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7月21日，国民党最高法院公布，改判陈独秀有期徒刑十三年为八年。狱方同意只判了五年的濮德治和罗世凡两人轮流照看陈独秀。两人捕前都是托派中央常委。罗世凡问陈独秀：“习惯吗？”陈独秀和蔼地说：“可以，还可以。”这是陈独秀的口头禅。
减刑后，陈独秀增加了风花秋月的兴趣。当时，南京有个经营中药的商人龚怀甫，希望得陈独秀的手迹。在狱卒的帮忙下，陈独秀给龚怀甫写了杜甫的《秋兴八首》之八：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夙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
陈独秀在龚怀甫提供的长六尺、宽一尺五寸的屏条纸上，写了四叶，字或大八九寸，或小五六寸，龙飞凤舞，一气呵成。上款书“怀甫先生”，落款“独秀”，加盖“陈独秀印”。“昆吾御宿自逶迤”中的“昆吾”，陈独秀写成“昆明”。“碧梧栖老凤凰枝”中的“凰”字，写成“皇”字。
这个牢卒见外面人喜欢陈独秀的字，找陈独秀写了许多字。开始，陈独秀无所谓，要写就写，反正自己要仰仗狱卒照顾，所谓互惠互利。后来陈独秀才意识到，一个人要自己的字那么多干什么？原来，狱卒把自己的字要去卖钱了。狱卒再要他写，他便拖拉，要几次，才写一张。
濮德治见了陈独秀写字，说：“你的字我很喜欢，狂草、郑板桥体，都有功夫，很像你的为人。”陈独秀小时候在嗣父昔凡的朋友曾子固家练过几个月的毛笔字，有童子功。他认为，临帖会流于笨拙，不临帖又有肉无骨，要达到书法妙境，既要天分，也要功夫，才会内劲外秀。因为好久不写毛笔字，他说自己的字差得远了。
1934年9月27日，写了一封给章士钊的信，请刘静贞（吴静如）带给汪原放，再请汪原放转章士钊。他想找四个朋友各写一幅字，拼成一小屏挂在墙上，朝夕相对。冬天，章士钊写了一首诗送陈独秀，自己裱好了寄来。诗云：“三十年前楚两生，君时扪虱我谈兵。伯先京口长轰酒，子谷香山苦嗜物。昌寿里过梅福里，力山声朵溥泉声。红叶聚散原如此，野马风棂目尽迎。”
章行严的诗，有些像陈独秀早年的《存殁六绝句》，尽谈人世沧桑，有些悲凉。陈独秀觉得，章士钊和苏曼殊不同，不爱文艺，而致力于政法，是个十足的官迷。
一天，汪孟邹来探监，陈独秀将自己写的《金粉泪》一叠交他带回。这些七绝，是陈独秀读报和听到什么消息的一时之作，类似大革命失败后写的《寸铁》。其一云：“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这是一首反对日本侵略东三省的诗。
其二云：“要人玩耍新生活，贪吏难招死国魂。家园兴亡都不管，满城争看放风筝。”这一首反对蒋介石的玩弄“新生活”，自己剃了光头。“放风筝”，说明写在春天。
汪孟邹连看了几首，没有看懂要害，见陈独秀在一些诗后作了简短的注脚。讽刺一些党国要人蒋介石、杨永泰、邵元冲、戴传贤、吴敬恒、何应钦、陈公博、李石曾、张人杰、汪兆铭、孙科、胡汉民、陈济堂、陈立夫等人。汪孟邹不敢看了，忙悄悄地收起，大气不敢出一口。
临走，汪孟邹请陈独秀帮忙借钱，周转进书。陈独秀即给柏文蔚写信，请他想办法。汪孟邹要仲翁注意身体。两年狱中生活，陈独秀的胃病加重了。原以为只是胃肠炎，结果一查，是十二脂肠及胃溃疡，血压也升高了。
濮清泉看了陈独秀写诗，问白话诗好，还是旧体诗好？
陈独秀很喜欢谈这个话题，大谈了起来。他说：以前之所以不谈，是要看看白话是不是可以写出好诗来。现在看起来，白话诗还不能证明它已建立起来，可以取古体诗而代之。我看了许多新诗。还没有看到优秀的作品，能使人诵吟不厌的。我认为诗歌是一种美的语言和文字，恐不能用普通语言来表达。诗有诗的意境，诗的情怀，诗的幻想，诗的腔调等等需要去琢磨。决不是把要说的话，一字不留地写出来就是诗。
1935年2月14日，胡适请段书诒转一封信给陈独秀，并将陈独秀的稿件退给他。
听说商务同意出自己的书，陈独秀立即回信说：“我拟写各书他们要么？不知是顺口应酬话，还是真话？倘真要，我便真写。他们倘真要，望示以内容大致范围，即确能出版者。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也。乞便中转达此意于云五先生。”王云五是胡适的朋友，陈独秀说不上话，只好请胡适出面。
春天，陈独秀从报上听说胡适在南方演讲，受到军阀的冷遇。他给胡适写信说：“兄南游中，此间颇有谣言，兄应有纪行一文公表，平心静气描写经过，实有必要。弟私心揣测，兄演词或有不妥处，然圣人之徒不过借口于此，武人不足责，可叹者诸先知先觉耳！”
当年，两人一起搞新文化运动，现在，胡适在广州因为白话文而遭到军阀陈济棠等人的反击，自然引起陈独秀的同情。十几年前，陈独秀在广州被挤走，想不到，胡适今天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所谓“武人不足责，可叹者诸先知觉耳！”的“武人”，即指陈济棠，“诸先知觉”指邹鲁辈。
陈独秀写信时，并没有想到，“武人不足责”中的“武人”，还包括何键。就在陈独秀给胡适写信这天，香港《循环日报》刊登了湖南省政府主席兼“追剿”军总司令何键的指责胡适的电文。
陈济棠、邹鲁等人反对胡适在广东演讲后，何键感到很被动，因为他曾经欢迎胡适到湖南演讲。于是，他致广东当局的“佳”电，大发感慨，“以为同声之应”，并将胡适与共产党并列。
夏天，陈独秀在监狱里突然想起研究太平天国史，写信叫汪原放帮助找参考书。他很欣赏罗尔纲写的《太平天国广西起事史》，对汪原放说，“很希望罗尔刚到南京一谈”。当时，罗尔纲在胡适家中帮助抄写整理胡适父铁花先生遗著。
章希吕问胡适：“陈先生希望尔刚去南京，他准备去不？”胡适说，“仲甫是有政治偏见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国，还是让尔纲努力研究吧！”胡适记得陈独秀当年议论义和团，一会骂拳匪，一会为之曲说强辨。仲甫这样的性格，是不能研究史学的。在胡适眼里，研究学问不能有政治上的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