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据《安禄山事迹》，养曳落河八千余人，其中有一部分是契丹人，赵德钧镇幽州，从契丹降人中选骁勇者三千，号为银鞍契丹直。这些契丹人应当都汉化了。所以辽太宗入幽州尽杀三千银鞍契丹直，而不是招归本族。
辽代，契丹族成为统治民族，当然不可能大批融入他族。但当时已容许契丹人与汉人通婚，汉人嫁入契丹族的当然契丹化了，契丹族嫁给汉人的，也有不少汉化的。
辽亡以后，契丹族分投西辽、西夏、南宋，还有大量留居金统治下。金又将契丹人分徙各地，有的流散入女真猛安谋克中，与女真人通婚。有的迁入中原屯田与女真人、汉人杂居。这些契丹人就逐渐融入女真族、汉族之中了。
至元代，几乎所有契丹人都归元统治。但元统治者继续采取分化政策，一方面将契丹人散徙各地，有至云南者，有至四川者，有至浙江者。并规定契丹人生汉地通汉语者同汉人，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就进一步促使契丹族分别融入汉族、蒙古族中。
总的说来，契丹族除极少数迁至起儿漫者加入伊朗族，迁入朝鲜者加入朝鲜族，契丹族的绝大部分，都是融入了中华各族之中，而主要的是汉族和蒙古族。
二、契丹族民族特征的逐渐消失
契丹族融入中华各族的过程的另一个表现形式，就是它固有民族特征的逐渐消失。
首先，是契丹族的共同地域的消失。一个民族的存在必须有它的共同地域，当它逐步迁散，丧失了自己的共同地域时，就走向了它消亡的第一步。契丹族在北齐就有过分散之时，但不久就复归于一了。唐代虽分出去一些，但主体未动。契丹族真正散迁各地是辽金元时。在辽代契丹族为了统治各族的需要，就已将契丹族分迁各地。有的迁到今北京大同一带，这些契丹族和当地汉族杂居，就开始了汉化过程。有的迁到今海拉尔和乌兰巴托一带，这些契丹族和当地蒙古各部杂居，一起开始蒙化。到了金代，契丹族更散居各处，有的西迁到今新疆等地和回鹘等族杂居，有的东迁到今黑龙江、吉林等地和女真族杂居，有的南迁中原甚至江南和汉族杂居。也有的北迁至大兴安岭和当地森林民族杂居。契丹族逐渐丧失了本民族的共同地域，就为契丹族融入其他各族准备了条件。
其次，是契丹族逐渐丧失了共同语言。这又主要是迁居汉地的契丹人逐渐改习汉语，使用汉字。契丹族虽然创制了契丹字，但使用并不广泛，契丹人更多的是使用汉字。而留居北方的契丹人则不通汉语，有的甚至会说蒙古语、女真语。这就使契丹族各部分丧失了自己的共同语言，为契丹族进一步分化、融入各族创造了条件。
再次，是契丹族逐渐丧失了共同经济。原来契丹旧俗是以畜牧为生，兼及渔猎。但到辽代，由于契丹族的南迁汉族居住区，不少契丹人改营农业，连居住西北的契丹人也开始转向半农半牧。与此同时，原来契丹族基本上都处于早期的奴隶制阶段，现在则有部分契丹人已向封建农奴制度过渡，不同的经济类型，不同的社会制度，使契丹人进一步分化，融入各族。
第四，契丹人的文化习俗也随之改变了。到辽代，契丹人已从本民族两大胞族相互通婚的制度转变为和他族互为婚姻。民族之间的互相通婚，逐渐使血缘混杂，本民族共同体质特征消失。生活环境的改变、谋生方式的改变使契丹族原来的树葬过渡为土葬。契丹人的衣食住行方式也逐渐汉化，甚至连契丹人的姓氏也改变了，不少改姓刘、王、孙、李等汉姓，这就为这些契丹人最终消亡创造了条件。
如果说元代还在汉人八种中保存了契丹一种，到明代契丹的族称已不见于史了，作为一个民族已不存在了。
契丹族最后都融合于其他族中了。从契丹族的流向分析，绝大部分是融入了汉族，少量的融入了我国其他各族，而融入中华民族以外的只有流向朝鲜及伊朗的极少数人。所以说契丹族融入中华民族是毫无疑问的。这一过程应该从唐代算起，而主要是在辽金元时期完成，它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的开始，晚于它加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过程，其结束也晚于它加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过程。可以说它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正是继续了加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过程。
契丹族在历史上的作用
一、前人对本问题的研究和存在的误区
最早论述这问题的是陈述先生。他提出：“兹就契丹对于祖国历史的主要贡献略举如次：1.沟通长城南北，奠定了祖国统一的基础；2.对东北、北方的开发建设，直接稳定了祖国北疆；3.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4.对于文化方面的贡献；5.辽代对宋、金和元、明、清的直接影响。”
陈述：《契丹的壮大及其对于祖国历史的贡献》，《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15页。
接着是张正明先生论述了契丹的历史贡献和辽朝的历史作用，他提出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长城以北辽阔领土的广泛开发；第二，长城以南燕云地区的稳定发展；第三，加强了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联系；第四，沟通了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渠道。”
张正明：《契丹的历史贡献和辽朝的历史地位》，《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同时，朱子方先生亦论述了契丹族建立辽朝及其开发建设我国北部边疆的历史作用，认为第一，契丹族是一个古老而强大的民族，第二，契丹族对开发建设我国北部边疆有重要历史作用。结论是：“总之，契丹族是中世纪我国北方一个强大的民族，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卓越的贡献，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增添了光彩”朱子方：《契丹族建立辽朝及其开发我国北部边疆的历史作用》，《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7年第1期。
其后不久，王承礼先生就契丹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问题讲了话。他认为：“契丹是一个英雄的民族，它建立的辽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契丹统治阶级到老百姓都付出了聪明才智，为中华民族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契丹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开拓并巩固了我国北方、西北方和东北方的边界。契丹人的声威远震世界，契丹人和辽王朝也是联结东西方尤其是中亚的纽带。契丹人建立的西辽帝国是东西方交流的结晶。契丹人建立的辽朝结束了五代的战乱局面。与北宋形成中国历史上新的南北朝。……在二三百年的时间里，契丹人把北方的草原文化与中原的农耕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辽文化。”1988年王承礼在全国第二届契丹族史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见《全国第二届契丹族学术讨论会纪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8年第2期。
林树山也发表文章，叙述了契丹人的发展史，作出结论说：“总之，契丹人在历史中促进了阿尔泰语系民族（突厥语族民族、蒙古语族民族、通古斯满语族民族）的接触和融合，促进了东亚、中亚和西亚的经济文化交流，并为蒙古语民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林树山：《契丹人及其历史作用》，《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8年第2期。
几位先生相继全面地论述了契丹族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并对此作了充分的肯定。可以说很难再有新的补充，因此这里没有必要再来重复论述。
但我认为几位先生的论述存在一个共同的倾向，即过分肯定契丹族的历史贡献。他们都一味正面肯定契丹族在历史上的重大贡献，而只字未提契丹族在历史上的负面作用；而且夸大了契丹族的历史作用，忽视了契丹族的许多贡献是和其他各族共同完成的。忽视了契丹族建立的辽朝是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开拓和巩固了我国北方边界。
这一倾向具有其时代烙印。长期以来汉族史学家有大汉族主义的倾向，片面强调汉族在历史上的作用，抹杀我国其他各族在历史上的贡献，过分夸大他们的野蛮落后。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史学家逐渐纠正了过去的大汉族主义倾向，转而挖掘、肯定各兄弟民族在历史上的贡献。这些工作是极有意义的，使中华民族的历史真正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历史。但在矫枉过程中也不可避免有过正之处。这些年来又产生另一种倾向，似乎提不得其他民族在历史上的负面影响，好像一提这些就是重陷大汉族主义的错误。其实也不然，任何民族，包括汉族在内，在历史上的作用都要一分为二。尤其是历代各族统治者，虽一方面也和各族人民一起做过一些好事，起过一些好的作用，但另一面他们在历史上也确实做了不少坏事，起了一些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汉族统治者起过这个作用，契丹统治者也不例外，也起过这种消极破坏作用，满族统治者同样如此，对此不能片面肯定。同时有一点始终要肯定，即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发展都是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不可能是单一民族努力的结果，任何一个朝代的贡献都是继往开来的结果，不能否定前朝的贡献。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也有可能克服各种片面化倾向，更全面更客观地评价我国各族在历史上的作用。因此，本文想从两方面讨论以上诸先生的论点。
二、实事求是地评价契丹族的历史贡献
下面试对过去的一些提法进行讨论。
第一，契丹族开拓并巩固了我国的北方边界
单是这样提，其实也无可厚非，因为契丹族在开拓巩固我国北方边界方面确实是起了作用。但要具体论述这点时，却不能不指出，契丹是在前朝开拓我国北方边疆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北部边界。
但陈述先生提出：“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局面，在旧有基础上，筑成新的万里长城，分别农牧，保卫农区。由汉而唐千余年，沿袭未改，直接影响着祖国历史。它不仅代表历代朝廷的北边政策，同时也影响着各族人民的思想感情；一条区别农牧的边墙，在契丹时期，经过各族人民主要是契丹人、汉人的努力，融化了这一道边墙，也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沟通了长城南北。”陈述：《契丹的壮大及其对于祖国历史的贡献》，《契丹政治史稿》，第10页。
这一提法显然是与史实不符的。长城在秦代确实是一条区别农牧的边墙。但到汉代就由于匈奴的归附、鲜卑的臣服，已不再成为边墙。汉的北界已达大漠南北，北魏的统治也并未以长城为界，以后更由于柔然的降附，包括了大漠南北。隋代突厥启民可汗的内附，也使隋的统治越过了长城。唐代更是北达贝加尔湖，在大漠南北设立了许多羁縻都督府，契丹的松漠都督府仅是其中之一。因此，由汉而唐千余年，并非沿袭秦长城未改。陈先生为肯定契丹族的作用，却否定了以前各朝各族的作用，显然是不合适的。
朱子方先生说：“辽朝通过这四个阶段（北魏时期、唐代、五代、建国以后），统一了我国北部边疆，并将其固定下来，一直沿袭到清代。”朱子方：《契丹族建立辽朝及其开发我国北部边疆的历史作用》，《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7年第1期。
这也与史实不符，北魏时期和唐代，辽朝尚未建立，如何能通过这两个阶段，统一北部边疆？在北魏时期契丹族“北带潢水”（今西喇木伦河），这并非当时北魏的北界，北魏的北界远在潢水以北。契丹族在北魏时只是北魏疆域内的一个小民族，只占有北魏北疆的极小一部分，它如何能谈得上统一北部边疆区？唐代，契丹族也只是唐统治下的一个民族，是唐代在北疆建立的众多羁縻都督府之一。只是两者在五代（也就是辽代建国后）是同时的，不可能分作前后两个阶段，契丹族才因此为统一我国北部边疆作出了贡献。这里同样是不适当地夸大了契丹族的作用。
至于我国北部边疆，显然也不是辽已经巩固下来，后代仅是沿袭而已，而是经过金、元、明、清几代的努力，才巩固下来。
第二，契丹族开发建设我国北部边疆的作用
无疑，契丹族在开发建设我国北部边疆，促进这些地区经济发展上起过作用，但同样不能夸大。
陈述先生指出：“契丹建国前后，通过招徕、俘掠和投附、迁徙等途径，有很多汉人、渤海人在草地上垦种形成插花田，并营建城寨聚落各安生业。随着汉人出关，又由中原、渤海带来了各种手工业：建筑、冶炼、陶瓷、纺织等，同时也接受了燕、云、辽东地区原有的刻版印刷以及制船等百工技艺，大大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生活，社会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12页。
朱子方先生也指出：“契丹族开发建设我国北部边疆，采取了以下途径和措施。（一）在茫茫草原始建州县城堡。……特别是头下军州的建立，利用汉人俘户和渤海人发展了农业和手工业，加速了契丹族向封建制过渡，它对于促进契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二）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三）设防戍边，巩固了北部疆域。”朱子方：《契丹族建立辽朝及其开发我国北部边疆的历史作用》，《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7年第1期。
这些论述基本是正确的，但根据这些论述看来，开发北部边疆的主要不是契丹族而是汉族和渤海族。且不说契丹统治者把汉人、渤海人迁到辽西东蒙建立头下军州，对汉地、渤海地社会生产的严重破坏，给汉、渤海人民带来的极端痛苦；且不说契丹族把原有先进的封建关系，倒退到落后的农奴制，甚至奴隶制——这些消极破坏作用，在后面再谈。难道能把这些人民在被掳来后辛勤劳动对北部边疆开发的功绩都归之于契丹族？而且契丹族本来在北疆人口中就只占一小部分，而由于大量契丹人南迁统治汉地及成为脱离生产的寄生者，真正参与生产的契丹人在北疆总人口中占的比例更少。因此至少应说是契丹族和各族人民共同开发了北部边疆，而不能单说契丹族开发了北疆。
第三，契丹族为促进东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不能不指出唐代和元代在促进东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上远远超过了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和西辽。张正明先生在说明此点时，仅将辽与宋相比，而不将辽和唐、元比；说明契丹的继往开来作用，单独强调契丹族建立的辽朝的作用，也是不够全面的。
第四，契丹族在发展长城以南燕云地区经济文化上的作用
张正明提到契丹族在保证长城以南燕云地区稳定发展上的作用，也是不全面的，应该说契丹统治者是燕云地区社会经济的最大破坏者，所过之处掳掠屠杀，造成了对这一地区的严重破坏。不能因巩固统治后，当地各族人民努力生产建设，恢复发展了生产，却把这功绩主要归之于契丹族。在燕云地区契丹族有多少人实际参与生产，是值得研究的，应该说和当地人口比少得可怜。张正明所列举的燕云地区的建筑、雕塑、绘画、印刷等文化成就基本上是当地汉族人创造的，真正属契丹族创造的为数极少，怎能把这些贡献，全归之于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同样，陈先生所举的契丹族对于文化方面的贡献是辽代的不假，但有多少是契丹族的，也还值得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