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们科尔沁草原发生了一件奇怪的大事。不知道从那里来了一大批红卫兵像蝗虫一样涌进了草原。惊散了我们的羊群，惹得满牧村的看家狗到处惊慌地乱叫。
一开始，我们还以为他们是解放军呢。他们穿着一身绿军装，带着绿帽子，腰上还很耀眼地扎着令我羡慕的宽皮带。其实这些东西我都羡慕。他们一群一群地走过来，飒爽英姿，看得我眼花缭乱。他们在前面走，我们一群衣衫破烂的草地儿童无知地跟在他们的后面，甩着鼻涕，领着狗。我们很恭敬很严肃地学着大人的语言向他们喊口号：向解放军同志学习！向解放军同志致敬！我们挥着肮脏的小拳头，无限虔诚，正讨好般用力地喊着，一个绿军装，停了下来。这是一个高大的男人，可能是他们的领导。我虽然年龄很小，但是作为一个领头的，就像羊群里的头羊一样，也向那个绿军装走去。这镜头我始终难以忘怀，长大了我看电影，那些黑道上或者江湖上的人物，两伙的老大就是这样见面的。
我真佩服自己，那么小，就有了老大的风范。不过这次却让我感到耻辱，我刚一出山，就被对方打得威风扫地。因为我们没有江湖经验，把对方不但没有当成敌人，反而当成了崇拜对象。就像毛主席批评的那样分不清敌我友。其实不用说小小年纪的我，傻乎乎地幼稚，就是我们草原上的大人，也分不清楚谁好谁坏。我们在草地上常年见到的是马牛羊这些牲畜，还有看家狗。这些都是我们的朋友，是草原人的命根子。狼是敌人，那也是传说中的敌人，狼从来都不到牧场来吃羊或者小孩。它们不是蠢狼，在草地上有很多猎物吃，何必来和人作对？人是那么好惹的吗？我想狼的智商不像有些人那么低。我们很少见到这么多人，按照草原上的规矩，来的都是客。就是仇人路过家门，也要下马进屋喝三碗酒，何况这些神圣的绿军装。
我们跟在绿军装的后面，很兴奋地喊口号，绿军装的领导就回头走向了我们。我也走向了他。我没有戒备，甚至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
我以为，我那些草原的小伙伴都是那样善良以为的，他要给我们糖吃。因为我们很努力，我们喊口号了，我们有资格被他们奖励。我们是草原上主人的小孩，他们应该喜欢我们。果然，绿军装微笑着走到我的面前，突然脸色一变，弯下腰，用一颗油腻腻的大头顶着我肮脏的小头，瞪着死狼眼恶狠狠地对我说：小崽子，我操你妈，再喊，我踢死你们！我们吓傻了，我领头就跑。我们惊慌失措地跑进高草地里，连狗也惊慌地跟了进来。从此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伙蝗虫不是解放军，他们可能是一群蠢狼。
蝗虫进了牧村，在科尔沁草原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这件事让地下吃草根的土拔鼠都受到了严重惊吓。蝗虫们在草原上拆掉喇嘛庙盖了一座语录塔。也就是用砖头水泥盖了一个很像烟筒很高的楼，直接指向天空。这个楼里面很窄小，只有用钢筋做的楼梯。不能住人，没有喇嘛，也不能烧香。只能站在外面站成排仰望，拿着小红书，念毛主席语录。这个语录塔是个方形建筑，四面朝向草原的四个方向，四面都画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写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远远看去，毛主席穿着真正的军装挥着大手，站在云端，像神一样，给草原人民指引方向！
关于给草原人民指引方向，一个满嘴跑舌头，好说乱讲的聪明马倌，不幸成了反革命。有一天，赶着马群从遥远的牧场放马回来的那达慕赛马冠军，草原上的英雄人物，著名的马倌罗锅乌恩回来了。家乡人都到语录塔下面排排队，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去迎接他。罗锅乌恩很兴奋，看见语录塔，大叫：我们草原上为什么要修这么一个东西？难道是要我们把羊群和马群从这里赶到天上去放吗？我的佛爷！难道天上有草场？他看见语录塔的四面都有毛主席在挥手，指引方向，一时灵感大发，创作出了当时在全国流行一时的反革命语言：毛主席给草原人民指出了四个方向。
关于四个方向，在草原上引起了热烈的辩论。最后牧民们一致认为，毛主席不能给草原人民同时指出四个方向。因为草原人民就像羊群一样，你不能同时给羊群指出四个方向，那样羊群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那样羊群就乱了套了。只有狼来了，羊群才会乱套，才会往四个方向跑。而草原上的谚语说：同时往四个方向走的羊，没有草吃。喇嘛庙没拆之前，拜过佛的老年人都说毛主席像活佛。活佛是不会让人像炸了群的羊一样，向四个方向乱跑的。每当牧民们困惑不解地这样乱讲的时候，就有红卫兵出来阻止说：不要像狗一样乱叫。
罗锅乌恩在原始牧场放牧，一年才回来一次。他都不如我这个六岁的孩子，还知道是这一群蝗虫在草原搞文化大革命呢。当然我理解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不知从哪里来的一群蝗虫，在草原上拆掉了喇嘛庙修了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语录塔，这些人都很凶。罗锅乌恩被愤怒的蝗虫们当成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游街。其实一开始，红卫兵对罗锅很友好，他身体残疾，又是个苦大仇深奴隶的孤儿，又是赛马冠军，这是多么好的革命条件啊。没想到这个罗锅口没遮挡地舌头在嘴里乱跑马，没有做成红卫兵的革命战友，竟然惹恼了他们。蝗虫们满腔怒火，把罗锅打翻在地，恨不得踏上一万只脚。罗锅这个马背上的英雄，在红卫兵的脚下变成了一只狼狈不堪的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