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之道，择主固然重要，但踏踏实实做人却是实现人生理想的根本所在，这种有城府的人将注定有所作为。
做人要有城府，这个城府并不是要我们不劳而获，去占别人的便宜，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人生和事业的成功，所以找到“明主”之后最好死心塌地跟着。“贞观之治”年间的著名宰相房玄龄，便是这样一位有城府的人物。
房玄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得力助手，他与杜如晦被人合称为“房谋杜断”，一时被传为佳话。房玄龄一生至忠至勤，在唐太宗年间做了二十年的太平宰相，尤为可贵的是，他能够善始善终，这在斗争激烈的封建官场是十分难得的。
隋朝末年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的时候，房玄龄正任隋朝的隰城（在今山西汾阳）当官。李渊派其子李世民（后来的唐太宗）带兵去平定渭水以北地区，房玄龄经过分析比较，认为隋朝灭亡只是早迟的事，而在诸多起义军中，惟有李唐政权深明大义，极得民心，又能礼贤下士，将来必定据有天下，于是，他就毅然抛弃了隋朝的官位，投奔了李世民。房玄龄的这一“弃暗投明”便正是他一生发迹的起点。
公元630年，即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的第四年，房玄龄被提升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
在任相职期间，房玄龄可谓至忠至勤，而且成绩卓著，堪称能相。史书上这样称赞他：“任总百司（总管政府中的各个衙门），虔恭夙夜（日日夜夜地谨慎虔诚地处理各类问题），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不让一件事办不妥当）。”
对于朝廷上的一些烦事，房玄龄几乎事无巨细，一概过问，不仅定期审查吏治、司治的得失优劣，甚至连宫室的营选、武库里的存储数目，他都要一一过问。史书说他“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其认真负责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房玄龄心地一片赤诚，为人胸怀宽广，善于团结同僚，容易与人共事，并且注意发挥别人的长处。经他推荐的杜如晦，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史书上称他“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房玄龄就注意发挥他善于决断的长处，每和太宗有所谋划，都要等杜如晦前来定断，用房玄龄的话来说，就是“非如晦莫能筹之”，而杜如晦的很多看法，往往与房玄龄不谋而合。“房谋杜断”，相得益彰，他们两人的密切工作，与勾心斗角的官场习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流传不绝的佳话。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病危，太宗不断派人看望，并亲去探望，在房玄龄临死前与他握手叙别。房玄龄死时，“太宗对之流涕”，足见君臣感情之深。
人言官场险恶，其实并不尽然，其主要条件应看处于什么样的朝代，得遇什么样的君主，更主要的还是自己的态度。以曹操之“奸”，尚有许多人忠诚于他，尚有许多人在他手下得以善始善终，何况事奉别的君主呢？由此看来，官场机诈，宦海“三忌”，都是存在的，但也不是绝对无法避免的，至于如何避免，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俗话说，太平天子易做，太平宰相难当，但房玄龄稳稳当当地做了二十年太平宰相，且身后哀荣无限，实在是中国古代大臣里善始善终的典范，他能做到这样，主要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弃暗投明，抛弃腐朽的隋朝投奔了开明的唐太宗，这一选择为他的一生开了一个好头；其二是他能够勤勤垦垦地跟随太宗皇帝，这是他得以荣宠一生的根本原因。
择主虽然讲究依时而变，但“跳槽”过频却并不可取，天下之大卧虎藏龙无数，遇到合适的“领导”之后便要死心塌地跟着，不可一山还望一山高，如熊瞎子掰玉米似的，到头来什么都没有捞到，这是做人的大忌，也是有城府的人必须明白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