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姐姐，大姐和二姐。我们那里把闺女出嫁说成出门子，三天后第一次回娘家便是回门。大姐出门子是一九六九年冬天，那年她二十三岁。冬至过了，没有下大雪，土路还是干的。这个时候，嫁闺女娶媳妇儿的比较多。人们沿着河堤拾粪，或在冬麦田里挖野菜，听见哪庄有鞭炮响，往那个村庄所在的方向望望，大体上可以断定那庄有娶新媳妇儿的。我不记得大姐出门子时母亲放鞭炮没有，只记得大姐没坐花轿，也没坐搭篷的太平车，是送亲的人跑到东庄西庄借到几辆自行车，让大姐坐到其中一辆自行车的后货架上送到男方家去的。不是大姐不想坐轿坐车，是没办法，那时干什么都讲究革命化，花轿烧光了，篷车不让搭，提倡用双脚在地上走着去结婚，大姐能坐上自行车算不错了。
大姐出门子那天，我什么事都没管。母亲不指望我管，我也插不上手。我是大姐的大弟弟，是这个家的长子，按说应该帮助家里张罗张罗。可我无所事事，连自己都不知道把自已往哪里安置。那年冬天，我是第二次报名参军。和上次的结果一样，体检毫无问题，一政审就把我审下来了。大串联时，我跑了北京、上海等不少大城市，把我的心跑野了，一心想走出去，脱离农村。去当兵是走出去的一条光荣途径，可人家再次拒绝了我。我当时的苦闷心情可想而知。后来我在童年的伙伴家里看到一张照片，那是我们去镇里参加体检时照的合影，照片上十八岁的我，神情忧郁得都挂了相。在这种情况下，对大姐出门子的事我不是很关心，我关心的是自己的出路，内心充满自私。在大姐去婆家居住的那三天里，我只是觉得家里少了些什么，并没往深里想。不像母亲那样坐卧不安，老是倚着门框愣神。直到大姐回门，我才知道出门子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是一位堂叔把大姐接回来的。送亲时是堂叔带队，接大姐回门，只去了堂叔一个人。大姐的婆家中午要好吃好喝招待堂叔一顿，等堂叔把大姐接到家，已是半下午的光景了。这期间，母亲一趟又一趟到村后的坑边往北边的土路上张望，那是大姐回门的必经之路。直到远远地望见大姐身上穿的红棉袄，母亲才退回到屋里，摇起纺车子纺线。母亲做得跟没去张望过大姐一样。大姐胳膊上挎着一个花格儿方巾包成的小包袱，来到门口，大姐刚叫了一声娘，两行眼泪就涌流出来。我们那里亲人重逢时不兴握手，更没有拥抱这一说，动再大的感情，也羞于在人前表示亲热。母亲和大姐所能做的，就是互相抓着对方胳膊上穿的棉袄袖子，互相看看。我看见母亲和大姐的手都在抖。大姐也许意识到现在正是她的喜期，不应该掉泪。她手里事先预备的有一块新手绢，赶紧用手绢把眼泪抹去了。大姐对母亲笑了一下，笑着时，眼里仍泪花花的。她的笑没能坚持住，眼睑一低，眼泪又流了下来。母亲要大姐别哭，说这时候不兴哭，别人看见了会笑话。母亲不让大姐哭，她自己的眼圈儿却红了。
在我的印象里，自从大姐回门那一刻起，她的眼泪一直没干过。她的眼睫毛湿得粘到了一块儿，眼泡儿被手绢擦得有些红肿，连大姐的鼻子也被自己一把一把拧红了。刚回来时，大姐的新手绢叠成几页，是干爽的。不知什么时候被泪水浸湿，揉得皱成一团。大姐脸上搽的粉被泪水洗去了，她没有再往脸上补粉。没搽粉的大姐比搽上粉还白一些，只是白得略微有些发青。大姐再也不愿意离开母亲似的，母亲走到哪里，她跟到哪里。母亲到灶屋做饭，大姐跟当闺女时一样，马上到锅灶前去烧锅。母亲不让她烧，怕柴草灰把她的一身新衣服弄脏。母亲喊我妹妹去烧。大姐守在锅灶前不让开，低着眉也不说话，把豆秆柴送进灶膛点燃了。灶膛里扑出的火光映在大姐脸上，似乎使大姐找回了一点以前的感觉。
她平静了一些。原来母亲是给大姐烧鸡蛋茶。母亲卧了两个荷包蛋，碗里放了一把红糖，用筷子把红糖搅匀，让大姐趁热喝了吧。大姐见母亲这样优待她，想到自己真的成了嫁出去的闺女，刚找回的一点当闺女的感觉顿时失去，心中波澜又起。她摇摇头，低下眼去。母亲把碗递在大姐手上，两眼满瞅着大姐，一再让大姐喝。大姐把糖色很浓的鸡蛋茶看了一会儿，到底没喝。她怕泪珠子掉进碗里似的，把碗送回灶台上。大姐让母亲喝，母亲当然也不会喝。母亲回到堂屋坐着，大姐跟过去，坐在母亲身边，依偎着母亲。我没听见大姐向母亲诉说什么，一句也没听见。奇怪的是，母亲也没向大姐询问什么，没有对大姐进行安慰，顶多用手轻轻抚一下大姐后面的头发。我不知道大姐心中究竟有多大的委屈，委屈的原因是什么。
大姐的嫁妆是不多，两床被子、几件衣服，几块粗布衣料，一只桐木箱子，还有一个搪瓷脸盆。而大姐对我们家的贡献是很大的。我们姐弟六个，父亲病逝那年，大姐十三岁，我九岁，最小的弟弟还不满周岁。大姐只上过三年学。我一上学，大姐就不上了，开始帮家里干活儿。春天，大姐到地里放羊，打猪草。
夏天，大姐下进河里给扁嘴子摸蛤蜊吃。秋收时节，大姐每日早出晚归，到公家收过秋的地里捡豆子，扒红薯。冬天下大雪，大姐还要挑起一对挺大的木水筲，到村子南边的井台去挑水。钩担的铁链子长，大姐的个子矮，不能把水筲挑起来。大姐把铁链子下端的铁钩子挽上来，钩住钩担的梢头，才把沉重的水筲挑离了地面。为了多挣工分，母亲一天不落地加入到男劳力的队伍干活儿，顾不上、也没有力气再干家务。大姐不声不响地把家务劳动都承担起来了。如果说生活负担把我们的母亲变成风里雨里干男人活儿的父亲，那么大姐所代理的就是母亲的职务。推磨、做饭、刷锅、做衣服、做鞋、拆拆洗洗、缝缝补补等，差不多都是大姐干。
晚上，大姐还要在煤油灯下纺线，织布，常常干到深夜。大姐没发过什么怨言，也没说过这一切都是她应该干的，干就是干，似乎没啥可说的。母亲对大姐这样干法好像也觉得平常，没有怎么夸过大姐，更没有对大姐进行奖励。只有那么一次，母亲单独为大姐开了一回“小灶”，还惹得大姐伤了一场心。这件事还牵涉到我，已在我心底压了二三十年，现在我把它说出来吧。时间是夏末秋初，公社收购站大量收购干草。大姐为了多薅草，卖些钱买煤油买盐，给我交学费，她每天一大早就带上铲子、大荆条筐和绳子出发了。
附近的草被人们薅完了，大姐要跑到好几里远的外村地里去薅。中午不能赶回家吃饭，大姐就带一点干粮。干粮无非是一块红薯面锅饼子，或者是一块红薯。别看大姐的伙食很差劲，可她每天都能薅回一大筐草，外带一大捆草。大姐把草筐和草捆连在一起，搭在肩膀上就驮回来了。不等大姐走近，我们根本看不出是大姐，只见一座青草的“草垛”缓缓向村头移动，“草垛”把大姐的头脸都遮住了。这天傍晚，又饥又渴的大姐把“草垛”驮回家时，母亲告诉她，锅里为她煮了一只老斑鸠，很香。母亲说，就一只老斑鸠，没法儿分，让大姐吃了算了。大姐向来对母亲的话深信不疑，加上她的确饿了，就把老斑鸠的肉吃了。
我放学回来后，闻见灶屋里飘出一股肉香。那时我很馋，鼻子是很尖的。到灶屋掀开锅盖一看，锅底还剩下一点汤，上面还漂着几个油珠子，一尝，果然肉味很浓郁。我问母亲煮的是什么肉。母亲见大姐在一边，说她捡了一只老斑鸠，煮煮给我大姐吃了。我一听顿感很生气。以前，母亲，包括大姐，对我都是很照顾的，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从来都是留给我吃，这次不知为何把我忘了。我生气的表现不是很强烈，不吵不闹，是一种怄气的办法。干柴火一点就冒火苗子，火气就出来了，烟子满屋子毒浓浓的，辣眼，呛鼻子，噎喉咙。我属于湿柴火类型，生气来得比较持久，也更为恶劣一些。我的怄气很快见效，大姐对我露出愧疚的表情，她对自己吃一只老斑鸠定是后悔了。母亲要我别这样，说下次拾到老斑鸠一定给我自己吃。不行，我就要吃这一只。这是我在心里说的，目的是鼓动自己把气怄下去。我看不见自己的眼睛垂得有多低，嘴巴噘得有多高，反正尽量往咽不下这口气的样子做。母亲觉得不跟我解释不行了，趁大姐转身去干别的事情时，母亲悄悄地对我说，给大姐煮的不是什么老斑鸠，是一只老鼠。
下午，母亲和一帮男劳力在场院里清理一个大谷草垛的垛底子，从下面蹿出不少老鼠。母亲用木叉拍死了一只。母亲见老鼠吃得怪肥的，就把鼠扒了皮，开了膛，剪去头尾和四只爪子，只剩下一滚儿肉，才说成是老斑鸠肉，蒙着大姐吃了。我们那里从来不吃老鼠肉，认为老鼠长得很鬼祟，是肮脏的东西。母亲决不会让我吃老鼠肉，她用长远的观点，以培养家庭长子的规范对待我，希望我从小就养成干净的精神。母亲不会这样说，实际上她是这样做的。听母亲这样一说，我的气才消了，眼睛和嘴巴稍微放平一些。不料母亲跟我解释的这些话被大姐听去了，大姐马上恶心得跑到粪窑子边上干呕。
大姐蹲在地上，伸着脑袋，手捂胸口，呕得声音很大。大姐到底没把吃下去的老鼠肉呕出来，眼泪却呕出不少。母亲很快过去，安慰似的帮大姐拍后背，擦眼泪。大姐很快谅解了母亲，没对母亲说一句不好听的话。这就是大姐，她只知道拼力为家里干活儿，从不想着得到什么报偿。我们那里有一句流传广泛的说法：老大是个恶水缸。意思是说，在兄弟姐妹中间，谁是老大，就得早早帮父母干活儿，帮家里带小弟弟小妹妹，受苦受累最多，挨打受气也最多。大姐想必听说过这句话，她默默地接受了。我相信，大姐绝不会嫌母亲给她陪送的嫁妆少，要是这样，她就不是我们的大姐了。大姐临出嫁前非常难过，下面还有好几个弟弟妹妹，她很替母亲发愁，不忍心离开我们。
有婶子辈的人和村里的姐妹们来看望回门的大姐，跟大姐说话。大姐一扫满腹委屈的情绪，马上离开母亲身边，心平气和地跟来人说话，大姐没有显得很被动，不是人家问一句她答一句，她跟人家说得家家常常的，一点儿也不冷场。我们姐弟六人，大姐的口才是最好的。她对新鲜的话题敏感，记性好，乡俗俚语掌握得很多，各方面的话都能说。我实在记不起大姐跟来人说了些什么，我暗暗佩服的是大姐的自控能力。大姐刚才还是愁眉苦脸，一转眼就变得跟没事人一样，该说说，该笑笑。这里面需要多么大的力量来扭转。要是我，说什么也做不到。我愿意大姐跟来人多说一会子话，别再伤心落泪了。可是，来看望大姐的人一走，一块阴云很快又罩在大姐脸上，大姐寻求保护似的，迫不及待地靠回母亲身边，黯然神伤。大姐当过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很善于劝人。过去她为多少人排过忧愁，解过疑难，现在事情到了她自己头上，她怎么不劝自己呢？难道大姐真的陷入了一种不可自拔的痛心境地了吗？
我想起来了，也许大姐被人家闹洞房闹得太过分了。在新婚的第一晚，我们那地方兴闹洞房。闹洞房有许多恶俗的名堂：往新娘子头发里揉苍狗子；逼新娘新郎当面做亲近动作；把手绢绾成疙瘩，塞进新娘上衣深部，让新郎掏出来，名曰掏老斑鸠；一群人起哄着把新娘压在床上，说是压摞摞……五花八门，几近野蛮。闺女家一般选择冬季结婚，为的是可以穿得里三层外三层，把自己遮蔽起来，以渡过闹洞房的难关。要是热天结婚，单薄的衣衫哪禁得起你撕我扯。按说当时天天都在嚷嚷这革命那革命，闹洞房的陈规可以改一改。谁知事情正相反，口号喊得越响，人们对闹洞房之类的事越是热衷。当然，在闹洞房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会冠以革命的名义，让新娘唱一个大海航行靠舵手，而后就该贩卖私货了。我大姐婆家的村子比较大，有一千多口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