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漕运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东汉曹魏时期。为北征乌桓，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采用大将董昭的建议，在今天津一带开挖了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以运输部队和军需。平虏渠大体相当于现今河北省青县至天津静海县之间的一段南运河，泉州渠南起今天津市区以东的海河，北抵今宝坻县境的蓟运河，新河西起泉州渠北端，东至濡水即今天的滦河。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成为贯穿天津地区的河流干线，在曹操征服乌桓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天津作为漕粮运输的重要地位，在曹魏时期就已经有了雏形。
隋朝大业四年（608年），为了方便调运河北地区的粮食南入京师，同时也为了对辽东用兵时输送人员与战备物资，隋炀帝下令开挖了途经今天津静海县独流镇地区的永济渠，据史料记载，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黄）河，北通涿郡（今北京市西南）”。隋代的永济渠是流经现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的漕运河道，其流经路线大致是：自河南武陟县起，经汲县、黎阳（在今河南浚县境内）、临河（今浚县东）、内黄（河南今县），转洹水（在今河南北部，又名安阳河）进入河北省的魏县（今河北大名县西10里处）、贵乡（在大名县东北）、馆陶，然后进入山东境，经永济（在今山东冠县北）、临清（在今临清市西南），然后又折回河北省的清河（河北今县）、清阳（在今清河县东），再转入山东省的武城（今山东武城县西北）、长河（今德州市），最后再进入河北省，经吴桥、东光、南皮、长芦（今沧州南市）、范桥镇（今青县南30里）、乾宁军（今青县）、文安，至天津静海县独流镇折向西北，经武清、信安（今河北省霸州市东北）、永清、固安，最后到达终点涿郡。
隋代的永济渠是利用了一些自然河道，分段开凿而成的。当时沁水在今河南省武陟县城东南流入黄河，“引沁水，南达于河”是指武陟至汲郡（今河南汲县）一段的河道，这段河道利用重修的沁水下游支流孟姜女河故道，引沁水和清水（卫水）作为源头；自汲郡至馆陶一段的河道，基本上利用了三国时期曹操所开凿的白沟河；自馆陶至沧州一段的河道，部分利用了汉代所开的屯民河；自沧州至涿郡段的河道，除部分利用了漳水外，至独流口（在今天津市静海县北）后，折而西北行，接潞河转桑干河（今永定河），到达涿郡。
唐代，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入侵，为了抵御其侵扰，唐政府在北部边防的幽州（今北京市）、渔阳（今天津蓟县）等地驻有重兵，为了满足北方士兵的物资需求，唐朝每年通过永济渠向北部边防运送漕粮。因此，在唐代，永济渠仍然是流经河北地区、通达北部边防的主要水道，并且其漕运功能更为重要。
除了通过永济渠向北方边境运送漕粮外，唐代还通过海洋从江浙地区运送漕粮至北部边防，而在现今天津军粮城镇西一公里处的军粮城就是当时停泊漕船和屯储军粮的重要港口。江浙地区的大批漕粮通过海上运输到达军粮城后再分别转运到北方重镇——范阳和渔阳。运往范阳的漕粮通过永济渠可以直接通达，但转运渔阳的漕粮，最初由于没有直接通往渔阳的河道，所以从永济渠和海上来的漕船，只好从军粮城出海北上，经过一段海路，再进入鲍丘水，才能到达渔阳。后来，为了避免海上行船的艰险，缩短行程，唐神龙三年（707年），在沧州刺史姜师度的主持下，从军粮城附近向东北开凿了一条与海岸平行的运河，直通鲍丘水，取名平虏渠。从此，南来的漕船就可以经平虏渠源源北上，直抵渔阳。
唐代，天津地区的海运非常繁盛，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其诗歌中对此就有描绘：“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与台躯”，“幽燕用武地，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凌蓬莱”。这些都是唐代中叶以后天津地区海运的繁盛景况。
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北方陷入藩镇割据，后来宋朝与辽朝以海河为界南北对峙，在此期间，天津漕运处于停止状态。
天津漕运虽然起源很早，但其真正成为漕运枢纽和首都门户却开始于金朝。天庆五年（1115年），兴起于北方的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建都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称为上京。贞元元年（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把首都从上京迁到燕京（今北京），改称中都。为了满足中都皇室贵族、文武百官和军队的粮食物资需要，金廷大力发展漕运，将河北、山东等地的粮食运到燕京。
金朝初期，将河北、山东等地的粮食运往燕京主要利用的是隋炀帝开凿的永济渠故道。永济渠在金朝被称为御河。金章宗时期，御河北段漕运路线发生了变化。据史料记载，泰和五年（1205年），金章宗“至霸州，以故漕河浅涩，敕尚书省发山东、河北、河东、中都、北京军夫六千，改凿之”。改凿后的漕渠不再从今天津静海县独流镇西北行永济渠旧道，而是向北经过天津的三叉河口，然后通过潞河北上至通州和京师。这段河道被称为通济渠或者闸河。从此，天津在中国古代漕运史上开始具有其举足轻重的地位。
金朝，除了御河外，还有很多其他河流可以运输漕粮，“其通漕之水，旧黄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沧州、会川之境，漳水东北为御河，则通苏门、获嘉、新乡、卫州、黎阳、卫县、彰德、磁州、洺州之馈，衡水则经深州会于滹沱，以来献州、清州之饷，皆合于信安（河北霸州）海壖，泝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闸，十余日而后至于京师。其他若霸州之巨马河，雄州之沙河，山东之北清河，皆其灌输之路也”。可见，金朝以御河为主干，黄河北流泛道、漳水、衡水（今滏阳河）、滹沱河、巨马河、沙河（今大清河）、北清河都可以通行漕船，各个河流的漕船在信安（河北霸州）会合，北上通州和京师，从而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复杂的漕运系统。
金代，漕运制度也日益完善。《金史》记载：“其制，春运以冰消行，暑雨毕。秋运以八月行，冰凝毕。其纲将发也，乃合众，以所载之粟苴而封之，先以付所卸之地，视与所封样同则受。凡纲船以前期三日修治，日装一纲，装毕以三日起行。计道里分泝流、沿流为限，至所受之仓，以三日卸，又三日给收付。凡挽漕脚直，水运盐每石百里四十八文，米五十文一分二厘七毫，粟四十文一分三毫，钱则每贯一文七分二厘八毫。陆运傭直，米每石百里百一十二文一分五毫，粟五十七文六分八厘四毫，钱每贯三文九厘六毫。”可见，金代漕运分春、秋两运，春运的时间是从冰消融开始，至暑雨天结束，秋运从八月开始，至河水结冰停止。为了保证漕粮的质量，在漕船出发前，将漕粮取样密封，送往漕粮运送的目的地，等满载漕粮的漕船到达目的地时，收受漕粮的官吏将漕粮与样本比对，漕粮与样本相同的则接收，不同的则拒收。运送漕粮的漕船，在装载漕粮的前三天就要修治好，每天装一纲，装完后三日起行。根据漕船行走的河水是逆流还是顺流规定其到达目的地的期限。到达收粮仓库后，在三天内卸完漕粮，又用三天付款。挽运漕粮的报酬标准是：水运米一石行走一百里给钱五十文一分二厘七毫，粟一石行走一百里给四十文一分三毫；陆运米一石行走一百里给一百一十二文一分五毫，粟一石行走一百里给五十七文六分八厘四毫。
为了确保漕粮能被准时保额地运达目的地，金朝在御河流经的六州各县建造了粮仓。《金史·河渠志》记载“凡诸路濒河之城，则置仓以贮傍郡之税，若恩州之临清、历亭，景州之将陵、东光，青州之兴济、会川，献州及深州之武强，是六州诸县皆置仓之地也”。这里史料记载是“六州”，但提到名字的只有恩州、景州、清州、献州和深州五个州，吴宏岐先生认为是中间有脱文所致，并认为脱漏的一个州是沧州，沧州的清池和南皮二县都设置有河仓。另外，其还认为恩、景、清、沧、献、深六州的10余座河仓在当时应该是除京师和通州粮仓以外的最主要的漕运中转仓库。沿河六州河仓“岁税不下六万余石”，积蓄的粮食非常多，史料记载，世宗大定二十一年，因“京城储积不广”，于是下诏令一次从“沿河恩、献等六州粟百万余石运至通州，辇入京师”。可见，沿河六州河仓储藏粮食的数量巨大。
为了加强漕运管理，泰和元年（1201年），命监察御史一名纠察沿河六州河仓漕粮的征收。泰和六年（1206年），为保证漕河的畅通，规定：“凡漕河所经之地，州府官衔内皆带‘提控漕河事’，县官则带‘管勾漕河事’，俾催检纲运，营护堤岸。为府三：大兴、大名、彰德。州十二：恩、景、沧、清、献、深、卫、浚、滑、磁、洺、通。县三十三：大名、元城、馆陶、夏津、武城、历亭、临清、吴桥、将陵、东光、南皮、清池、靖海、兴济、会川、交河、乐寿、武强、安阳、汤阴、临漳、成安、滏阳、内黄、黎阳、卫、苏门、获嘉、新乡、汲、潞、武清、香河、漷阴。”可见，天津的靖海（静海）和武清的两县官员也名列其中。
金朝中都的漕运主要都是由其统辖范围内的南部各州、府往北运粮至京师，对于河北地区来说，与隋、唐、北宋时期的漕运路线已略有不同，从而开启了元以后各代北方漕运的先河。金朝所建立的各种漕运制度，也都为以后历代所继承并加以发扬。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并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泰和六年（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次年定都大都（今北京市）。
元朝定都大都后，与金朝一样，全国政治、军事重心都在北方，而自唐宋以来，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为供应北方京师生活物资的需要，元朝对南方地区的粮食物资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史料记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因此，元朝对南粮北运非常重视。
元朝初期，运送漕粮的河道大部分仍然使用前朝的旧有运河，“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陆运至淇门，入御河，以达于京”。可见，元朝初期的漕运是水陆并用，并且还要从浙江绕道至河南再入京城，不仅路途远，而且费力。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元朝开挖了山东境内的会通河和北京至通州的通惠河。会通河和通惠河开通后，漕粮运输不再绕道河南，而是从山东境内直接北上，大大缩短了漕运路程，也免除了陆运之苦，而通惠河的开通则使漕粮能便利的从通州运往大都。彭云鹤先生对元朝运河漕运路线作了总结：“江、浙漕粮和物资，经过江南河（从余杭至镇江）、扬州运河（亦称邗沟，自扬州至淮安市）、淮河、黄河、泗水（自淮安至鲁南）、济州河、会通河、御河（卫河）、白河（北运河）从直沽北上至李二寺河口，再转通惠河，便可直达元朝的政治军事中心大都城。”至此，南北大运河的格局基本完成。
元代，运河河道狭窄，遇有水灾就会决溢，旱灾就会淤浅，不能经常保持畅通，所以其运输漕粮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大都的需要。于是至元十九年（1282年）丞相伯颜首先建议用海船运粮。这一年从海道运粮四万六千石，第二年增至二十九万五百石，第四年增至五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石。此后海运漕粮数量逐年增加，海运成为元朝运输漕粮的主要路线。
元代海上运输漕粮的路线前后经过三次变化。最初的海运路线是从平江路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县东北浏河）出海，沿海岸北行，绕过南通、海门等县海面外的“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再沿盐城、东海等县近海处，转而东北行抵达胶州湾外，从灵山岛放洋，再向东北行，这一路多浅沙，经过一月左右的行程，才能绕过成山角，再从成山向西北航行，到达直沽或杨村。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码头，共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这是元朝的第一次海运路线，这次海运漕粮使用平底船六十艘，“沿山求屿，风信失时”，从至元十九年（1282年）八月启程，第二年三月才到达直沽，前后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元朝的第二条海运路线开始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这一年，朱清等建议另开新的海上航运路线，这次海运路线自“刘家港开洋，过黄连沙，转西行驶至胶西，投东北取成山”，再西转，“一夜至刘岛，又一日至芝罘岛，再一日夜至沙门岛；守得东南便风，可放莱州（今山东掖县）大洋，三日三夜方到界河口（今大沽口）”。这次的航线与第一次的航线相比，路线稍微径直了一些，“若航程前后都有顺风，约半月可达”，“如风水不便，迂回盘摺，或一月四十日之上，方能到彼”。这次航线与第一次航线相比虽然行驶路程和行驶时间缩短了不少，但也不能使人满意，于是从事海运者再次多方试辟新的航线。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朱万户（清）请长兴李福四押运，自扬子江开洋，落潮东北行，离长滩至白水绿水，经黑水大洋，北望延真岛，转成山，西行入沙门，开莱州大洋，进界河，不过一月或半月至直沽”。另外，至元三十年（1293年）千户殷明略也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自刘家港开洋，至崇明州三沙放洋，望东行驶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聚取薪水毕，到登州（今山东蓬莱县）沙门岛与莱州大洋入界河”。李福四和殷明略行驶的海运路线基本上一致，这条新的海运路线试运成功后，当航行时，若“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第三条海洋航线与前两条航线相比方便了很多，因此也成为元朝使用时间比较长的一条海上漕运路线。元朝前后开辟的三条海上漕运路线一次比一次东移，向海洋深处发展，目的是避开浅洋险滩。漕粮通过海运到达直沽，然后再从直沽转运至通州或者京师。
随着海上航线的改进，元代海上漕船的载运量也逐渐增加。“元初海船，大者不过千石，小者仅三百石。延祐以后，商民各造海船，大者八、九千石，小者三千余石”。漕船载运量的增大，促使每年海运漕粮总量也迅速上升，“到至元（1264—1294）后期，已达一百多万石，至大（1308—1311）时达二百多万石，延祐以后常至三百万石”。
元朝，不管是通过京杭运河运输漕粮，还是通过海洋运输漕粮，都必须经过天津，因此天津成为漕粮北运的咽喉所在。每年运载漕粮的漕船源源不断地涌入天津，直沽口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这在当时人的诗歌中就有反映，如傅若金在其《直沽口》一诗中写道：“转粟春秋入，行舟日夜过。”王懋德在《直沽》一诗中描写道：“东吴转海输粳稻，一夕潮来集万船。”张翥在《代祀天妃庙次直沽作》一诗中则称：“晓日三叉口，连樯集万艘。”
元代，不但有重载漕船从天津经过，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漕粮还会在天津储存，为此，天津地区设立了很多粮仓。《元史·百官志》记载：“直沽广通仓，秩正七品”，可见元代直沽地区设有广通仓，除直沽设有粮仓外，天津地区的武清县河西务也是重要的漕粮储存地，设有十四个粮仓，“河西务十四仓，秩正七品。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崇墉仓、大盈仓、大京仓、大稔仓、足用仓、丰储仓、丰积仓、恒足仓、既备仓”。
为了确保漕粮事宜在天津的顺利进行，元朝官府在这里设置了一些漕运机构。明朝曾任天津兵备道副使的胡文璧在其《与彦伦式求志书》中记载：“元统四海，东南赋税集刘家港，由海道上直沽，达燕京，舟车攸会，聚落始繁，有接运厅、有临清万户府，皆在大直沽。”据《天津县新志》记载，“接运厅在大直沽，去城东南十里许”，主要负责接收通过海道运到天津的漕粮，而临清万户府主要是负责河道运粮的机关。
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从此一直到清朝末年，政治重心始终位于北方，而经济重心却在南方，北方皇室、百官及军士之粮食都要依靠东南地区供给，而将东南地区的粮食运送到北方主要是通过京杭运河，也间或实行海运。明清时期，每年运送到京师的漕粮达数百万石，被称为天庾正供。这数百万石漕粮是明清王朝存在的基础，其能否被顺利地输达北京、通州及边防粮仓直接关系着两朝的安危，所以漕运对明清两朝来说极为重要。
明清时期，天津位于数百万石漕粮运往京师的咽喉之地，无论是河运还是海运，漕粮若想运入京通边等粮仓必须经由天津，“京师岁食东南数百万之漕，悉道经于此”。“北近京师，东连海岱，天下粮艘商舶鱼贯而进，殆无虚日”。“北拱神京，南控诸夏，东连沧海，西望太行，形胜甲于天下，盖畿辅一都会哉。其间轮蹄辐辏，舳舻扬帆，往来交错，尽昼夜而无止。天庾之挽运，蒸民之懋迁，道取诸此”。史料中关于天津在明清时期漕运史上地位之重要性的描述比比皆是。另外，东南漕粮运往京通边仓不仅必经天津，而且还时常因漕船迟至、北运河不畅、预备他用等原因被暂时截存于此，而后再转运它处。总之，天津在明清漕运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现代人关于明清时期漕运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现了很多专著和大量论文，而关于明清时期天津地区漕运的研究还很薄弱，不仅专著至今还没有出现，并且文章也寥寥无几，现分述如下。
（一）明清时期漕运研究现状
1.明清时期漕运研究的专著和论文
（1）明代漕运研究的专著和论文
关于明代漕运研究出现了很多专著，如吴缉华的《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年版）这是一部研究明代海运与河运的重要著作，此著作全面地论述了有明一代海运与河运的盛衰消长过程、海运与河运的方式及船只、影响海运与河运盛衰的原因、海运与河运的地位以及统治阶级内部围绕海运与河运展开的争论等问题。（日）星斌夫《明代漕运的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1963年版）分别叙述了明代漕运的发展、漕运的政府机构、漕运的民运和军运组织及其运营、漕粮米耗和脚米、河运期的地方海运和江南海运的盛衰。另外，附篇论述了明代预备仓的盛衰和社仓、塘长等。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对明代漕粮的折征、白粮的运解、运军制度、漕粮的兑运及漂流、漕船的修造、漕粮运费等问题作了全面论述。（美）黄仁宇《明代的漕运》（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对京杭大运河的地形概况、明代管理大运河的行政机构、漕粮运输以及与漕运有关的宫廷供应品的运输、征税、商业、旅行和劳役作了论述。
关于明代漕运研究出现了大量论文。如关于漕运人员研究的论文有林仕梁的《明代漕军制初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5期），此文论述了明代漕军制度的建置和变迁、明朝漕运制度之兴衰与明朝统治之兴衰不同步的原因，以及明代漕军制度被清朝因袭的政治与经济背景。鲍彦邦《明代运军的编制、任务及其签补制度》（《暨南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3期）论述了明代运军的编制，即采取卫所制和编甲连坐制，并实行编队运行的原则；明代运军的任务主要是担负漕粮运输，此外还有各项经常性或临时性的附带任务；为保持现役运军数额，明政府制定了具有严密和强制特点的签补运军的原则和措施。陈峰《明代的运军》（《中州学刊》1997年第1期）论述了明代运军的形成及其设置，明代运军的工作状况、待遇及遭受的勒索，明代运军的反抗破坏行为和贩私活动等。王伟《明代漕军制的形成及演变》（《聊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2期）一文认为随着明朝漕运方式的改变，职业性的漕军也应运而生，成为漕运的主要运输力量，其对维护明王朝漕运的正常运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是维系明朝京都命脉的重要支柱。
关于明代漕运管理研究的论文有成刚的《明代漕运管理初探》（《财经研究》1993年第7期），此文论述了明代不同时期实行的不同漕运法及漕运政策思想。
关于明代漕粮研究的文章有鲍彦邦的《明代漕粮折征的数额、用途及影响》（《暨南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一文，其论述了明代漕粮折征的数额、漕折银的用途以及漕粮改折和漕折银逋欠对明王朝的影响。
关于明代漕运与商业研究的论文有赵全鹏的《明代漕运中的商业思想》（《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1期），此文从通海运兴利货、漕粮改折就近籴买、粜贵籴贱、操敛散贵贱之权等方面论述了明代漕运中出现的商业思想，并认为“明代漕运中的商业思想是在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和繁荣的基础上产生的，它说明人民已经认识到商品经济对社会的巨大作用，并利用商品经济来解决社会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其另外一篇论文《明代漕运中的商业活动》（《史林》1996年第1期），从“漕运基建中的商业活动”、“漕粮征收中的商业活动”、“漕粮运输中的商业活动”、“漕粮仓储中的商业活动”四个方面论述了明代漕运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商业活动，并认为这种“貌似繁荣的商品经济实际是一种虚假的景象，它随着漕运的消失而荡然无存”。
关于明代漕运影响研究的论文有赵全鹏的《明代漕运与江南重赋》（《历史教学问题》1995年第2期），此文从“江南地区漕粮运输中的粮食耗费”和“漕粮运输力役逐渐转化为赋税”两个方面论述了明代漕粮给江南地区人民带来的沉重赋税负担。
关于明代漕船研究的论文有封越健的《明代漕船修造制度述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此文从漕船的损毁和使用年限、漕船的修造地点和修造人员、漕船的木料和船价银的来源三个方面论述了明代海运船和内河漕船的修造制度。
关于明代运河研究的论文有钱克金、刘莉的《明代大运河的治理及其有关重要历史作用》（《社科纵横》2002年第4期）一文，其论述了明代对运河的整治及其对农业的影响、明代运河所承担的漕运重任、明代运河的商贸活动三个方面的内容。
（2）清代漕运研究的专著和论文
关于清代漕运研究的专著有两部，一部是李文治、江太新的《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5年版），该书以清代的河运漕粮制度为研究重点，对河运时期漕粮的赋税制度、征收兑运和交仓制度、漕运官制和船制、运丁和屯田制度、运道制度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宏观把握和精细分析。一部是倪玉平的《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这是一部专门论述清代晚期即道光及其以后海运漕粮的著作，作者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详尽论述了晚清漕粮海运不同阶段的情况及漕粮海运对晚清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
关于清代漕运研究的论文很多。如关于清代漕运对商业影响的论文有孙白桦的《清前期的漕运与商品经济》（《平准学刊》第五辑（上册），1989年），此文论述了清前期漕粮的两个作用，一是保障了京师及其他缺粮地区的粮食供给，具有调剂余缺、解决民食的作用，二是漕运对商品流通的促进作用，如漕船所带运的手工业制品及原料、农副产品及土特产品以及其他私货对清代前期南北物资交流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漕运也促进了运河沿岸城镇工商业的发展，如扬州、济宁、德州等城市的兴起与漕运有很大关系。张照东《清代漕运与南北物资交流》（《清史研究》1992年第3期）一文论述了清朝前中期漕粮河运与晚期漕粮海运在南北物资交流上发挥的重大作用，以及漕粮由河运转为海运给运河沿线南北商货流通带来的诸多不利因素。周祚绍《清代前期漕运及其对国内市场的影响》（《山东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一文认为清代前期漕运的畅通从四个方面促进了国内市场的形成，这四个方面分别为“进一步推动了运河沿岸城市的繁荣”、“起到了‘南粮北调’‘南布北运’的调剂作用”、“对南北商品的交流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使运河作为南北经济大动脉的意义更加突出”。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这种影响是曲折的、有限的。陈峰《清代漕运运输者的私货运销活动》（《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4期）一文从“清代官方对漕运中私货运销的态度及有关规定”、“清代漕运运输者销私货的方式和内容”、“清代漕运中私货运销活动的意义及影响”三个方面论述了清代漕运中的私货运销活动，并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从一个侧面突破了封建统治者对商品经济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商品流通和交换的规模，促进了京城以及运河沿线城镇工商业的繁荣，对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清代漕运人员研究的论文有孙白桦的《清代漕运中的屯丁》（《平准学刊》第五辑（上册），1989年），此文论述了漕运屯丁两极分化及其穷困破产之状况。陈峰《清代漕运水手的结帮活动及其对社会的危害》（《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一文论述了清代出现漕运水手结帮的原因、水手结帮的形式及其存在与发展的原因、水手结帮的破坏活动。吴琦《清代漕运水手行帮会社的形成：从庵堂到老堂船》（《江汉论坛》2002年第12期）一文从清代漕运水手组织由庵堂到老堂船的转变入手，探讨了清代漕运水手行帮会社的形成，以及水手行帮会社组织中权力体系的形成及其意义。
关于清代漕粮研究的论文有吴琦的《清代漕粮在京城的社会功用》（《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一文，其论述了清代漕粮在京城的五大社会功用，即供应皇室及王公的日用食粮、用于京籍百官和驻京军队的俸禄和兵饷、赈济灾民、平粜以稳定市场、支付京城各衙门吏役和各部工匠等的食粮。赵践《清初漕赋》（《历史档案》1999年第3期）一文详尽论述了清初对漕赋的重视与漕赋的用途、漕赋的数量与农民交纳漕赋所付出的沉重力役、漕赋的弊端与恶果等。
关于清代漕弊研究的论文有杨杭军的《略论清朝嘉道时期漕运之弊端及其影响》（《中州学刊》1998年第1期）一文，此文从漕运陋规、漕粮浮收与抗欠、官弊、旗丁之弊等方面论述了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的漕运弊端以及这些弊端的危害。陈峰《略论清代的漕弊》（《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一文，论述了清代在漕粮征收的过程中贪官污吏向农民百般勒索的弊端，此弊端的长期存在使广大农民背负了沉重的纳漕负担，从而不仅严重影响了清政府的国库收入，而且也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倪玉平《嘉道之际的漕弊问题》（《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5期）一文认为漕政为历代政府所重视，清前期大力整顿漕弊成效斐然，但到嘉道时期，随着吏治的腐败，国家控制能力下降，漕弊渐生，这些漕弊包括官吏的贪污、旗丁的勒索与被勒索以及对百姓的浮收，等等。另外，其还认为嘉道时期漕弊的存在，为清代的漕粮海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事实上成为中国漕运制度废除的理论前提。
关于清代海运漕粮研究的论文有倪玉平的《试论道光初年漕粮海运》（《历史档案》2002年第1期）一文，其从“漕粮海运的争论及筹措”、“漕粮海运的实行及其善后”、“海运成功与中止的检讨”三个方面论述了道光六年实行海运漕粮的情况。其另外一篇论文《道光六年漕粮海运的几个问题》（《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一文就以往学者对道光六年（1826年）海运漕粮评价拔高之处，即“雇商海运”、“行走与内河无异”以及“较常年河运所省之数甚多”进行了批驳，指出应正确评价此次漕粮海运，并得出了自己的观点。卢伯炜《清代道光六年漕政改革的意义》（《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6期）一文分别论述了道光六年（1826年）漕政改革在道光年间地主阶级“自改革”运动中的“标本”价值和“破题”意义，它对江南社会经济，特别是市场功能扩大的良性影响，以及对近代“官督商办”体制建设的垂范、借助作用。
此外，还有殷崇浩《〈清史稿·漕运〉订补六则》（《江汉论坛》1984年第1期）一文对《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二《食货三·漕运》中六条有关漕运的记载进行了订正和补充。王永谦《潞河漕运与京通仓储》（《平准学刊》第五辑（上册），1989年）一文，首先论述了清前期漕运概况，即漕额、漕项、漕船、漕粮的兑收、运送及抵通交纳等，其次论述了通州为漕运而进行的各种建置及漕运交收的情况，最后论述了京通仓储事宜，即仓库与官员的设置、漕粮的收支及漕仓的弊端等。
除了以上专门论述明朝漕运或清朝漕运的著作和论文外，还有对明清两朝漕运都进行论述的著作和论文。著作有彭云鹤的《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该著作对明清漕运空前发展的原因、漕运河道的治理、漕粮的征解和漕运制度的发展、漕运的弊端及漕运的社会影响等都作了详细论述。论文有王永谦的《明清漕运沿革与清代前中期漕运弊端》（《平准学刊》第三辑（上册），1986年）一文，此文对明代漕运沿革、清代漕运制度及通州仓储制度、清代漕运的五种弊端，即卫备千总陋规、水次陋规、过淮陋规、过淮后沿途陋规、抵通陋规等做了详细论述。冯超《论元、明、清河漕与海运之变迁》（《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3期）一文对元、明、清三代河运与海运漕粮的兴替演变及这种兴替的自然与政治原因进行了论述。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一文对明清时期运河上商品流通的重要性、内容、规模、特点等分别做了论述。
另外，还有对明清漕运进行区域研究的文章，如冷东的《从临清的兴盛看明代漕运的经济影响》（《松辽学刊（社科版）》1985年增刊）及其《从临清的衰落看清代漕运经济影响的终结》（《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87年第2期）、戴鞍钢的《清代漕运兴废与山东运河沿线社会经济的变化》（《齐鲁学刊》1988年第4期）及其《晚清湖北漕改述略》（《江汉论坛》1988年第10期）、张维中的《宿迁与明清“河漕”》（《黄河史志资料》1998年第1期）、李留文的《明清河南漕粮探析》（《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等。
2.涉及明清时期漕运研究的著作
除了以上专门研究明清时期漕运的专著和论文外，还有一些研究其他问题的著作在其中的某些部分也涉及了明清漕运。
如涉及整个明清时期漕运情况的著作有王树才主编的《河北省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其在第三章 “大批南粮北运带动河北航运新发展”之第二节 “明代河北水运的繁荣”中论述了明代漕运方式的演变，即太祖时候的海运、永乐时期的海陆兼运、永乐及其以后发达的内河漕运及商运、明代后期的河海并运。第三节 “清代河北航运的兴衰”论述了清代漕运的情况，如康熙时期的漕运复兴、内河与沿海广泛的水上物资交流、清代对漕运河道与漕船的管理、清中叶漕运的逐渐衰落。姚汉源《京杭运河史》（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年版）其在第二十八章“河政敝坏与运河艰涩”之第二节 “漕运的变更”中讲述了清朝嘉庆及其以后漕粮由内河运输变为海运的情况。第三十一章“历代管理机制概略”之第五节 “明代漕运规制略述”论述了明代漕法的演变、运军及船只、运军行粮及轻赍、漕运水程、漕河禁例等。第六节 “清代规制”论述了清代漕粮之正兑、改兑、改征、折征以及白粮、督运、漕船、运丁钱粮、运官的考成、漕粮蠲免等。安作璋主编的《中国运河文化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之第四编“明代运河与运河文化”对明代京杭运河的机构管理和工程管理、漕运管理体系和漕运规模、漕粮的征收与兑运及耗费、漕粮运输管理法规、漕运的作用与影响等做了论述。第五编“清代运河与运河文化”对清初运河河道及水源的管理、清代漕运发展状况、漕运体制及管理制度、漕运的社会功能及影响等做了论述。
只涉及明清运河的著作有史念海的《中国的运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本书系统地论述了中国运河的发展史，涉及的时间范围上起春秋战国，下至新中国成立以后，阐述了不同时期运河各段的兴修与变迁、运河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城市的兴衰、社会生活与风俗的变化，并总结了运河修建的利弊得失及对经济的影响，评价了有关历史人物的功过，分析了运河的前景。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从运河沿岸城市，即通州、天津、德州、临清、济宁、淮安、扬州、苏州、杭州之城址选择、环境、人口、经济、文化五个方面论述了历朝漕运对这些城市的影响。岳国芳《中国大运河》（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版）一书论述了从大禹时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此间各个时期政府对大运河的开凿与维修情况。其中第十一章“兴旺发达的明朝大运河”分别论述了明朝前、中、后期政府对大运河的开凿与整治；第十二章“由盛而衰的清朝大运河”分别论述了京杭运河按地理位置分成九个地段的情况、康雍乾三朝对运河的治理、运河水源河道的管理，以及清朝漕运状况、清后期大运河的失修与断航等。姚汉源《京杭运河史》（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其论及的时间从春秋时期始至清朝末年止，对在此期间各个朝代关于京杭运河的开凿、维修、管理等都作了全面而详细的论述，其中关于明清两朝运河的论述不论是在篇幅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中第四编“明代的京杭运河”论述了明代前期和后期对通惠河、南北运河、会通河、淮扬运河、江南运河的开通、维修、管理等方面。第五编“清代早中期的运河”论述了清代咸丰初年以前各个时期对江浙运河、北河、南河的维修状况。第六编“运河的衰落”论述了清代河政的敝坏与运河的艰涩，以及海运漕粮的开通与河运的废弃。陈璧显主编的《中国大运河史》（中华书局2001年版）一书搜集和运用系统的中国大运河史料，以大运河经济带为重心，按时间顺序，分门别类地就运河流经地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水利以及社会风俗等加以全面描述，深刻揭示了中国大运河数千年中对人类社会进步所起的巨大作用。其中第六章 对明清时期大运河的治理和管理、运河对沿岸城市经济与人文旅游的影响做了论述。傅崇兰《中国运河传》（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共分为三篇，上篇“运河之路”论述了从春秋战国至清朝，历朝运河之状况，其中第六部分“朱棣设了北京港”论述了明代宋礼与陈瑄对运河的修治、黄河与运河的分治、卫河的改善和白河的恶化情况。第七部分“漕艘帆船三千里”论述了康熙、乾隆沿运河南巡之情况及对其评价，以及《英使谒见乾隆纪事》中记载的大运河的情况、靳辅和陈潢的治河方略、对洪泽湖口的治理。中篇“运河之城”论述了运河沿线主要城市的情况，其中第四部分“大运河抚育天津成为繁华商埠”简要论述了元、明、清时期漕运促使了天津的发展与繁荣。下篇“当代京杭大运河”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运河沿岸城市的情况。
（二）明清天津漕运研究现状
关于明清时期天津地区漕运研究的专著还没有出现，只是在有关天津的一些著作中简要地涉及，这些著作主要有以下几部：
万新平、濮文起编著的《天津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此书中的“天津卫”、“繁盛的都市”两部分认为天津位于明清漕运的枢纽地位，漕运的发展促使了天津商业的发展，尤其是明清政府准许漕船夹带土产货物这一政策使天津的商业贸易日益繁荣。商业的繁荣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如养花业、蔬菜种植业、金融业等。另外，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天津的文化教育也有了较大发展。
李华彬主编的《天津港史》（古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其中第三章 “明清两代的天津港”之第二节 “漕运继续发展”对明清两代经由天津的河海两途运输漕粮的数量作了简要论述。第四节 “航道的治理促进了天津港口的繁荣”论述了天津地区运河的治理，如北运河上开挖减河、蓟运河的开通，另外，也论述了明清漕运的发展使到达天津的船只增多。第五节 “天津港口的仓库设施”论述了天津地区仓库的设置沿革。第六节 “天津港的驳运”论述了漕粮到达天津后因为河道不畅等原因而形成的驳运事宜，如驳运的发展、驳运的管理、驳运制度、驳运地点。在这一章中关于天津漕运的论述虽然比较全面，但是每一方面都没有深入展开，有的甚至以寥寥数字一提而过，论述得非常简略。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天津简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在古代篇中的第三章 “明代天津三卫的建立与城市经济的发展”之第二节 “漕运与漕粮储备中心的形成”，简要论述了明代漕运对天津城市发展与商业繁荣的促进作用。第四章 “清代天津的州、府建置和城市经济的繁荣”之第二节 “漕运与天津经济的发展”，简明论述了清朝天津漕运的管理与驳船的设置、漕运对天津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天津的海运与商业的繁盛。
来新夏《天津近代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在第一章 的第一节 “河口都市的形成”中提到明清漕运对天津城市都市形成的影响，认为“漕运、盐业的发展，促成天津商业贸易的繁荣，从而引起封建王朝对天津的重视，使都市设施逐步完善”。
郭蕴静主编的《天津古代城市发展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是一部对古代天津城市发展作全面论述的著作。在其第八章 “漕运的发展与作用”之第一节 “明代天津的漕运”分别论述了明初直沽海运、里河运粮后天津的漕运、明末天津的海运。第二节 “清代天津的漕运”论述了清代的里河运粮，包括兑运方式的变革、漕项名目的增多、设赡运的屯田、地方对漕粮的贮存与截留，另外，还论及了清代的奉天海运，道光时期的海运南粮。
罗澍伟的《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1993年版）一书，其中第三章 “传统城市的形成”之“河漕与天津商业贸易的发展”论述了明代漕运对天津商业的影响，认为“直沽的优越地理位置与明代河漕的繁忙，使天津很快成长为北方新兴的商业城市，商贩云集，百货亦倍于往昔”。第四章 “区域性中心城市地位的确立”之“漕运与城市经济的活跃”论述了清朝漕运对天津城市成长的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漕船往来携带了大批南方的农副土特产品，因需在天津换剥，遂使天津成为这些货物的集散地”、“二是天津及附近18州县剥船的设置，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商货交流”、“三是奉天海运的实行，使天津发展成华北地区的粮食集散市场”。
天津市河北区地方志办公室编的《天津河北简史》一书，在古代篇的第三章 “金元明时期的发展”之第四部分“盐业、漕运对河北地区的影响”简述了漕运对明代天津仓库的建造、商业的发展、文化的交流等方面的促进作用。第四章 “清代的进一步发展”之第二部分“漕运、盐业的发展及商业街区的形成”述及了清朝对北运河的整治、剥船的设置，以及漕运对天津商业的促进作用。
天津市北辰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的《天津市北辰区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的第四编“漕运与北仓廒”之第一章 “漕运撷要”对元明清时期天津地区运道的浚治与管理、剥船的设置、历年经过北运河的漕额以及对漕运的管理等做了简明论述。第二章 “北仓廒”对清代北仓的修建、截漕、监管等做了探讨。第三章 “漕运人文”对金元明清时期与漕运有关的文献、诗文、故事、号子等文学作品进行了整理与罗列。
天津市红桥区地方编修委员会编的《天津市红桥区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的第二篇“四个发祥地”之第一章 “城市发祥地”和第二章 “商业发祥地”分别论述了明清漕运对天津城市发展与商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张利民主编的《解读天津六百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在第四章 的第一节 “明清时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论述了明清时期大运河的开通和漕运业的发展对天津城市布局的影响。第六章 的第一节 “明清时期的沿海贸易与埠际往来”论述了明清漕运对天津商业发展的影响。第十一章的第一节 “传统时期的人口聚集”认为漕运是明清时期天津人口增加的原因之一。第十五章的第二节 “居民及居民生活状况的演进”论述了明清时期漕运对天津人职业的影响。第十七章的第一节 “运河城市的文化底蕴”论述了漕运对天津城市文化的影响。
来新夏的《天津的城市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的第二部分“明代天津卫”之第三节 “天津卫城为何建在这里”认为漕运是天津卫城基址选择的原因之一。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编的《天津古史寻绎》（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的第十三章“走向城市的明清时期”之第三节 “漕运基地”认为明清时期天津是漕粮转输北京及蓟、辽等边关的漕运基地。
以上是涉及明清时期天津漕运研究的著作，虽然关于明清时期天津漕运研究的专门著作至今还没有出现，但出现了数篇对其进行专门论述的论文，有如下几篇：
张仲《天津市区的历史变迁》（《天津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期）一文，论述了元明时期漕运对天津市区发展的重要影响。认为元代实行大规模海运漕粮“使市区范围由三岔河口一隅之地扩大成东到大直沽，经宫南、宫北、侯家后，西抵码头一带”，并“形成沿海河狭长发展的状况”。到了明代，“沿运河一带，主要是西岸，更加繁荣”。由于海运的停止，使南运河一带成为天津市区繁华的中心。
韩嘉谷《海河水系的形成及其影响》（《天津史研究会年会论文选》1982年）一文，作者既肯定了漕运对天津城市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认为漕运对天津城市的发展具有负面影响，指出封建统治者为了保证漕运畅通，不断加高运河堤岸，从而使下游水患增加，严重影响了天津城市的发展。
林纯业《明代漕运与天津商业城市的兴起》（《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一文认为明代中叶以后，随着漕运的兴盛和大运河的畅通，天津地区的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由单纯的官运粮米及物资中转站发展成为各地商品及货物集散的北方商业中心城市”。另外，林纯业的《明代天津商业城市的兴起》（《天津史研究》1985年第3期）一文认为明代天津漕运的兴盛，促使了天津商业城市的形成，并使其获得了长足发展。
林纯业《清代漕运对天津城市发展的经济影响》（《天津史研究》1986年第2期）一文中，论述了清代漕粮河运与海运对天津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影响，促进了天津河海运输业的发展与兴旺，推动了天津城市商业的繁荣，带动了天津地方经济的活跃，同时也加强了天津与沿海各省、腹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与物资交流。另外，林纯业的《清前期天津商业的发展》（《天津史志》1986年第2期）一文认为清朝统治者允许漕船附带货物，促使了天津商业的发展。
胡光明《开埠前天津城市化过程及内贸型商业市场的形成》（《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一文，论述了漕运对明清时期天津人口、商业、城市布局的影响。
郭蕴静《清代天津商业城市的形成初探》（《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8期）一文认为漕运的发展是天津城市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王翁如《〈卫志〉中的浅和浅夫解》（《天津文史丛刊》第八期，天津文史研究馆，1988年）一文对《天津卫志·河口》中所记载的天津卫在运河沿岸设置的浅的名称、数量、坐落位置和浅夫的数量、任务等作了简要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