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退让，是明白人的为人处世之道。如果遇到强大的对手，一味地冲上去，想把他搬倒，实则是蚍蜉撼大树！这种人在生活中并不少见，到处“打肿脸充胖子”，不但自己闹笑话，也让别人看笑话。避让是一门学问。可以以守代攻，以躲为闪，给别人留出一条缝，给自己让出一条道。很多事情，只要避让得当，同样可以取得攻击的效果。
曾国藩善于避让，懂得莽撞不但于成大事无补，而且还会捅漏洞。他在与人交往时，不是凭借自己的声势去压人，而是守住避让之功，让自己少受摩擦，尽可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避免发生“火花”，在心平气和中图谋真正要做的事。
（一）空我性格：
把自己从纷繁事中解脱出来给自己留一条出路
护身的人，因人而异，因时而别，凡是善于护身的人都知道这一点秘密，一定要把心中的秘密藏在最隐秘的地方。
张良，字子房，又以封地称留侯。出身名门望族，其祖及父五世为相韩国。韩被秦灭后，他图谋复韩，曾指派刺客持120斤重的大铁椎击秦始皇而未中，因此获罪逃亡在下邳（今江苏雎宁北）藏匿。陈胜、吴广起义后，张良立即聚众响应，先投项羽之叔项梁，并劝说项梁立韩国贵族后裔成为韩王，实现了自己复韩的理想。后韩王因投靠刘邦为项羽所杀，张良复归刘邦，成为刘邦的主要谋臣。他深谋远虑，而且出谋必胜，很为刘邦赏识和佩服，赞誉他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人杰。他为刘邦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绩，是汉代立国的大功臣，是史家所称“汉初三杰”之一，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名扬史册的大谋略家。
张良先是投奔项梁图谋复韩，“合”之，后韩王为项羽所杀，就投奔刘邦，“忤”项“合”刘。适时地实行忤合术，是张良成功的关键所在。
张良善谋国也善谋身。张良既是一个胸怀宏图大志、敢作敢为（如刺杀秦始皇等）的人，又很谦虚谨慎，懂得适可而止。这充分反映在张良对待刘邦称帝后给他论功行封的态度上。劳苦功高，忠诚汉室，刘邦非常敬重他，因此在论功行封的会议上，刘邦让张良自己选择齐国3万户的食邑，张良却辞让不受，反而谦虚地请求封给他首次与刘邦相遇的留地（今江苏沛县，只有万户）。刘邦为其感动，便同意了他的请求。他辞封时说：“自己在韩国灭亡之后沦为一个布衣，一个布衣能得封万户，位在列侯，应该满足。”封建士大夫出身的张良，在业成功垂之后，不仅不居功自傲，还能自谦相让，实在难能可贵！
张良谋国有远虑，谋身知近忧。尽管刘邦待他不薄，但他深知刘邦的为人。当他目睹彭越、韩信等有功之臣陆续遭致悲惨结局之后，不能不联想到历史上范蠡、文种在扶助勾践再兴越国后的不同选择和结果。他深悟“敌国破，谋臣亡”的哲理。他不愿意步文种、彭越、韩信的后尘，而是要明哲保身。于是他主动向刘邦提出告退，“忤”之而专事修道养身，并想轻身成仙。后因吕后感德张良，极力相劝，张良才仍食人间烟火。但他对于国政大事已不再积极过问了。
对于张良的功成告退，史家多有褒贬，说法不一。但是作为一个谋略家，张良是非常懂得权衡利弊关系的。在国家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身体不好，年迈知退，让位后人，现在看来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智者虽然获取成功性格了，但是要能给自己留有一条出路，想到自己不曾获取成功性格的时候那种尴尬和难受，这样才能更加珍惜自己眼前的获取成功性格。曾国藩并不想一时获取成功性格，而是想一生获取成功性格。因此，他能凭借自己犀利的眼光，看出人生的几条路来。这是一种无法匹敌的智慧。
曾国藩本来是一个虔信程朱理学的学者，不幸的是那个时代把他造就成了一代中兴名臣。从1852年奉旨兴办团练开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二年，他一直在过问军事。他仿照明代戚继光创建了一支不同于绿营军（官兵）的新型军队，这支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正当它处于威震四海的顶峰时期，曾国藩下令解散它。他为朝廷创建了一支军队，却为自己解散了这支军队。
曾国藩自从“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拉起一支从团练改编而成的军队——湘军时，便汹汹然地冲在对抗太平天国的最前列，此时他完全被维护皇权的义务感和炫耀自己的功业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后的征战生涯中，不仅战事棘手，屡屡受挫，而且也时常受到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谓身陷炼狱，备尝艰辛，但他毕竟都竭蹶经营，“咬牙立志”地坚持了下来。在1857年回家守制时，他深深地反省了自己率湘军出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后来在写给弟弟的信中曾有所提及：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因此，当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时，则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问题。有鉴于此，他将周公旦视为自己的楷模，时常提醒自己以李德裕、霍光等人专横跋扈而不得善终为戒。由此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在出任两江总督兼节制四省军务以后，对如此位高权重却显得喜不胜忧。曾国藩在日记中披露了他的真实心迹：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负乘之咎也。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封建统治术。只有推美让功，才能持泰保盈。
当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可50000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在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问题上，更引起他的警觉，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而压抑自己，使之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表露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去年三四月间，吾兄弟正方万分艰窘，户部尤将江西厘金拨去，金陵围师几将决裂，共事诸公易致龃龉，稍露声色，群讥以为恃功骄蹇。在这里，曾国藩并非教条地固守畏盈之心，亦非完全杞人忧天，因为他已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清朝200年来权势最大的汉人，一举一动都将引来众人的瞩目与猜忌。他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道：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曾国藩十分了解其弟曾国荃的秉性：精力充沛，有谋有勇，敢作敢为，愿为人先。同时又不失骄纵、蛮横。随其势力逐渐扩大曾国藩愈益为他担心，唯恐其稍有不慎，而酿出祸患。因此，在天下瞩目的天京战役上，曾国藩苦口婆心，提醒曾国荃要慎而又慎。
这些外界的谣言，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讨厌曾国藩这班书生风头太健，常思惩之。清军中有一位高级将领，名叫胜保，每战必败，每败必保，时人称之为“败保”。他最讨厌曾国藩兄弟。蔡寿祺跟胜保最久，所以他首先弹劾曾国藩，曾国藩先裁湘军，以免授人以柄，就是这个关系。
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如何处理大功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天京陷落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更是绕室彷徨，彻夜思考，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做出相应的处理办法。
当曾国藩从安庆赶到江宁的时候，持盈保泰的解决方案已完全成熟。
于是，他在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自重的态度。
然而他持盈保泰，裁军“自抑”，而非裁军“自灭”，因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00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文，裁兵费早已筹妥了。
裁兵经费筹妥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莅临。1864年6月16日攻下天京，7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25000人，随后亦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这也是他强人之处。
曾国藩裁军不辞官，在攻破天京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爵位。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任疆圻，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怀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制，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逞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道如何应付，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名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分的恐惧，以为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更留在两江总督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使清政府绝对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至此，我们当然要相信曾国藩之功成不居与远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了。
裁撤湘军，曾国藩谋事在先，“盛时常做衰时想”的一个典型事件。
曾国藩一贯主张：“盛时常为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
人生多半无奈与委婉
《三国演义》中根据历史故事改编的“曹操煮酒论英雄”一节非常精彩，这则故事在《华阳国志》、《献帝起居注》等当时史书中均有记载。建安四年夏，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扫荡吕布，平定淮东，很是踌躇满志，在他心目中，袁绍、袁术、刘表三路诸侯只是匹夫而已，唯有被自己羁縻于许昌、无强兵可恃的刘备却是人中豪杰，如果放虎归山，将是自己争霸天下的强大对手，但他到底如何，自己心中也没底，就总是对他试探。
刘备则以韬晦计策虚静以待，每日装愚弄拙，只是种菜养花，装出一副胸无大志的样子。曹操对他仍很不放心，一日，决定请刘备到家中小宴，以观察刘备的虚实。
酒至半酣，忽然天云漠漠，骤雨将至。曹操问刘备道：“龙这种神物，可比世间英雄。刘备你久历四方，见多识广，必知四方英雄人物，请指示一二。”刘备托词道：“我一个肉眼凡胎，怎能识别英雄庸才，还是请丞相赐教。”但曹操不依不饶，刘备无奈，只得虚与委蛇，成心举出袁术、袁绍、刘表等人，但为曹操一一驳斥。刘备无法，佯装不知到底英雄是何方神圣，就问道：“丞相到底以为谁可称得上英雄？”曹操突然手指刘备，然后自指，朗朗说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我二人！”真是掷地有声！
好个刘备，却是闻言大吃一惊，将手中所执的匙筷吓得掉落在地，恰好此时正是雷声大作，电光一片。刘备从容拾起汤匙说：“好大的雷声啊，把我吓了一大跳！”曹操笑道：“大丈夫难道还怕雷吗？”刘备说：“电闪雷鸣，还能不怕？”将刚才的失态轻轻掩饰过去了。
这里，刘备运用“反应术”，反弹琵琶，应对曹操，使曹操自此不疑刘备。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对于能决定他生杀予夺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皇帝的态度大体有四：一、逆来顺受。二、以死效忠。三、无奈的时候，“缓”和“拖”。四、有所欲求的时候，委婉而言。
曾国藩的处世经中，有这样一条：在有所欲求于上时，要委婉而言。曾国藩办事尽量避免正面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旁敲侧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既得到自己所要求的东西，又保住了自己的体面。1857年1月，曾国藩在九江劳师后所上的《附陈近日军情催各省协饷片》奏折就是这样的典型作品。奏折中的第一点，他反复强调了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本来是曾国藩的部队，是因急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调给胡林翼的。现在不但湖北省城武昌已经收复，即如湖北的蕲州、黄州沿江城市也已克复。言外之意，是要求清政府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拨还给曾国藩节制调遣。奏折中的第二点，旨在张扬他自己旧部李续宾、杨岳斌部水陆师的赫赫战功，为湘军涂脂抹粉，为自己贴金。奏折中第三个要点是，强调李、杨所部水陆师力量的强大，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奏折中第四个要点，是奏折中的要害。他不说自己是李续宾、杨岳斌所部水陆师的司令，但在奏折中却为李、杨所部湘军请饷、催饷，无异以李、杨所部指挥者自居。
曾国藩的请求自有其道理。自从1855年10月曾国藩派遣罗泽南从江西分军前往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后，不久，翼王石达开用兵江西，开辟江西省根据地，曾国藩部湘军一再受到沉重打击。他承受了许多风浪，历尽艰险，以至退守南昌，日坐危城，日夕盼望骆秉璋、胡林翼派兵前来，以纾江西之急，尤其希望胡林翼能指挥湘、楚军，及早攻占武昌，然后水陆东下，与自己会师于浔阳江上。现在胡林翼终于占领武昌，攻占武昌的主力是湘军水陆师，其中李续宾统率的湘军，是胡林翼奏调去的；杨岳斌统率的外江水师，是曾国藩派去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的。所以，曾国藩认为：清政府应该将杨、李所部湘军水陆师拨还自己。
胡林翼是聪明人，有意命李续宾、杨载福统率的湘军水陆师东下，自己却不随军指挥。胡林翼把这个球踢过来，曾国藩心领神会，立刻把球接了过来。1857年1月15日，他兴冲冲地从吴城镇迅速赶到九江劳师，会晤李续宾、杨岳斌。他们对曾国藩的尊重不减当年，这对曾国藩说来是最大的安慰，因为这标明湘军中围绕着他的强固的凝聚力并未削弱。
曾国藩说，这次九江劳师，目睹湘军水陆师军容甚盛，兵力强大，感到不胜欣慰。他真正感到舒服的是胡林翼在湖北长期发展、扩编湘军水陆师，能够始终坚持沿用湘军营制，提拔重用的是曾国藩所“心许”的人物。
综观曾国藩以上四条，没有一处明确表示他还要朝廷归还李、杨所部等主张，而是绕来绕去，曲意示衷。
学会“闲置”之道
曾国藩激流勇退，这说明他已经看透了人生。晚年的曾国藩心情十分矛盾，他不想为政，可又不能不做，他想上疏请辞，可语气又不能太硬，语气不硬，又怎么能获得恩准？即使获得恩准，万一战事又起，他不也还是被征召吗？前后不能，进退两难，怎么办呢？
曾国藩为什么不愿为政，他有三条理由：一是“督抚不易做，近则多事之秋，必须筹兵筹饷。筹兵则恐以攻挫致谤，筹饷则恐以搜刮而致怨。二者皆易坏名声”。二是自己“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后权太重，利权太大，不能不缩手以释群疑”。三是他认为“凡做大官，处安荣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平世辞荣避位，即为安身良策。乱世辞荣避位，尚非良策也”。
于是他上疏告病请求退休，李鸿章听说后写信告诉老师：“奏章的语气不可太坚决，这样除了让人觉得痕迹太重没别的用处，而且未必马上就能退休，即使退休一二年，其他地方若发生战争，仍然免不了被皇上征召，到那时就更加进退两难了。”曾国藩觉得他学生的这些话都切中事理，这使他陷入思考之中。他想到了这样一个办法，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决计今后不再做官，也不打算回老家享清福，只求在军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高位，不享大名，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大祸大谤。如果遇上小小的凶咎，我也只将听之任之。”
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他还陈述了不能逃避的看法：我们兄弟蒙受国家厚恩，享有赫赫大名，终究不能退藏避事，也只好像以前所说的那样，将祸福毁誉置之度外，坦坦荡荡，行法俟命而已。曾国藩只求能将自己闲置起来，不进不退，不露不显，这样就可以消除心腹们的后顾之忧（李鸿章之所以不愿曾国藩退休，不就是怕失去他老师这一靠山吗），也可以避免其他同僚们的闲言碎语，既不至于让皇上为难，也不至于让自己处于被动之中，真是一箭数雕！
跋扈会遭人怨恨
曾国藩常在家信中告诫诸弟：“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做衰时设想，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在倡导“八字”家风中，对其弟特别强调“宝”字，即“人待人为无价之宝也”，居乡勿做恶事。
曾国藩家风传乡里，人们至今还在传颂。而他的父亲及诸弟却依仗权势，干预地方官事。尽管曾国藩家教极严，其弟则违教者多、听从者少，尤其是其四弟曾国潢（澄侯），在乡最为跋扈，颇为人们所怨恨。
就说同治年间，湖南哥老会起，特别是湘乡地方，原来参加湘军的人多，遣散返乡后，参与哥老会的甚多。曾国潢在乡，不仅剿杀哥老会卖力，地方有什么“憎恶”的人，他就捆送县府，请求杀掉。凡是他有所请，县府不敢不服从。有时捆送五六十人，也很难有几个生还的。当时的湘乡县令熊某，是个佛教徒，秉性慈善，接到曾国潢的请求，不答应拗不过他的权势，答应了又良心折磨太甚。所以每接到要他杀人的手令，总要躺着哭几天。友人问他哭什么，他回答说：“曾四爷又要借我的手杀人了！”有一年，湘乡县城新建一个码头，按惯例是杀猪宰羊，用“三牲”来祭祀，后在曾国潢的主持下，杀了16个人举祭。
曾国潢在乡间为人所恨，曾国藩是略有所知的。1857年曾国藩奔父丧在籍，听得曾国潢在乡间杀人太多，为人所怨，想要惩教其弟。一天，趁弟弟在床上睡午觉，曾国藩计上心来，向夫人要了一个锥子，猛刺其弟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染红了被褥。曾国潢对哥哥的这一举动，高声直呼：“残暴！残暴！痛死我了！”曾国藩又问：“吾只用锥刺了你一下，你就痛死了，你杀人家，人家痛不痛耶？”
经过曾国藩这一训诫，其弟不仅居乡杀人有所收敛，待百姓的态度亦有所好转。
凡是误认为只要自己获取成功性格，就能夸耀权势。这种人是低能儿，最终还是不能成为“大腕”。曾国藩就是在高位更加谦虚待人，用重权更知轻重缓急。不这样，曾公何以成大事？
自己让自己安下心来
任何时候，都有善于钻营、巴结奉承而受到重用的奸邪之人，这种人挖空心思谋求个人私利，打击压制能人以求抬高保全自己。
曾国藩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的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来闲言碎语。加上清王室乃是满清旗人的王室，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使得曾国藩有所警惕。为避权争，曾国藩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远虑，唯恐不周。
咸丰十年（1860）闰二月，咸丰帝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正是这一转变的先兆。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到问题十分严重，议论纷纷。早在道光末年就与曾国藩建立友谊的莫友芝，“与二三名流议江督非公（即曾国藩）不可，而其侍君者为尚书肃顺，适湖口高碧湄（即高心夔）馆其家，遂往商焉。高白于肃顺，肃然之。翌日径直至高馆，握手曰事成焉”。4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集团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6月，不仅实授曾为两江总督，且加以钦差大臣重任。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结交之手，他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曾国藩对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却始终不动声色，只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间接往来。后来肃顺被慈禧以政变形式处决，想要进一步清除其党羽时，自然没有任何有关曾国藩的把柄。
道光帝的第六子，即后来封为恭亲王的奕虽然没有继承皇位，但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发挥了他人无可替代的作用。奕生于道光十二年（1833），比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的曾国藩小22岁。奕是皇子，在咸丰末年至同治时期，是清廷各项大政的主要决策者之一。曾国藩于咸丰二年离京，一别14年。两人从年龄、位置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如果不是历史的巨变，他们之间很可能终生都不会打交道。但喜欢捉弄人的历史偏偏让这两个重量级人物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生难以割舍的关系。咸丰末年，由于肃顺鼎力相荐，清廷开始考虑把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交给曾国藩等湘军首领。但曾国藩有湖南人特有的机警，对肃顺的重用没有任何表示，以致慈禧、奕发动政变，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了许多朝野文武大臣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国藩写给肃顺的一字一言，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政变18天后，奕请两宫皇太后正式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将江南军务委之于曾国藩，这是咸丰十年就决定了的事。现在奕明确委江南四省军务于曾国藩，是要表示新政权对于曾氏的信任，比之肃顺时代将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称肃顺推重“湘贤”，此事不假。但肃顺当政时，同时也设江南、江北大营以与湘军分功。奕当政后，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营，而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这说明他承认正规的八旗、绿营军已不堪大用，看到了汉族地主武装中蕴藏着的巨大潜力，决心将它发掘出来。
之所以令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还在于奕认识到中南战场的严重性。在那里，太平军占据着江北重镇庐州，并与捻军张乐行部、苗沛霖部协同作战。在江南，太平军正谋求向财赋之区的苏浙发展，早已占领苏州、常州；并新克名城严州、绍兴、宁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和松江等地也警报频传。因此，尽管于咸丰帝大丧期间湘军占领了长江中游的安庆，但形势仍不能掉以轻心，前敌各军必须统筹兼顾，改变以往不相统属、互不救援的积习。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就是授以前敌指挥大权。
同治初的另一重要变化是，朝廷放手让湘军将帅出任地方长官的同时，给曾国藩等人极大的军事便宜处置权。过去将帅有所行动要连日奏报，听从朝旨。同治元年正月十二日（2月10日），奕向前敌将帅表达两宫皇太后及皇帝的关注，寄谕说，两宫皇太后“日与议政王军机大臣筹商军务，每于该大臣等奏报到时，详加批览，一切规划，辄深嘉许，言听计从”，要求各将帅要及时将有裨军务的“胜算老谋”奏报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权密切关注着前方战场的动向，并给将帅们以必要的信赖感。
但是这期间，曾国藩却连篇累牍地请求收回节制四省军务的成命，说“权位太重，恐开争权竞势之风，并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曾国藩是理学家，又熟谙清代掌故，他知道爱新觉罗皇朝对汉族官员一直是限制使用的，以往汉官虽可任巡抚，可任总督，但身兼四省军务者还没有过。“权重足以起祸”，他对此不但深刻理解，而且有过切肤之痛。
现在曾国藩有顾虑是可以理解的。但奕清楚，政变后起用祁隽藻、翁心存和彭蕴章，只是借用他们的声望，并未付以实权，没让他们回军机处，真正依靠的是汉臣以及汉族地主武装，实行的是没有肃顺的肃顺政策。这个政策的底数应该交给曾国藩。对他表示朝廷破例倚重的意思，使其感恩图报。奕特地请两宫皇太后钤发上谕慰勉说：“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望以军务为重，力图征剿，以拯生民于水火”，不许曾国藩再辞。
曾国藩这才“勉强”接受了四省兵权，但同时赶紧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尽忠报国，每隔10日以奏折汇报一次，以免“朝廷廑念”、“诚惶诚恐”之态溢于言表。
（二）修整性格：
自己给自己讲解人生道理不讲真话，自有一番道理
真实的不一定是对的。所以人在为人处世中，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可以毫不掩饰，而应当有所回护。曾国藩在对胡林翼搞权术的问题上即是如此。
胡林翼在处世为人上，是比较擅长搞权术的，如他巴结官文就是一种权术，在湖北时笼络罗泽南、刘蓉和李续宾兄弟也是一种权术。
咸丰五年（1835）十一月的一天，胡林翼在他的大帐内摆设宴席，为罗泽南、刘蓉等从江西新到湖北的湘军将领接风洗尘，胡林翼身边的几位主要将领和幕僚出席作陪。
大家落座之后，胡林翼端起一杯酒，大声说道：“今天，我们为罗山先生一行接风，请大家光临。罗山先生、刘蓉先生都是林翼的师长，弟子在这里执酒奉师，今后还望夫子多多教诲林翼。林翼承乏此间，又当兵荒马乱之时，只有诸位鼎力相助，才能共渡此难关。请大家为精诚杀敌而干杯！”说完，他用眼很快地扫了一遍众位宾客，发现他的几位部下脸上不无惊讶之色。知情的人都知道，胡林翼与罗泽南、刘蓉并无师生关系，而且胡林翼现在是二品巡抚，而罗泽南只不过官居布政使，刘蓉更是一个不上官品的训导。胡林翼如此礼贤下士，怎不令他们感到惊讶呢？
罗泽南听了胡林翼的话后，脸上露出得意之色。刘蓉却感到有些不自然，罗泽南本是他的老师，现在胡林翼同时称他和罗泽南为老师，他感到胡林翼是在过分地抬举他。
自此以后，胡林翼就常对罗泽南和刘蓉执弟子礼。特别是对罗泽南，即使是当着自己的僚属，也是一口一个“罗山先生”。凡军中大事，往往都要先咨询罗泽南和刘蓉两人的意见。他还将自己的妹妹嫁给罗泽南的长子，这样，两家又成了姻亲，而胡林翼也比罗泽南晚了一辈。
对罗泽南的得意弟子李续宾、李续宜兄弟俩，胡林翼同样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来笼络。他知道李氏兄弟家境并不富裕，但都很讲究孝道，有老母在家无人照顾，便特地将之接到自己的署中，礼敬有加。胡林翼的努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得到了罗泽南、刘蓉和李续宾兄弟等人的认同，他顺利地完成了对湘军这支老牌劲旅的接收。在湘军的特定制度下，他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他的这一成就，使他真正确立了自己在湘军中的地位，成为湘军中仅次于曾国藩的第二号人物。
过分的礼遇，一开始甚至让李氏兄弟不能理解，对胡的用心颇有怀疑。李续宾为此写信给曾国藩：胡对他们兄弟如此殷情，是否出于权术？曾国藩明知确实如此，但却不敢点破，还要极力为胡林翼掩饰。回信称：胡林翼对别人或许有权术之疑，但对于你们兄弟，却纯粹出于真心。让他们千万不要疑神疑鬼。
曾国藩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说了实话、真话，就会让李氏兄弟知道胡林翼是在搞权术笼络人，而不是一种纯真的情谊，这当然会大大影响湘军将领与胡林翼的合作及对他的支持。而这种合作与支持恰恰是湘军最需要的。因此对于这一点，当李氏兄弟不明白胡林翼的“过分礼遇”而问及曾国藩的时候，一惯主张“拙诚”的曾国藩就没有说真话。
曾国藩对胡林翼巴结官文一事也讳莫如深，绝不妄谈，正因如此，曾国藩也得益颇多，做起事来很顺遂。
在曾国藩不想按朝廷之意去四川而要留在湖南一事上就得益于官文疏的一臂之力。
于是，他来到武昌城内，拜会官文说了一大堆恭维感激的话，借以进一步疏通湘军将领与这个满洲亲贵间的关系。其实，曾国藩自己也得益于在有些事情上懂得回护别人这一官场妙着。
有些人认为，获取成功就是手中有权，因此乱施权力，结果怎样呢？请记住：曾国藩从来不在权力上贪婪，而是用权力维护合法利益。
处处胜人并不是一件好事
永争第一是绝大多数人竞争的一种性格，但成大事者不在于处处争强，而在于适当地保存实力，在最需要的地方争第一。
处处要争第一名就是争强好胜。争强好胜的性格特点如果控制得好的话，可以帮助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永葆充足的动力。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争强好胜也不例外，如果不能对它加以有效控制的话，它也很可能会成为影响我们正常发展的一个弱点，成为我们得罪别人的性格弱点。
1868年5月16日，曾国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其后，由于筹办“剿”捻的后路军火有功，封予他云骑尉世职。在一年中数迁，曾国藩可谓荣耀之至，这也表示清政府似乎对他很重视。可是，恰恰相反，他感觉到有一个阴影一直围绕着他，这就是曾国荃弹劾官文一事。
官文是旗人，在汉官密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深得清政府的器重，授以湖广总督之职。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知其不可动，遂处处推美让功，以笼络官文，使得湘军在诸事上均比较顺利。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维持着表面的和气，但实际上已变得十分疏远。此次，曾国荃接任湖北巡抚，与官文同居一城，骤然间双方的关系紧张起来。
因为湖北按察司唐际盛与曾国荃的至友黄南坡仇隙很深，于是唐际盛便怂恿官文，奏请曾国荃帮办军务，以使其离开武昌，免于督抚同城。由此，曾国荃便与官文结怨，并伺机进行报复。
曾国荃先是奏参唐际盛，接着就弹劾官文。由于曾国荃营中无文员，奏折草拟后无人商量，恰逢曾纪泽在营中，但又不知参劾官文后的政治利害，因此奏折发出后，语句多不中肯，且文句冗长，首尾不相顾。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载道：原折沅公亲笔，而刚（曾纪泽）所商定，并为缮写，以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循例纠参装头，后列各款，语多不中肯，文句亦冗沓拖长，首尾不相顾。曾国荃怕曾国藩知道后，阻挠其弹劾官文，因此故意背着他。外间知道曾国荃参劾官文后，不仅湖北的士绅持反对态度，就是曾国藩的门生故吏也认为此事大为不妥。曾国藩十分担忧，唯恐由此开罪了满洲贵族，于以后不利。因此，曾国藩在事先和事后均表示出忧虑之情，不太赞同此举。在1865年9月《致沅弟》的书信中。他嘱咐曾国荃说：“顺斋排行一节，亦请暂置缓图。”原因是：“此等事幸而获胜，而众人眈眈环伺，必欲寻隙一泄其忿。彼不能报复，而众人若皆思代彼报者。”总之，“弟谋为此举，则人指为恃武功，恃圣眷，恃门第，而巍巍招风之象见矣，请缓图之”。随后，曾国藩又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说：“顺斋一案，接余函后能否中辍？悬系之至。此等大事，人人皆疑为兄弟熟商而行，不关乎会晤与否。”再过十天，曾国藩已得知奏参官文之事已发，反复叮嘱曾国荃：“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再告诫：“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曾国荃的性格是，一旦他认定了的事就非干不可。他陈述自己为何要参劾官文的出发点是：“臣窃维端揆疆寄，乃国家之重臣，非于军务、吏治、国计民生、地方安危，确有关系，虽至愚极戆，何敢曝其所短，轻列弹章？”进而，他在奏折中具体列举了官文七条罪状。事情发生后，经反复筹思，曾国藩便“密折保官（官文），请勿深究”。可是，曾国藩此举，却引起了外间的纷言，一时间曾国藩“劾老九”之语，纷纷扬扬，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只有“麻木不仁处之”，以静观时变。
军机处派出专查此案的钦差，则“字字开脱，列据各司道文武禀覆供词，以驳原参，几无一事稍有影响，连阅前后两折，直如儿戏，直足令人喷饭”。甚至有人认为曾国荃指责官文“肃党”一事不实，要求照例反坐，治曾国荃诬陷罪。
慈禧那拉氏心里清楚，此次参劾纯属湘系与满洲权贵之间的权力之争，而捻军正盛，还需要利用湘淮两军出力，因此，开去官文的湖广总督职，留大学士衔，回京后又令其掌管刑部，兼正白旗都统，实际上对官文并没有什么损害。
但令曾国藩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此后不久，一大批湘军官员被纷纷开缺回籍，如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这不由得使曾国藩警醒起来，他觉得这有可能是参劾事件所引起的后果。曾国藩在给郭嵩焘的信中写道：官相（官文）刚才有署直隶之信，不知印渠何故开缺？近日厚（杨岳斌）、霞（刘蓉）、筠（郭嵩焘）、沅（曾国荃）次第去位，而印（刘长佑）复继之，吾乡极盛困难之耶，思之悚惕。这不能不使曾国藩为自己的末路忧心，而且他日益感到朝廷对自己的冷淡和疏远。对为官不得罪宦室更有了一层深切的体验。9月13日，曾国藩奉到上谕：“着调补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着马新贻调补。”曾国藩深知，由两江调往直隶，这并非是对自己重用，而身在直隶，上下瞩目，只恐难以任久。可及早辞谢，又难于为陈请开缺的措辞。所以，曾国藩选择了不以胜人为胜，而是以退为进，极为聪明。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应当学会不必处处胜人。拿破仑的家务总管康斯坦在《拿破仑私生活拾遗》第1册73页曾写道，他常和约瑟芬打台球：“虽然我的技术不错，我总是让她赢，这样她就非常高兴。”
我们可从康斯坦的话里得到一个教训：让我们的顾客、朋友、丈夫、妻子，在琐碎的争论上赢过我们。
释迦说：“根本消恨，端赖爱止。”争强好胜不可能消除误会，只有靠技巧、协调、宽容，才能消除误会。
林肯有一次斥责一位和同事发生激烈争吵的青年军官，他说：“任何决心有所成就的人，绝不会在私人争执上耗时间，争执的后果，不是他所能承担得起的。而后果包括发脾气、失去自制。要在跟别人拥有相等权利的事物上，多让步一点；而那些显然是你对的事情，就让得少一点。与其跟狗争道，被它咬一口，不如让它先走。因为，就算宰了它，也治不好你的咬伤。”
孔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因此便有“谦谦君子”之说。“谦”是传统美德，“假谦”自然也威力无比。其一，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易于团结人；其二，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易于骄敌；其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易使敌疏于防备，伪谦假恭皆出于迷惑政敌的官场斗争需要，攻则出其不意，守则无懈可击。
在困境中与人相处的方法
处于困难的时候，如何凝聚人心，这是最为关键的成功术。曾国藩在这方面可谓很有招术，以致当时人们认为他也很崇尚权术。
曾国藩被困祁门时，李鸿章已回江西，幕僚也大多离开。幕府仅有程尚斋（桓生，字尚斋）等几人，没有一点生气。面对越来越冷落的“门庭”，曾国藩困窘不堪。这时李秀成带太平军大队人马破了羊栈岭，进克黟县，距曾国藩总指挥部的祁门大营仅八十里，朝发夕至，毫无遮阻。当时，曾国藩身边只有三千防兵，驻扎休宁的张运兰更是岌岌可危。曾国藩只好急调鲍超驰援祁门。曾国藩此番处于绝境，自料难逃一死，连遗嘱都写好了。祁门大营的幕僚惊慌失措，乱做一团。曾国藩见人心已散，不可强留，乃心生一计。一天，对其中一人说：“死在一堆何如？”众幕僚默不做答，悄悄将行李放在舟中，为逃避计。一日曾国藩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付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幕僚听到这段话，大受感动，都表示生死同之，人心遂固。
可是李秀成在休宁柏庄岭与鲍超、张运兰大战失利，随即匆匆撤兵南下，经屯溪、婺源转入浙江，使曾国藩白捡了一条命。在此期间，曾国藩表面上谈笑风生，神态自若，内心则极为恐惧。据说，李秀成退兵之后，鲍超率亲兵一队前往祁门大营拜见曾国藩，曾国藩从容而出。鲍超下马，将行礼，曾国藩快步上前，与鲍超相拥抱，并说：“不想仍能与老弟见面！”言毕泪下，“不复能自持矣”。可见这次祁门被围，在精神上对曾国藩打击之重。
李秀成虽然走了，但太平军仍有大批人马留在皖南，尤其在占领徽州以后，太平军随时都有可能进攻祁门。所以，曾国藩令鲍超留驻渔亭，张运兰驻扎黟县，以加强祁门大营的防卫力量。但是，由于皖南地形特殊，而在兵力对比上湘军又处于劣势，因而，曾国藩仍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困境。
1860年12月中旬，太平军兵马三路再次向祁门发动进攻。东路破德清、婺源直趋祁门，西路破建德、鄱阳转攻景德镇，北路入洋栈岭进逼黟县。曾国藩四面楚歌，再次陷于惊恐之中。他在家信中说：“自11月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5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曾国藩用兵皖南，全靠江西之饷，徽州被太平军攻占之后，浮梁、乐平、景德镇一线成为祁门大营唯一的对外通道，一旦被太平军攻占，就会文报不通，粮饷断绝，立刻陷入困境。此次太平军进攻祁门的诸路人马中，西路军人数最多，大约不下二万人，主将为太平军着名骁将黄文金，成为对湘军的最大威胁。因而，曾国藩急调鲍超赶赴景德镇救援。此时，黄文金与鲍超、左宗棠军激战负伤，率军退回皖南，使曾国藩得以很快恢复粮道，度过危机。
每个人都会遭遇困境，但应对困境的方法各不相同。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在困难之时，懂得怎样与他人多沟通的技巧，善于从他人身上获取成功的力量。实际上，这是做人的方法。
盲从只能误己
轻信别人者都是因为自己缺乏主见，误以为真理总在别人的手中。曾国藩通晓人情世故，做到绝不盲从于人，认为盲从只能误己。
从事政治，当然不能固执己见，也不可轻信别人的话，必须经常权衡利弊，做出掌握根本、把握源流的办法。
曾国藩在给丁雨生的回信中说：承蒙您论说淮盐事的利弊，洋洋洒洒数千言，十分详细。所说：“局外的议论，公正但不符合实际情况；局内的意见，亲切但多有私心在里面。善于猜测的人，不去顾及物力盈亏；议论变法的人，不去考虑后果。”这几句话特别中肯。国藩上封信里要阁下审慎听取意见，谨慎抉择而不要轻易处置，正是这个意思……国藩从来办事，不固执己见，也不轻信别人的话，必须是看准了利害关系后，才肯放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的。阁下思想敏锐，常常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如果钻研得太过，看到处处都是荆棘，那也未免是舍弃康庄大道不走而去钻牛角尖，厌弃牧畜而想螺蛤了。
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曾国藩说：收取的利多了，老百姓会怨恨，参劾别人多了，官员们会生诽谤，用这些话来劝告你的，虽有些不符合自己的情况，也不应该郁郁不乐放在心上。我们所以慎之又慎的，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就没有需要下力气的地方了。古人说：“如果从流俗毁誉上打听消息，那他是站不住脚的。”总是想平日的短处，那只能是在毁誉上打听消息，近来应该多想想在用人妥当与否上打听消息。
分析一下这里的原因，大约有两条。一是办事的人，绝不可能只有赞誉而没有诽谤或评论，只有恩宠而没有怨恨；二是舆论往往随时变化，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若不是自己要求树立根基，专从流俗毁誉上去打听消息，一定会有站不住脚的那一天。曾国藩在给恽中丞的信中说：凡是干事的人，绝不可能只有赞扬而没有诽谤，只有恩宠而没有怨恨。自我修养的人，只求心静就够了，且不可因讥讽议论而气馁、消沉；衡量评价别人的人，只求一个长处可取就行了，且不可因有小毛病而放弃了有用的人才。如果对佼佼者过于苛求，那么庸庸碌碌的人反而会走运。
曾国藩强调办事和做人权衡利害，把握轻重，要特别注意不以流俗的毁誉为转移。他在给陈舫仙的回信中说：“京师的议论与枢密院的消息随时变化。每逢遇到官员上下交接，本来众望所归的人，转眼间就会被人唾弃；也有的群疑众谤、被议论纷纷的人，转眼功夫又风平浪静了。只有卓然自立的人士，经过红与黑的变化也不改变自己的形象。阁下这次进京，时间没有几天，但上天的眷顾和舆论似乎都是很好的，望阁下不要沾沾自喜，将来如果有吹毛求疵的议论，恩顾无存，望阁下也不要因此而沮丧。早晚孜孜以求自立之道，私事就是干自己的事与读书二者并进，公事就是管理与防务二者兼营。以勤为本，辅之以诚。勤，虽然柔弱也会变强，虽然愚钝但也会变得聪明。诚，诚心可以使金石为开，鬼神听话，鄙陋的讥讽，就是跳进黄河也是洗不清的，那还有什么可争辩的呢？”这些话深刻明白，要旨不外是脚踏实地，努力做到自立自强，不以流俗的毁誉为转移。
曾国荃就任湖北巡抚时，曾国藩给他写信一封，信中说：督抚本来不容易做，近来又是多事之秋，必须招募兵员，筹措军饷。招兵则怕失败而受诽谤，筹措军饷则怕说搜刮而招致怨恨。这两样都容易败坏声名，而由此引起纷纷议论，被人参劾的人，常在用人不当。沅浦弟的博爱形同软弱，在用人上向来失于繁冗。以后要慎重选用贤人，以补救草率的毛病，少用几人，以补救繁冗的毛病。地位很高但资历很浅，外貌上贵在温和恭敬，内里贵在谦虚礼下。天下的事理人心，我们了解的不深，没有料到的多着呢，且不可存一点自以为是的思想。用人不草率，存心不自满，这两条如果都做到了，一定可以免却咎戾，不失去好名声。这些话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嘱咐，千万不要以为是泛泛的议论而忽视它！
从这里完全可看出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同他的经验阅历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曾国藩办事，不固执己见，也不轻信别人的话，必须看准了利害关系后，才放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的。由此可见，曾国藩既不是顽固不化的人，也不是一个盲目屈从的人。他对于社会舆论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对于别人的建议，也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他在给欧阳晓岑的回信中说：集思广益，本来不是容易做好的事。而在省城里尤其容易被人欺骗、蒙蔽。每天到我府上来的人，或者上书献策，或者当面陈说见解，大体上不出你写的三条之列。对那些骄傲的人要抑制，然而，又不能因为这样就完全废除吐故纳新的风气。重要的应当是自己把握主见，如六辔在手；对外广泛慢慢地吸收，如万流赴壑，才是最完善的。我想古人全都应该这样，而小小的我却是做不到的。曾国藩为人处世，既能尊重他人意见，但绝不盲从，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把一件事情想深想透，从而做到有的放矢。这说明：一切成功者皆不是一味模仿别人、听信别人，而是相信自己，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曾氏避让性格之现代释用：
进退自如人生一路平坦曾国藩的精明之处在于：知道如何在风口浪尖上搏击，而又不致被浪头卷走；既可进，又可退，游刃有余。他既善于出击，又巧于自保。这说明，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一定学会退让。曾国藩的退让之道对于张之洞颇有影响。
张之洞是一个成熟老到的政治家，他的自保意识很强，老谋深算，进退有术，处处为自己留下退路。他不结宗派、不树私党，他常常标榜自己“立身立朝之道，无台无阁，无湘无淮，无和无战”，“既和又不能同，既群又不能党”。在从政之中，由于政见趋同，很自然的会有至交好友。众所周知，当初在京纵论时政时，张之洞附着李鸿藻这样的阁臣，成为清流党的“牛角”，而且在1876年底至1881年的四年多时间里，其笔锋所向、触角所至，也无可辩驳地显示他是清流党的重要成员，但他却时时处处竭力否认自己是清流党。
当初当慈禧太后问讯起清流党的有关情况时，张之洞就坦然奏道：“启奏太后，臣以为清流党一说不合事实。臣自从光绪二年从四川回京后，与李鸿藻、潘祖荫、张佩纶、陈宝琛等人交往颇多。一则，臣仰慕他们持身谨严的人品和忠于太后皇上、关心国事的血性，二则，臣与他们有喜爱学问诗文、金石考辨等癖好。尽管从来便有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分别，但臣仍凛于‘结党营私’之儆戒，不敢与人结社组盟，以贻口实。据臣所知，李鸿藻等人与臣此心相同。且臣以为专门弹劾大员一说亦不全合事实。就拿臣来说吧，这几年除代黄体芳起草过弹劾户部尚书董恂外，其余不论是为人代拟，还是自己署名的三十多道折子，全是言事陈策，并不以纠弹大员为主。比如这次伊犁事件，臣主张严惩崇厚，但亦非专门冲着崇厚而言。臣为此事草拟了七八道折子，还有几道未及上奏，所有这些奏章，都重在如何妥善处理伊犁归还一事，而不重在如何惩处崇厚一人。臣幼读先儒之书，粗明大义，既不敢结党以营私，又不愿以劾人而利己，侧身于翰詹之际，留心国事，乃臣之本分。臣一向认为，当以剖析事理寻求善策为重，而不应以严峻惩罚罢官削职为目的。”
的确如此，被人视为“清流党”的头面人物中，张佩纶、陈宝琛等人招怨最多，而张之洞确乎遭人攻诘不多，这正是因为他这个“清流党”重在言事而少言人。张佩纶、陈宝琛，今天弹这个，明天纠那个，日后将积怨甚多。张之洞的确与他们有着极大的不同。
张之洞即使对自己的政敌也是虚与委蛇，尽管他纵横捭阖，但始终告诫自己要尽量不贸然得罪他人。慈禧重用张之洞，本有分李鸿章之势的用心，避免李鸿章集大权于一身。张之洞虽然与李鸿章在很多方面意见不一致，如甲午之战时，李鸿章主和，张之洞主战，李鸿章视张之洞为“书生之见”，但张之洞表面上还是表现出对李鸿章的极大推崇，据说当李鸿章70寿辰时，张之洞为他做寿文，忙活了3天3夜，这期间很少睡觉。琉璃厂书肆将这篇寿文以单行本付刻，一时洛阳纸贵，成为李鸿章所收到的寿文中的压卷之作。张之洞如此处理与李鸿章的关系，显然包含着深刻的外圆意识。
他的外圆谋略还表现在对光绪帝废除与否的问题上。戊戌变法之后，张之洞鉴于西太后的威严，对废除光绪皇帝之事一直不表态，总是含糊其词，既不明说支持，又不明说反对，常常推说这是皇室家事。从他对这件事的态度上，更可看出张之洞的聪明老练、圆滑狡黠。
当军机处发来密电，征询他对废除光绪帝的意见时，他很为难。因为他觉得当今的皇上，虽有许多缺陷，但他愿行新政，有励精图治的抱负，这就是好皇帝。若有康熙、乾隆那样的明君英主，也不是不能废除皇上而改立贤者，但遍视当今，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却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所以在张之洞看来，当然还是不废皇上的好，但是西太后刚强明断，看重权力，与一般女人大不相同。她是一个喜欢自己揽权弄权的人，虽然她口口声声地说，自己要还政颐养，可是据说百日新政期间，皇上12次赴颐和园禀报，二品以上的文武大员还得由太后亲自决定，离京前还得去园子里向她叩头谢恩。这分明是她仍在控制着朝廷！再有魄力的皇帝，在这样的控扼之下，也难以有所作为。因此，他觉得西太后的目的显而易见是要废除光绪帝的。自己虽不同意废除，但是西太后大权在握，得罪不起，而自己又不愿意违背良心说话，这个问题的确很棘手。于是他想起历史上许多类似的例子，像杨修的被杀，就是因为他插手了曹家的立嗣事，引起曹操的愤怒。这是前车之鉴。而诸葛亮做的就比较明智，当刘琦兄弟相争，请教诸葛亮时，诸葛亮说，立谁为荆州之主，这是你们的家事，外人不得多嘴。看来，帝王家从来都是把立嗣当作家事来对待的，而把它当做国事来看的，很少很少。
这件史事给了张之洞很大的启发，他想：自古以来做官都讲究“思不出位”，在其位，谋其政，要求说话办事不要超越自己的名分地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说什么、不该做什么，都以自己的职责为限，谨慎稳重，这是处事精明老练的表现之一。诸葛亮可说是精明老练之辈，他的一句“这是你们的家事”，堪称绝佳妙语，包容量极大，在不卑不亢的情况下将“球”踢了回去。俗语都说：“疏不间亲。”强调局外人不要参与他人家庭之间的纠纷，对皇室更不能说三道四，因为这涉及权力争夺的中枢神经，格外敏感，否则会有性命之忧。况且现在西太后主意已定，她是不可能把一个外臣的话当一回事的。她现在要让军机处来征询自己的意见，无非是利用利用自己而已。如果自己的话投合她的心思，她就会把自己的话拿出来做挡箭牌；如果自己的话不合她的心思，她或置之不理，或从此以后疏远自己，那么等待自己的结局，就一定是罢官解职了。所以他决定这样回复军机处：“废立乃天子家事，当由太后圣心明断，外臣不宜亦不应置喙。”张之洞觉得这样的回答，是比较合适的，一是自己严守了君臣之分，不插手皇室家事；二是同意太后自己做出的决定，今后是废还是不废，自己都没有意见，而且还巧妙地向太后表达了自己的忠心。张之洞觉得这是最恰当的处理方式，因为西太后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对这样的人又何必去多嘴呢，多说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无益。张之洞虽正直，但又善于设防自保；他既有主见和个性，又不失灵活性。也就是既富于刚性，又不失弹性，具有刚柔相济的性格，是一个外圆内方的政治家，外表像柔软的海绵，骨子里却如同钢铁。他努力使自己的生活呈现出圆形，他认为社会就是圆形。而圆的压力最小，张力却最大，并且圆的可塑性也最强。他崇尚做人要圆，这个圆是圆通，是一种宽厚、融通，是大智若愚，是与人为善。其实保全自己，不等于苟且偷安，苟且偷安之辈只知蝇营狗苟、得过且过。保全自己，是为了不被别人吃掉搞垮，能在角逐中保持有利地位，遇上风头，及时回避，一旦抓住机会就能重新崛起，更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
要想保全自己，首先必须对自己的处境、行为、目的有深刻的了解，对各种不测事件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随形势、人事的变化决定行为方式。虽然不以整人害人为目的，但在必要时，为了保全自己，应该毫不犹豫地以子之矛，击子之盾，以攻为守，避免被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