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地上的露水很重，我继续自己的旅程，目标是莱奇莱德。岸边的一个渔民让我想起了艾萨克·沃尔顿（Izaak Walton）的《高明的垂钓者》（Te Compleat Angler）[13]：“太阳和夏天用了很多苍蝇、虫子和小生物来装饰、美化河岸与草地”，他接着引用了普林尼（Pliny）[14]，它们（这些生物）“之所以有生命，很多是由于春天时露珠落在了树叶上；有一些则是由于露珠滴在了花草上；还有一些落在甘蓝或卷心菜上：所有这些露珠变浓变厚，凝结成水，借助太阳光的热量，很多小生物开始孵化，三天后就能获得生命”。他后来又引了一次，“因为虫子是由胶状的露珠生成的，而在乡村露珠又是由阳光凝结而成，所以鳗鱼是由一种特殊的露珠孕育的。为了孕育鳗鱼，五六月份时大自然会在某些池塘和河边专门生成这种露珠；一段时日后，在太阳的光照下，露珠变成了鳗鱼。有些古人将鳗鱼称为朱庇特的后代”。不用说，他引用的这些材料完全是错误的，但值得一提的是，所有鳗鱼都游到加勒比海的这趟旅行——为了繁殖，这一现象已经全面证实——看起来一点都不亚于那些早期哲学家们的想象。
其实不用提艾萨克·沃尔顿或者鳗鱼，我就能想到那伟大的朱庇特。每当我看到蜘蛛网在清晨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就会想到阿拉喀涅（Arachne）和她那展现全能神偷情故事的织锦。可怜的阿拉喀涅，她的名字概括了整个蜘蛛种族——蛛形纲（Arach-nida）[15]。她敢于挑起与雅典娜之间的编织比赛，这的确有点傲慢与放肆，可是她一定受过良好的教育，视野开阔，我们可以从奥维德（Ovid）对她作品的描述中感觉到这一点。在那幅生动的织锦中，每一根线都是经过精心构思的。她不但真实地描绘了朱庇特变成公牛把欧罗巴（Europa）带走，化为天鹅覆在勒达（Leda）身上，变身金雨与达那厄（Danae）交配——此外，朱庇特还勾引了很多女孩，只是不那么有名罢了——她还将一些类似的、有代表性的人物，比如海神尼普顿（Neptune）、酒神巴克斯（Bacchus）以及农业之神萨图恩（Saturn）也纳入自己的作品。这幅作品一定是非常精致而华丽的。
沿河漫步时，我心里想的全是阿拉喀涅，对她充满了同情。
在莱奇莱德，我把“垂柳”停在渡口的船坞——除了这里，整条河上都没有提供住宿的地方。不过也是在这里，我碰到了维京人。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而且他的外表也证明了其所言不虚。他说，这条河归他所有。我第一次看到他时，他正在一条鼓起了大三角帆的船上航行，这条船大概是他三十九年前自造的，是他的第二条船。不能说他的第一条船一定不如现在这第二条坚固，所以我想这船主应该如他的相貌所显示的一样历尽沧桑，令人尊敬。
他给我一些珠鸡斑贝母的种子，这种植物在英国大多数地方都很少见，但在克里克莱德却有很多，他说以前农民往往用这种白紫相间的聚合草治疗结核病，而喝蒲公英茶则会改善肤色。他还说，受伤的十字军战士被一只只驳船运到克里克莱德和莱奇莱德，送进那些奉献给圣约翰（St John）的医院，而泰晤士河上的第一个水闸圣约翰也正是因此得名。他还讲了一些传说和民谣，说话的同时还给我刻了一只柳木的粥勺。这勺子有一个弯曲的把手，所以搅拌时手指不会直接在蒸汽上方；长柄是平的，不用担心去除半熟的燕麦糊时会烧伤手指——只消在锅边上划一下就行了——勺子的底部是个正方形，能充分接触到锅底和四角。在我的请求下，他把他背诵的《大黄蜂与甲虫》（Te Harnet and the Bittle）[16]写了下来：
大黄蜂安坐在树洞里，
它心眼坏，大家都很厌恶它，
黄蜂快乐地歌唱，
它的毒刺像刺刀一样锋利，
“谁会像我一样勇敢无畏呢？
我不怕蜜蜂，不怕胡蜂，也不怕苍蝇。”
甲虫也爬上来了
轻蔑地一笑，
它说，“黄蜂先生，谁让您
来到这树上的？
你唱得很不错
但我要告诉您，这是我的地盘。”
黄蜂的心感到一阵剧痛，
但是长长的毒刺让它挺直腰板，
它说，“所有人都知道
我比胡蜂和蜜蜂还厉害：
赶紧走开，这棵树是我的了，
粪堆才是你该待的地方。”
这时绿啄木鸟（鸟中的律师）经过
被叫过来给他们评理。
“哈哈，太棒了，”它说，
“它们是多好的美味啊。”
它的喙很尖利，它的肚子恰恰空空如也，
于是一口就把这两个吵闹的可怜虫吃掉了。
尾声
如欲诉诸法律，
这个小故事应该记住；
不管去哪里起诉，
结果都是一样的。
你会经历这两个小动物的遭遇，
它们夺走你的外套，也会带走你的尸体。[17]
在莱奇莱德有座半便士桥（Halfpenny Bridge），因为这里曾经征收过桥费。这座桥建得很有意思，它的拱顶石没有凿成斜面，全靠摩擦力来支撑。
桥上桥下都在进行挖掘疏浚，看样子已经有一段日子了，两岸都是大堆大堆的沙砾。我靠岸停下，希望能在这里找到一些旧日的遗物，果然没有失望。我发现了很多鹰钩鼻状的贝壳，还有一些年代久远的骨头。“这不是贝壳，”一个乡下人看着贝壳说，“它们是魔鬼的趾甲。”我把贝壳拿给雷丁大学的地质学教授，教授却不同意乡下人的这种说法，认为这是两亿年前就在泰晤士河河谷生存的牡蛎的化石，那时河谷是低于海平面的。他的话似乎证实了阿伦群岛（Aran Islands）上那位老人的说法，当时老人指着岩石上的一个化石，非常肯定地说：“上帝问世时它就在这里了。”
但是，说到有关这些贝壳的术语，教授又补充道，科学家们注意到它们的外表是爪状的，因此为其取名卷嘴蛎属（Gry-phaea），这个术语与怪兽（gryphon）同源，都有魔爪之意。教授还说，那些骨头来自一些在河谷中漫游的牛，可能是野生的，也可能是半野生的，相比那些贝壳不太古老，大概在几千年前，那个时候正是新石器时代，人们还在用燧石凿制武器。说来也巧，与教授交谈几个小时后，我就在靠近布莱村（Bray）的一条乡间小路上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石锤。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怎么就能瞧见它这也没法解释，但这个石锤就在我眼前的地面上，其外形和特征都毫无疑问地表明，跟它一样原始的人们曾经用它来制造其他工具和武器。
这种幸运的际遇总会让我想起年少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怪事。当时我大概十二岁，在寄宿学校读书，某个周日我在教堂听牧师讲道。他的口才实在太好，以至于我不但掏出了平时捐赠的数目，还把身上仅存的三个便士也捐了出去。当时这三个便士对我来说可谓意味着一切，结果当最初的感情冲动过去后，我就止不住地后悔，后悔自己如此轻易被感动——即使日后有望得到最终奖赏[18]，也始终无法完全释怀。第二天学校组织板球比赛，我是三年级学生，任务就是坐在靠近球场的长草地中，给赛场上的英雄们鼓掌加油。我正欢呼得起劲的时候，不经意间向地面上扫了一眼，结果就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三个便士一个接一个地摞在一起，就像在银行柜台上一样排得整整齐齐。我马上把这发现报告给学校，但始终都没有认领者，于是我一厢情愿地把这个意外发现理解为上天直接向我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不管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痛苦和贫困，我们在捐赠钱物时都不该超出个人的承受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