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运漕粮由来已久，“海运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但秦朝、唐朝的这些海运只是昙花一现。海运成为经常之事是在元朝，元朝定都于北京，百司庶府和卫士编民都要仰给于江南粮食的供给，把江南数百万石之粮运送到北方，经过摸索，元朝最终选择了海运这一方式。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开始实行海运，史料记载“初伯颜平宋，遣朱清、张瑄载宋库藏诸物从海道入京，二人遂言海道可通，乃命上海总管罗璧既清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至京师”。后来，岁运“累增及三百万石，春夏分二运，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不旬日而达京师，内外官府吏士人民无不仰给于此”。到了明清时期，虽然运送东南漕粮至京师主要依靠京杭运河，但偶尔也实行海运。
明朝初年，海运被短暂实行过，到永乐十三年（1415年）会通河开通后，海运被停止，专行内河运输。到了明朝中后期，即从嘉靖年间开始，由于运河不畅，有碍漕粮顺利北运，于是重行海运之议兴起，并且也短暂实行过。下面就整个明朝海运的实行情况作一探讨。
一、明永乐前期海运漕粮施行概况
明初，通过海运送漕粮到天津主要是在永乐元年（1403年）至永乐十三年（1415年）之间。在此期间京杭运河尚未开通，而北京是永乐帝的发源地，为加强对其建治，需要不断从南方运送粮食至此，因此沿袭元朝旧制，实行海运。
从中可以看出，从永乐元年（1403年）至十二年，除了永乐八年（1410年）没有关于海运情况的记载外，其余每年都要从南方海运粮至北方，其中大部分被运至北京，也有运至天津、通州、辽东的。在漕粮运达的这四个地点中，除辽东外，运至其他三处的漕粮都必经天津。其中运至北京、通州之漕粮先运达天津，但由于北运河水浅，大型海船不能通行，所以需要在天津将海运粮交卸给小型船只转运。后来，因转运不及，有误海船回空，于是就在天津建盖仓廒储存海运粮，以便海运船早日回空，然后再用小船将海运粮转运京通。永乐十三年（1415年），会通河开通，此后运往北方之漕粮都通过京杭运河运输，海运罢而不行。
永乐初年的海运路线因袭元朝旧制，元朝的海运路线经过三次变化，“元时海道自平江刘家港入海，经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嘴、万里长滩，开洋沿山屿抵淮安路盐城县，历海宁府东海县，又经密州、胶州界，放灵山洋，投东北行，路多浅沙，旬月始抵成山，计自上海至直沽杨村马头，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其后再变，自刘家港出扬子江开洋，落潮东北行，离万里长滩至白水绿水，经黑水大洋转成山西行，过刘家岛入沙门岛，放莱州大洋，抵界河，至直沽。其道差直。三变，自刘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直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入沙门，放莱州大洋，至直沽。如遇风顺由浙西至过旬月而已，其道径便，国初海运犹仍元旧”。而永乐初之海运路线因袭的是其第三次变化后的路线，即刘家港——崇明岛——黑水大洋——成山角——刘家岛——沙门——莱州大洋——直沽。
二、明中后期海运漕粮的议行
明朝海运从永乐十三年（1415年）停止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被再实行过，甚至也没有被提起过，但是从嘉靖年间开始，因运河阻塞，有大臣建议再行海运。
（一）嘉靖年间海运漕粮之议
嘉靖年间最先提出实行海运的是山东海道副使王献。其在嘉靖十四年（1535年），锐意访求海运，并“督率工力专凿马家濠，功已半成，以迁代去”。此次海运之议也被停止。
嘉靖二十年（1541年），因“桃源、宿迁等处浅涩，徐、吕水不盈尺，岁运艰难”，被任命前往治理的兵部右侍郎王以旗上疏讲求海运，其言“海运固难，中间平度州东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时尝有治闸，直达安东北，悉由内洋而行，路捷且无险者，此皆今日所当多方讲求，择便而从事者也”。而嘉靖帝认为“海运迂远难行，不必妄议生扰”，仍令其疏浚山东诸泉，多筹水源。稍后，湖广布政使司右参议方远宜也奏请实行海运，但嘉靖帝仍以“运河一时浅阻，已命官往治，海运有旨不得妄议”为由，不准实行。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河道湮塞，深妨国计”，行海运之议再次兴起。是年，工科右给事中李用敬奏请循嘉靖十四年（1535年）副使王献所凿旧迹，再开新河，言：“见今淮安之舡由淮河直抵麻湾，即新河之南口也，由海仓直扺天津，即新河之北口也，自南口以至北口仅三百三十余里，各有潮水深入，中有九穴湖、大沽湖诸流可引，其淤塞未通，宜量加浚者一百五里，宜深加浚者三十余里，元人用功已开其三，今之用功当任其二，此皆彰明可见者，乞选才望官一二员会同抚按官亟为修举。”此建议经工部覆行，所在抚按详议，报可。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南京兵科给事中贺泾条陈治河事宜，其中一条为“开新河之利以备非常”，也奏请开凿新河。言：“自胶州由新河以达沧州，仅百七十里，中间不通者惟分水岭十五里耳，宜疏凿新河以省漕运之费。”此次开新河之议也被“报可”。
由于以上两位大臣的奏请，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皇帝遣云南道御史何廷钰赍敕前往山东，会同抚按官，勘查开凿胶莱新河是否可行。经过一番勘查之后，发现开凿胶莱新河存在种种问题，如“所引泉源恐或未足，岁加挑浚其费不穷，兼之此时南北兵革未宁，而近日灾伤尤异常时”，即开挑新河存在水源不足，费用浩大，另外，再加上北虏南倭之骚扰和严重的灾伤，所以最终开凿胶莱新河实行海运之议没有被执行。
（二）隆万年间海运漕粮之议行
从嘉靖年间复议开胶莱新河行海运未果之后，海运之议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到了隆庆五年（1571年），因“比岁河决，转饷艰难”，海运之议再次兴起。此年三月，户科给事中李贵和再次奏请循嘉靖年间副使王献未成之新河旧迹，重开新河。其认为新河开通之后，“舟繇淮安清江浦历新坝口、马家壕、麻湾口、海仓口，以达天津”。隆庆帝“以事体重大，遣工科给事中胡价往视之”。六月，胡价上疏奏报开凿新河存在着水源不足的问题，“虽有白河一道，徒涓涓细流，不足灌注。至如现河、小胶河、张鲁河、九穴、都泊，稍有潢污，亦不深广，胶河虽有微源，然地势东下，不能北引，且陈村闸以下，夏秋雨集，冲流积沙，为河大害，纵为诸水可引，亦安能以数寸之流济全河之用，则诸河之不足资明矣。或谓新河颇多积水，可因用为渠，不知潢潦所聚，皆以下流壅滞之故，设皆浚深，水必尽泄，则蓄水之不足恃明矣。或欲引潍河之水，不知潍河在高密西，去新河百二十余里，中间岭甚多，虽竭财力，终不可济，则潍之不可引明矣。分水岭以南至张家闸，以北至周家庄，虽云近海通潮，又皆石糜沙，终难凿治，则海水之不可达明矣。大抵上源则水泉枯涸，无可仰给，下流则浮沙易溃，不能持久，二者治河之大患也”。因此，其认为胶莱新河不宜开凿。于是隆庆帝下令，胶莱新河“自今不必更议，以滋纷扰”。
虽然下令胶莱新河不准再议开凿，但这并不能阻止海运之议行，此后行海运之议仍旧不断。如隆庆五年（1571年）九月，山东巡抚都御史梁梦龙等议海运，并言及其曾遣指挥王惟精等自淮安运米两千石，自胶州运麦一千五百石，由海达天津，以试海运。另外，在其疏中还言及行海运之利，“海之道汛期不爽占候不失，即千艘万橹保无他患；可以接济京储，羽翼漕河，省牵挽之力，免守帮之苦；防海卫所犬牙错落，又可以严海禁，壮神都”。于是户部议准“量拨近地漕粮十二万石，自淮入海”，实行海运，并令工部发银一万五千两，作为雇募海船之用，淮扬厅税也暂支五千两，充做雇募水手之费。
为了此次海运更好地实施，次年，总督漕运都御史王宗沐题准了七项事宜，“一定运米。海运既行，宜定额粮，以便征兑。隆庆六年（1572年）已有缺舡，粮米足备交运以后，请将淮安、扬州二府兑改正粮二十万一千一百五石尽派海运，行令各州县于附近水次取便交兑，遇有灾伤改折，则更拨凤阳粮米足之”；“二议船料。漕运二十余万，通计用舡四百三十六艘，淮上木贵不能卒辨，宜酌派湖广、仪直各厂置造，其合用料价一十一万八千百两有奇，即将清江、浙江、下江三厂河舡料价，并浙江、湖广本年折粮减存，及河南班匠等银解用，不足抚按及巡盐衙门罚赎银两抵补”；“三议官军。起运粮舡宜分派淮、大、台、温等一十四卫，责令拨军领驾，每艘遮洋旧例用军十二人，以九人赴运，其三人扣解粮银添顾水手，设海运把总一员统之，其领帮官员于海卫所选补，所须什物即将河舡免运，军丁粮银扣解置办”；“四议防范。粮舡出入海口，宜责令巡海司等官定派土岛小船置备兵伏，以防盗贼”；“五议起剥。粮舡至天津海口，水浅舟胶，须用剥舡转运至坝，每粮石给水脚银二两九钱，其轻赍银两先期委官由陆路起解，听各督粮官收候应用”；“六议回货。海运冒险比之河运不同，旗军完粮回南，每船许带私货八十担，给票免税，以示优恤”；“七崇祀典。山川河渎祀典具载，海运所畏者蛟与风耳，宜举庙祀以妥神明”。可见，这七项事宜，包括了海运漕粮的来源和数量、海运船只的数量及其制造、负责海运的卫所官军、海运的安全防护、海运船到达天津后的起剥、海运船回空携带私货等几个方面。如此看来，隆庆年间的这次海运具有一定的规制。
但此次海运实行的时间并不长，万历元年（1573年），户科给事中贾三近力陈海运之险，言“风涛险阻终属可虞”，又揭发此前“海运至山东即墨县福岛等处，忽遭异常风雨，冲坏粮船七只，哨船三只，漂消正耗粮米几五千石，渰死运军水手十五名”之事，另外，还言“河道之可恃者常，海道之可恃者暂”，当初实行海运是因为运渠梗塞，“计出于不得已”，而近来漕渠经诸臣整饬，已经通畅，因此，奏请停止海运，原行海运之粮仍由河运。另外，巡仓御史鲍希颜、山东巡抚傅希挚、巡按俞一贯也都奏请停止海运，最终户部议准将海运停止。所以此次海运只在隆庆五年（1571年）、六年、万历元年（1573年）实行了三年就被停罢。
到了万历四年（1576年）前后，因为漕渠梗塞，开浚新河实行海运之议再次兴起。这次海运之议最先是由兵部尚书刘应节提出。为了避免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最后事无一成的结局，万历四年（1576年）二月，神宗皇帝令刘应节与工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徐栻，会同山东抚按等官亲往新河详勘，并令将难以开挖之处先试行开浚，以观成效。到了三月，山东巡按商为正力陈新河开挖不易及海运之难行，言：“臣奉命亟趋胶州，择分水岭难开处挑验，用夫一千一百名，方广十丈余，挑下数尺即碙石，又数尺即沙，此下皆黑沙土，未丈余即有水泉涌出，随挑随汲，愈深愈难，今十日余矣，而所挑深止一丈二尺，所费银已五百余两，尚未与水面相平，若欲通海，及海舡可行，更须增深一丈，虽二百余万金不足了此。且麻湾、海仓海口，两头淖沙数十里，随挑随淤，虽使别开一渠，数月后，潮至沙壅，亦后如是。况海运必出自淮安海口，高宝其所必经，高宝不治，此河虽通亦不能越而飞渡，观其缓急先后之势，则此河之不必通亦明矣，而况有未必能通之势。”因此，奏请停止开挖新河。另外，山东巡抚李世达也逐条批驳刘应节所陈新河可通事宜，最终，因山东抚按二臣的反对，此次挑挖新河无疾而终。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武英殿中书舍人，管理山东矿务程守训疏请改易漕渠，实行海运，并且提出了具体的海运路线，“繇高邮府达淮安府庙湾入海，经数百里达山东胶州麻湾入新河，至海仓复入海，又经千余里达天津”。此议一出，立刻遭到了工科给事中张问达的弹劾，认为程守训所奏“蠹国殃民，且假称明旨吓骗赃数十万，乞亟为罢斥”。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巡漕御史颜思忠“直陈新河可开之状”。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山东巡按毕懋康条陈开新河，实行河海互为表里之议。但这两次海运之议最终也都不了了之。
（三）崇祯年间海运漕粮之议行
继隆万年间议行海运后，到了崇祯年间海运再次被议行。崇祯十二年（1639年）冬，因“山东多警，运道时梗”，于是令议复海运，内阁中书舍人沈廷扬因生长海滨，习知水道，所以上疏极陈海运之便，并且编辑海运书五卷进呈，崇祯帝大喜，令造海船试行，“廷扬乃乘二舟，载米数百石，以明年六月朔由淮安出海，是月望日即抵天津，海道三千四百里，候风五日，实行仅一旬事”，崇祯帝听闻此事非常高兴，于是加沈廷扬为户部郎中，令其前往登州与巡抚徐人龙计议海运之事。
崇祯十三年（1640年），登莱巡抚徐人龙上疏言开凿新河，实行海运，崇祯帝“著所司详确酌议以闻”。明实录记载，是年六月，“中书舍人沈廷扬运万石自淮安庙湾出海，十日抵天津”。到了八月，又“定淮扬海运五万石”。另外，此年兵科左给事中陈启新也言海运之利，“且临清副总兵黄胤昌已行之”。
崇祯十五年（1642年），户部郎中沈廷扬再次试行海运，并请开胶莱河，于是第二年，命户、工两部发银十万两开浚新河，但“未行而流冦事棘矣”。
可见，崇祯年间，曾经在三个年份实行过海运，即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三年、十五年，但这三次海运规模都不大，只是试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