亲赞不绝口地夸我。
也就是这么一个细小的举动，她一直记着我，在村里逢人就夸。我周末放学回家，她总是要拿一些家里保存了好久平时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给我吃，并拉着我的手，亲热地和我说话，一副怎么也看不够、说不够的样子。
在五奶奶的心里，我这样一个善良热心的好孩子，怎么可能干坏事。她坚信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变坏，所以她才敢那么理直气壮地说出那样的话。她的这种坚定的态度，通过那样一件事情，传家宝一地传承给了我，使得我也盲目地坚信我对徐飞的判断。
身边响起的凄厉的哭闹声，截断了我陷入回忆的思绪，我睁开微闭的眼，发现隔壁缠绵的情侣不见了，换之而来的是一对母子。
小男孩三四岁的样子，一看就是那种精灵古怪的熊孩子。他摸准了年轻的母亲不敢在公众场合对他大声呵斥的心理，不依不饶地要玩手机上的游戏。为了制止他无赖般的哭闹，母亲狠狠瞪了他一眼，然后板着脸把手机放在了他的手心。他一拿到手机，立刻止住哭，破涕为笑，那速度堪比川剧变脸。
见我被吵醒，她礼貌地向我微微点了一下头，露出一脸歉然的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