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四十年代曾轰动上海滩的四大才女——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关露——如今都已先后作古，但她们脍炙人口的作品至今还在广为流传。四大才女中我只认识潘柳黛，其他三位我也拜读过她们的作品。当今四才女中唯张爱玲名气最大、作品最丰、影响最广。兹就她们六十年前一道参加上海女作家聚谈会及其冷暖人生进行写真。
女作家聚谈会
1944年3月16日下午，上海《新中国报》邀请了张爱玲、潘柳黛、苏青、关露等当时在上海文坛上颇为活跃的女作家以及著有《中国女性文学史》的谭正璧先生参加，由报社主编鲁风（笔者按：鲁风系“左联”作家）和记者吴江枫主持。鲁风首先说明开会意图，他说：“近来文艺作品在出版界最为蓬勃，尤可注意的是女作家非常多，作品水准也很高，这在中国女性文学的创作来说，实在是可喜的现象。我们觉得如果邀请几位女作家来做一次聚谈，对于文艺创作问题，听取女作家们的意见，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主持人先后为聚谈会出了八个题目，女作家们侃侃而谈，十分活跃。
关于“第一次作品的来历”这个题目，张爱玲说她的第一个英文作品是登在1938年《大美晚报》上的散文，第一个中文作品叫“我的天才梦”，登在《西风》上的。苏青说她的处女作以“产女”为名发表时被改为“生男育女”，登在1935年的《论语》杂志上。潘柳黛说她的第一篇作品是一篇中选的征文：“中秋”，登在《新北京报》副刊上，得了五角钱稿费。关露说她的第一首诗刊在《光明》半月刊上。
关于“女作家论女作家”一题，苏青说她只爱张爱玲的。关露说她喜欢朱淑贞和李清照的词，因为“缠绵动人”，关于现代的女作家嘛则喜欢丁玲。潘柳黛说她也喜欢李清照和朱淑贞的作品，“直到现在也令人向往不已”。她也喜欢冰心，进中学后开始对黄庐隐和丁玲的作品有兴趣，“因为冰心的作品往往是我所体验的，而黄庐隐和丁玲的却正是我要追求的”。张爱玲说她也喜欢李清照的词，现代的则喜欢苏青的，因为她有“伟大的单纯”。
关于“取材范围”题，苏青认为“女性作家的生活范围较狭，取材多不能广泛……总是拣自己所熟知的写”，张爱玲同意苏青观点，但指出“幸而直接经验并不是创作题材的唯一泉源”。关露之见与以上二人明显有分歧，她认为“题材的狭隘与宽广是以作者的生活来决定的，不能以男与女来划分”。潘柳黛则很痛快地说：“凡我属意的题材，我大概都敢下笔去写。”关于“怎样写”的问题，苏青第一个说：“我写文章总爱取材于自己的生活经验。”潘柳黛自嘲“没出息，大概以所见所闻取材，有时也不免制造一点”。张爱玲说得很直爽，她说她的写法是“也有听来的，也有臆造的，但大部分是张冠李戴”。记者问张爱玲喜欢读《红楼梦》吗，张说：“不错，我是熟读《红楼梦》，但是我同时也曾熟读《老残游记》、《醒世姻缘传》、《金瓶梅》……《日出》、《二马》，有时套用《红楼梦》的句法，借一点旧时代的气氛。”鲁风问苏青《结婚十年》是否是自传体小说。苏青肯定地说：“取材都从自己的实际生活上而来，但也有许多虚构的故事。”她又不无感慨地说，“女作家写文章容易给人们猜想到自己身上去”。鲁风问关露怎样写起诗来的，关露不无感慨地说：“我从小爱好诗歌，八岁开始吟唐诗，中央大学可以说是一个出产新诗人的地方，在教授中有徐志摩，学生里面有方玮德……我只读到一些歌德的诗和莎士比亚的诗剧，很受感动，就开始学写新诗了……我学写了十年的新诗，可是一点成就也没有。”当吴江枫问她可写过小说，关露答写过一本《新旧时代》。记者又问张爱玲是怎样写起文章来的，张爱玲答：“我一直就想以写小说为职业。从初识字的时候起，尝试过各种不同体裁的小说。”
关于“读书和消遣”的问题，第一个发言的依旧是苏青，她说：“编了《天地》，差不多忙得透不过气来，因此我的文章便少写了。……在收入方面说，似乎也增加了一些，因此有时候更加懒得写文章了。”苏青接着又说她消遣第一是看戏，第二是同很熟的朋友聊天，第三则独自逛旧货店。张爱玲说她喜欢读唐诗，看小报和张恨水的小说。潘柳黛则说她什么书都喜欢读，对于旧文学的诗词歌赋，有很深的爱好，有一时期还拼命读史书，不过读书没有长性且又会忘记。关于消遣可说什么都喜欢，什么也都不喜欢。采取的是一种漠然的态度。
关于“批评流行作品”问题，张爱玲说：“现在最时髦的‘冲淡’的文章……难免有点滥调，但比洋八股到底是一大进步。”苏青接着说：“目前杂志报章及单行本均不大细看。似乎是不很深入的，不大能动人的。”潘柳黛又感叹地说：“目前流行的文艺作品，实在也只是一种‘流行的’而已，就好像目前时兴的女人服饰一样，有了它，看得眼花缭乱，没有它，又觉得不无寂寞之感。”当记者问她哪些作品最满意时，潘又说：“我对自己作品没有十分满意的，但我写过一篇《梦》，长不过六七千字，然以结构和技巧来说，还比较满意。”
聚谈会最后一个题叫“女性作家的成就”，主持人鲁风请《女性文学史》作者谭正璧讲话，他举了古代女作家唐诗当推李季兰，宋词当推吴淑姬，明人散曲当以黄峨为首等。他又说至于现代作家，他看得很少，所以不能说什么，不过他希望女作家在从事创作之外，应该多读名著，外国的、中国的，现代的固然当读，古代的未尝不可用研究批判的眼光去读。……如多读书，学问既富，文章自然会好，再加经验，就更好了。
“四大才女”聚谈会上相谈甚欢，但她们的人生经历却各不相同，现简述如下。
文学有成处世恭谦的潘柳黛
我很荣幸认识了潘柳黛，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相识于澳大利亚墨尔本Box Hill老人会，那时她系个头不高胖胖的古稀老人，但她衣着整齐，素雅大方，手袋配搭得体，略施淡粉，白皙的脸庞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仪容端庄，谈吐幽默，一口正宗京腔，依旧光彩照人，不难看出是当年上海的美女作家。我每每向她谈及她辉煌的过去，她总是低调，2001年她去香港探亲，曾约好待她回澳时做一次采访，谁知她在香港糖尿病发作病倒，后经小儿子接回澳洲途经悉尼时逝世。令人惋惜，我们老人会朋友悲痛之中认为她如不去香港就不会有此灭顶之灾，悔之晚矣。
潘柳黛1920年12月2日生于北京，2001年10月30日殁于澳大利亚悉尼。笔名思琼、柳黛，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大学肄业，曾任教员、新闻记者。东渡日本任《华文大阪每日》助理编辑，1942年后任上海《平报》记者、副刊编辑至抗日战争胜利。在此几年内，她在北京《新北京报》、《时事画报》、《中国文艺》及上海《平报》、《文史》、《语林》等杂志上发表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梦》、《石榴花》、《黑瞳》、《昨日之恋》等及散文《我结婚了》、《洞房私语》、《小姨》等，还有《论胡兰成论张爱玲》（就是这篇杂文引起了张爱玲不悦，彼此不再往来）等杂文。据她告诉我，那时业余写作，“作品短杂”约三十万字。问她可否出集，她极幽默地说：“自己满意的也不多，出什么集。”
1949年她移居香港，开始了职业写作生涯，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卖文为生”。她的小说《路柳墙花》、《我要控诉》、《风尘尤物》、《如花美眷》、《红尘泪》、《退职夫人》、《亲情》等先后问世。她还在香港《翡翠周刊》、《新报》、《东方日报》辟有“妇人之言”、“花花世界”、“南宫夫人信箱”等微型专栏。她用辛辣、幽默的笔触窥视着人们的心灵，以日常生活点滴一事一议，三言两语道出真谛，叙述哲理、启迪人生、指点迷津。因此，不少香港人把潘柳黛视为爱情和家庭的顾问。她又曾任过《嘉禾电影》杂志的主编，《环球电影》杂志督印人，开辟过《明星专访》，娱乐圈的人都亲热地称她“潘姐”。她一度受聘为香港电影巨子邵逸夫的编剧。她的写作才华曾受到著名导演胡金铨的赞扬，她编著的电影《怨女情痴》在香港、新加坡上演均获好评。尤其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粤语片盛行时，她编的《不了情》，糅合了她自身一段最旖旎缠绵的感情纠葛和创伤，因而攫取了无数观众的泪水，尤其她亲自撰写的扣人心弦的主题歌，成了人生路上留下的苦涩芬芳，在香港流传很久很久。潘柳黛多才多艺，不但写小说、剧本、散文、杂文，还能写诗填词，在香港曾红透半边天。但她一向淡泊名利，一次香港某电视台曾邀她出镜接受采访，她笑向对方，“我又不是大明星大歌星，何苦一定要我去亮相？”虽对方一再要求，她仍婉言谢绝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她女儿李茉莉为安慰母亲的孤寂，从香港为她寄澳洲一大批当年在香港作品的复印件。我有幸拜读了其中的部分作品，如《红尘泪》、《如花美眷》等。她的作品都通过人物的遭遇和感情的变化，透过女性觉醒的表层，来揭示出女性生存的困境和精神危机，从而使作品更具有近现代女性的“强己”意识和炽热的使命感。那些描写不经意地向读者展现了作者自己的品格，不只是她的好学深思，还有她的顽强、真诚、正派和富于同情心，难怪她的作品当年轰动了上海，六七十年代又轰动了香港。
潘柳黛曾有两次婚姻，她的第一任夫君李延龄，曾是圣约翰大学教授，才华横溢，气度非凡，只因有绯闻而离异，生有一女李茉莉，现住香港。第二任夫君蒋孝忠，同样是一表人才，事业有成，关爱家庭呵护妻子的理想丈夫，惜又早故，留有二子蒋友葳、蒋友文，他们均事业有成，一在香港，一在澳洲悉尼。潘柳黛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来墨尔本定居。开始信奉上帝，常去教堂，去博士山老人会参加各种活动，热情好客，人缘极好。
她是当年四大才女最为长寿的一位。2001年10月30日，以八十一岁高龄告别人世。儿女们在《星岛日报》刊登讣告。11月2日火化，在悉尼漫信会举行安息礼仪，11月4日在墨尔本Burwood区华人长老会生命堂举行追思礼拜。
作品丰厚多才多艺的张爱玲
张爱玲，1921年9月生于上海，1995年殁于美国洛杉矶，享年七十四岁。笔名梁京、玉鼎。1937年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后入香港大学，即在校刊上发表《天才梦》等小说，1942年回上海，用英文给英人办的《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等。接着发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于《紫罗兰》杂志，受到主编周瘦鹃的好评，认为作品可与英国毛姆作品媲美。她同时在《天地》月刊发表《封锁》等小说，从此与《天地》主编苏青（冯和仪）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还在《万象》、《杂志》、《古今半月刊》等杂志上发表作品。尤其是《金锁记》、《倾城之恋》发表后，她又把《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由上海名导演之一的朱端钧导演，由名演员罗兰、舒适等担任主角，因而轰动了上海滩。从1943年5月至1944年底，仅一年半的时间内，张爱玲发表了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小说六部、短篇小说八篇、散文四十多篇，总计五十多万字。
正当张爱玲在《天地》发表一系列作品之际，时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的胡兰成被张爱玲才华所吸引，他央求《天地》主编引见，从此两人相识、相知、相爱了。胡兰成是个从生活底层出来闯世界的人，学识丰富，是汪精卫嫡系。他发妻已病故后再婚，但因与张爱玲热恋而离婚，随后便与张爱玲结婚。到了抗日战争行将胜利时，胡兰成赴武汉想独树一帜，时与武汉医院护士周训德热恋。抗日战争胜利后，胡兰成隐迹温州，张爱玲仍一往情深给他寄钱寄物甚至赴温州看他，这时胡兰成已同范秀美结婚了，从此张爱玲心灰意懒，终于结束了这短暂而缠绵的婚姻。
当胡兰成正狂热追求张爱玲之际，曾写过一篇《论张爱玲》，赞美张爱玲为“天人”，并一再吹嘘张爱玲具有“贵族血液”，引起文坛一片哗然。潘柳黛在赠予我的《记张爱玲》一文中也说：“（自己）一时心血来潮，以戏谑的口气也发表了一篇《论胡兰成论张爱玲》的游戏文章调侃了一顿，胡兰成说张爱玲有‘贵族血液’是因为他父亲讨的老婆是李鸿章的外孙女，她是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其实这点关系就像太平洋里淹死了一只鸡，上海人喝黄浦江的自来水，便自说自话是‘喝鸡汤’的距离一样，八竿子打不着的一点亲，如果以之证明身世，根本没有什么道理，但如果以之当生意便不妨标榜一番。而且以上海人脑筋之灵，行见不久‘贵族’二字必不胫而走，连餐馆都不免会有‘贵族豆腐’、‘贵族排骨面’之类出现，这篇文章一发表，果然好评如潮。正巧陈蝶衣兄（笔者按陈蝶衣兄系当年《万象》主编，上海资深报人，当时他主持的大中华咖啡馆改组卖上海点心，果然以‘潘柳黛女士’笔下的‘贵族排骨面’上市），最后并以‘正是’，‘请看论人者，人亦论其人’为我文《论胡兰成论张爱玲》之结尾。当时我只顾好玩，谁知以后不但胡兰成对我不叫应了，就是张爱玲也‘敬鬼神而远之’不再与我轧淘。”潘柳黛、张爱玲、关露、苏青原是很熟的朋友。
解放后张爱玲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学代表大会。1952年夏赴香港继续读书写作，有人告诉她潘柳黛也在香港，她竟然说：“谁是潘柳黛我不认识。”显然余气未消。潘柳黛听后，当然不会高兴，所以在香港《南北极》上刊登《记张爱玲》又把四十年代的过节抖了出来。
1955年秋，张爱玲离开香港到美国。她在美国申请去了爱德华·麦克道威尔文艺营（为生活拮据有才华的作家提供免费食宿、无薪金的团体），在文艺营张爱玲结识了赖雅（Reyner），这人是出生在美的德国移民，有才华的作家，早年为好莱坞编剧，离婚后习惯于逍遥自在，每得丰厚稿酬即畅游世界，用完再写，这与张爱玲善于理财大相径庭，但两人还是相爱结婚了，其时赖雅六十五岁，张爱玲三十六岁。张爱玲完成了《粉泪》（后改名《北地胭脂》）等作品，婚后两个月赖雅中风，所幸康复较快。
1960年张爱玲获美国公民身份，即飞往台湾，在台她获悉赖雅第二次中风，但她为争取稿源又赴香港，几个月后才回到赖雅身边，由于她旧作重版和新作问世，得到一些稿酬，他们生活方面有点改善，赖雅已无作品问世，靠社会保险金生活，此时赖雅又摔一跤瘫痪达两年，张爱玲既要写作，又要照顾赖雅，疲惫不堪。
1967年，经朋友介绍，他们去麻省剑桥赖氏女子学院所设立之研究所翻译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半年后赖雅去世，享年七十六岁，张爱玲才四十七岁。她继续《红楼梦》研究，1977年《红楼梦魇》问世，正如她在自序所题“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对照记》是她最后一部小说。
赖雅去世后，张爱玲格外消沉，她闭门谢客，孤独地打发时光，由于不善于料理生活，缺乏营养，故患上多种疾病，1989年坐公车不幸摔坏肩骨，备受折磨。1995年9月8日噩耗从报纸、电台、电视向全世界传播，一颗闪烁在世界文坛的星星陨落了，张爱玲去世了。据殡仪馆人员观察，她去世应是三四天前。朋友遵照她的遗嘱，遗体火化，骨灰撒向大海（遗嘱中张爱玲说要撒向空旷原野），不开追悼会，不立纪念碑，但人们永远怀念她，在心目中为她立了一块丰碑。
从轰动到搁笔晚景凄凉的苏青
苏青1913年生于浙江鄞县，1982年12月7日殁于上海，终年六十九岁，原名冯允庄又名冯和仪，南京中央大学英语系肄业。
1935年开始在上海《论语》、《宇宙风》上发表作品，数量不多。离婚后逼于生计大量作品问世，刊登在《宇宙乙刊》、《风雨谈》、《杂志》等刊物和南京《古今》，上海全部沦陷后，在上海伪市长陈公博的资助下创办并主编《天地》月刊，主持天地出版社，成为上海文坛一颗新星。她发表的作品有《胸前的秘密》、《蛾》、《写字间的女生》、《一个梦》等短篇小说，《结婚十年》、《符小眉》、《朦胧月》等长篇小说及《豆酥糖》、《外婆的旱烟管》等散文。其中《结婚十年》自传体小说半年印了九版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畅销书，也是她的成名作。同时结集出版有《浣锦集》、《饮食男女》散文集和《逝水集》散文小说集。
苏青是位爽直豪放和具有男子气概的女人，不少作品是对社会重男轻女的风气和歧视妇女走向社会的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达出妇女渴求得到男女平等，尤其是女性在情爱和性爱中的大胆流露，使她作品产生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特点和魅力。张爱玲在《记苏青》中说：“除掉苏青的直爽以外，其文字的另一个特点是坦白。那是赤裸裸的直言谈相，绝无忌讳。”在当时苏青有“大胆女作家”之称，也有人骂她是“性贩子”云云。
苏青成名于上海孤岛，直至上海全面沦陷，因此她作品中没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这是难免的，但字里行间却可见到日寇侵略后造成的民族灾难的痕迹。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结婚十年》续集的代序中，她有一段表白。她说：“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便那是我‘适逢其时’盖于‘不得已’等，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们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怕进宪兵队受苦刑。”她在代序中又说：“我的问题不是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
苏青和张爱玲关系特好，情投意合。张爱玲在《论苏青》中说：“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况都是女人？所有女人都是同行，可是我想，这里有点特殊的情形，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看来，我也愿意有苏青这么一个人存在。”“我喜欢她过于她喜欢我。”
《中国女性文学史》作者谭正璧史学家，曾写过一篇文章《苏青和张爱玲》，将她们两人相提并论。
解放后，苏青和越剧名人尹桂芳合作为剧团编剧。历史剧《屈原》是她剧作的处女作。此剧在上海演出获一致好评。她又着手编写《司马迁》，动笔前她写信向复旦大学贾植芳教授求教，贾氏热情相助，一次在饭局上见了苏青，他夸“苏青不施脂粉，布衣布鞋，端庄朴素，留下很好的印象”。
1955年，贾植芳教授因为是胡风密友，自然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在被抄家时发现几封苏青的信，尽管全是请教戏剧创作的，但苏青还是受到牵连。1955年12月1日，苏青被关进了提蓝桥监狱，一关就是一年半。十年浩劫，又使她吃尽苦头。1975年退休，工资打七折，仅四十多元，从此她和次女崇美及外孙三人相依为命，挤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深居简出，身患多种疾病。
1982年12月17日，在晚境凄苦，寂寞的日子里，她走完了坎坷的人生之旅，享年六十九岁。六年后，她的骨灰由女儿崇美和外孙带到美国，意味着孩子们将永远陪伴着她。
苏青去世后第二年，上海市公安局根据1982年中央文件精神作出《关于冯和仪案复查决定》，内称：“……经复查，冯和仪的历史属一般历史问题，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过交代。据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将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纠正，并恢复名誉。”上海市公安局的复查结论以公函形式转给了苏青的小女儿。
值得告慰苏青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旅美华人作家丽靖女士把苏青的《浣锦集》、《饮食男女》、《逝水集》三本编成《苏青散文》一书，由台湾“五四”出版社出版，上海书店，上海出版社也重印了她的许多著作。
打入敌伪蒙冤昭雪的诗人关露
关露1907年7月14日生于山西太原，1982年12月5日殁于北京，享年七十四岁。原名胡寿眉，曾用名胡楣、胡关露、胡芳君、胡芳等，以关露知名文坛。1932年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毕业后去上海工作，在《流火》月刊等杂志发表诗作《逃亡者的夜歌》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左联创作委员会工作，创作了一批反映工人生活的诗歌。出席了中国诗歌会成立大会。1932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关露接替了丁玲负责创作委员会的工作，又任《新诗歌》编辑。1934年受左联诗歌组委派，在《中华日报·动向》编辑诗歌副刊。1936年她任《生活知识》、《高射炮》编辑，出席了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大会，并在《大晚报》发表《关于国防诗歌》的论文。“九·一八”事变五周年前夕，她发表《故乡，我不让你沦亡》政治抒情诗。这年鲁迅先生逝世，她参加了葬礼。同年秋，出席中国诗人协会成立大会。她的著名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由上海书店出版，受到一致好评，雷石榆诗人赞美她是“现在中国有数的前进女诗人”。这时关露已成为优秀诗人和作家。
关露的现实主义诗歌反映的生活面广、内容深刻，语言清丽明畅，朴实自然，情感炽烈而又斗志焕发。她还在翻译园地耕耘，翻译了高尔基的《海燕》、马雅可夫斯基的《一种最奇特的冒险》和美国伊尔玛·邓肯的传记文学《邓肯在苏联》等。她为电影《十字街头》创作的主题歌《春天里来百花香》歌词，由贺绿汀谱曲轰动了全上海，广为流唱，至今我和一些老朋友还能一字不漏地唱出来。
1942年关露在《女声》杂志任文艺编辑、主编，这期间她在《诗歌丛刊》、《文艺新潮》、《上海妇女》、《文艺长城》等刊物发表了《夜莺》、《自我有生命以来》等诗，《寡妇》等短篇小说和《家》（美国休士著）等文学译作。自传体长篇小说《新旧时代》由上海光明书店出版，同时新诗《二万五千里》、《中华儿女》等问世。
关露曾冒着生命危险背着“汉奸”的黑锅为党做地下工作，是从1939年开始由潘汉年推荐（关露妹妹胡绣枫及妹夫李剑华均是潘系统的中情人员），由叶剑英署名的上海地下党组织通知关露赴香港接受任务，在香港的廖承志、潘汉年接待了她，廖承志向关露转达了南方局的指示后，潘汉年对关露作了具体布置。潘对关说，“你回上海后，要到汪伪特务机关去做策反工作，找李士群（汪伪江苏省省长）争取他为我们做点事情。”关露“欣然同意”。潘汉年又叮嘱她“千万要注意，你在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又反复强调“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要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关露点头说：“我不辩护。”
1955年，出现了震惊中外的所谓“潘杨反革命集团”，关露受到牵连，也关进了监狱，1957年才获释放。但“文革”的浩劫使她再次锒铛入狱，她又忍受着降临到头上的灾难，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才获得解放。1979年关露出席了全国第四次文联代表大会，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82年9月，丁玲带着秘书王增如去看关露，坐在作协的小汽车上，丁玲充满感情对王增如说：“我们去看望的这位老同志刚刚被解放，是位女同志，一位女作家。三十年代在潘汉年领导下为我们党做地下工作。为了获得日伪情报，装扮成交际花，混在李士群那帮日伪汉奸里面，抛头露面。……除了与她单线联系的潘汉年，别的同志不了解内情，都骂她是‘汉奸’、‘不要脸’，她背着骂名，一直忍辱负重地为党工作，给我们搜集到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就是这样一个对党有大功的人，解放后因受潘汉年冤案的牵连，两次入狱，一生没有结婚，没有自己的家……”丁玲说着车已开到文化部宿舍，一间简陋的小屋，瘦骨嶙峋的关露正在床前艰难地洗头，丁玲忙上前拉着她的双手，关露仔细端详了丁玲一阵子，突然哽咽地说道：“丁玲，你是丁玲大姐？”丁玲默默地点点头。关露又说：“前些年听说你死了，我难过了好一阵子，我们这不是在梦里吧！”丁玲说：“好多人都以为我死了，我们都是死里逃生呀！”两人忙不迭地询问起对方的境况。据丁玲秘书王增如说：“关露没有丝毫的怨言，反而为自己生病不能出来工作而感到歉疚！”原来关露落实政策后回到文化部。正想为党做点事，不幸中风，右半身瘫痪，就在这一年12月5日，她服下安眠药悄然离世了，享年七十四岁。陪伴她离世的只有一个洋娃娃。谁又能想到在关露去世的四年后，还有一位无聊的文人仍在咒骂她是“汉奸”，这不是天大的冤枉吗？
尾声
作为一名恒久写作的妇女，我敬重四大才女的成就，四大才女之一的潘柳黛又是我澳洲的朋友，特撰文作为2004年“女作家聚谈会”六十周年之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