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野重也读书读得眼睛发酸，抬起头，呆呆地看着院子里的花木。这栋房屋，在东京洗足池附近，是帮助矢野的那个法国文学教授的好朋友的，因为这个人要去欧洲两年，想找一个放心人的看家，临时过渡一下，所以矢野重也就搬过来了。
早晨起床时就下起了小雨，下了大半天，一直没停。这是进入梅雨季节的前奏。
矢野重也在中国待了半年，记得从中国偷偷回日本那天，也是下雨。
日本和中国对下雨的感觉不同。当然，上海、武汉也下雨，有时雨大，有时雨小，但下雨天都被认为是坏天气。矢野重也认为，在日本，下雨天也可以说是好天气。
矢野重也想，这大概因为自己生长在气候温暖的东海地区的缘故。御前崎附近的冬天，强烈的季风——远州干风从山岭吹向大海。为了防风，房屋周围都有高高的扁柏树墙。院子掩藏在绿色之中，所以那里的雨，自然是好雨。
虽然他想打破这种安逸的、传统的生活方式，但他从中国大陆回到日本后，再遇到日本雨时，却有一种眷恋感。他觉得奇怪，难道是自己的感觉发生了变化？他认为，这不仅仅是眷恋，而是自己的变质。矢野重也回国后的第二年的三月二十五日，在镇压共产党的事件中被逮捕，蹲了两年监狱。出狱之后，每年一到雨季，他就有这种感觉。日本的雨，有中国雨没有的幽暗的光。现在，矢野重也从书斋凝神注视着树荫中的八仙花。它与昨天不同，花朵更蓝了。这是雨的影响。每个花瓣大概不会知道自己的这种变化。
如果不可能改变日本人的全部意识，那么变革就必须像这雨中的八仙花一样，在每一个花瓣还没意识到的时候，整个花朶的颜色就发生了变化。
这种想法，不是否定革命家作用的反动思想吗？
如果自己在共产党内担任领导时说岀这种困惑，恐怕没有一个同志会理解。在党内，自己确实很孤立。
苦恼的结果，决定退党。发表“退出日本共产党之际告诸君书”时，虽然身在监狱，却招到激烈痛骂。叛徒、反党分子、叫他死等等字样频繁出现在他曾主编的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上。负责他的检察官给他看了《赤旗报》。
“《赤旗报》是革命的子弹，一张也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在篇文章是矢野重也亲手写的，但现在报纸一出版就送到了官府手里。在昭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被捕两个月之后，当检察官把“党组织图”摆在他面前时，他就明白彻底完了。后来，每次检察官审讯时，他都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他在狱中写道：为胜利而骄傲的拿破伦的军队，到达惠灵顿时形势急转直下，已成崩溃之势。滑铁卢的败战图在我的头脑中流来流去。那天夜里，我彻夜痛哭。
当他看到简直是为了攻击自己而出版的《赤旗报》时，彻底绝望了。
“你干得漂亮。对于我们来说，这也是难得的好事。感谢你这样痛快。”
检察官这样说时，矢野重也端正了一下坐姿说：“我不是叛变。我先声明，如果要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现在的党不行。我是出于这种考虑才退党的。”
他确实履行了自己以后要开展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诺言，出狱后马上组织了“日本共产党劳动者派”开始活动。他只能这样做。
但是运动并不顺利，组织也不断衰落，处于自然消亡的状态。
回顾出狱后两年的生活，矢野重也认为，自己的真正失败也许正是组织这个“日本共产党劳动者派”。
忠实于自己的感觉、工人的感觉的矢野重也主张：日本的天皇制与俄国的沙皇主义、欧洲的君主制性质不同，大众并不认为，不废除君主制就不能在解放的道路上前进。
他认为这一主张会引起大多数工人共鸣，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矢野重也至今仍然认为，这一想法没有错。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想背叛革命。然而他对天皇制的看法，遭到日本共产党的反对，日共把以前打倒君主制的口号，改为打倒天皇制，似乎反对矢野重也的组织是日共的头等大事。这是正面向治安维持法挑战。本来自身生存是首要问题，其次才是理论的正确性和政策实施的可能性，但他们却本末倒置。矢野重也切身领教了日共的素质。
中国党党内的论争，是关于如何实现革命目标的论争，而不是把本派取得主导权做为第一目标的卑鄙的斗争。中国和日本革命势力内部的论争在本质上有天壤之别。然而，在现实的革命运动中，高尚的“劳动者派”被日本共产党打压，无所措手足。
在矢野重也意识到党的认识水平是民众政治水准的反映时，劳动者派已经完全孤立。
生来性格倔强的他叫起真来。既然党已经把他当做阶级敌人，想要他性命，他就更不能后退，决心干到底。
矢野重也为了筹措日本共产党劳动者派的活动经费，翻译量增加了几倍，几乎没有时间指导运动、参加组织活动。他常常混淆希望和现实，决定一些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在组建日本共产党劳动者派时也犯了同样的毛病。比如他主张把组织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社会上活动的合法部队，一部分是潜藏在地下的领导机关。人本来就少，再分为两部分，活动能力显著下降。他最初集合了三十个干部，但过了一段时间，人员不断一个、两个地减少。
矢野重也看着雨中的八仙花，可能是精神作用吧，觉得花朶越来越蓝。他确实感到身心憔悴。去年二月，奈保子生了女儿，他虽然高兴，但生活负担加重。他根据女革命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罗莎·卢森彼的名子，给女儿起名叫﨟沙。
开始时，用片假名到区公所去报户口，但区公所说这不是日本名，不给办理。他苦思冥想，决定用﨟沙两个字代替。﨟沙生于上落合家中，出生后一个月搬到另一个地方，现在又从那里搬到了洗足池附近。以前从安全和运动考虑，一个地方住不到一年就搬家，奈保子一直跟他过着这种颠沛流离的日子。现在有了孩子，抱着孩子搬家，可不像过去那样简单了。
矢野重也心里想着这些事，望着院子发呆时，奈保子过来小声说：“木下先生来了。”
多年的地下生活，她养成了习惯，说到人名时，声音很小。
木下半治是矢野重也一高时代的好友。在关东大地震之后不久，矢野重也去佐久岛避难，木下到岛上去看过他。矢野重也在神户一边搞工人运动，一边开面馆桃太郎时，木下住在他家里帮忙。木下有革新思想，而且钻研很深，但他决不入党。矢野重也虽然有时也讨厌他的小心谨慎，但他具有与自己恰好相反的长处，所以不管什么事都愿意听听他的意见。
妻子奈保子告诉他木下半治来了，他很高兴，但同时心里又想不知他现在怎么样？因为出狱之后，还一直没见过面。
矢野重也敲着座垫兴奋地说：“真想他啊！就在这个房间吧。晚上一起吃饭怎么样？什么都行。”
“哎，可是……”
奈保子面有难色。矢野重也这时才想到，稿费还没来，家里没钱。他看了看周围，目光停在夹衣上说：“把这个送去吧。稿费这个月中旬能到。”
他叫奈保子去当铺，同时告诉她有笔稿费要来了。
瘦高的木下半治弯着腰走进矢野重也铺着草席的工作间。本来有摆着漂亮桌椅的西详式房间，但矢野重也习惯在矮桌上写作。
“这个，还得四天。之后还要润色一下。”
矢野重也迎着木下半治的目光，指着法文教授铃木信太郎给他的莫伯桑的小说《我们的心》说。
“是吗？你一直在干。”木下半治说着看了看院子，“这里很漂亮，比前一个住处高级多了。”
“很幸运。这是搞法文的辰野先生朋友的家。他做为交换教授要到欧洲去二年，我来给他看家。只是暂时住在这里。”
“原来是这样。”
木下半治说到这里沉吟了一下，矢野重也知道他是来说一件棘手的事。
“你知道，我没入过党。很多人劝我入，但我以在国立大学工作为理由全都拒绝了。你也可能认为我是不识抬举吧？但我认为，现在的日本党，水平或者说素质不行。”木下半治说，“我这样讲，完全是个人的看法。”
他像以前一样，讲话时，先是长长的序言。他说日本共产党劳动者派这一组织形态就很荒唐。他明确地说：“对于日本共产党劳动者派的运动效果，我不能不否定。”
“但是，如果不提高共产党的素质，日本就没有希望。满洲事变不是已经发生了吗？”矢野重也固执己见。
“我并不是说你错了。政治这种东西是实用的、功利的，结果就是一切。”木下半治拦住矢野重也的话头说，“你是个有影响的人，另起炉灶，成立组织，什么人高兴？依据力学原理而运动的世界就是政治。”
“你是说我不干为好。你是为这件事来的吧？”
矢野重也的神经针刺般亢奋起来。木下半治沉默不语。矢野重也想起一年以前，他居然把劳动者派分为地上和地下组织……这时，隔一个房间里响起了婴儿的啼哭，奈保子急忙哄孩子的声音。这声音为木下解了围，他问道：“你的﨟沙好吗？”
矢野重也精神上也松了口气：“啊，这个孩子很倔强。又一个女孩，前途不堪设想。”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她是你和奈保子的孩子，像你们谁，都不可能懦怯。”
接着他们海阔天空地聊起了一高时代的生活，木下半治突然说：“喂，你知道吗，近藤死了。”
“就是那个弹钢琴的，有钱的近藤柏次郎吗？”矢野重也问道，“是自杀吗？他好像在一家法国银行工作。”
木下半治看着追问的矢野重也说：“殉情。听说那个女人追到巴黎去了。”
矢野重也耳边又响起了近藤柏次郎说的“对于死我都想过多次了”，眼前浮现出他说这句话时表情。木下半治深有感慨地说：“听说那个女人是京都的艺妓。在现今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近藤也对日本的前途感到绝望。”
“我有同志，不会走绝路。如果只是我一个人，离开政治也可以。不，我正在考虑脱离政治。”矢野重也望着院子里的八仙花，接着刚才的话说起了自己，“只是我答应中国同志的事，不能什么也不做。我在武汉时说，日本侵略大陆，我要豁岀命去阻止，所以不能什么也不干，袖手旁观。”
“你是个好人。与学生时代一样，一点也没变。”木下半治不胜惊叹地说。不知何时，矢野重也把在中国的亲身经验应用在对对日本党的评价上，无意中对木下半治说了出来。
“正如刚才你说的，政治是实用的、功利的，这是个教训。对，这是你刚才说的。”
木下半治看着说话的矢野重也默默地点了点头，之后说：“有谣传说共产党想要你的命，我想不至于，但你要小心。只要是我能做的，我会不遗余力。”
木下半治小声说完，就冒雨走了。
木下走后，矢野重也望着雨中的八仙花，一动也不动地坐了很久。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也许走错了路。这种不安使他毛骨悚然。
想到这里，他终于明白，“你与学生时代一点都没有变”这句话，虽然是木下半治在感慨中说的，但也是对自己沉甸甸的令人感动的批评。
在监狱里，他发现思想警察和检察官对共产党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一清二楚，而且极为准确。当他意识到这些情报只能来自党的中枢机关的干部时，就已经亲身体验到失败的滋味。同时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冥冥中感到是某些大人物叛变了。
在监狱中，对矢野重也最大的打击，是两个干部在妓院嫖娼时被捕的事。
开始时，他一直坚定地认为，这是为了破坏同志间的团结而捏造的，但同时又感到不安，心想这两人说不定会干岀这种事来。当他看到警察闯入时一塌糊涂的现场照片时，对组织的不信任像狂风一样把他吹倒。他开始批判共产党陈腐封建的素质：关于我的思想在何种情况下、如何演变的，我在最后审讯时，已经大致陈述，现于呈报书中再加若干补充。
他写道，自己在米骚动数月后到东京，如何受到当时民主运动、人道主义潮流的影响。他虽然知道这些内容与在审问时的陈述是重复的，但还是反复地写着。
在写这份材料的过程中，矢野重也觉得当时是多么无知，只是怀着对未来迷茫的希望，随心所欲地过日子。
那时候，一到夏天，他就和兄弟们一起去骏河湾的矢部家去玩。
与丸尾文六的孙女琴结婚的矢部与左卫门，与同琴的姐姐聪子结婚的三泽矢野家的第六代彦次郎是连襟，所以彦次郎与聪子的儿子矢野重也他们，与矢部与左卫门家的孩子是姨表兄弟姐妹。矢部家、三泽的矢野家同为远州地方的名门，这种“名门大家”意识使他们更加亲近。
矢部家在骏河湾御前崎附近，沿着在相良町入海的萩间川，一年四季都可以钓到各种各样的鱼。在两家来往中，矢部与左卫门的长女嘉津与将承袭第七代彦次郎之名的三泽矢野家的长子春雄结婚，亲上加亲。正像矢野重也的母亲聪子希望的那样，进一步加强巩固了两家的关系。
相良町的矢部家，除三泽矢野家外，还有几家亲戚，一到夏天，亲戚家的孩子们都来玩，很热闹。在这些孩子中，不知为什么，矢野重也独独喜欢矢部家大他两岁、将来要继承家族姓氏、另立门户的俊，因而在她面前总要摆岀一副与众不同的样子。
在中学三、四年级时，俊问他：“重也君，你对家庭制度怎样看？”他反问俊是什么意思，俊说：“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是从父亲家分户的户主。结婚时，丈夫必须入赘。如果自己喜欢的人不愿意当上门女婿，那就不能结婚。我不明白这个制度为什么把人捆得死死的。如果这样的话，我想拒绝这个家庭制度。”
俊的话，让他想起自己到矢野常太郎家当养子的事。他意识到，当时自己可以留在养父家当养子。但在他说不想离开养母多笥，留在矢野常太郎家时，母亲根本不理睬，面色严厉地告诉他：“这种丢人的事，三泽矢野家不允许。”
矢野重也回答说：“我也不懂。不过，现在这个制度什么地方肯定有错误。”他们两个不知不觉离开了孩子群，走到波浪轻轻拍打的沙滩上。矢野重也捡起手边的一段被海浪冲上来的一节木棍，在沙滩上写起字来。
一直在想心事的俊发现矢野重也不在了，才醒过神来，回头看见他蹲在浪边，返身走了回来。
“重也君，你在干什么？”她仔细一看，发现他正在沙滩上不断地写矢盯野重也四个字，惊讶地说，“这不是你的名字吗？”
矢部俊想，我正认真地与你说事，你却突然在沙滩上写起了自己的名字，不知他是什么意思，不由得变成了责怪的口气。矢野重也抱着胳膊，仰头看着矢部俊有些责怪的目光，站起来说：“嗯，早晚会有些人来叫我给他写点什么，我现在就得练练字。俊，不久的将来，我要改变家庭制度。”
矢部俊情不自禁地苦笑着说：“好，有志气，矢野君。我等着，一直等到那一天。”
在监狱中，矢野重也想起在海滨说过的话时，既怀念又后悔。
然而，自己遇到的总是无理的镇压。当他发现同志中有人丧失了阶级的忠诚，苦闷烦恼，夜不能寐。不久，他就决定退出这个堕落的党，组建一个新党。
但是，现在必须承认，自己建立的日本共产党劳动者派已经失败，必须全面地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方法。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根深蒂固的领袖意识。
他在狱中的呈报书上写道：在六、七岁之前，我一直在纯粹的贫农家当养子，不知不觉中，农村的阶级对立深深刻印在脑海里。
在他写这些文字时，并没有对自己以领袖的身份，指挥改变日本的想法产生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