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去澳大利亚定居之前，我和妻子先去欧洲，访问那里的几个汉学研究中心。在斯德哥尔摩逗留期间，我的瑞典朋友汉斯·比伦斯坦教授为我们安排了一次与斯文·海丁博士的会见。斯文·海丁博士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兼探险家，他在中国西部和土耳其斯坦的早期考古中，曾经有过许多重要发现。我们去拜访他时，这位老人已经九十六岁了，每天只能在下午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会见客人。时间是固定的，遵守时间非常重要。我们准时到达他家。斯文·海丁博士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椅子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奥地利帝国皇帝凯泽·威廉亲笔签名的照片。他谦恭有礼地接见了我们，然后，开始了令人难以忘怀的谈话：“六十五年前，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从我第一次踏上去中国的道路以来，我还不能说自己有像这位老人那样丰富的阅历，但我满怀希望。
航空旅行盛行之前，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来往，不是坐轮船漂洋过海，就是乘火车经过从莫斯科到中国黑龙江省的边境城市满洲里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然后再通过中国的铁路系统从满洲里到北京和上海。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横贯南北的直通铁路。1923年，乘坐西伯利亚大铁路还为时尚早。因为那时，布尔什维克与白俄之间的内战虽然以苏维埃占领西伯利亚而告终，但战争刚刚结束不久，要想得到穿越苏维埃领土的签证不仅困难，而且旷日持久。于是，我就与乔治·桑塞姆先生一道，乘日本轮船“须羽丸”号由海路前往中国。一路上，乔治·桑塞姆先生给了我很多启示。一天晚上，在新加坡，我们从岸上返回轮船的时候，在码头看见一群日本人正在玩棒球。我十分诧异。乔治·桑塞姆对我说：“哦，你知道，棒球是日本一种全民性运动，日本人一有空就玩棒球。”我说，我只知道棒球是美国的全民性运动。“这话没错，棒球虽然是美国人发明的，但现在日本普及了。”这是日本人与中国人这两个民族之间存在着的深刻差别的第一个表象。对国外新鲜事物的接受，日本人迅速而有所发挥，中国人则缓慢而彻底。
香港是到上海前停靠的最后一个港口，我们在那儿作了短暂的停留。给轮船装煤需要一个夜晚的时间。装煤是件又苦又脏的活儿。光着脊背、扛着装满煤的麻袋的苦力们一字排开，一眼望不到尽头。他们川流不息，在通往轮船煤舱的路上来来往往，在煤尘弥漫中，把麻袋里的煤倒入煤舱的舱底。轮船上，所有窗户都紧闭着。倘若夏天，一定让人十分难受，好在当时是十二月份，正值冬天。那是香港气候宜人的季节。天空晴朗，气温适中。为了躲避煤尘，我们上岸去城里吃饭。那时，香港是一个纯粹的殖民地港口。除了英国人之外，其他欧洲居民寥寥无几。九龙是中国大陆的领土。除了港区内森公路旁边有一大片外观简陋划一的房子，靠近海港渡口有几家商店，以及早期的星岛饭店以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了。香港的中央地带，银行和大公司高楼林立。中央地带外围海岛边上的城区，一派中国风情。各种大大小小的商店鳞次栉比，好像除去中国货和专门为中国市场生产的日本货以外，就再也没有别的货物可卖了。香港有几家欧洲公司，如莱恩·克拉夫沃德出售食品和杂货，凯利＆瓦尔斯是书店，还有出售服装与纺织品的怀特＆莱德洛等公司。这些公司专门向英国人聚居区提供必需的物品。丹尔瑞农场在岛的南端，饲养奶牛，主要向欧洲人供应牛奶、奶油和黄油。那时，这些食物不能登中国烹饪的“大雅之堂”，不合中国人的口味。如今，所有这些老牌公司的经营场所虽然变了，但繁荣兴旺，依然如旧。当我伫立在码头上的时候，觉得自己终于——至少在地理上——触摸到中国了。而且，香港是那么美丽。
上海的景色与香港迥然不同。黄浦江在吴淞口汇入长江。当我们乘坐的轮船缓缓行驶在黄浦江上的时候，江面污浊。透过冰冷的霏霏细雨，放眼放去，看不见一座山丘。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只有一些村庄，雾气濛濛，一片萧瑟。城区上空，笼罩着工厂烟囱冒出来的滚滚浓烟。每年冬季，在英国的第尔伯列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景象。从香港出发，经过两天的海上航行，气候已经完全不同了。香港属亚热带，冬季气候和暖，而上海，天空阴沉沉的，寒风刺骨。香港那蔚蓝色的海面到上海时，已经变成固定不变的深黄色。那是由于长江日复一日把大量泥沙带到黄海里造成的。黄海恰如其名。上海有到海上去，或者从海上来的意思。黄浦江有一段能通巨型船舶，上海就坐落在那段河流的两岸。最初，上海是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城墙环绕的小城。按照中国帝制行政区划分的标准，应当是州。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南京条约》的签定而告终[7]。根据《南京条约》的条款，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对外开放。除此而外，英国人和法国人还从清政府那里取得了专门供外国人居住的地区——租界。根据《南京条约》中有关指定对外开放、供外国人居住和进行贸易的城市的条款，这些城市不一定都在海岸或者可以通航的江岸。实际上，指定通商口岸这一禁令逐渐被废弃。北京就居住着大批外国人，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既不经商，也不是外交人员。
根据后来陆续签定的一些条约，上海的租界区不断扩大，一直扩大到比原来由中国人直接治理的旧城区大了许多倍。租界由租借人和占领者选举的一个委员会治理。委员会全部由外国居民组成，再加上少数几个中国名誉顾问。这些中国顾问都是大贸易公司的买办。买办（compraders）一词来源于葡萄牙语，是买主的意思，后来就演变成大公司中国经理的意思了。买办多数是当地或其他地区的商人，一般都很有钱。他们负责招募中国雇员。虽然，设立租界的初衷是为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外国人提供一个居住以及进行贸易的区域，但是，经过八十多年的变迁，租界已然变成了一座大城市。当时的居民人口已经超过一百万，其中百分之九十八是中国人。中国人大量涌入租界是从1850年太平天国运动开始的。中国当时的各种条件，刺激人们寻求外国人的保护。于是，涌入租界的人流源源不断。
原来计划在上海建立三个租界。法租界紧靠上海旧城，接下来是英租界。美国本来有权在紧靠英租界的黄浦江下游江岸建立租界，可是，那个时期，美国国会还打着“强烈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幌子，拒绝单独划给它的租界而另辟蹊径。他们提议把划给它的那片地区与英租界合并成一个“公共租界”，这样一来，美国人一箭双雕，既保证了它的商人有一个不受中国司法权管辖的安全地区，又维护了它那表面上“纯洁”的反殖民主义传统。这样一来，公共租界实质上变成了一个“城市国家”。它有自己的政府、军队、警察，还有上海志愿兵。那是从外国居民中招募的陆军部队。警察主要来自中国北方的山东人，还有锡克人。政府官员绝大多数是英国人。他们之所以要雇佣山东人，一则山东人身强体壮，又有头脑机灵的好名声；二则他们不会说上海本地话。因此，被当地居民腐蚀的可能性就小一些。俄罗斯难民大量涌入时，招募警察刚刚结束，许多俄罗斯人就被招募为没有委任状的警官。
俄国爆发革命的几年间，在中国避难的俄罗斯人数以千计。大多数俄罗斯难民住在哈尔滨和北满（黑龙江省）几个最初由俄国人建起来的城市里。不过，据统计，上海的俄罗斯难民也有四万多人。他们接管了欧洲餐厅、成衣店、美容院，和中国人不适合从事的其他生意。他们没有国籍，因此不能移居到别的国家。他们很难谋到需要专门技术的职业，也很难进入大公司，结果变成一个商业中产阶级——上海的一个特权阶级——大贸易公司和外国银行的大班（汉语中总经理的意思）。
像这些俄罗斯人一样在中国谋生的欧洲人，只是任职期间才住在上海或者中国其他城市。退休后，当然要回到自己的祖国。那时，隐含着“流亡”之意的“侨民”一词，或者还有“移民”一词，还没有被广泛使用。在中国的欧洲人知道自己被叫做“外国人”。尽管他们不理解这个称呼的真实含意，但是，它反映出中国人的一种看法。出于礼貌，或者在正式场合，中国人叫他们“外国人”。从字面上讲，意思是“国外来的人”。最初，外国人被叫做“洋人”。字面上的意思是“海洋上来的人”。这个称呼与相当直言不讳的称呼“洋鬼子”有明显的联系。“洋鬼子”的意思是“海洋上来的鬼”，或者“国外来的鬼”。真正会讲并能听懂汉语的外国人毕竟很少。能运用汉语的，主要是外交人员和传教士。一般的外国人并不真正懂得汉语词汇的来源和含义。
长期在上海定居的家庭，家长通常是公共租界的公务员，不像贸易公司的雇员或者外交使团的领事们那样，可能从一个开放口岸迁移到另外一个开放口岸。因此，他们有的在当地娶妻生子，有的把新娘从英国接来。由于他们既负担不起海上长途旅行的昂贵费用，又忍受不了把孩子送到英国上学的思念之苦，便把孩子们留在上海抚养、教育。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的教会学校便应运而生。这些学校的学生中，有一些后来成了名人。英国著名的芭蕾舞女演员玛格丽特·福特英女士便是其中的佼佼者。除去大商行和银行的职员之外，在上海长期定居的外国人还有：在公共租界行政事务部门供职的官员，从事需要专门技术或受过特殊训练的职业人员——医生，律师，股票经纪人，工程师，以及从事其他职业的外国人。这些人都自命为“上海人”。
我怀揣介绍信前来上海投奔的沃德夫妇，到码头迎接我们。他们就是所谓“上海人”。沃德是位律师，夫妇俩没生过孩子。公共租界的活动是一项很复杂的事务。租界里的外国人都来自与清政府缔结条约的列强诸国。有英国、法国、俄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荷兰。欧洲的瑞士虽然最初没有与清政府签订任何条约，但通过特殊手段，也取得了与上述国家同等的特权地位。与美国和日本一样，取得了“治外法权”。这就意味着，所有这些国家的公民都不受中国法律和司法权的管辖，而只受他们本国法律的支配。从理论上讲，支配他们的法律通过他们各自的公使馆实施。而实际上，是通过上海一个“联合法庭”实施。所谓“联合法庭”的法官由他们本国政府指定的律师担任。当这些国家的公民卷入某一纠纷或者刑事指控时，就由他们本国政府指定的法官审理。“联合法庭”也审理包括中国人为一方，外国人为另一方的案件。还审理在公共租界中居住的中国人的案件。中国人自己之间的纠纷虽说归上海市地方法官审理，但找上海地方法官裁决的中国人微乎其微。中国人之间发生纠纷时，一般通过某个社会团体来仲裁。如果案件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外国人，就可以诉诸“联合法庭”。上海为律师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上海人”所关心的事，很少或者根本就不会超出法租界或公共租界的范围。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从来不在这些租界的边界之外走动，甚至不去日本和香港度一年一度的假期。在他们看来，租界边界以外的中国，都不值得考虑。那里无法无天，十分危险，很不卫生，更不安全。当然，北京既是外交使团的所在地，又是中国政府一些代理机构的所在地。这些机构中有一部分外国职员，他们完全由本国控制（通过抵押贷款获利）。北京还有一些外国大银行的办事处，主要涉及巨额融资的信贷及其服务。“上海人”总是以掩饰不住的怀疑和轻蔑看待这些活动。他们认为，与北京军阀统治的短命政府进行一些外交接触无疑是必要的，但北京政府纯粹是军阀们上演的一场闹剧。谁都知道，这样的短命政权毫无权威，它们只不过是那些当政军阀的敛钱机器而已。最多不过几个月，当政的军阀就会被其他军阀赶下台，然后带着横征暴敛来的巨额财富躲进上海。因为把钱存在上海的外国银行里十分安全。经过多笔外国贷款的使用以后，关税盈余便成了一笔奖赏。那些将军们在北京你来我往地互相争抢，就是为了这种奖赏。“上海人”普遍认为，海关盈余不应该交给那些军阀，而应该用来建立某种基金，为整个国家——也就是通商口岸——的利益服务。
沃德夫妇就持有“上海人”的这些观点。他们从来没有走出过租界一步，从来没有打算干那种蠢事。他们不会说、也不想说汉语。他们解释说，上海话纯粹是一种方言，其他地方的中国人都听不懂。他们声言，中国官话是中国五分之四的人口使用的标准语言，但在上海却派不上用场。其实，这是一种托词，是为避免学习汉语的麻烦而提供的一个绝妙的借口。至于书面语言的学习，他们认为，只有怪人或者迫不得已的官员们才会做那种白日梦。上海话的真正名称应叫“吴语”。吴国是长江下游地区的一个古国。上海话与现在被称为普通话的中国官话之间的差别，大概就像苏格兰湿地的苏格兰人的传统语言与伦敦英语之间的差别。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在学习上海话时遇到的麻烦，恐怕不会比英国人在读罗伯特·鲍斯的诗时遇到的麻烦少。
沃德夫妇认为，我既然已经来到上海，当然就得在上海谋生（除了上海，难道还有别的地方可去？）。于是，他们就以“上海人”自居，把当时上海的各种风俗习惯指教给我。次日，我陪沃德太太出门购物。街道上人们熙熙攘攘，沿街狭窄的人行道上，一个给商店送货的苦力背着重物，吃力地向我们迎面走来。我正要闪身到马路中央给他让路，沃德太太一把拉住我的胳膊，说：“别动！”我心中暗忖，也许我一动，就会有一辆我没有发觉的汽车把我撞倒，可是街上没有汽车。实际上，那个年代，上海几乎还没有汽车。我不解地问，为什么不让我闪身让路？“不要给他让路。”沃德太太回答道。我说，那个苦力肩背重物，弓着身子，连路都看不清了。“没关系，”她说，“谁也不会给中国人让路。”
我不想待在上海，更不想在这儿谋生。我发现，上海是一个毫无吸引力的地方。虽然这里中国人和外国人混杂在一起，而且中国人占绝大多数，但上海的建筑风格却不伦不类。那是一种被淘汰了的、英国和欧洲古典建筑风格最坏的典型，充分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种低级的审美情趣。如今，大多数建筑依然存在，而且那么坚固。这是那个不幸的历史时期，欧洲人对中国影响的标记。上海，没有任何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建筑物。商店是二层外国式的楼房，中国人称之为“洋楼”。门脸朝街，多少有点古老的中国风味，但却没有表现中国特色与风格的装饰。即使有那么一点点中国风味，也被铺天盖地的旗帜、横幅和数不清的镀金的商品标牌掩盖了。其实，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本身就是艺术品。任何一种不雅观的东西在汉字的衬托下，也会显示出艺术魅力。
在上海待了大约四天之后，我流露出想去北京的念头。我的东道主甚为惊诧。他们想当然地以为我真正想去的是天津。天津是一个服务于北京（距北京八十英里的内陆城市）的通商口岸。当然，还因为那里有英租界。事实上，天津还有日本、前俄国、法国、前德国，以及前奥地利等国的租界，但没有公共租界。沃德夫妇认为，这是英国外交部所犯一系列无知又无能的错误中的典型。他们说，俄国十月革命期间，毫无疑问，俄租界会成为共产主义——不，是“布尔什维克”——阴谋的温床。而前敌对阵营中，德国已经战败，奥地利帝国也已瓦解，作为战败国，他们再也无法保留在中国的特权。因此，应该像别的通商口岸那样，把他们在天津的租界合并成一个公共租界。可是，列强诸国此时却表现软弱。他们屈服于中国人的压力，把那几个租界划为“特区”，并把“特区”的管理权拱手让给中国的当权者。此外，沃德夫妇还认为，如果生活在天津的英租界、法租界甚至日租界的安全尚有保证的话，生活在以前的俄租界，德租界和奥租界就要冒极大的风险。更糟糕的是俄租界位于相对安全的日租界和英租界中间，使这两个租界首尾不能相接。
沃德夫妇的看法是，虽然天津明显地不如上海，但是，天津也许能为来中国谋生的外国人提供一个可靠的起点。可是我坚持说，我确实想去北京。“哦，我们白费口舌了。那你就得先乘船从上海到天津，然后再坐一段路程不长的火车去北京。”见我执意北上，他们便安慰我说，那段旅途的安全没有问题。因为沃德太太的哥哥威利斯先生是京沈铁路的总工程师。京沈铁路经过天津。沃德夫妇可以写封介绍信，把我引荐给威利斯先生，他会安排我安全抵达北京。“不过，”我说，“有从上海到北京的直达火车吗？”“啊，你千万不要考虑乘火车走完全程，那是十分危险的。”他们解释说，就在几年前（我知道这件事），一列直达火车在山东被强盗拦劫，并且把旅客们挟持到乡村索要赎金。外国列强诸国的营救行动只能通过抗议进行。它们坚持，如果需要付赎金，也得中国政府出钱，并且保证中外旅客的安全交接。从天津到长江北岸与南京隔江相望的浦口有一条铁路。这条铁路那时称为津浦铁路。这条铁路虽然是用比利时、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提供的贷款修建的，并且仍然由一些比利时职员管理，但是，在这条铁路上乘火车旅行还是相当危险的。因为我从来没有间断过阅读《泰晤士报》和其他报刊有关中国的报道，所以对山东“铁路大劫案”的某些背景比我的东道主知道得更多。
许多欧洲不法军火商云集中国，力图处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剩余的军火。一个不法军火商与控制北京的军阀吴佩孚进行交易。他把一大批军火卖给吴佩孚，拿到货款之后，不等货物交到吴佩孚手里，就偷偷登上被称为“蓝色列车”的直达上海的火车，前往不受中国管辖的上海租界。他的交易只要不在本国法律限制的范围之内，就不能对他提起诉讼。因此，不管这笔买卖多么不合法，谁都拿他没办法。这笔军火交易发生在吴佩孚赢得最近一次内战之前。战争的胜利使吴佩孚大权在握，凌驾于有名无实的北京政府之上。这样的顾客自然不好欺诈。不法军火商便想一逃了之。可是，吴佩孚早有防备。他打电报给他的下属山东省省长，让他命令某个强盗头子拦劫列车，把旅客挟持到乡下，夺回不法军火商骗走的不义之财，前提是不能伤害其他旅客。强盗头子得到的报偿是把他与他的部下收编到吴佩孚的正规部队，并且得到“赦免”。
这种官匪交易的勾当屡见不鲜。起初，那些强盗本来不是职业亡命之徒，而是军阀混战中被击溃的军队留下的散兵游勇。他们没有指挥官，没有军饷，也不受战胜者的欢迎，于是就在同样倒霉的军官带领下上了山。他们“占山为王”，坐等下一轮内战给他们提供一个推销自己的机会。然后，从招兵买马扩充兵力的大军阀那里得到“赦免”。这一次，山东的强盗头子欣然接受省长的提议，拦劫了开往上海的蓝色直达列车，夺回被那个军火商骗走的钱，一个子儿不少交给吴佩孚，对外国人和他们携带的物品秋毫无犯，但也从中国旅客身上，搜刮了一些值钱的东西。军火商和那些中国旅客都不敢抱怨。他们知道，即使抱怨，人家也不会退还分文。这倒是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各国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对整个事件的内幕了解得一清二楚，巴不得看到那位不法军火商得到应有的“奖赏”。因为这种交易令人讨厌。它助长了持续不断的内战，而内战又妨害了贸易。贸易是那些国家在中国唯一感兴趣的东西。
沃德夫妇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一事件的内幕。即使听说过，也并不相信。他们认为，不管怎样解释，这件事本身都无关紧要。如果它是真的，恰恰是北京政府腐败无能和政府官员对本国不法商人纵容默许的极好证明。而这种纵容，也恰恰是政府奉行的政策软弱无能的标记。可我还是坚持乘火车去北京。沃德夫妇只好到火车站为我送行。他们眼里几乎噙满泪水。火车站正好在租界边缘，有中国警察站岗。倘若我从黄浦江码头纵身跳入浑浊的河水，他们也不会比目送我乘火车离开上海更遗憾。这是一次令人欣慰的旅行，历时两天一夜，整个豪华舒适的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车厢里的确没有外国乘客）。头等车厢几乎是空的，而三等车厢却挤满了人。在南京，旅客乘渡船渡过长江，然后再上蓝色直达列车。因为是单轨，所以车速不快，这倒为我提供了充裕的时间，亲眼目睹一下“真实的中国”。冬天，庄稼稀疏的原野上，数不清的砖墙瓦顶农舍星罗棋布。偶而，气势宏伟、红墙绿瓦的庙宇从眼前闪过。沿途的土地，时而平坦，时而起伏不平，直到接近山东省时，才看见远处的山峦。我没有在天津停留，因为在离开上海的最后一刻，沃德夫妇才有点难为情地承认，沃德太太的哥哥威利斯实际上并不住在天津那个安全保险的租界，而是住在丰台一幢属于铁道部门的房子里。丰台是北京南边大约十英里处的一个小城，是中国北部京沈、京汉和京张三大铁路干线的交汇点。那时，丰台是一个类似于伦敦西南部克拉彭区的小铁路交汇点；如今，它已经发展成熟，与迅速扩展的北京融合在一起。这样，我就到了丰台，并且受到威利斯先生热情友好的接待。一见面我就感觉到，威利斯不同于那些“上海人”。他是个职业的铁道工程师，在中国工作已经超过十个年头。最初，他参与修建从武昌（现在是武汉的一部分）到广东的铁路。那条铁路穿过中国的中心地带湖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铁路的修建便停止了，因为修铁路的主要资金来自德国，而德国中止了贷款。事实上，那条铁路的修建第一次停顿了六年。第二次从日本入侵前夕开始算起，又中断了十二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51年，终于建成通车。在湖南的铁路修建中止以后，威利斯先生就来到离北京十英里的丰台。最初几年，他很少担惊受怕过。他说，他有可能在京沈铁路部门为我找到一份工作，而且，两天以后他将去天津会见总经理尼斯安先生。威利斯先生经常乘坐挂在列车尾部的观察车厢来往于那条铁路上，察看有毛病的铁轨和其他需要注意的事情。我魂牵梦绕的北京，乘火车只须半个小时就可到达。次日清晨，我抵达北京，那是1924年1月1日或2日，一个寒冷而阳光灿烂的早晨。那时，整个北京都在明代长城内（后来，明代长城不幸被拆毁）。列车驶进北京时，人们可以看到一道长长的灰色砖墙。那是北京外城（有时称“中国城”，尽管我从来没有听到中国人使用这个名称）的南城墙。火车一直驶到一座专供铁路使用的城门跟前，然后穿过拱形门洞（它有两扇可以关闭的巨大门扇），火车就进入北京城。
那时，火车站正好在前门外边。前门是内城一个重要的南城门。外国人有时把内城称为“鞑靼城”。实际上，具有现代建筑风格的前门是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修建的，所以“鞑靼城”也是一个很不恰当的名称，中国人并不这样称呼它。水门也是从车站进入外城的一个入口。之所以称之为水门，因为它曾经是一直通到使馆区的小运河的出口。使馆区离“铁路包房车大旅馆”非常近，“铁路包房车大旅馆”的前身叫“铁路包房车”。这个名称的来由是这样的：1900年，义和团围攻使馆区。公使馆的工作人员被解救出来之后，铁路重新运营，使馆区众多的外国居民没有住处，一位富有想象力的瑞士旅馆老板便租来铁路包房车，把它们停放在水门外边的铁路专用线上。这样旅馆就开张了。水门里面的新旅馆建起来以后，新建的旅馆依然保留了原来的名称。这幢建筑依然完好无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它变成接待苏联顾问的官方饭店，禁止其他居民进入。随着中苏之间裂痕的扩大，苏联顾问撤走了，饭店也随之关闭。直到1978年，依然关闭着，几十年风雨剥蚀，早已面目皆非。
义和团运动以后，专门为外交人员和他们的佣人，以及少数有门路的外国侨民建起一个使馆区。使馆区包括几条街道：一条是东交民巷，东西走向，与城墙平行；一条是沿城墙根的狭窄胡同；另外一条是南北走向的街道，其终点在水门，称为玉河桥；第四条是与东交民巷平行向东的街道，叫台基厂。这些街道的名称都是地道的中国名称。居住在那里的外国人则分别把它们叫作领事街，运河街，城墙街，和马可波罗街。使馆区西边，越过紧靠城墙的那条狭窄的胡同，就是高大的红色城墙。这些城墙把通向紫禁城——故宫的外部通道围了起来。
前门往里，只有相当狭窄的街道连接城市的东西两边，再往里，是朝门。这座城门从它建成的那个朝代起，就一直叫这个名字。朝门的名称经常变化，曾经叫大明门，后来又叫大清门，从共和政体建立以来，一直叫中华门——“中国门”。又长又宽的广场向北通向天安门。天安门是紫禁城的南门。那里的一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朝门已经被推倒，围墙也已拆毁。大大扩展了的广场西边，矗立着人民大会堂。而以前从天安门广场通向东西长安街的城门也消失了。毛泽东纪念堂现在矗立在朝门旧址以北不远的地方。那时，东长安街的南边，有一片“缓冲区”。那里地势开阔，提供了一个防止向使馆区开枪的场所。“缓冲区”向东延伸，一直到使馆区外边的哈德门。使馆区由在北京设有领事馆的各国提供领事馆卫兵、陆军或海军特遣队守卫。从前，这些派兵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俄国、法国、德国、奥地利，以及日本。意大利和荷兰认为，没有必要保留一支卫队。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也认为没有必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俄国、德国和奥地利失去了他们在中国的特权。这样一来，到1924年，使馆区的卫兵就只剩下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的特遣部队了。按照条约的规定，使馆卫队有权充当京沈铁路沿线从北京到公海一些地方的车站警卫部队。天津虽然坐落在从公海溯河而上只有几英里的地方，但条约确定的公海界限不在天津，而在山海关。山海关是长城与海岸毗连的地方，是中国明朝的边界。
1924年，清王朝灭亡已有十二个年头了，但就我在那个阳光灿烂的冬日所见，与皇帝统治时期相比，北京并没有多大变化。主要大街之间，穿插着众多的胡同——狭窄的小巷。随着季节的变化，黄土路时而尘土飞扬，时而泥泞遍地。交通工具几乎都是黄包车，一些有钱的中国人也乘坐马拉的有车厢的轿车。这种车与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布鲁厄姆车非常相似。汽车十分罕见，公使馆有几辆，最高层的中国官员和军队的将军们也乘坐汽车。将军的汽车前面，还有一辆汽车鸣笛开道，车上挤满荷枪实弹的卫兵。普通百姓一听见汽笛或者看见汽车就四散躲开。那时，自行车还没有普及。
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穿着中式服装，也就是自从17世纪清政府入主中原以来那种传统服装。男人们穿的是从膝盖开叉到脚踩的长袍，外面再套一件高领马褂。这种服装冬天比夏天穿得更多一些。那时，妇女们不穿这种服装，她们还是穿着那种肥大的长裤和略长一点的外套。女式长袍从膝盖以上部位开叉是上层中国妇女刚开始流行的新款式，名曰旗袍，是妇女解放的标志。家道殷实的人家，这些服装用的面料是丝绸，略加一些花样装饰。有时，在袖口上刺绣一些装饰图案，但颜色淡雅，或蓝，或绿，或褐，或深红。穷人穿的则是棉布长袍。冬天，在里面絮一层棉花或羊毛，至于颜色，不是黑色，就是深蓝。满族妇女戴着很有民族特色的很高的头饰，头饰用翠鸟的羽毛和类似于花边的金丝饰品做成，并且饰以宝石。
被废黜的皇帝溥仪和他的影子朝廷依然占据着紫禁城的北半部。以前，皇宫的这一部分是寝宫，不是皇帝临朝理政的地方。根据皇帝退位协议的条款，安排夏宫（圆明园）[8]为皇家的永久住所。夏宫距北京老城大约十二英里或稍远一些，紧靠西山。可是，在一个占地面积很大的公园里，很难设防，出入方便。一心想当皇帝的总统袁世凯担心，倘若刚被废黜的皇帝离开紫禁城，住到这里，很可能被他的竞争对手抓走，成为那些试图争夺最高权力的野心家手里的王牌。于是，袁世凯同意，皇室成员继续住在紫禁城。毫无疑问，他打算一旦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就把满族人迁往夏宫，而他自己搬入紫禁城。袁世凯的美梦从来没有实现过。1916年，复辟帝制的企图彻底失败之后，他便一命呜呼了。他死以后，留下一个群枭角逐最高权力的混乱局面。1924年，这种混乱局面依然在继续。
皇帝一家继续住在紫禁城里的时候，历届共和体制的政府都同意，将紫禁城南部皇帝临朝理政的宏伟宫殿及广阔的庭院，对公众开放。因此，我从长安街步行到天安门，然后参观了那些宏伟的宫殿。如果现在参观故宫，你会淹没在中外游客巨大的人流里。可是那一天，我只付了微不足道的入场费（大约6个便士），便圆了游览这座心仪已久、金碧辉煌的宫殿的美梦。我发现，参观者几乎只有我自己。故宫里既没有导游，也没有用外文写的说明，告诉参观者，你是在什么地方，或者看到的是什么。觐见皇帝的宫殿依然悬挂着小小的牌匾。那些牌匾始终是宫殿的装饰。事实上，一切都没变，变化的只是皇帝不再在这些宫殿里临朝理政了。故宫的这一部分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座博物馆。除了原有的室内陈设外，还包括一些很大的香炉和几个业已上锁贴了封条的大橱柜。
这就是我第一眼看到的北京，一座几乎没有触摸到现代气息而多少有点冷落萧条的城市。作为首都，它存在的理由已经消失，或者几乎消失。一个能够收留皇帝并且与那个被推翻的显赫、威严、高贵的封建王朝相“比美”的新王朝还没有建立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军事强权人物卵翼之下，一个反复无常、乌七八糟的民国政府。而这个铁腕人物对权力的享受，也只能是在被他的同类赶下台前那短暂的一瞬。实际上，举足轻重的军阀是曹锟。曹锟是河北人，行伍出身，几乎没有文化，以腐败而臭名昭著，而且愚蠢透顶。他召集了一次残缺不全的旧国民议会，以他提名的议员填补议会空缺的席位，并且通过巨额贿赂当选为总统。这种做法极其愚蠢。他若只是收敛巨额钱财，众多政敌尚能容忍一时，但是，倘若他着手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并且通过当选总统而持久化，就会威胁到那些政敌的利益，注定要促成一个推翻他的联盟。
那天晚上，我回到丰台，并且受到威利斯一家人的热情招待。我被告知，威利斯先生第二天要去天津，并且向京沈铁路的总经理尼斯安先生汇报情况。尼斯安先生邀请我与他共进午餐。于是，我和威利斯先生将乘坐挂在去沈阳的早班列车尾部的那节视察车厢到天津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