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局使团回到上海，于1926年9月12日写了《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一方面，维经斯基等人承认，陈延年等人的客观条件是极其困难的。一年前，广东省的中共党员只有四百名，落后形势的需要。在中央会议批评后，广东区委发展了大批党员，特别在三·二〇事件以后，党员被驱逐出国民党的机关，转到群众中，所以党员发展更快，现在已经是四千名，几乎增加了十倍。
广东区委（或两广区委）领导的地区，除广东、广西外，1925年冬天扩展到福建南部、云南以及南洋一带。党员人数由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的1922年6月的三十二人（占当时全国共产党员总数的16.4%），发展到《中央局报告》中提到的1926年9月的五千零三十人（占当时全国共产党员总数的27.1%）。
另一方面，维经斯基等人认为，在这样困难的环境里工作，更需要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布尔什维主义的领导。由于位置偏僻和地方条件限制，在广东没有可能建立起这样的领导，这就涉及到广东区委犯错误的客观环境和主观原因问题。此外，陈独秀等中央领导也有责任，因为他们没有警告广东区委的错误，从而导致了广东国共两党关系的彻底破裂，进而导致三·二〇事件的发生。
这个报告把三·二〇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的责任，归结到陈延年等广州区委的身上，说他们“打算让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彻底夺取整个政权机关，以便迅速推行一系列有利于农民的措施。他们的这一愿望自然不可能对国民党其他派别保守秘密，因而造成了‘三·二〇’事件的后果和后来的一切”。
此外，陈延年等还犯了一系列其他的错误，如：“（1925年）12月底，他们对全国形势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没有看到反动派发起的总攻，而期待着不久就会出现国民革命的高潮……正当整个的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巧妙地应付中派，使他们跟右派发生分裂进而孤立右派的时候，我们同志和汪精卫的方针却在客观上导致了中派和右派的联合，把中派推向了右边，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导致了左派和中派的彻底破裂和蒋介石的武装发动。”
在组织原则上，维经斯基等人也不得不承认，尽管陈延年等广州的同志不赞成中共中央上次全会的精神，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们作为党员，仍坚决贯彻执行这一决议的所有具体建议。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东区委领导人还是在按照中央的精神办事。
9月16日，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举行联席会议。维经斯基、拉菲斯、曼达良、福京、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任弼时、王若飞出席。曼达良（1901-？），1923年起在红色国际工作，1926-1927年在红色工会国际驻华代表。
维经斯基发言结束后，陈独秀同意远东局对广东同志的批评，并反驳了儿子陈延年等对中央的批评。他说：“广州人认为，同右派进行谈判导致了‘三·二〇事件’。但要知道，在上海这里的谈判没有结束，因为我病了。孙科去广州是右派召他去的……中央采取的让步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在5月15日作了更大的让步。广州人根本否认有必要对国民党作出让步，他们希望有一个左的国民党，他们希望恢复3月20日以前的局面。但这是全国共同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广东的问题。”
这里的“广州人”，主要指陈延年。陈独秀不否定与国民党右派谋求妥协。最后一句话，是陈独秀帮助陈延年说话，强调他们的情绪在全国有普遍性。
彭述之支持陈独秀的观点，并认为鲍罗廷是陈延年犯错误的因素。他说：“广州的错误部分是由于‘英国人’（鲍罗廷）的论点造成的……蒋介石是‘英国人’的坏学生。”
对于彭述之在批评陈延年的同时，把矛头转向“英国人”鲍罗廷，维经斯基虽然为之一振，但没有表态。在陈独秀发言记录后面，维经斯基写下了批语：“老头子认为广州同志受‘英国人’鲍罗廷的影响犯了错误，这种看法表现在哪儿呢？”他希望能寻找到这一结论的可靠证据。
9月15日，《中央政治通讯》第三期摘要刊登了瞿秋白关于广东之行的报告，部分内容涉及鲍罗廷和维经斯基关于国民党问题的分歧。不懂汉语的维经斯基后来通过莫斯科才知道这回事，生气地要陈独秀以后发表任何秘密材料之前，都先让他知道。
11月6日，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写信，抱怨说：
谈一谈广州争论的记录。出乎我意料，中央刊登了这场争论的摘要。无法跟踪观察中央刊登的所有东西，因为我们不懂中文。在收到列，米（加拉罕）的第一份电报后，我坚持要求把所有通报都收回销毁，只留一份给委员会。陈独秀肯定地说，这些记录中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即使落到蒋介石手里，他也没有理由生气。因为那里谈的是共产党人的总的策略，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他认为，不让积极分子了解党的策略，就无法在国民党内正确地进行工作。
这几天我将收到通报的译文，那时我就能作出判断，陈的意见是否正确。不过从此以后，中央在发表任何秘密材料之前都将先让我知道，因此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不会再发生这类事件了。
尽管瞿秋白与陈、彭、张有分歧，在中央局处于孤立状态，维经斯基追究瞿秋白的文章时，陈独秀仍然表示，即便蒋介石知道，内容上也没有什么，替瞿秋白扛了担子。另一方面，《中央政治通讯》作为中央局的刊物，出了问题，陈独秀作为中央委员会书记，要负主要责任。他替瞿秋白讲话，也同时是替自己讲话。由于陈独秀和瞿秋白的观点一致，这场风波很快平息，维经斯基没有再深究此事，但他要求陈独秀以后出版这样的内容，需要事前告诉他。
在《中央政治通讯》第三期上，陈独秀还发表了以《守常政治报告》为题的李大钊来信。9月8日，躲避在苏联大使馆的李大钊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谈到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事，认为武汉局面一旦稍固，国民政府就应该迁到武汉，可以进逼北京政府，树北进之声威。他在信中说：“此策所关甚巨，幸锺兄祥加讨论决定之。”此时，李大钊在北方处境十分困难，他和赵世炎、陈乔年等都希望北伐迅速发展，影响北方的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