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来队的第二天傍晚。
我正和妈妈一起在宿舍里吃晚饭，段雨国急匆匆地闯进来：“指导员，快，连长的一家来队了！”
我扔下碗筷，赶忙跟着段雨国来到接待烈士亲属住的房子里。
战士们正你出他进地忙乎着。见我进来，梁大娘和韩玉秀站了起来。床上睡着那刚出生三个多月的女娃。
段雨国对梁大娘说：“大娘，这是我们指导员！”
老人直朝我点头：“唔，唔。让你们操心了……”
梁大娘看上去年近七十岁了，穿一身自织自染的土布衣裳，褂子上几处打着补丁。老人高高的个，背驼了，鬓发完全苍白，面孔干瘦瘦的，前额、眼角、鼻翼，全镶满了密麻麻的皱纹。像是曾患过眼疾，老人的眼角红红的，眼窝深深塌陷，流露出善良、衰弱、接近迟钝的柔光，里面像藏着许多苦涩的东西。如果是在别的地方偶然遇上，我怎会相信这就是连长的母亲啊！
我连忙双手扶着老人：“大娘，您快坐下吧。”
我把大娘扶到床沿坐下，转脸对韩玉秀：“小韩，您也坐下。”
玉秀刚坐下，床上的孩子醒了，哇哇直哭。玉秀忙转过身去给孩子喂奶，轻声哄着啥事还不知的孩子：“盼盼，好闺女，莫哭，莫哭……”
“大娘，听说你们上路十几天了。怎么才到……”
没待我说完，段雨国贴着我的耳根告诉我，大娘她们下了火车，是步行赶来连队的！
“啥？！”我心里打了个寒噤。
从火车站到连队驻地一百六十多华里，难道这祖孙三代是翻山越岭，一步一步挪来的？这时，我发现大娘和玉秀的鞋上、裤角上全沾满了南国殷红色的泥巴。昨天刚落过一场雨，路该是多难走哇！
段雨国对梁大娘说：“大娘，下了火车站不远就是汽车站，汽车能直接开到我们连的山脚下。怎么？你们没打听着有长途汽车站？”
玉秀小声说：“打听着了。”
大娘接过话：“庄稼人走点路，不碍事。”
“你们在路上走了几天呀？”段雨国又问。
“四天带一过晌。”玉秀边给孩子喂奶边说，“要不是老打听路，走得兴许还快些。”
我忙给段雨国递个眼色，不让他再问了。
在邀请烈士亲属来队时，团里已寄去了足够用的路费。这祖孙三代下了火车步行而来，是将路费用在别的事上了，还是为了省出几块钱？！梁三喜留下的那六百二十元的欠账单，足以使我晓得梁大娘一家的日子过得该是有多难……
炊事班长带着几个战士，端着刚出锅的面条和四碟儿菜走进来。他们把面条盛进碗里，让大娘和玉秀坐到桌前吃饭。
这时，大娘从床上摸过一个包干粮的包袱。包袱是用做蚊帐用的那种纱布缝的，沾满了旅途上的尘埃。大娘解开快空了的包袱，我一看，里面包着的是些黑乎乎的碎片儿，还有几个咸萝卜头。大娘用手抓着那些碎片儿，朝面条碗里放……
炊事班长上前抓住大娘的手：“大娘！别吃这烂瓜干做的煎饼了！瞧，都挤成碎渣渣了……”
“带在路上吃没吃完。孩子，吃了不疼撒了疼，用汤泡泡还能吃。”大娘说着，又把那煎饼渣儿往碗里捧……
我眼里湿了。此时，只有此时，我才真正明白，梁三喜生前为啥因我扔掉那一个半馒头而大动肝火啊！
大娘和玉秀安歇后，我打电话报告团政治处值班室，说梁三喜烈士一家已来到连队。
接电话的是搞报道的高干事。他告诉我，一个月前，团政治处已给梁大娘和韩玉秀去过两次信，让她们来队时一定带上梁三喜生前的照片和写的家信。高干事让我务必抓紧时间问一问照片和家信带来了没有。因为军区举办的“英雄事迹展览会”即将开馆展出，梁三喜烈士的照片和遗物都太少，军、师政治部已多次来电话催问此事……
次日早饭后，我又去看望大娘和玉秀。
屋内已坐着几位战士和几位班、排长。玉秀去年（一九七八年）三月间曾来过连队，他们跟她早就认识。
玉秀显得很是年轻，中上等的个儿，身段很匀称。脸面的确跟靳开来生前说的一样，酷似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扮演春妮的陶玉玲。秀长的眉眼，细白的面皮，要不是挂着哀思和泪痕的话，她一定会给人留下一种特别温柔和恬静的印象。她上身穿件月白布褂，下身是青黑色的布裤，褂边和裤角都用白线镶起边儿，鞋上还裱了两绺白布（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按古老的沂蒙风俗，为丈夫服重孝）……
见我进屋，她站起来点了点头，脸上闪出一丝笑容，算是打招呼。然而，那丝儿笑就像在暴风雨中开放的鲜花一样，转眼便枯萎了，凋谢了，令人格外伤感。
大家都默默地抽烟，好像都不知该对烈士的老母和遗妻说啥才好。
昨天晚上，我已对全连讲过，关于梁三喜留下“欠账单”的事，谁要是有意无意地透露给烈士亲属知道，没二话，都要受处分！大家含泪拥护我定的“土法令”……
此时，我琢磨着该怎样把话题引出来。我想应该先向大娘和玉秀介绍连长在战场上的英雄壮举，然后再问及照片和家信的事。但一看见床上躺着的那才三个多月的女娃和低头不语的玉秀，我的心就隐隐绞痛。
如果不是我下到九连搞“曲线调动”，上级派别的指导员来九连的话，梁三喜怎会休不成假啊！那样即使他在战场上牺牲了，他与妻子不也能最后见一面吗？再说，战场上梁三喜如果不是为了救我，他也不会……
“秀哪，队伍上不是打信说要三喜的照片啥的。”大娘对玉秀说，“你还不赶紧找出来。”
玉秀忙站起身，从床上拿过个蓝底上印着白点点的布包袱，从衣服里面找出半截旧信封递给我：“指导员，别的没有啥。他就留下过这两张照片。一张是他五岁那年照的，一张是他参军后照的。”
我接过半截信封，先摸出一张照片，一看是梁三喜的二吋免冠照，这和从他的干部履历表中找到的照片，无疑是一个底版。
当我取出第二张照片看时，那变得发黄的照片使我一怔：照片上有位三十五六岁的农家妇女，墨黑的头发，绾着发髻，慈祥的笑脸，健康丰满。在她的怀前，偎依着两个一般大的小男孩。照片上方有行字：
大猫小猫和母亲合影留念1952年5月于上海
“啊！”我像触了电一样惊叫一声。这照片我不也有一张吗？就夹在我上高小时用的那本相册里……
我脑子嗡嗡响，转身对着梁大娘：“大娘，这照片上……”
大娘探过身来，用手指着照片：“这边这个孩子叫大猫，就是俺那三喜。那边那个孩子叫小猫，是队伍上的孩子。这照片，是大娘俺有一年到上海去送小猫时，抱着两个孩子照的……”
霎时，我觉得眼前一阵发黑，周身像处在飘悠悠的云端里！啊，命运之神，你安排过芸芸众生多少幕悲欢离合啊……
在我十几岁之前，妈妈不止一次对我讲过：那是一九四七年夏，国民党向山东沂蒙山区发动了重点进攻。孟良崮战役之后，为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我主力部队外线出击去了。
这时，我出生了。妈妈生下我第三天，她患了“摆子病”（沂蒙土话：即疟疾），一点奶水也没有，我饿得哇哇直哭。地方政府派人把妈妈和我送到蒙山脚下的一个山村里。村中有位妇救会长，是当时鲁中军区的“支前模范”。她也生了个小男孩，那男孩比我大十天。就这样，那位妇救会长用两个奶头喂着两个孩子。为躲过还乡团的搜查，她把她的孩子取名大猫，叫我是小猫，说大猫小猫是她生的一对双胞胎……
妈妈也曾多次对我说过，那妇救会长待人可好啦，有奶水先尽我这小猫咂，宁肯让大猫饿得哭。妈妈在那妇救会长家中过了满月，治好了“摆子病”，接着又随军南下了……
直到我将近五岁时，那妇救会长才把我送到上海，送到爸妈身旁。当那妇救会长带着大猫悄悄走了之后，有十几天的时间，我天天哭着找娘，哭着找大猫哥哥……
“指导员，你……”
“指导员，你怎么啦？”
恍惚中，我听见战友们在喊叫我。
“大娘！”我呐喊了一声，扑进了梁大娘怀中。
大娘轻轻推开我：“孩子，你……你这是咋啦？”
“大娘，我……我就是那个小猫！”
“啥？！”大娘一下放开我，用手擦擦红红的眼角，望望我，摇了摇头，“不，不会……吧。”
“是！大娘，我真是那个小猫！”我哭喊着。
“你……你真格是当年赵司令的孩子？”
“嗯。打孟良崮时，他是纵队司令员。”
“你妈姓吴？叫……”
“嗯。她名叫吴爽。”
大娘又愣了会儿，当我又伏进她怀中时，她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喃喃地说：“梦，这不是梦吧……”
我伏在梁大娘怀中，心潮翻涌：啊，梁大娘，养育我成人的母亲！啊，梁三喜，我的大猫哥！我们原本都不是什么龙身玉体，我们原本分不出高低贫贱！我们是吃一个娘的奶水长大的，本是同根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