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鼎革，共和肇建；海关帝国，尾大不掉。为了对抗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孙中山在广州发起“护法”运动。他领导的南方革命政权自1918年至1924年间，先后发动了争拨关余的斗争并将其推向高潮，爆发了“粤海关事件”。
在呼啸而至的时代大变局中，轰轰烈烈的收回粤海关运动却戛然而止。长久以来，或归咎于孙中山力有不逮，面对海关堡垒无功而返；或定性为国民党幻想和平，慑于列强联手知难而退。探究海关秘辛，拂去历史尘埃，便是“粤海关事件”的来龙去脉。
一封让人抓狂的电报
1912年的第一场雪虽已消融，但南京煦园的寒气依旧逼人。
2月20日上午，一封来自重庆军政府的电报让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本已冰冷的心情跌至谷底。
南京大总统武昌黎副总统鉴：
税关抵押赔款虽系戴在约章，其汇解款向归我有，兹据重庆税司称：奉总税司札开，所有各省海关税饷不如交上海汇丰银行，存储在总税司名下作为赔款之用。以总税司为担保赔款之人……各省海关所收全数税项，应由各税司汇交总税司……事关全国各省办法，应取一律。稍不审慎，即有财权操诸外人之虑。请速详复以便交涉。
渝军政府张培爵、夏之时叩。删。印。[13]
财权操诸外人之手！
在这料峭的春寒里，左支右绌的财务难关本就令孙中山难以应付，但雪中送来的却不是炭，这样的坏消息，分明就是寒霜。
不名一文
孙中山似乎总是缺钱。
“在孙博士壮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募集革命资金的工作，明显地成了他的主要职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的总结非常贴切。但孙中山一开始并不是一个吸金高手。
辛亥革命前，自称“专任筹款，以接济革命之进行”的孙中山长年在海外奔走，“周游世界，为革命寻求金钱，他总以为金钱就在眼前，但是，他弄到的一点钱往往仅够他的食宿和购买下一站的车票和船票”。但孙中山并不沮丧，为了筹集起义所需的资金，他在欧美各国和东南亚的华侨当中宣讲革命精神，与保皇党势力进行激烈争论。由于海外侨胞对孙中山了解不多，加上保皇党的蛊惑，很多人不相信他的革命宣传，把他看成是讲大话的骗子。
在南洋的一家华侨餐厅里，一位侨胞问孙中山：“推翻清朝，你有多少兵力啊？”
孙中山微笑作答：“我们的军队多着呢。”
“那你的军队呢，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吃饭？”
孙中山正色道：“清朝的军队就是我们的军队，清朝皇帝在给我们训练军队呢！”
众人捧腹，于是戏谑地称他为讲空话的“孙大炮”。
“大炮”系粤语“不切实际之人”的意思，暗讽孙中山言辞夸大而不实在。但正是“孙大炮”持之以恒的四处奔走游说，最终赢得了海外华侨的支持。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从美洲绕道欧洲，两个半月之后才回到上海，力图争取列强在外交与财政上的支持。
当孙中山从“地湾夏”号邮轮走下舷梯，蜂拥而上的记者纷纷询问，因为之前《申报》几次登载孙先生购买兵舰带回的消息。
孙中山坦然道：“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
这番表白自然让广大民众深受鼓舞，但非凡的革命气魄背后其实是无奈。就在从法国马赛启程返国的前一天，他受到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的宴请。宾主言谈甚欢，但当孙中山提出借款要求时，西蒙却以四国银行团已达成协议，须严守中立等理由婉拒。尽管孙中山的外交借款努力全部落空，但在席间他发表谈话，称海关税收关乎中国财政，革命党人因列强控制海关而深受其害，并发出了要“重新掌握海关及其税收”的豪言。
革命精神固然是个好东西，但毕竟不能当饭吃，更不能生出钱来。南京临时政府匆匆建立后，为了换取列强的同情和承认，在《宣告友邦书》里主动接受清朝“遗产”，承认条约和债赔。但如此示好，孙中山也没有盼来外国银行的贷款复电。而当时聚集在南京准备发动北伐的各路民军多达二十万人，连军饷都发不出，“嗷嗷待哺，日有哗溃之虞”。
何至于落到如此山穷水尽的地步？
原来，清朝在武昌烽火中土崩瓦解。短短的1个月内，南方13个省和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纷纷宣布独立，清政府派驻当地的海关监督或逃、或降。由于列强截夺了中国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海关税款，革命党人失去了原可指望的关税这一项比较可观和稳定的财政补充管道，遂使南京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陷入财政危机的困扰之中。
但各地战事未断，军费开支浩大。当时的秘书长胡汉民在自传里记述，一次安徽前线告急，军饷粮饷皆缺。孙总统大笔一挥，拨款20万，不料胡汉民手持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才发现国库内只有区区10枚银圆。
如今，3个月前“重掌海关”的豪言壮语言犹在耳，但眼前这封电报却清楚地表明，列强对中国近代海关税款实施的“乾坤大挪移”，已从各口岸蔓延到内地。
对于海关，孙中山并不陌生，既有流亡海外时遭受的难言屈辱，也有广州起义未遂痛失手足的锥心创痛……
起义未遂
多年以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里回忆了这段沉痛往事。
惨淡经营已过半载，筹备甚周，声势颇众。本可一击而生绝大之影响，乃以运械不慎，致海关搜获手枪六百余杆，事机乃泄，而吾党健将陆皓东殉焉。此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也。[14]
这里的“海关”，指的是粤海关。所描述的事件，是广州起义。被孙中山赞为“吾党健将”的陆皓东，是他心中永远的痛。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事发生，孙中山“以时势可乘，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于乙未孟春抵香港，与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黄咏商、杨衢云、谢缵泰诸人，策划进行，欲袭广州以为根据”[15]。然而，这耗时半年、精心策划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却一枪未发即遭镇压，功亏一篑。
乙未广州之役计划不可谓不详：香港会党乘夜轮到广州，埋伏在水上及附城的会党分路回应，约定以青天白日为旗、用红带缠臂做标志，于次日10月26日（重阳节）起事。
重阳节有登高习俗，起义选在这天，是否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之意，已无从可考，但显然“双九”（农历九月九日）也没有带来好彩头。这一天，各路人马都到达了广州，然而作为主力的香港队伍迟迟未到，等了几个小时，始得杨衢云发来的密电，说香港主力部队及军械不能按期到达，要推迟两天才到，原来的起义计划被全盘打乱。
孙中山考虑到误期可能导致消息泄露，于是立即用暗语复电杨“货不要来，以待后命”，并迅速与陈少白等人先后离开广州。但此时起义消息已经泄露，清朝粤海关搜获了起义军偷运的左轮手枪600余支！两广总督谭钟麟接到密报，急调1000多名清兵回城防范，并四处搜捕革命党人，起义流产。
陆皓东本有机会逃生。他在撤离后，发现革命党人名单留在机关，便不顾个人安危和党人劝阻，毅然返回销毁，不幸被捕。在清朝大狱中，陆皓东受到严刑审问，“彼叱令使跪，其坚不屈膝。最后彼气急败坏，以钉插其手足，凿其牙齿，极尽严刑酷法之能事”，而终未能使之屈服。1895年11月7日，陆皓东被绑赴刑场，年轻的头颅就此落地。如果不是起义枪械被海关查获，又怎会手无寸铁，以致束手就擒？
作为孙中山的发小与忠实助手，陆、孙两人感情深厚，“饮食起居必与共焉”。陆皓东的英年早逝让孙中山有断手失足之感，痛彻肺腑，直到孙中山的晚年，还念兹在兹，称誉他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牺牲者之第一人”。
陆皓东们的事泄并非运气不好。辛亥革命前，清政府通过海关抵制革命，各地海关税务司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充当清政府的守门员，早已布下道道关卡，严阵以待，企图把“谋反”扼杀在襁褓之中。
“大清邮政官局”，这个国字号的邮政机构居然由海关办理。总税务司兼任总邮政司，各关税务司兼任邮政司。他们滥用职权扣留信件、起获情报，协助清政府逮捕从海外归来的革命党人，搜查革命党进口的军火。非但粤海关，其余九龙关、潮海关、琼海关、江门关、三水关，都接到清政府“切实查禁香港武器销售，以杜绝革命党人活动而遏其起事”的札文。黄花岗起义前夕，总税务司饬令各海关“认真稽查，无使私运军火入境”[16]。起义被镇压后，粤海关税务司梅乐和不仅将详细情报呈送总税务司以制定对策，还协助搜查出入境的革命党人。“以遏乱萌”，不舍昼夜。
F. W.Maze，这个用英文镌刻的名字，在今天的上海海关大楼401房间的窗玻璃上，仍然清晰可辨。那是1927年12月19日，调任江海关税务司的梅乐和搬进刚建成的江海关大楼401室，洋洋得意地扬起右手，用镶在戒指上的钻石在窗玻璃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个带有孩童心理的不经意间的举动，成为洋人把持中国近代海关近百年历史的最为形象的见证。
伦敦蒙难
镇压起义后，清政府把孙中山看作心腹大患，以1000两花银的重赏通缉。不到30岁的“匪首孙文”不得不放眼世界，开始流亡海外。按孙中山自述，自1895年以后“便环绕地球，周游列国，一面考察各国的政治得失和古今国势强弱的道理，一面做我的革命活动，约计每年绕地球一周，到武昌起义前，大概绕过了地球六七周”[17]。
流亡生活尤其是刚刚出逃的日子充满惊险，绝没有自述文字那般轻描淡写。孙中山先是易装，“换上苦力的衣服，专走人多的地方，经顺德乘小船至香山的唐家湾。通知家人尽速逃离之后，转赴澳门、香港”。接着辗转流亡日本和美国等地。
再是易容，他剪辫留须，化装得自信满满，殊不知清政府密探一路跟踪，他人还没有到英国，但行程、船号甚至登陆地点，早就通过海底电缆，被清政府驻英公使馆了如指掌，于是他接下来的伦敦蒙难也就顺理成章。
1896年10月11日上午，孙中山去拜访他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康德黎（James Cantlie），被清公使馆的鹰犬诱骗劫持，立刻关进了公使馆三楼的一间密室。
诱捕孙中山后，公使馆根据清政府的密电，用7000英镑的高价租了一条两千吨的轮船，还造了一个大木箱，阴谋几天后以“遣送疯子”为名，把孙中山装在木箱内秘密押解回国处死。
其时清政府在英国本土并无引渡条约，加之孙中山身份特殊，英国外交部拒绝代行拘捕，此行动经过孙中山之业师康德黎博士向媒体及外交部披露后，旋即舆论哗然，掀起轩然大波，群众聚集千余人包围清使馆，在舆论压力下，清公使馆不得不在10月23日释放孙中山。
孙中山终于从囚禁地走出，劫后余生的感觉真好。一向阴霾的伦敦街头阳光灿烂，许多英国人微笑着向他挥帽致意。英国社会各界全力帮助他转危为安的传奇经历，促使孙中山确信立宪政治之优越。他在《致伦敦各报主笔函》中深有感触地说：“最近几天中所发生的实际行动，使我对充溢着英国的宽大的公德心和英国人民所崇尚的正义，确信无疑。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之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18]
显然，30岁的孙中山还太年轻，对这个老牌帝国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
英国人营救孙中山，多半是出于法律和道义的缘故，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会冒与清政府对抗的风险去支持他的反清事业，因为英国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利益。我们不妨来听一下一个19岁就来华的英国人是怎样评价孙中山的伦敦奇遇的。
他在广州密谋与发动叛乱，并利用英国的领土（指香港）加害于一个友好的邻国，所以他完全不值得同情。他如果在中国被捕，很可能已被绞死、剖腹挖心和肢解。[19]
这个现已60多岁，对清朝律法有着如此深刻理解的英国老头，就是梅乐和的舅舅，清王朝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尽管从未谋面，但这个被孙中山称为“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人”和他掌管的海关帝国，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如影随形，始终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关卡！
就像眼前这封电报，又在不动声色地挑战着孙中山的神经。
可就在8天前，清帝宣布接受优待条件，正式退位。孙中山遵守诺言，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现在袁世凯已是名副其实的“虚位以待”。
即将让位而去的孙中山，面对列强“以挖家底的暴力方式把关税剥夺净尽”，除了默默吞下苦果，也只有等待时机，新账旧仇一并报了。
总税务司不敢相信他的眼睛
1917年7月1日晨，北京。警察挨家挨户地发布命令，悬挂黄龙旗。停业五年多的黄龙旗店重操旧业，一时供不应求。“没有朝服的人就急忙到旧衣铺去抢购朝服，没有发辫的人就到戏装店定做用马尾制作的假发辫，他们穿上长袍马褂，晃着真真假假的大辫子招摇过市。”
几天后，南苑航空学校派飞机向紫禁城投下三枚炸弹，宫中就像炸了窝，从太妃到太监，乱成一团。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击败张勋的“辫子军”，进入北京。
“辫帅”张勋逃往荷兰公使馆。
历时12天的张勋兵变、溥仪复辟的闹剧结束了。
争拨关余
安格联勾结公使团夺取中国关税保管权，致使南京临时政府陷于军费无着的境地。且不论袁世凯的手腕，单是财政匮乏就足以使南京临时政府夭折。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打算从此投身于修筑铁路、兴办实业的社会活动，同时对袁世凯也心存幻想。他哪里想到，袁世凯作为一个从前清走过来的旧官僚，坚持使用集权式的传统政治手法来治理中华民国，早把共和理念远远抛在了脑后。
宋教仁被袁世凯刺杀后，双方唯有兵戎相见。袁世凯的北洋军编制整齐，兵强马壮，孙中山领导发起的二次革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失败了。袁世凯获胜后，把北洋集团军官派往南方各省担任都督，全国各省的军政大权，相继落入袁世凯的手中，他朝思暮想的，凌驾于全国的中央集权初步形成，为他的进一步专制打下基础。而此时的孙中山，却不得不再次流亡日本，积蓄力量，准备发动新的革命。
时机终于到来。1916年6月6日，袁世凯仅仅做了83天的洪宪皇帝，就因尿毒症不治，死于北京。原第一副总统黎元洪依法上位，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掌握军政大权。由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缺陷，黎元洪、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剑拔弩张。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孙中山重回中国。1917年6月，安徽督军张勋以调解“府院之争”为名，率“辫子军”入京，解散国会并将黎元洪赶出总统府，公然拥废帝溥仪复辟。段祺瑞闻讯，旋即自任总司令，组织“讨逆军”于天津马厂誓师，将六千“辫子军”杀得片甲不留。他重执北京政府（又称北洋政府）牛耳后，为把持朝政，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
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将自己主持制定的这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视若生命，因为它是共和的象征，是被迫出让政权后的底线。面对段祺瑞蹂躏约法、破坏民国，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号召拥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得到了西南军阀某种程度的支持，海军总长程璧光也率第一舰队脱离北洋政府，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
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率领两艘军舰到达广州，正式揭起护法旗帜。多数国会议员不满于段祺瑞的毁法专擅，亦纷纷南下追随。
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与北洋政府对峙的广州军政府，任海陆军大元帅，南北战事重开。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金库仅存十洋”的财政窘况令孙中山记忆犹新，但广州政府仰西南军阀鼻息，其情形甚至比5年前的南京政府更糟，“政令不出士敏土厂”[20]。这厢帅府办公，那边生产水泥，就连3个平方大的卫生间墙壁上，也挂着一幅世界地图。
如此窘迫的处境并没有动摇孙大元帅东山再起的意志。
这个世界从来不太平，如火如荼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将中国也卷了进去。津海关加班加点，20万华工从大沽乘船驶向生死未卜的欧洲战场。西线有战事，无数华工异乡埋骨，换来法国斐迪南·福熙元帅的一句口头表扬——“（华工们）在现代武器的炮火下仍能保持良好队形”。
尽管协约国出尔反尔，让北京政府借参战换取修订海关税则的希望化为泡影，但那些永远无法返回家园的华工冤魂，换来了德、奥两国的赔款取消。再加上银价上涨，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致使“税收愈旺，余额愈多”，关余数目大大增加！
由于关余不在担保债、赔范围之内，“总税务司乃于1917年以关余规元1000万两，提供北洋政府作为普通行政费用”。因为在安格联的心目中，北京政府方为正统。
这一举动引起了孙中山的异议。
不知他是否想起了5年前那份雪上加霜的电报。孙中山认定，广州军政府也应该堂堂正正地索要中国近代海关收入——关余。
何谓“关余”？
原来，列强剥夺海关税款保管权的最大理由，就是用来拨付外债和赔款。到了1917年，因为“商业渐复旧观”，关税征收激增，所以除了偿还当年应付的债赔两款份额以外，尚有剩余，这就是所谓的“关余”。
按理说关余不在偿付债赔之列，如何使用应悉听中国政府尊便，列强无置喙余地。但公使团“颇认为中国关税之安全、关政之完整，与各国有深切之影响，故声言中国政府应经过征求公使团同意之正式手续，方可动用关余”[21]。
惜乎公使团的衮衮诸公长于清谈不擅业务，“一切都得征询总税务司的意见”，安格联既保管全国海关税款，又经理外债包揽内债，如今趁势控制关余，俨然已成为北洋政府的太上财政总长，一言九鼎，真可谓“金口玉言”了。千家驹在《旧中国公债史数据》一书中，对于安格联垄断北洋政府财政权力，做了这样生动的叙述，“安格联成了中国的太上财政总长，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要经常奔走于总税务司之门，他的一言一笑都可以决定中国财政总长的命运，也可以影响公债的价格”。
1918年9月，徐世昌就任总统，标榜“偃武修文”，主张南北休战。在此和风轻拂的背景下，广州军政府向公使团提出分享“关余”这个大蛋糕的想法显得合情合理。
尽人皆知，北京政府曾提关余甚钜。今使护法各省，亦得提用关税余款，照北方之数相等或至少依照比例之数，以作地方行政之用，方觉合于公理。[22]
广州军政府财政总长伍廷芳通令安格联，“如分拨之议不成，则该政府不问公使团是否同意，将执总税务司以负此项失败责任”[23]。表明必得此款之决心及倘若事败必究其责的严正态度。
安格联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自有海关以来，总税务司第一次收到的严厉命令。时值巴黎和会召开前夕，到处都弥漫着一团和气，列强借机敦促中国南北方举行和谈。尽管安格联狡辩“鄙人不过为税收之会计员耳”，但他迫于压力不得不进行疏通。而北京政府面对列强的施压，被迫同意南方政府有权摊分关余，经双方博弈，得出一个精确的结果，即按照1918年广州军政府管辖下各口岸关税和全国海关税收总数比例核算，广州军政府分得13.7%的关余。截至1920年3月，广州军政府先后六次收到“共规平银三百九万五千六百一两”[24]。
但劲吹的和风显然没有光顾广州军政府，由于西南军阀和直系军阀勾连挤兑，迫使孙中山离粤赴沪。1920年3月，广州军政府发生分裂，伍廷芳携“应用文件、印信及关税余款”步孙中山后尘。见此情形，北京政府请求安格联停止给南方拨付关余，“现值彼方局势又有变动，应请贵总税务司于该（关）款提出后暂交广东税司先行保存”。[25]公使团也借口南方政府内部分裂，权力所及仅广东一隅，不能代表西南诸省，为此停止拨付关余，交由总税务司暂代保管。
得而复失
1920年10月，盘踞广州的桂系军阀被“救粤军”所败，孙中山从上海返回广州，重组广州军政府。为完成北伐大业，遂向公使团提出继续依前例拨付关余，并要求发还积欠的250万两关平银，以解燃眉之急。但这一正当要求却遭到了公使团的断然拒绝，公使团非但不同意“将属中央政府之全部关余，摊交未经正式承认之政府”，还“南水北调”，将应当拨付给南方政府的关余全部划给北京政府。
很显然，安格联和北洋政客们沆瀣一气，抱成了一团。这激起了孙中山的愤慨，也激怒了广东的民众。
南方天空乌云密布。再不采取行动，无疑是坐以待毙。
1921年1月1日，广东各界群众数万人在广州举行游行示威，要求继续讨伐桂系，逼迫北洋政府和北京外交使团交回应拨关余。经过广州军政府时，孙中山亲自接见游行队伍，表示“余可完全答应，但诸君亦须合力相助乃可”。不久，广州军政府再次向北洋政府和北京外交使团提出交涉，外交使团以孙中山主持的军政府权利只及广东，属非法政府为借口，拒不拨付关余，并将保管的250万两关平银拨归北洋政府使用。
孙中山得知消息后，于1月21日指示伍廷芳向各国驻粤领事团提出严正抗议并发布命令：“凡在军政府所属各省海关，须自2月1日起，服从军政府之训令，听其管辖。”但也同时强调“各省关税仍照前尽先摊还外债，绝不欲稍有妨害债权人之利益”[26]。
盛怒之下的孙中山还是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既措辞强硬、态度鲜明，又给了列强转圜余地。
但这一纸命令，显然还是触到了列强的痛处。
一直以来，公使团不遗余力地强调海关行政的“完整性”，而该命令却无视海关自诩的所谓“国际性”“中立性”，并触及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因此列强万万不能接受。第一个跳将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安格联。
他致电粤海关税务司魏阿兰（C.Wilfred Allan），指示他“可以承认当地政府并执行其命令，但广州政府不能有任何影响关税的行动，否则，英国政府将立即做出反应”。同时警告伍廷芳要三思而后行。
28日，军政府外交部照会广州沙面各国领事，决定：军政府委任魏阿兰为海关代理副总税务司，管理南方省份内各海关的行政和税收，听取军政府的训令和指示；辖区内海关征收的全部关税，汇给代理副总税务司，分别存入外国银行和华资银行，存入外行的金额约为偿付外债所需数目，存入华行金额约为“关余”部分。
“代理副总税务司”，这个金光灿灿的头衔几乎已逼近海关这个帝国大厦的金字塔顶部，但魏阿兰没有勇气接过军政府抛来的橄榄枝。在安格联的授意下，他赶紧下令将粤海关的税收及海关印章分别存放于沙面汇丰银行和英国领事馆，又火速请求英国炮舰支持。只是不知道一旦军政府接管粤海关，他有没有勇气呼唤“向我开炮”！
港英当局闻讯派兵200名赶往广州西堤保护海关，公使团也慌忙命令各国驻华军舰驶入黄埔示威恐吓。
2月10日，伍廷芳打电报给公使团再次逼宫，明确表示“若不交款，必派人接管粤海关”。
总税务司安格联意识到军政府的力量是无法抵挡的，担心军政府真的采取行动，将使形势进一步恶化，影响海关完整，便用机要通令向粤海关税务司传授机宜：
在这个问题商讨期间，我和伍廷芳博士的频繁通讯中，确实感到从一种不堪设想的地位提供一个退却的立足点，这是得策的。处在这种困境中的我本身和海关官员，向来总是承认事实上的政府的权力，而当它的命令不和中国的国际协议冲突时，总是遵循的。[27]
从“未经正式承认之政府”，到“事实上的政府”，安格联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弯。
经频繁与伍廷芳接触，讨价还价，安格联说服公使团同意拨付关余给军政府，但必须用于“广东市政、币制、蚕业之改良”及西江“河道之疏浚”。美国政府却异常顽固，美国公使声言，只承认北京政府，不能考虑南方与北方之间的问题。主张公使团不和军政府直接接触，要“军政府提请北洋政府同意”，遭到孙中山的断然拒绝。
最终，公使团为推卸责任，撕毁前议，悍然决定将西南关余交付北洋政府。
年关将至，此起彼伏的爆竹在羊城街头炸响，这提醒孙中山，如果收不回“关余”这个大红包，军政府前途堪忧。在2月25日的广州海陆军警同袍社春节宴会上，孙中山食不甘味，痛斥公使团出尔反尔，并通过伍廷芳举行记者招待会，指责安格联在关余事件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3月6日，广州一万多民众在东园召开“国民请愿收回关余大会”，力挺孙中山，并“请组织正式政府以利交涉。会后并列队游行，民气十分高昂”。这多少给了孙中山一些安慰。
一个月后，孙中山宴请南下国会议员，“今天请诸君来，有一句最紧要的话与诸君商量，甚么事情？即西南关余，北京公使团交给北京政府是也”。他敏锐地指出，过去关余交给护法政府，实等于国际上承认西南政府为交战团体的表现，但“今日驻京各国公使决将关余交回北京伪政府，是明明取消已经承认我之西南交战团体，亦不啻对西南宣告死刑，国际上既已取消前次承认，诸公想想，我们护法关系人不皆成了土匪。兄弟每念及此，中心如焚，应急谋救济方法以为对待，其方法为何，即立即选举总统，组织正式政府，使西南各省能取得同外国进行谈判的合法地位”[28]。
不日，国会议员们在广州省府财政厅大楼举行非常会议，讨论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及选举大总统，只有一位议员反对孙中山当选，被墨盒迎面掷击。
差点就让炮弹飞
1916年5月的一天，英国建筑师戴维·迪克（David C.Dick）一改平日的装束，身着庄重的黑色礼服，款款走向“大钟楼”垂直升降笼式电梯。没有一个总税务司署工程处的工作人员感到惊讶，他们知道，今天是戴维的节日。
这部当时最先进的垂直交通系统缓缓上行。当戴维从顶层阁楼走出，未等盛大的庆功酒会开始，他就已经醉了。
抬眼望，珠江逶迤，波光粼粼，两岸江景尽收眼底。回首听，穹窿造型的全机械传动式立钟顺时转动，发出悦耳的声响。
光阴就像江水一样汩汩流淌，无数个好日子等着他去享受。
这一天，是这座高达31.85米，总造价为30万银圆的广州地标式建筑——粤海关大楼的竣工日。戴维确信，各口岸海关一定会模仿他的杰作，欧式钟楼将成为中国近代海关的独特标志。
前事不忘
“当——当——当”，每逢整点，位于珠江之滨粤海关大楼顶部的自鸣钟都会准时响起，雄浑而悠长。戴维·迪克的预言没错，欧式大钟楼的确成了各口岸的地标。甚至每隔15分钟的报刻音乐都有统一标配，那就是英国古典名曲《威斯敏斯特》。或许，在粤海关税务司等一干洋员耳里，雄浑的钟声仿佛天籁般动听，而在这萦回的钟声背后，却是中国近代海关主权拱手出让的耻辱历史！
钟声在岁月里流淌，不动声色。似乎在转眼间，时针已指向1923年3月1日。
这一天，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迎风招展，孙中山重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这是他在广州第三次建立革命政权。
在孙中山的生命历程中，有一个城市占据着相当重要、无可替代的位置。这座城市就是被孙中山称为家乡的广州。弹指一挥间，广州起义已过去28年，尽管以未遂告败，然推翻清政府、缔造共和的革命火种却自此点燃。若不是粤海关助纣为虐，充当清政府鹰犬，亲手设计青天白日旗的陆皓东怎会英年早逝？
然而，时至今日，这面寄托了孙中山无限情感的旗帜也只能飘扬在他所到之处。
国旗代表着国家的形象与尊严。遥想当年，清政府拿不出自己的“国旗”，各国只好想当然地视“龙旗”为中国的“国旗”了。1862年8月，为控制中国新建近代海军大权，在署理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操纵下，清政府花巨资从英国购买了一支以阿思本上校命名的小舰队，在英国休假的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为此设计了一面“绿底，有两个交叉着的黄条”的旗子作为中国的国旗！所幸，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没有采纳他这不伦不类的创意，拍板决定将“三角黄龙官旗”作为清政府的兵船和海关识别旗。
在辛亥革命的烽火中，这个腐朽的王朝土崩瓦解。然而那些“像海怪似的从洋上来的外国人”非但没有被驱逐到海里去，海关反以“中立”为名，成为最后的堡垒。
福建军政府通知闽海关俄籍税务司单尔，所有该司辖下新、常各海关暂归都督监理，遭到无理拒绝。税务司单尔坚守岗位，拒不换旗，最后宁愿悬挂白旗也不挂革命军军旗。很显然，在单尔的字典里，白旗并不代表投降。
民国元年，孙中山主张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中国国旗，唯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定五色旗为国旗，并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定为海军军旗，十八星旗定为陆军军旗。
孙中山坚认五色旗为国旗之决议不妥，咨覆参议院，力主应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
自乙未年陆皓东身殉此旗后，如黄冈、防城、镇南关、河口，最近如民国纪元前二年广东新军之反正，倪映典等流血，前一年广东城之起义，七十二人之流血，皆以此旗。南洋美洲各埠华侨同情于共和者，亦已多年升用，外人总认为民国之旗。……青天白日，取象宏美，……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义，着于赤帜，亦为三色，其主张之理由尚多。[29]
不久，孙中山艰险反袁，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再度规定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中华民国国旗，但此旗始终没有机会飘扬在神州上空。直到1921年5月5日，孙中山以维护法统之决心，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再度促使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可是这面旗帜的命运却随陈炯明的反戈一击而中止了！
孙中山广州蒙难，孤悬江上的“永丰”舰成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最后的立锥之地。蒋介石不得不像普通水兵一样，“在漆黑的夜晚，冒着生命危险潜行上岸，寻找食物和药品”。而粤海关税务司魏阿兰竟敢乘一叶小舟，单枪匹马登上军舰，以妨碍商业贸易为名来下逐客令！
为他撑腰的，自然是那个尾大不掉的海关帝国。
“当——当——当”，伴随着苍凉的钟声，时间在流逝，关税在流失，还有比那关税更加宝贵的国家尊严！
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插上“大钟楼”的那一刻，何时方能到来？
剑拔弩张
孙中山主张集权，要武力北伐，统一中国，而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以南北和平的手段来谋求统一。无法调和的矛盾，导致陈炯明的反水。正可谓祸生肘腋，这给了孙中山沉重一击，争拨关余的大好形势亦毁于一旦。
孙中山认为“竞存（陈炯明字）恶劣当不至此”，但回报他的却是炮弹、水雷和内鬼。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要论危险，以此次为甚！死里逃生后，孙中山并没有在上海做寓公，而是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帮助，着手准备国民党的改组，渐渐地走出了屡挫屡败的阴影。
1923年1月17日，苏联特使越飞到达上海，在李大钊的陪同下，会见了孙中山，就当前远东局势和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为期六天的商讨，最后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声称中国的独立统一，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2月，孙中山命滇桂联军合力击溃盘踞广州的陈炯明军队，第三次入粤，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搁置的收回关余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此时，广州政府“转战经年，东、西、北江三面，此起彼伏，无有宁时。滇、桂、湘、豫之师云集其间，殊非一省力所能胜”。7月20日，孙中山派外交部部长伍朝枢走访日本驻粤总领事天羽英二，要求日本以1919年南方护法政府为例，向驻北京公使团及总税务司安格联提议，将“关余”的13.7%拨给广州政府。
8月，孙中山再度要求公使团分拨关余，他敬告安格联和广东税务司“因伊等服务民国政府，至该广东税务司且隶属广东政府之下也”[30]，但没有收到回音。
9月5日，孙中山令大本营外交部部长伍朝枢，通过英国驻广州领袖领事真密孙（James, Jamieson），正式照会北京公使团，展开关余交涉。
照会认为，北京政府以关余兴兵侵伐西南，实乃不平之事，强调：
今日之北京，已无所谓“中国的政府”存在。北京政府亦不过今日国中政治之一部分，惟其据有中央政府之旧址，故得外交上之承认耳。
如果今日之北方，可以无条件接受关余，则广州政府，当可以无条件接受同样之关余！[31]
并附公函抨击美国将关余尽付北京政府的动议。不久，再次照会公使团，郑重声明北京政府在1921年3月做出的“停拨广州政府关余之命令”无效！
面对“孙大炮”接踵而至的炮弹，公使团展现出“文韬武略”。
文者，外交也。在领衔公使致广州领袖领事的电稿中有这样的表述：
伍（朝枢）氏缕述广东部分之关余应付彼处政府之理由，……本使告以彼方要求应得之数诚难核算。伍云凡在广州征收之数即应认为广东政府应得之部份，余曰不然。……至于付与广东政府一节，列强只知与北京政府共事。……
伍云孙至不得已时只有强行占领海关，余云孙若以武力取海关则列强在粤之舰队必以武力拒之。
孙逸仙博士及广州当地政府关于分配关余事，前曾请求领衔公使再将前项决议重加讨论。现据使团闻知孙博士暨该政府未得使团答复业已示威，欲将广州中国海关暂行收管，为此使团电请执事应警告广州当地政府，使团不容中国海关受有任何干涉，倘有某种干涉举动，使团当用其所认为适当之强力方法以谋应对。[32]
武者，炮舰也。此乃列强的看家本领。
美国领事率先电令小吕宋舰队司令，急调6艘鱼雷艇驰援，并载部分水兵到香港待命，加上英、法、日、意、葡等国16艘军舰，迅速集结黄埔。
9艘军舰驶入沙面。100名法国水兵登陆，驻舰官兵进入临战状态。
“外舰炮衣尽脱”，战机一触即发！
静谧的白鹅潭，硝烟弥漫，恶浪滔天！
在孙中山亲笔拟定的照会里，出现了“强行占领海关”六字。尽管有“至不得已”的前缀，但这样措辞强硬的激进言辞，仍为辛亥革命十余年来所仅见。
支撑这六个字的后盾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苏联将援助国民党组织培养军队、实行经济援助，以及中国共产党和广大民众的支持，这给了孙中山前所未有的底气和决心！12月7日，他在接见《字林西报》记者时，表示了截留关税的决心。
据该记者报道：“查两广关税，岁以千万元计。此原为粤人之款，故彼拟截留之。彼将令税务司缴出粤省关税之全数，如不徇从其请，则将另易总税司。”
当记者询问孙中山，假如各国阻止截留，“是否将与各国抗？”
孙中山坚定地宣称：“彼力不足与抗，然为四大强国压倒，虽败亦荣。果尔将另有办法。”
这意味深长的“另有办法”，无疑暗示“拟与苏俄积极联盟”[33]。
在随时有可能擦枪走火的担忧下，粤海关开始转移海关仓库的银圆，将海关机密档运至炮舰保管。但洋员们对他们引以为傲的坚船利炮仍然满怀憧憬，坚信“孙大炮”的高调或许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这种念头被12月13日《申报》上的一纸宣言所击破。
在《孙中山扣留粤海关之宣言》中，他们读道：“为使广东地方安靖，付与直派（北洋政府）之税款以后应即停止。总税务司及粤税务司，均为中国公仆。……盖海关始终为中国政府之机关，即列强固亦承认关税余款之支配与使用，纯属中国内政问题也！”[34]
未及洋员们从这些“骇人主张”里醒过神来，在丰宁路西瓜园举行公民大会的一万多民众游行至粤海关。“争回关税”口号的巨大声浪，将“大钟楼”的钟声湮灭……
关键时刻怎么就疲软了呢？
院中的紫丁香正在春季盛开着。公使馆的鹦鹉常常一直耐心地倾听，还参加我们的讨论（有时很得体），不时地发出哑哑笑声，或者一声压低的咯咯声，或者突然一声尖叫。它是一只会说话的鹦鹉，但是只会讲汉语，所以参加集会的大部分外交官都听不懂。[35]
这是司空见惯的公使团例会。民国初年，外国在华建立的根基中，最惹人注目的部分恐怕就是北京的外交使团，它由15国的特命全权公使组成。除了宴会、舞会和看戏，外交官们还无休止地讨论印花税、货币流通、金融危机及其他财政事项。
当然，还有海关事务。
千万不能责怪这只可怜的鸟儿，它已经是学舌鹦鹉中的佼佼者。要知道，那么多种语言，比叽叽喳喳的鸟语还复杂，能洗耳恭听就不错，别说去模仿了！
南下调停
调集海军耀武扬威，是公使团反复磋商、集体智慧的结晶。正如美国公使舒尔曼（Gould Shurman）在华北美侨公宴上所言，“广州政府以要求关余不遂，至于有强截之恐吓。如任其自然，不加制止，则继广东之后者，必有同样之要求。二十年来，金瓯无缺之海关，非导致破碎不堪不可，则外国人之债权无确实之担保，此其直接影响于外人利益者实大，故各国考虑之余，至不得不集中海军于广州”[36]。
但南中国海风起云涌，争拨关余的交涉已发展为收回粤海关事件，考验着列强们的神经。面对孙中山的强硬态度，“复凛于南中国民意之不可侮”，他们终于意识到，武力恫吓并不总是那么有效。
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列强的恐慌。美国公使舒尔曼肩负赴粤调停的使命，在他那“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官邸里已无法安坐。
这不是一件美差，却是公使团的一致意见。
新年将至，空气明显缓和。为示诚意，舒尔曼在法国和葡萄牙军舰悄然离去后，再令美国驱逐舰离开广州港域。接着借口赴滇，“顺道”来粤，粤海关事件开始有了转机。
1924年1月4日，舒尔曼搭乘“墨黎纳”号美舰自香港抵广州，与该处领事团及各国海军官员会议，讨论粤海关问题。“美使秉承美政府宗旨而行事，采取稳健和平的立场，发言异常慎重，认为继续以炮舰威胁，并非良策。”
5日，舒尔曼在广州与大本营外交部部长伍朝枢先行会晤，次日，他由伍部长等陪同，拜谒了孙中山，双方倾谈2小时。
此时的孙中山正忙于国民党改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也让他颇费思量，见公使团确有调和之意，他也不愿树敌太多。尽管美国是参与示威行动中派出军舰最多的国家，但孙中山考虑到革命事业的进展，同意对话解决。
想当年，孙中山困守“永丰”，无奈之下，暗示如能有尊严的退路，愿意离粤，希望领事团从中斡旋。但正是眼前这个对自己充满敌意的家伙，坚决不同意“为孙逸仙安排一个光荣的退路”。因此在他与舒尔曼谈话时，“其初颇不投契”。
舒尔曼亦有同感，“两小时谈话的前十五分钟，孙氏对我谈起世界上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中、俄、德、印度等之间的冲突，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未来关系等，简直像一个疯狂的人”。
当他“重申尚无承认军政府之机会，孙先生意颇不悦”[37]。
孙中山质疑美国的诚意，他向舒尔曼表示，如不接受广州政府之要求，则将海关接管，即便他不得不同列强各国作战，也将用武力取得关税。舒尔曼反问孙中山，何时接管海关？孙中山义正词严，在自己这一代一定要接过来，言下之意，目前争取“关余”的斗争只是收回海关的第一步。但很显然舒尔曼对孙中山的咄咄逼人早有准备，他甚至微笑着答应将竭尽所能，友好解决向广州政府转交关余的问题，只要将关余用于改善内河航行和改善航道而不是用于军事需要。
这个主意听起来似乎不错。
从话不投机到小心试探，从针锋相对到互有让步，孙中山表示原则接受的同时，也责备列强对中国的不公正态度。对于后者，不知是否有意回避，舒尔曼在之后与记者的谈话中只字不提，而是把方案公之于众。
截留关余，兹事体大，如果强迫实行，必致引起与列强之冲突，后患更不知伊于胡底。至将关税剩余，分配于中国各地之官府，列国亦已声明，决无此种意旨。至于保全军政府之体面，拟留关余若干，以为浚疏西江一节，请向余外交团之同僚与总税务司安格联接洽此事，研究有无可行之理由。[38]
舒尔曼的折中建议“庶使各方均能保持面子”，弥漫在粤海关上方的紧张空气，因此大为缓和，而“列强在广州外海陈兵已近月余，士兵颇感劳顿”，部分军舰开始撤离，满足了水兵们对上岸的极度渴望。
1924年4月的北京，又是一个丁香花开的季节，参与海军示威的各国公使们说着鹦鹉听不懂的话，形成了会议纪要：
目前可以撤离军舰，结束示威。现场海军军官负责安排撤军，尽可能不去炫耀。各国领事将通过私人谈话的形式通知中外人士，只要孙逸仙表现出任何准备夺取海关的意图，舰船将立即返回广州。倘若广州政府攻击海关，各国领事将代表所有列强提出抗议，并要求驻泊广州的舰船采取必要行动。[39]
4月25日，停留在广州白鹅潭的最后一批英、美、日军舰全部撤离，列强的海军示威宣告结束。
审时度势
尽管孙中山20年前曾在旧金山海关蒙受羞辱，但他始终对美国抱持热切期待，其革命思想或建国理念，都与美利坚合众国的经验密切关联。即使美国兵舰的火炮瞄向广州城，孙中山仍试图用《致美国国民书》感化对方，“华盛顿及林肯之国是否誓拒其对于自由之信仰，而转为力争自由国民之压制者乎？吾人实不信此，并深愿贵国舰队人员详思此问题，然后放炮向吾等轰击”。
如此苦情的表白或许能感动美国民众，但冥顽不化的美国政府却对孙中山不予理睬，甚至鄙视。舒尔曼的广州之行虽有所缓冲，也没能消除孙中山对美国政策的不满。
既然美国的外交大门始终未能叩开，孙中山不得不“以俄为师”。1924年1月24日，刚刚领教了帝国主义淫威的孙中山和国民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国民党“一大”），广州“列宁”鲍罗庭——这个被孙中山称为“无与伦比的人”亲自起草了宣言，对三民主义做出了新的解释，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成为亮点。而在《对外问题态度案》中，不仅提出收回关余，还主张“本党尤当更进一步，主张收回海关”。
当然，国民党“一大”宣言——这篇注定永垂史册的经典文献不能仅让布尔什维克人专美，还得经过共产党人的翻译和国民党人的润色。
他们的名字是瞿秋白与汪精卫。
会上，孙中山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对帝国主义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了！不然就是一个无目的无意义的革命，将永远不会成功！”[40]
晚年的孙中山，在经历过无数的沉痛体验后，终于抛弃了争取欧美国家支持中国革命，或至少不干涉中国革命的幻想，真正做到了如其绰号以硬碰硬。但这门“孙大炮”威力虽在，长期的疲于奔命却已埋下巨大的隐患！
从1月27日起，孙中山不顾疲累，每周一次，步行前往国立广东大学[41]礼堂宣讲《三民主义》，对世界情势了如指掌的他，引征举例，信手拈来。粤海关事件这一最新热点自然成为鲜活的案例。
……但是对于中国，像前几日各国派二十多只兵船来广州示威……广州人民便立时觉得痛痒，大家生出公愤，就是全国人民也起公愤……
此次广东和外国争关余，关税余款本该是我们的，为什么要争呢？因为中国的海关被各国拿去了。
我们从前并不知道海关，总是闭关自守，后来英国到中国来叩关，要和中国通商，中国便闭关拒绝。英国用帝国主义和经济力量联合起来，把中国的关打开，破了中国的门户。……
所以弄到现在，全国海关都在外人的手内。中国同外国每立一回条约，就多一回损失，条约中的权利总是不平等，故海关税则都是由外国所定，中国不能自由更改。中国的关税，中国人不能自收自用，所以我们便要争。[42]
孙中山用一个坚定的手势结束了演讲，但粤海关事件并没有画上句号。舒尔曼返回北京后，随即向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建议，由北洋政府拨出部分关余给广州，供疏浚西江之用。但顽梗的安格联风闻广州政府曾宣布将另行委派总税务司，便以海关行政完整性为由，表示关余提支会动摇债信，拒绝拨付关余。但抛出了在粤海关和常关中每月收取一笔固定款项用于治河的方案。
北洋政府主管各机关经认真考察“粤省要求分得关余经驻京美使提议拨款修浚西江以资调停一案”后，6月19日，命令安格联，“关于由粤海海常关税项下月拨关平银一万四千两以充该省治河局经费既准外交部转准和欧使照复各国公使可表同意，应即由总税务司令饬粤海关税务司遵照办理”[43]。
粤海关关余充作西江疏浚费用，每年不过16.8万两。数字倒挺吉利，与孙中山的初衷相比，却不可以道里计。但无论如何，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广州政府的经济困难，更重要的是，战果虽不辉煌，却意味着列强炮舰政策在中国的第一次失败。
而在广东这个“远东唯一飘扬着反帝斗争旗帜的地方”，仍是山雨欲来，危机四伏。盘踞东江的陈炯明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反攻”；商团团长陈廉伯蠢蠢欲动，叛乱蓄势待发；而挂着国民党招牌的各路军阀和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亦是甚嚣尘上。
孙中山审时度势，暂停在粤海关问题上纠结，即派大本营建设部部长林森为广东水利督办，兼理广东治河事宜。
是所至嘱
1924年8月10日，“商团团长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与陈炯明相结，英人助之，由挪威轮‘哈佛’（Harvard）将所购军械运至广州，谋危害广州政府”。孙中山即命蒋介石扣留军械，广州商团因此举行全省大罢市，并电请北京外交团及总税务司援助。英国代理总领事翟比南（Bertram Giles）向广州政府发出警告，如干涉，“英海军即以全力对待之”。
9月4日，报纸刊登了孙中山措辞激烈的反英宣言：“自广州汇丰银行买办公开反叛政府之始，余即疑其此种反国民运动，必有英国帝国主义做后盾。”
10月10日，游行群众“被商团击毙数十人”[44]，“孙文下野”的口号响彻广州，以“扣械事件”而引发的“商团事变”终于将孙中山推向入粤以来“又一生死关头”。
在广州西关冲天的火光中，陈廉伯逃往英舰亡命香港，他导演的商人造反这出另类戏剧虽然收场，但后果很严重。大元帅府财政总长廖仲恺辞职走人，因为“默察现状，广东财政，已濒绝境”。
广东军事形势的变幻无常，迅速加深的财政危机，加上英国沿袭炮舰政策思维，在商团叛乱中表现“不俗”。这一切引发了南方政府的强势反弹，收回粤海关的号角再次吹响。
孙中山命令外长伍朝枢训令税务司，收回粤海关。10月17日，任命罗桂芳为粤海关监督，23日，罗桂芳接任海关监督，准备接管海关。广州领事团见事态严重，立即派英海军陆战队在沙面登陆，英印水兵50名前往布防。24日，沙面续到印度兵数百人，实行戒严。沿岸堆沙包做炮垒，海关文件送入沙面。与此同时，白鹅潭也响起了列强的集结号，英、法、美、葡等国8艘军舰陆续开进，武力护关。
炮衣卸下，露出黑洞洞的炮管，齐齐指向士敏土厂元帅府。
空气仿佛凝固。然而，海关不是西关，枪弹横飞的场面不仅没有出现，广州政府还突然宣布停止接收海关，“一阵轰轰烈烈收回粤海关的运动，就这样偃旗息鼓了”。
关键时刻，怎么就疲软了呢？
原来，就在罗桂芳号称“予我士兵十人，驳壳枪十支”，就可收回粤海关的当天，发生了一件足令孙中山更为关注的大事件——“北京政变”！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影响下率师回京，于10月23日发动政变，接管北京全城防务，软禁贿选总统曹锟，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吴佩孚无力回天，大哭一场，在英国军舰掩护下，落荒南逃。
24日，冯玉祥等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相较而言，北方的政局动荡更让孙中山萦怀不已，解决“时局”问题上升为目前最为迫切、最为紧要的关键！27日，经过紧急“商讨应付北方时局办法”，孙中山认定此时乃“和平统一之良好机会”，毅然决定北上。而此时与列强大动干戈，又怎能“冀与北方当局合作”？尽管他深知，要让列强“和平的退回我们的权力，那就像与虎谋皮，必然做不到的。我们要完全收回我们的权力，便要诉诸武力”。但在这非常时刻，孙中山果断下令鸣金收兵，停止接管粤海关事宜，11月1日，广州军政府第31号《大本营公报》对外宣布：撤销罗桂芳粤海关监督的任命。
孙中山这一年已58岁，由于长期奔走革命，积劳成疾，此番抱病北上，竟是不归之旅。不知是否有预感，他离开广州时特意对广东政府的人事做了安排，任命胡汉民为“副大元帅”，然后在宋庆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以及十几名国民党官员陪同下开始了北上之旅。临行前，他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必须打倒军阀及其赖以存在的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谁也没有料到，“废约”不仅是先生最后的宣言，也成为他寥寥数月后的政治遗言！而收回海关、实现关税自主的雄心壮志，也是今生难酬了！
1925年年初，孙中山在北洋政府的老巢北京被确诊为“最烈肝病”。
最厉害的肝病，当然就是肝癌。
以当时的医疗情形而论，治疗癌瘤最流行的方法是镭锭放射疗法，可以阻止癌细胞继续蔓延，可是一切都显示为时已晚。
绝望之余，宋庆龄等人都请孙中山改用中医。在当时的西医院中，是容不得中医中药的。孙中山就医的协和医院态度十分明确，要服用中药就必须搬出医院，即便是孙中山也不能例外，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孙中山本身也不信中医，但随着病情的加重，在宋庆龄和侍疾同志的苦苦哀求下答应一试。于是2月18日出院后便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改由中医治疗。初诊两日，颇见小效，继则药石无灵了。
3月12日晨，漫天的雪花席卷京城，“孙中山病笃，时作呓语，并呼：‘和平、奋斗、救中国！’至9时30分，竟与世长辞！”
临终遗嘱：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
是所至嘱！[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