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每年东南数百万石漕粮被送往北京、通州或者蓟州等处，送往这些地方的漕粮都要从天津经过。并且有时由于某种原因，每年从天津经过的这些漕粮，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被截留在天津，或就此存贮于天津，或经过暂时的存贮后，再转运它处。
一、明朝经由天津漕粮数量的统计与分析
明实录中，从永乐九年（1411年）开始，有每年通过京杭运河输送漕粮数量的记载，这些漕粮大部分经过天津进入京仓、通州仓、蓟州仓，以及其他仓库，但也有一部分漕粮，因改折，或者截留他用，而不经由天津。
五年未记备注：“规定总额”一栏内，正德十五年以上年份及隆庆元年、万历三十八年、万历四十一年、泰昌元年之数字，是根据明朝之规定添加，其他是根据明实录记载。
“实运总额”一栏，从万历三十一年以后年份之数字是计算得出，其他是根据明实录记载。
“运往蓟州等边仓”一栏，成化元年至成化二十三年及正德五年、正德九年之数字来自《万历会计录》，其他是根据明实录记载。
另外，通过计算得出之数字统一精确到“石”，百分数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可以将明朝漕粮经由天津的情况，以嘉靖元年（1522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嘉靖元年之前漕粮经由天津之情况。
在嘉靖元年（1522年）之前，明朝漕粮没有改折或者他用的记载，全部都运送至京通仓和蓟州仓，所以每年实运漕粮之数就是经由天津漕粮之数，即每年经由天津漕粮的数量占实运漕粮数量的百分之百。
下面再对这百分之百都经由天津的漕粮进行具体分析，来探讨其在数量上的变化。根据其变化情况，可以将这一时期经由天津的漕粮分为四个小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永乐九年（1411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在此期间，经由天津的漕粮数量每年都变化不定，最少的年份是永乐十八年（1420年），为60.7328万石，最多的年份是宣德六年（1431年），高达674.2854万石，上下波动幅度达到600余万石。第二个阶段是宣德十年（1435年）至天顺七年（1463年），在这期间，每年经由天津的漕粮数量开始趋于稳定，大致在400—450万石之间，上下波动幅度不过50万石。第三个阶段是天顺八年（1464年）至成化七年（1471年），在此期间，除了成化六年（1470年）为370万石外，其余年份都为335万石，可见，在此期间每年经由天津的漕粮数量更加趋于稳定化。第四个阶段为成化八年（1472年）至正德十六年（1521年），因成化八年（1472年），“定攒运粮每岁四百万石”，所以从是年始，至正德十六年（1521年），每年经由天津的漕粮数量都为400万石。
可见，在嘉靖元年（1522年）之前，每年经由天津的漕粮数量经历了由变化不定到趋于稳定，再到定额400万石的变化过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蓟运粮，在万历之前，明实录中没有关于其每年运输数量的具体记载，因此，不好妄加推断，所以在上面对每年经由天津漕粮数量的分析中，有些并没有将其包括在内。但明朝从永乐十三年（1415年）开始，停止海运，运往蓟州之漕粮也从内河运输，所以其也必从天津经过。因此，即使以上分析没有将蓟运粮包括在内，但对每年经由天津漕粮数量的分析结果并没有影响。
第二，嘉靖元年（1522年）之后漕粮经由天津之情况。
从嘉靖元年（1522年）开始，明代漕粮有改折或者它用之项，即因恩免或者灾伤，停止某处漕粮的征收，而是改征银钱；或者是本该北运之漕粮改作他用。下面将嘉靖元年（1522年）之后漕粮经由天津的情况分为两个阶段来分析。
1.嘉靖、隆庆时期
从中可以看出，嘉靖、隆庆年间漕粮改折数量很大，在此期间有漕粮数量记载的年份为九个，其中六个年份漕粮改折数量都在100万石以上，最多的年份是嘉靖十一年（1532年），竟高达210万石，比此年实运漕粮190万石还要多20万石。但此年漕粮改折可能是明朝漕粮改折中的一次特殊情况，除了此年之外，其他年份漕粮改折数目与实运漕粮数额相比，数量都相当少，即使在漕粮改折数量位居第二的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实运漕粮数量也是改折漕粮数量的1.4倍。在漕粮改折数量最少的年份，即隆庆三年（1569年），实运漕粮数额高达改折漕粮数额的16.8倍。
由上可见，嘉靖、隆庆年间，每年的实运漕粮要比改折漕粮多得多，在史料中，没有这些实运漕粮被他用的记载，所以其应该是全部被运往京通仓和蓟州仓，因此，嘉隆年间虽有漕粮改折，但数量不大，并且只要是起运漕粮都要从天津经过，即每年经由天津之漕粮数量占实运漕粮总额的百分之百。
2.万历、天启时期
从中可知，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开始，每年各项漕粮数，如漕运各项总额、不经天津各项漕粮数、经由天津各项漕粮数都有了明确的数字记载。总的来看，除了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天启二年（1622年）、三年（1623年）这四个年份，起运漕粮有一部分不经由天津，而是或“河工留用”、或“漂毁”、或“运黔”外，其余有数字记载的年份，只要有漕粮起运，其全部都从天津经过，换句话说，在这些年份中，每年经由天津的漕粮数量也占实运总额的百分之百。
下面再来分析有部分漕粮不经由天津的四个年份，首先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此年有起运而不经由天津之“河工留用（漕粮）八千一百九十六石有奇”，占实运总额的0.2%，而经由天津的漕粮数量占实运总额的99.8%。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有起运而不经由天津之“漂毁（漕粮）二万八千九百三十九石有奇”，占实运总额的0.8%，而经由天津的漕粮数量占实运总额的99.2%。天启二年（1622年）、三年（1623年），各有运黔漕粮八万七百石，占此年实运漕粮总额的2.3%，而经由天津之漕粮数量占实运漕粮总额的97.7%。通过对以上四个年份的分析可知，在此四个年份中，虽然起运漕粮有一部分不经由天津，但这部分漕粮占实运漕粮总额的比例非常小，最少的为0.2%，最多的也只有2.3%，而经由天津之漕粮数量占实运总额的比例高达97.7%至99.8%。
总之，通过对以上有漕粮数量记载年份的分析，可以得知这样一个事实：只要有漕粮起运，其几乎百分之百都要从天津经过。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那就是每年经由天津之漕粮的实际数量并不仅仅是中所记载的数目，而是远远超过此数。中所列数字只是每年所运漕粮正额。而实际上，在宣德五年（1430年）开始实行兑运法，即“令江南民粮兑拨附近卫所官军运载至京”时，除了正额漕粮由卫所官军运至京师外，还令江南之民“量其（地里）远近给予（官军）路费耗米”，即根据运输路程的远近，令东南各省人民在交纳漕粮正额外，再交纳一定的路费耗米。关于兑运漕粮耗米的数量，宣德八年（1433年）记载，“湖广每石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隶六斗，江北、扬州、淮安、凤阳五斗，徐州四斗，山东、河南三斗，若民自运至淮安、瓜洲等处兑军者四斗”。宣德十年（1435年），降低了东南各省漕粮耗米的数量，“令湖广、江西、浙江耗米俱六斗，南直隶五斗，江北直隶四斗，徐州三斗五升，山东、河南二斗五升”。正统元年（1436年），对部分省份的漕粮耗米进行了调整，“江北淮安、凤阳四斗五升，浙江苏、松等府民自运至瓜洲兑运者三斗七升，淮安者三斗，余如旧”。成化十年（1474年），再次降低东南各省漕粮耗米的数量，“令湖广、江西、浙江加耗每石四斗，应天并江南直隶各府一斗五升，徐州二斗，山东、河南一斗五升”。另外，弘治十三年（1500年），还奏准漕运官军务必将正耗漕粮照数交兑，不许折收轻赍或中途粜卖，否则，根据所欠漕粮数量，军余、小旗、总旗、百户、千户、指挥、把总、都指挥、总督漕运、总兵等官都要受到相应的处罚。
可见，明朝对每年兑运的正额漕粮之加耗有规定的数量，并且这些耗米都要求征收本色，不许改折，或者中途粜买，否则必加严惩。明朝每年征收正额漕粮的数量很大，所以每年征收耗米的总数也不小，据《明会典》记载，万历年间，每年“实通运正耗粮五百一十八万九千七百石”。如果将其中四百万石作为正项额征漕粮，其余一百一十八万九千七百石就是耗米之数。因此，每年经由天津之漕粮数都要远远超过中所记载的数字。
二、清朝经由天津漕粮数量的分析
清朝，虽然规定每年漕额仍为四百万石，但实际上，除了与明朝一样有改折现象外，其还具有自身特有的现象，即对漕粮的蠲、缓、升、除、截等，蠲即蠲免漕粮，缓即延缓征收当年漕粮，升即对新垦地亩开征漕粮，除即除去原先可耕后来不可耕地之原征漕粮，截即截留漕粮不运往京通，而改作他用。以上现象在有清一代频繁出现，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下面略举数例加以说明。
康熙三十年（1691年），因河南省连年秋成没有丰收，如果不蠲免该省应征之漕粮，人民生计可能会很艰难，于是奉旨将河南省“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钱粮著通行蠲免，并漕粮亦著停征”。同年，又奉上谕，将起运漕粮逐省蠲免，以纾民力，除河南省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漕粮已经颁谕免征外，湖广、江西、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省应输漕米，“自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为始，以次各蠲一年”。像这种大规模轮流蠲免各省漕粮之事，除了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颁诏实行过外，在乾隆年间还实行过三次，第一次是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奉上谕，令湖广、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等省应输漕米，照康熙年间之例，按年分省通行蠲免一次，蠲免的次序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为始，免山东、河南二省，三十二年免江苏省，三十三年免江西省，三十四年免浙江省，三十五年免安徽省，三十六年免湖南省，三十七年免湖北省”。第二次是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钦奉上谕，令各省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开始，“复行普免天下漕粮一次”，其普免办法照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之例，“于四十五年免河南省，并免江苏之江宁、苏州、扬州、徐州、淮安五府属；四十六年免山东省，并免江苏之松江、常州、镇江、太仓、海州、通州六府州属；四十七年免浙江之杭州、湖州二府属；四十八年免浙江之嘉兴府属；四十九年免安徽省；五十年免湖南省，并免江西之南昌、饶州、南康、广信四府属；五十一年免湖北省，并免江西之瑞州、临江、吉安、抚州、建昌、赣州六府属，分作七年递行蠲免一周再”。第三次是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谕令“六十年普免天下漕粮”。以上是清代蠲免漕粮之例。
乾隆二年（1737年），题准将河南省祥符等四十二州县盐碱、飞砂、河坍水占等地无可耕，粮仍赔纳之地，“豁免漕米三百七石一斗六升零”。此是清代开除漕粮之例。
乾隆十一年（1746年），山东水灾民饥，命“酌拨截留南漕米石，加赈山东东平、鱼台、济宁、汶上、兰山、郯城、益都、博兴、高苑、乐安、寿光、安邱、诸城等十三州县”。嘉庆十二年（1807年），江西、湖南宿州等十三帮漕粮，至七月份时尚未渡过黄河，于是令其所运七十二万四千余石漕粮截留囤卸，“分拨江苏二十万石，安徽十万石，各于灾歉之区，量为平粜”，并“借给回空各帮漕米十万石零”。此外，尚存漕米三十二万余石，“著即截卸淮扬等属，饬令该处守备，会同总运丞倅等经理截卸”。道光元年（1821年），截留江苏苏州、常州两府漕米六万石，“备放江宁所属八旗、绿营，并漕河各标兵米，及织造匠役、恤孤口粮”。此是清代截留漕粮他用之例。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山东雨水过多，秋禾被淹，于是加恩将被灾较重之曹县、城武二县，本年应征漕粮及随漕银米，“缓至壬午年（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再分作三年带征”；次重之金乡、济宁、鱼台、菏泽、单县、濮州、定陶、巨野、范县、阳谷、寿张、德州、馆陶、夏津、武城、邱县、临清、恩县、汶上、嘉祥等二十州县，除有收之地，仍令照常征输外，所有被灾地亩应征漕粮漕项，“俱缓至壬午年（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再分作二年带征”，以纾民力。此是清代缓征漕粮之例。
乾隆三十三（1768年）年，安徽霍邱县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民人报垦旱田，遵例十年升科，于是此年“入额升征漕粮正兑正米一斗三升七合七勺三，耗米四升一合三勺；改兑正米六升五合二勺二五，耗米一升六合三勺”。此是清代升科漕粮之例。
关于清朝漕粮蠲、缓、升、除、截等现象，史料中的记载不胜枚举，以上只是选择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记载列举说明。这些现象在明朝几乎不存在，尤其像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四十三年（1778年）、六十年（1795年）下令对东南各省漕粮进行轮流普免之事，在明朝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再如关于漕粮截留，清朝将漕粮用于赈济灾荒是普遍现象，并且其数量也非常大，特别是到了乾隆年间，其数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记载，“康熙年间，共截过漕粮二百四十万石，雍正年间，亦不过二百九十余万石，今已截至一千三百二十余万石”。这只是截止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截留漕粮之数，此后漕粮截留仍在继续。道光十二年（1832年），由于各省漕粮截留数量过多，其中江苏省尤甚，从而导致京仓存粮数量大为减少，于是江西道御史玛善奏请，“嗣后如遇灾歉，动支本省常平、义仓、社仓，或采买邻境，不得轻议截留漕粮，傥必须截漕支放者，即于次年按数买足运通”。此次奏请未被采纳，此后漕粮截留仍然不断。
由于清朝漕粮有以上几种不确定情况，所以每年运至京通仓漕粮的数量就不确定，因而也就导致每年经由天津的漕粮数量也难以有确切的数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清朝漕粮有蠲、缓、升、除、截等现象，但为了保证北方京师及边防军士粮饷的供给，每年被运往京、通、边仓的漕粮数量仍相当大，这些相当大数量的漕粮也必从天津经过，只是与明朝相比，其在数量上要少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