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有好几年的时间中，我和秦泰春只见了两次面。古城军管会撤销后，我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古城市委副书记，后来，又调任古城地委的宣传部长，还是在古城办公，但担负起了周围的几个县的宣传领导工作。我总是坐着小车在几个县里进行调查。这也是我喜欢的事，我有点讨厌呆在古城的城市中。我经常会回小城去走走，小城也属古城地区管。回到小城里，那些过去的熟人们，都会来看我。如按古时代来说，我算是府衙里的官了。我到了小城，县公安局便会派警卫跟着我，我拒绝了两次，以后，我多少清楚还总是有便衣跟着我。我毕竟是地委常委，副专员级的干部。但这级别让我在小城时特别感觉明显，我觉得自己不那么自在了，父母也似和我隔着了一点距离。家里的铺子，早由我提议，在公私合营的时候，交给了国家，儿子也就成了商店里的副经理。他还是很喜欢当营业员的。后来私方的经理都退出领导了，他还当着副经理。我能想到，这是我存在的缘故。有时，我不去住县里为我安排的招待所，在家里住上一天。其实也就是一个晚上。我白天都在县政府听汇报，就是晚上到家里，还时不时地会有人来找上门。父母在旁边都陪着笑。我有时想叫秘书挡驾的，我其实很想和父母单独坐一坐。但父母亲却说，你是一方父母官了，不能不听人家反映问题，就象我开铺子的，不能不应付生意上的事。父亲的比喻让我有点好笑，但也有一点伤感，父亲是很想站铺子的，儿子当铺时，他还不断地指导，有时也接待接待顾客的。但他现在已完全脱离了他过去的铺子，现在这店已是国营单位，他就是想去站站，也站不成了。
独自躺在里院的屋里，那正是早年秦泰春养伤的地方，我和他还有小雪，常在那里聊着天。我已经很少想到他们俩了，只有躺在那里时，那些旧的情景会回到心中来。似乎和现在的人世都隔着了一个世界。我那时只是一个年轻的书生，一个报馆的文书现在却是一个社会的高级官员了。院子里特别安静，父母早早地睡了，也许他们是特意让我有一个安静的晚上，我独自起身来，在前后的院子里走动走动，能听到父亲轻轻的咳嗽声。只有儿子的房间里响着了他年轻的呼噜声，儿子和我隔了许多的年代，他和我生疏了。他常会在我的面前，提到小雪的父母，他的叔爷叔奶。分了一间房在隔壁住的小狗子，常在他们那里出进，帮他们做一点事。以我现在的身份，自然不能去看望一个地主的家庭的。有时，想到他们两个很孤单地生活在那原来中药铺的偏房里。那屋子我早年的时候常常去，到处堆着杂物的。我和很小很小的小雪窝在那里玩，谁也找不见我们。常听到小狗子在外面叫着少爷。而我们两个在里面静静地坐着相对而笑。有一个晚上，我住在家里时，让小狗子去找一下小雪的父母亲，想邀他们来见一见。小狗子去了一次，回来说，他们已经睡下了。后来，小狗子告诉我，他们说都生活得不错，不想来使我为难，我有一颗心，记着了他们，他们也就高兴了。我看得出儿子在这件事上，也对我有点意见。但他还年轻，根本不能象小雪父母那样理解我。他不会知道，小雪父母没有象其他的地主一样被押解下乡，还在城里吃着铺子归公的利息，其中便有着我的做的工作。我自然不便对他说的，连父亲那里，我也没有明说。
我乘着小车离开小城，那些感受和想法，也就都落在了我要进行的工作的后面去了。那年月里，一个连着一个的运动，宣传工作也不停地让人激动地变化着。总让人有日新月异的感觉。我也常常去省城开会，在那里，和妻子女儿聚一聚。大女儿已经嫁了人，她几乎没有和我们打招呼，就嫁了一个工人。那是她托养在人家的时候，要好的一个隔壁邻居家的男孩。听说那家的成份高了一点，红妹想出面阻止的，但还没来得及阻止，他们就已经结了婚。以后，女儿女婿和红妹来往得不多。我有时去了省城，想见大女儿，也是她一个人来见我，说一些很简单的事情。大女儿已经怀了孕，就要生孩子了。在红妹的身边的是小女儿，是那年红妹到古城来探亲的时候怀上的。当时，生孩子是光荣的，生得越多越光荣，红妹作为妇女领导，自然不愿丢失这份光荣。生了孩子后找了保姆，她每天回家，有一个孩子陪着，也有着一种乐趣。我们一直两地分居着，组织曾经想把我们调在一起的。红妹在省里当干部，她喜欢那种大的场面，自然不愿到古城来，而我也不愿生活在北城的省城里。我说我对古城的工作熟悉了，有了感情了，也不愿离开。我也弄不清自己，我的内心里有一种不愿与红妹日日相处的感觉。我这样做之中含有一种男人的感觉，我好歹也是一个领导，不愿总听着女人的。和红妹在一起，我总有一点压抑感。当然，这一点，我是对她不能说的，对谁也不能说的。也无法说的。
青年时期，这种家庭的事，我有一个人可以吐露衷肠的，那就是秦泰春。在我以后的生活中，再没有过这样的朋友。我有时从北城刚回到古城，很想去和他谈谈，也想知道一点他的生活。然而我见他的第一次，是他在一个游行的队伍中，我坐在车里，等着游行的队伍过去。那游行的方针口号规模正是我前一天所确定和布置的。他走在许多人的队伍中，穿着一件那时大家都穿着的中山装，举着一面小红旗，走两步，跟着喊口号的人举旗喊上两句。看得出他又显老了一点，但精神还很好。游行的队伍走走停停，不少的人都在停的时候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只有他很认真地看着带领喊口号的人，他的脸上没有了过去习惯沉思的样子。我便从车子里出来，和他打了一个招呼，他的脸有点激动得发红。大概是太阳光的映照。他用旗朝我挥了挥。后来，游行的队伍动了，他也就跟着走了。有一次，我的车过秦泰春家所属的街道，正见白小坛。她站在街边上，她的前面放着一盆浆糊，还有一些写着墨字的绿纸红纸。她的身后站着好几个老头老太，她的前面有一个街道干部模样的人，对他们说话，大概是布置着什么事。她看到我的车子经过，溜了一眼，就看到了我，大声叫着我：林部长！林部长！我也就让车停下了。她跑到我的车边上来时，我已下了车。
“英哥，你也不到我家来了。”
她仰起脸来，轻叫了我一声，含着了一点微嗔的语调，让我想着了过去的小雪。我只是微笑着。我问到秦泰春怎么样。她说他好着呢。她邀着我去家里坐坐。我是办完了事从外面回来的，也就想去她家里看看。白小坛把我向那个街道干部介绍了。街道干部脸红红的，他说听过我的报告过的。听到白小坛说要带我家中坐坐，他便连声地说：去吧去吧。
那个小院的家还是那么静静的，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一切的布置依旧象平常人家，却使我感到有着一种变化。那些旧的布置仿佛都一件件地消褪了，贴对联的地方贴着了一张宣传画，还有那个储钱的娃娃罐，不知是破碎了，还是被换去了。添了一些新的家具，都带着了当时的时代所特有的色彩，显得明快简单。自然也不再有过去那种忧郁的色彩。对此，我不知自己的感觉是好，还是有点怅然。
那天，我听白小坛说了不少的话，说到家里的生活，也提到红妹，也说到她街道的工作，也说到她对形势的看法，秦泰春在她的嘴里提到的不多，说到他的时候，她说他就是那样子吧。我很有耐心地听着她说，觉得她象小雪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而真正小雪的形象却在心中静静地显出来。后来我等了一会，秦泰春还没回来，我记着了一件事，也就走了。
第二次见秦泰春是在那个夏末初秋。社会上开始了一种民主的热潮，说民主，谈意见，那热潮一时热得很，象以往几年中的热潮一样，很快在报纸文章上掀起来。我也是习惯地布置工作，引大家民主地谈意见。谁也不知以后发展的趋向。我到几个市的所属部门去了解情况，顺便就走到了古城图书馆。这时的图书馆已整修了一下，那木门已刷上了油漆，象是新上的，还带着一股好闻的油漆味。里面的天井也整修了，铺了地砖，前面伸展出来了两间阅览室。摆了一些报纸。
馆长换了年轻的复员军人，他出来迎着我。他的办公室就在阅览室的楼上。馆长室兼会客室，摆着两张当时还显得很气派的沙发。这个年轻的馆长属当时很有劲的少壮派，说出话来都带着一种熟悉的时代理论的色彩，看得出来是常看报读书的。
谈了一会儿工作，我便自然地问到了秦泰春。复员军人说，秦泰春就在楼下的阅览室里，做报刊的借阅工作。复员军人说他工作很积极的，做事也认真，和大家相处得也不错，就是不怎么开口说话。在这个运动中，大家都有自己的一点看法，就他一个人不声不响的，使人感觉他心里有不少的东西，不肯倒出来。
运动期间，一切对人的看法都以人对运动表现为主，这也是一种习惯。我便说，对这样一个旧社会过来的旧知识份子，主要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要让他们有表现的场合，要造成一种气氛，要尊重他们，看重他们，让他们真正地感到有用之处，不要以两样的态度对待他们。我说的话，复员军人都认真记下了。其实，我也是随意说的，我希望秦泰春能够开朗一点，我清楚他的性格。我希望他能完全进入一个新的社会中。
正说着，秦泰春被人叫了来，进门见是我，显得又高兴又有一点不自然。坐下来以后，我和他随便聊了几句，复员军人一直在旁边带着笑，看着我们说话。有时秦泰春还没有回答，他便代他应了。看得出，复员军人对秦泰春的情况还是很熟悉的，包括他家里的情况。提到白小坛，秦泰春说她很好，听得出他对她还是那样关心体贴。我发现，秦泰春的精神面貌还是很好的。他也说他的生活很好，他问了我的家，问了红妹和儿女们。在谈到家庭以外的事，秦泰春的嘴里也跟说着一些新的名词，说得很恰当，很自然，看得出，他是确实跟上了时代的步子。他管着阅览室的报刊，当然也从那熟悉并接受了社会。我感到了一个新的秦泰春，他原来的那种有点超脱世事的态度有了变化，一旦进入社会，他那种忧郁感和过去的痛苦往事的感觉自然也就消失了。
也就很简单地谈了一些话，虽然秦泰春给我的感觉是进入了社会，但我还崐是感到他和我隔的那一层越来越大了。我再一次想到是社会地位的缘故。这本来是不应该，却又是无可奈何的。后来秘书提醒我，还有一个事先安排好的活动，我也就告辞离开了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