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批评的西方资源问题——“西方文学地理学经典重读”主持人语
邹建军
文学地理学批评在当今中国学界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与想象，因为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文学地理学研究，我们可以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找到大量的与文学地理或文化地理相关的内容，虽然是零碎的、片段的，然而却是具体的、深刻的。文学地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文学的方法，自然有其哲学基础与方法论的基础，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与具体内容，对这个方面的问题已经另有论述，不再细说。文学地理学批评要有更大的推进，就要加强理论建设，不仅要提出一整套需要的、适用的、全新的理论术语，并且要回顾与总结中外已有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看一看我们的前人讲了一些什么、讨论了一些什么、提出了一些什么，我们可以不再重复他们的观点材料。对于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个案与总体情况，我们已经做过一些重要的工作；而对于外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个案与总体情况的考察，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因此，本栏目推出了四篇文章，重读西方四部文学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研究著作，叙述其主体内容，介绍其重要观点，评论其成败得失，并提出它的论述对于今天的文学地理学批评可能有的启示，这样的经典重读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是不言自明的。
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自近代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了几位重要的学者，一步一步地将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更高的水平。自梁启超以来，一些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学者，一再从地理角度来探讨不同时期的文学，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比如“南北文学不同论”、“东西文学差异论”等，引起了许多学者以及诗人作家的浓厚兴趣。《华中学术》与《江汉论坛》等刊物，曾专门开办相关的栏目，对一些重要的问题进行探讨。外国的学者在文学地理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并且在更早的时候，就产生了像史达尔夫人的《论文学》、丹纳的《艺术哲学》这样的学术巨著，对后世的文学理论与美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代，也产生了像约翰斯顿的《哲学与人文地理学》、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这样的著作，在世界上也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因此，我们组织了四位青年学者，分别就上述的四部著作进行重读，写出自己的阅读报告，这就是本期“西方文学地理学经典重读”栏目的由来。
他们或者对所读著作有一种总体把握，或者对著作本身进行文本分析，或者从地理与文学的关系入手探讨文学问题，或者探讨前人的观点对当今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启示意义，或者联系文化地理学来谈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问题，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根有据地展开对问题的讨论，避免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的“空洞化”与“概念化”的毛病，回到了学术研究的原点，那就是从材料出发、从现象出发、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从术语出发、从功利出发。当代中国存在许多重要的问题，在学术界最严重的就是学术研究的功利化倾向，学者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被要求完成课题，许多的学者不做真正的学问，真正的学者却得不到课题，而所谓课题只是利益与资源的占有而已。文学地理学研究者不能这样做，因为这与学术研究的本质不符，学术研究的本质是求得真知、寻求真理，在功利的驱使下会有真理吗？
文学地理学与文化地理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认为是说明与被说明的关系、范围大与小的关系，文化地理学自然要比文学地理学伟大。文学是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产品之一，文学都是有关精神世界的，虽然它的基础可能是物质世界的，它是对物质世界的心理反映与情感留存。文化地理学可以研究物质的世界，也可以研究精神的世界，但文学地理学主要研究精神世界，因为它研究的对象是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而不是作为物质世界而存在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这里的四篇论文，都很好地处理了这种关系，并且它们的落脚点都在文学，而不在文化，它们所要讨论的是文学问题，而不是文化问题。同时，它们也不为读经典而读经典，而是有为当代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批评借来火种的目标的。从今天的研究现实出发，从自我的文学地理学批评出发，看一看前人的论述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在读了这些论文之后，一定可以思考比文学地理学批评更多的问题。因此，本辑所发表的经典重读，不仅对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建设有重要意义，并且对当今的学术研究路径与方法的改进，相信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是两种具有异质性的文化体系，对于文学地理学的论述也同样如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此，我们有必要多读西方的相关著述，来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学地理学。学术的发展在于交流，没有交流就难以有发展，鲁迅先生当年为什么提出多读外国书的主张，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此，适当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再次组织在相关的栏目上，重读西方更多的文学地理学经典，融汇东西，开辟新路，这就是中国文学地理学批评正确的发展方向。
（邹建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导，邮编：430079）
文学·地理·文学地理学批评——评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
白阳明
当代西方学术常常被描述为各种转向，从“语言学转向”到“文化转向”，从“身体转向”到“空间转向”等不一而足。菲利普·韦格纳（Phillip E.Wegner）指出，“正在出现的跨学科格局把中心放到了‘空间’、‘场所’和‘文化地理学’的问题上”（Wolfreys 180），跨学科亦成为当代学术发展的重要趋势。兼具转向与跨学科的文化地理学是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和社会科学相互跨越之后学术互动的产物，英国迈克·克朗（以下简称“克朗”）的《文化地理学》便是文化地理学的代表性专著。
克朗在其作品《文化地理学》中从文学地理景观展开了对文学创作与地理的研究。在第二章“民族、地理景观和历史时期”（克朗 13）[1]中克朗对地理景观的定义是“地理景观首先指的是不同时期地球形态的集合。地理景观不是一种个体特征，它们反映了一种社会的——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的——信仰、实践和技术，地理景观就像文化一样，是这些因素的集中体现”（14）。该定义表明地理景观既是一种文化产物，也是不同时期文化的再生。文学中许多诗歌、小说以及故事与传奇对空间现象进行了描写，体现了对空间现象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努力，克朗通过对文学作品中涉及的地理空间进行考察，从地区的写作、空间的结构化、城市的书写与现代城市生活的书写四个方面展开，把各种文学形式看作是研究地理景观意义的途径。
一、地区的写作
在笫五章“他者与自我”（54）中，克朗从词源学上对“地理”（54）进行了考察，认为“‘地理’这个术语的意义是‘书写世界’，就是把意义刻在地球上”（54），地区的写作便是作家通过“书写世界”刻画意义的书写。对地区写作的考察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中的一个方面是对具有地方特色小说家们在作品中“对地区感的理解”（41）的考察。以劳伦斯的小说为例，在小说中，劳伦斯对诺丁汉矿区生活进行了详尽的描述，通过镇里体现的阶级团结景观和乡村里体现的自由景观对工人阶级的生活进行了深刻展现。《德伯家的苔丝》中，对西撒克斯的人、风俗、方言，以及当地风土人情的景观描述表明了金钱对土地的控制权，体现了阿里克斯对苔丝的控制，即男性对女性的控制，是对庄园在乡村景观中所拥有的控制权具有性别寓意的解释；另一方面是对以描写地方知名的作家本人的考察。在克朗看来，因地方描写而知名的作家同时也是诗人，因为诗歌可以激发人们对一个地方的强烈感情，以华兹华斯为例，华兹华斯刻画了大湖地区的山脉，从解释地理景观的浪漫视角彰显了自然的美，使得诗歌本身具备历史意义。如果说时代赋予了诗歌特征的话，那么诗歌反过来也赋予时代特征。克朗通过对地区写作的考察来揭示人与地理之间充满感情的关系，其结论是文学作品不只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写，更重要的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文学作品通过“地理”（54）把意义刻在了地球上。
二、空间的结构化
地理是一个关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文学作品中特定的地点和空间因作者的性格以及作者对小说情节的构思而分割。克朗认为，在文学文本中纯地理的构建是创造家或故乡的感觉，作品中关于空间故事的地理就如同游记一样，创建的是要么是失去的家要么是回归的家。“家”（43）被看作是可以依附、安全而又受限制的地方。也许是由于犯错，也许是出于自愿，为了证明自己，男主人公们离开家走入一个男性的冒险世界。《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被迫离家参加长期的战争，又历尽艰辛返回家，面对的是家的即将被毁，众多男子向其妻子求婚，儿子的遗产面临丧失的境地，奥德修斯不得不努力重新建立自己在家里的权威，从而树立了一个男性世界的高大形象。另一事例中的阿伽门农在返家时被不忠的妻子谋害而失去了家，暗示着男性在家里的权威也会受到威胁，表现了男性脆弱的一面。作家通过作品中流动性、自由、家和欲望之间转变的关系说明了一个非常男性的世界，当然，作家在作品中不仅仅揭示男性的世界，在杰克·凯鲁亚克的诗集里，在伍狄·格斯里的音乐里，主人公的形象是跑向外界，逃避已女性化的家庭，女性的世界同样得到展现。从中可以确切地看到文学中空间的性别意识形态，家庭由局限于家庭劳作，安于稳定和养育子女的女性掌控，女性通过驱逐男人“逃向”自由来证明自己。空间关系约束着男性和女性，通过地理揭示男性和女性的所欲所求，通过道德地理规范出行为准则，在一个有序的地理空间里，做出道德和文化方面的判断。由此，克朗的结论是“文学作品或多或少揭示了地理空间的结构，以及其中的关系如何规范社会行为。这样的关系不仅体现在某一地区或某一地域的层面上，也体现在家庭内外之间，禁止的与容许的行为之间，以及合法的与违法的行为之间，文学作品中的空间含义比纯朴的地区情感更微妙”（45），不同作品从不同方面反映人与空间和流动性的关系，从而赋予空间关系不同的意义，作品自身的结构阐释了社会结构的形成。
三、城市的书写
城市长久以来多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小说对城市地理景观的描述包含了对城市更深刻的理解，表达了对社会和生活的认识，具有启发性。以《悲惨世界》为例，巴黎周围是许多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代表城市“不可知”的神秘景观，是穷人小巷构成的一幅虚构、黑暗的地理景象，是文字虚构的地下世界，是一个与官员和政府对抗的世界。雨果通过对照描写贫民区与城市外表的规划和建设，揭示了政府对具有潜在威胁可能叛乱的穷人的了解和掌握，展示出政府权力掌握下的地理，即可能是公正的政府的军队是如何了解和管理城市的，知识和控制是小说书写城市的一个主题。另外，不同小说中城市生活经历和对城市的理解因男性和女性性别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福尔摩斯体现了通过推理来理解城市的可能性和希望，是“认识论的乐观主义”（47）。钱德勒故事里的侦探马洛穿梭于贫富两类空间，表面上与贫富空间分离，但实际上却与富人们为伍，富人的世界光明而安全，城市里穷人的地下世界则是黑暗的。两个侦探展示的是男性的城市体验，而莱辛的小说《四扇门的城市》从女性的城市体验表明城市空间让妇女获得更多的自主权，但不会对城市意义的复杂性构成威胁。在此基础上，小说揭示了城市里的性别地理空间，克朗通过对城市书写的考察，勾画出一个包含理性认识和控制、男性的权力、经济的繁荣和困境以及性别欲望的地理学，揭示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知识、性别与经济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
四、现代城市生活的书写
现代城市生活的书写由两个关键词统领，“现代性”（49）和“流浪汉”（49）。“现代性”是产生于工业化的情感结构，以19世纪的巴黎作为研究的开端，城市生活感觉不断发生变化，从乡村可预见的世界到现代城市里人们彼此陌生化，“现代性”逐步演进，紧张而碎片式的城市生活使人孤独，城市刺激而新奇的生活又使人激动，“流浪汉”开始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文学作品中。以波德莱尔描写巴黎诗中的“流浪汉”为例，这是一个非正统派的角色，这个人物很闲，却注视着城市生活的高速运转；为漂亮的新陈设着迷，却远离城市中的商品买卖；处在一个男性控制下的公共空间，却注视着陌生的下层女性。波德莱尔通过“流浪汉”的这些行为构建起现代生活的情感结构，即“现代性”，这不是简单的经济转变，而是城市生活空间发生了转变。文学作品对空间和时间的处理也出现了重要的转变，从19世纪叙述性的描写到20世纪自由式的回想，“意识流”小说的出现，作品中几条不同叙述线分别叙述不同场景来表现城市日常生活的节奏，城市地理空间开始碎片化，从而反映出城市生活的多元性。现代城市生活的书写超越了文本本身，将经历的描述与复杂的城市生活相融合。
从以上四个方面，克朗揭示出文学作品不仅描述地理，而且以其自身结构阐释社会结构的形式，将文学写作和地理学写作有机结合，以体现“文学写作的世故性和地理学写作的想像力”（53），从而开辟出一种特殊的理解地理景观的方法。文学作品不仅仅反映外面世界，同时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展示了各类地理景观，正如克朗所言，“文学作品的‘主观性’不是一种缺陷，事实上，正是它的‘主观性’言及了地点与空间的社会意义”（40），作品中的不同观点相互关联结而为网，以此了解世界，这正是从地理的视角看待文学的重要意义所在。
《文化地理学》是有关文化地理的一本学术专著，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后世的文化地理学建设产生影响，对于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批评而言，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学者对于文化地理学的考察，对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与新的方法。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Wolfreys,Julian(Ed.).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2.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斯达尔夫人的文学地理学观念——重读斯达尔夫人《论文学》
杜雪琴
法国学者斯达尔夫人的《论文学》，是西方文学地理学的经典著作之一，对世界文化史与文学史理论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她在本书中论述了许多方面的问题，但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她关于文学与环境方面的思想，而她所理解的“环境”，与我们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中的“地理”，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与本质上的同一性。因此，她的文学环境论与文学地理学具有重要的关联性。斯达尔夫人提出的文学地理学思想，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统一。
其一，从环境与气候的角度，探讨欧洲南北文学存在的重大差异；从根本上认识到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起着决定性与关键性的意义，是《论文学》给予我们最为重要的启示之一。首先，斯达尔夫人划分了南北文学：“我觉得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一种来自南方，一种源出北方；前者以荷马为鼻祖，后者以莪相为渊源。”（斯达尔夫人 145）随后她按照地域进行区分：“希腊人、拉丁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人属于我所谓南方文学这一类型。英国作品、德国作品、丹麦和瑞典的某些作品应该列入由苏格兰行吟诗人、冰岛寓言和斯堪的纳维亚诗歌肇始的北方文学。”（斯达尔夫人 145）在《论德国》第二部分《关于文学和艺术》的第一章《法国人对德国文学的态度为什么不正确的？》中，她认为是一条莱茵河把西欧的文化与文学分割成南北两方：“德、法两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都证明了这一分歧；莱茵河的永久疆界分开了两个文化地区，它们和两个国家一样是互不相干的。”（斯达尔夫人，《论德国》136）其次，作者认为自然气候对南北文学影响巨大：以德国为代表的北方文学带有忧郁和沉思的气质，与北方阴沉多雾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壤有密切关系，因而“忧郁这个孕育着大量天才作品的感情，似乎纯粹是北方气候的产物”（斯达尔夫人 143）。而以法国为代表的南方文学，则尽情想象并追求与自然和谐一致，南方清新的空气、繁茂的树林和清澈的溪流，使“人们的兴趣更广，而思想的强烈程度较逊”（斯达尔夫人 147）。因而“南方人民禀性偏于激奋，现在则易于接受与气候及趣味相适应的沉思默想的生活”（斯达尔夫人 111）。最后，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北方人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之间存在着差别。气候当然是产生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斯达尔夫人 146—147）作者坦言：“我的一切印象、一切见解都使我更偏向北方文学。”（斯达尔夫人 146）因为以莪相为代表的北方文学，其诗歌所“激起的情感可以在任何民族中再现，因为它感动人的手段都来自大自然”（斯达尔夫人 148）。毫无疑问，作者之所以偏向北方文学，是因为她认为北方的作家们更加亲近自然，其文学作品从大自然中而来，是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斯达尔夫人对文学与自然地理的关系，尤其是对南北文学的分析，确实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为当时的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后来文学地理学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论述了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别认识到文学与自然地理的联系密切，“天地之物”对于文学的影响主要通过作家体现出来，不仅深刻影响着其文学创作，而且与他们形成共生共存的关系，而作家对自然世界的感悟各有千秋，因此文学的形式显得丰富多彩。作家只有不断与天地万物对话，并不断思考自然世界的万千气象，其头脑才能够生发崇高而伟大的想象，从而自然而然地表达内在的情感，产生纯洁、真挚、热情而高尚的情感，并在此基础上创作出能够为各个民族所认可的优秀作品。
其二，斯达尔夫人虽然“主张自然环境决定一切”，但同时也认识到一种文学形态的构成，并不能以单一环境的影响而论，而是整体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不仅要考虑到高山、大海、平原与风雨雷电气候等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也要考虑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美学等人文因素的影响。其开篇即言：“我的本旨在于考察宗教、风尚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宗教、风尚和法律的影响。”（斯达尔夫人 12）“第二版序言”中又提及：“我只是想指出每个时代和每个国家的文学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斯达尔夫人“第二版序言”1—2）。保尔·梵·第根如此解释“社会制度”一词：“作者虽因难以找到合适的字眼去代替而有意缩小其范围，却也包括政治制度、法定的宗教、社会机构与设施、风土人情及民族性格等方面。”（保尔·梵·第根 3）此外，他对斯达尔夫人论“北方文学”一章颇有看法：“北方文学的特点：忧郁、遐想、思想的强烈、对痛苦的深切感受、对自由的热爱、哲理倾向、对乡村和孤寂的爱、对妇女的尊重——这些都是用气候和新教来解释的；孟德斯鸠的这位弟子在这里却未能看到各种极其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影响。”（保尔·梵·第根 19）于此看出，斯达尔夫人在论及南北文学差异时，更多地看重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学所发生的作用，而在论及国别文学或文学创作系统时，则更多强调人文地理环境（即书中所提到的“社会制度”）的影响。恰如此言，宗教、风尚和法律等人文地理的因素对于文学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法国部分之斯达尔夫人（该书译作史达尔夫人），《论文学》、《论德国》的选文小序中有言：“除自然环境外，史达尔夫人还找到形成北方文学（如英国诗歌）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宗教（基督教）。此外，她还糅合河流、宗教感、世俗性等因素，来论说属于南方的法国文学和属于北方的德国文学。”（伍蠡甫，《史达尔》122）斯达尔夫人认为，宗教自兴起时开始便对文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基督教在其兴起时期，是文化发展以及北方精神与南方习俗的混合所绝对必需的条件。我还认为，基督教的宗教思考，不管当它应用到什么方面，都发展了人们对科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思维能力。”（斯达尔夫人 107）在讨论诗歌的原则时，她认为除了自然环境的影响、人的审美发现以外，宗教情感则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要理解什么是诗歌，我们就必须借助于一个美丽乡村所引起的印象、和谐的音乐、同心爱的对象的遇见等等，尤其是那种使我们在内心感到神的存在的宗教情感。”（斯达尔夫人，《论德国》137）宗教更是影响着一个民族性格的发展，“北方天气阴沉，居民十分忧郁，基督教的教义和它最早那批信徒的热忱加重了他们的忧郁情绪，并给它提出了方向。”（斯达尔夫人 110—111）毫无疑问，作者认为自然气候使北方民众形成了忧郁的性格，而基督教让他们保持真诚、忠贞、信守诺言、勇敢坚毅的德行，北方民族独立的意志以及不能忍受奴役的个性，还有他们尊重妇女的性格则表现得更加明显，同时，基督教也影响了南方民族的热情想象、安于奴役的民族意识与时代精神的形成，因而宗教对南北文学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样，作者认为风尚对文学语言的形成影响巨大：“作家在表现他们切身的情感时所采用的语言也必须受周围社会风尚的制约，这就是社会风尚对他们的影响。”（斯达尔夫人 151）这样的观点在论及“北方文学”时并未充分展开，而在其10年之后的《论德国》一书中，专门对此做过详细论述，认为高山、海洋等不同的地质地相以及风尚、气候等不同的环境，影响了属于北方的德国语言以及属于南方希腊语言的形成。此外，斯达尔夫人认为政治与宗教一样，是作家文学创作产生差异的主要因素：“当我们观察意大利人、英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的作品之间的典型差别时，我认为可以证明，政治和宗教在这些经常存在着的差别中起着最大的作用。”（斯达尔夫人 12）她以法国革命的政治事件为例，认为此事件对知识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旦秩序和自由、道德和共和独立精神在政治上巧妙地结合起来的时候，又将取得怎样的结果。”（斯达尔夫人 12）而在古代中国，早就有“风俗”对文学产生影响的论述，东汉史学家班固《汉书·地理志》有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吴玉贵 1）“民族和时代的普遍精神比作家的个人性格留下更多的痕迹。”（斯达尔夫人 152）此处她对民族精神与性格的理解虽然稍显狭隘，但也肯定了一个民族的环境对文学所产生的重大作用。法国学者丹纳《艺术哲学》在谈到希腊人雕塑时，亦认为：“一个民族永远留着他乡土的痕迹，而他定居的时候越愚昧越深刻，乡土的痕迹越深刻。”（丹纳 264）意指一个地域的自然地理与乡土人情形态，不仅影响了一个人的成长，而且也影响到一个民族的精神，它为一个人、一个民族打上深刻的印记。如此看来，斯达尔夫人所言“宗教、风尚和法律”等人文地理因素，是不同文化形成的厚重依托，而文学之根不能离开民族传统的文化而独立存在，作家之根也深深植于地域文化传统的土壤里。于此，地理与人文联姻，正如有学者所言：“文学进入地理，实际上是文学进入到它的生命现场，进入了它意义的源泉。”（杨义 74）
其三，斯达尔夫人认为影响文学的诸多环境因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与不断更替之中的，因此，应该以世界文学的视野、总体文学的观念进行对比研究、综合研究。有学者这样评价：“斯达尔夫人在进行具体分析时，一般地都并不孤立地看待，而是视他们为一种总体的合力，做综合性的阐述，析理出他们在影响某一作家和作品、某一时代的文学倾向时所产生的突出作用。”（高翔 132）此言可信。斯达尔夫人《论文学》意在指出：“每个时代和每个国家的文学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她一再表现出这样的观点：“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存在着不同的美学与诗学标准”（伍蠡甫，《史达尔》22），意为一个时代有着一个时代的文学。作者在第一编“古代和现代文学”中，正是在宏观视野上讨论动态变化着的环境因素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如不同政府的形式赋予了雄辩术以不同的特性，宗教信仰在人的思想中培养出不同的伦理观念，各民族的轻信在形象思维方面产生不同的效果，不同地域的气候产生了不同的诗歌之美，哪种程度的文化最有利于文学发挥力量或臻于完美之境，基督教创立前后妇女的生活方式在作品与社会风尚中的不同变化，以及时代的交替造成了文化知识的普遍发展等。她在研究一位作家的作品、一个国家文学的发展、一个时代文学的历史过程中，并不只是孤立地讨论一位作家、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而是与历史的发展、地理的变迁、文化的脉络、审美的趣味等多种因素综合起来，将它们置于整体性的视野进行总体的把握，并置于事物的来龙去脉之中去解剖分析，注重各种环境因素的变化规律，注重作家之间差异的比较，注重国别文学差异的比较，注重南北文学差异的对比，甚至将南北文学与东方文学进行比较等。并没有局限于一个点，而是将视野发散到全球，以博大的胸怀容纳各个民族的文学，在总体文学的观念上去看待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她始终坚持这样一个信念：“历史大事都朝着同一个目标发展，这个目标就是世界性的文化。”（斯达尔夫人 106）此处关于“世界性的文化”的论点，比德国学者歌德1827年初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早了二十几年，而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世界文学”产生的经济文化动因。在她所在的时代，虽然局限于西欧文学的研究范围，但是能够用世界文学的视野以及总体文学的观念去思考文学，是难能可贵的，这在西方近代文学史上也是极其难得的。斯达尔夫人早就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重要性，提出南北不同民族之间文学的相互比照、互补，希望能达致相互融合的境界：“一条莱茵河分开这两个文化地区，河的南面，有讲求世俗的法国文化和文学；河的北面，有崇尚宗教的德国文化和文学，如果双方能相互补充，都将会取得更高的成就。”（伍蠡甫，《史达尔》122）此中美好愿景，正如中国学者高旭东教授所言之“世界文学”：“人类的历史只是发展到这个时期，克服各文明民族以自己的尺度衡量其他文明之文学的狭隘性，而以世界文学的眼光容纳各个民族文化个性的世界文学，才真正在东西方站立起来！”（高旭东 50）由此可见，斯达尔夫人正是比较文学之先驱，早在19世纪之初便已用“容纳各个民族文化个性”的“世界文学的眼光”，突破了各个民族文学的界限，注重异质文化之间的互补、互证与互识，去探寻不同文化之间的“真面目、真价值和真精神”，此种思想虽然并没有完整而深入地开展下去，但是对于后来西方文学理论乃至当今世界文学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对作为比较文学分支学科的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依然而且永远会产生至为深远的影响。
邹建军教授提出的文学地理学批评是当代中国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之一，许多学者参与了其理论建设与中外文学研究的实践。今天我们重读斯达尔夫人的《论文学》，可以开阔眼界、打开思路、取用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法]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徐继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法]斯达尔夫人：《论德国》，杨烈、徐继曾等译，载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法]保尔·梵·第根：《导言》，选自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徐继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史达尔》，选自《西方文论选》（下卷），伍蠡甫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吴玉贵：《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傅敏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杨义：《文学地理学的渊源与视境，载《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
高翔：《斯达尔夫人的文艺生态学思想》，载《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6期。
高旭东：《世界文学的跨文化反思与学科重估》，载《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
（杜雪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北欧文学与比较文学。）
丹纳《艺术哲学》中的文学地理学思想
黄惠
丹纳的《艺术哲学》是他当年在巴黎美术学校进行美术史教学时的讲座手稿，展现了他对于艺术、历史和人类文化的精深理解。虽然是讲稿，但作者采用的并非一般教科书式的说教，而是运用自己精深博大的知识，从事实出发来探求规律，证明规律，展现了对艺术的系统看法：从艺术品的产生环境，包括自然和精神气候对艺术品的作用，深入地探讨了艺术的本质，具体地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与意大利人种族的特点，精神修养以及环境方面的关系，尼德兰的绘画与尼德兰地区民族的民族性，及其文化、历史和环境的关系，希腊的雕塑与环境对民族的影响之间的关系，来对以上种种进行分析，最后以艺术中的理想为话题，从艺术品价值的高低，探讨了艺术与精神生活的关系。在论述过程中，丹纳涉及了动物学、植物学、医学解剖学、人类学、地理学等种种学科，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提到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对于艺术作品的影响，他认为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对幼年时期的民族的影响，形成不同的民族天性，因而影响到了艺术创作。邹建军教授在《文学地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和《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中对于自然地理，山水环境对文学艺术和作家的影响进行过比较详实的论述，认为对于任何国家的文学，任何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任何文学作品也都有其文化背景，因此，特定的文化基因是文学作品产生的基础，而决定文化基因的是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艺术哲学》的三要素说所包含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地理环境和因素对于艺术特征的影响，认为环境因素和时代对种族有影响，而艺术则是种族特性的体现，展现了地理空间下的三要素与艺术特征的关系。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关于三要素——种族、时代和环境——对于艺术的影响的观点，实际上很早就有人提出了。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政治文化不仅受到宗教、癖性、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的影响，同气候、地理条件及各种生活方式也有很大的关系，斯达尔夫人的关于南方北方文学的学说（徐继曾），无疑也影响到了丹纳的主要观点。到丹纳这儿，三要素的理论得到了较为全面的阐释和论证，这其中包含的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地理环境对于艺术特征的影响，地理环境形成种族的特性，即艺术创作者的地理基因，因而对艺术特征产生影响。种族，是基于特定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形成并展现出来的民族的特性。丹纳提到的种族，指的是种族特性，种族的基本性格，更多的时候他提到的是民族，比如意大利、希腊人、日耳曼、弗兰德斯民族。“我们所谓的种族，是指天生的和遗传的那些倾向，人们带着它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它们通常更和身体的气质与结构所含的明显差别相结合。这些倾向因民族的不同而不同。”（伍蠡甫、胡经之 151）在谈到意大利的绘画的基本形式的时候，丹纳认为应该考察产生作品的种族。从种族的特性上来看，意大利人和一般的拉丁民族对于爱情、道德、宗教的理解，以及他们的文学、风俗、人生观，都具有类似的想象力，喜欢正规、擅长布局、喜欢和谐与端正的形式。不如日耳曼人那样具有伸缩性和深度，对内容不如对外表重视，爱好外部的装饰重于内在的生命，偶像崇拜重于宗教情绪，想象力对于人的了解要多于对自然的了解，了解文明人比了解野蛮人要多，而不像日耳曼人那样表现粗野、偶然、古怪和混乱。意大利民族在民族发源的时代，就已经表现出对于艺术的天赋，他们善于掌握形象，擅长诉之于感觉的形式，音乐和绘画，如15世纪出现的大批天才画家和杰作，卓越的雕塑家与建筑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个消费群体，无数的鉴赏家、保护人、购买者、广大的群众，包括贵族、文人、布尔乔亚、工匠、普通的僧侣、平民。高雅的鉴别力成为自发的，普遍的东西，影响了整个城邦都参与到艺术家的创作中。丹纳谈到的另一个种族特性的实例就是希腊人，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这也是由希腊人性格中的一些特征决定的。“首先是感觉的精细，善于捕捉微妙的关系，分辨细微的差别”（丹纳 265）[2]，这样的能力使得希腊人可以把细节的东西与整体进行衡量、把握而创作出超越现实世界的艺术品。第二个特征就是“力求明白，懂得节制，讨厌渺茫与抽象，排斥怪异与庞大，喜欢明确而固定的轮廓”（265），这样希腊艺术家就能把意境放在一个为自己的想象力和感官所能控制的范围内，从而使自己的作品能为各民族所广为接受，并且流传后世。第三个特征就是“对现世生活的爱好与重视，对于人的力量的深刻的体会，力求愉快”（265），因而希腊艺术家就能展现健康的心灵和肉体，避免对残废的肉体和病态的精神的描绘。除此之外，他还对日耳曼民族中的弗兰德斯人和荷兰人，荷马时代希腊人的种族与艺术多样性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环境对艺术多样性的影响，是对种族特性成因的分析，在《艺术哲学》里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环境对于种族长久以来的生存以及种族特性形成产生的影响，这是一种缓慢的形成的过程，而一旦形成之后，就会对种族的特性打上深深的烙印，深刻在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哲学中，不会轻易发生改变，从而形成艺术家身上的地理基因，（邹建军，《关于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问题》33）表现在艺术作品中是一种具有整体的倾向性的特征。《艺术哲学》里的环境指的是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也包括社会环境，而不同的环境给不同的种族留下不同的印记。以环境对希腊人的影响为例，丹纳首先谈到了希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希腊本身是三角形状的半岛，像一张桑叶，加上很多小岛屿，像一条穗子，围绕着蔚蓝色的大海，散布在海中的群岛像苗圃，“培养出一个那么早慧那么聪明的民族”（238）。北部严寒的地方，靠近德国中部，不生长南方的果子，而往南方走进希腊，有四季常绿的森林，吹着暖和的海风，气候非常温和宜人。希腊的天空蔚蓝、空气明净，没有雾，也没有雨，山的形状明确而且和谐，山坳和山峡中生长着栎树、橄榄树、橘树，柠檬树、柏树，一直延伸到海边。而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的希腊人，比别的民族发展更快也更和谐，“因为没有酷热使人消沉或者懒惰，也没有严寒使人僵硬迟钝”（240）。希腊的另外两个地理特征就是丘陵地和滨海。希腊遍地是露出的岩石，全国有五分之三的土地不宜种植，出产的食物只有橄榄、葡萄、大麦和一些小麦。虽然食物很少，给人吃饱肚子、满足肉体需要的东西很少，但是提高希腊人的审美价值、娱乐感官的东西却很多，他们无需发明戏院和歌剧中的布景，因为自然的景色比人工造就的景色更美好，各种各样的景色，各种灿烂的鲜花，火山喷发的壮丽，夏天阳光和海水交相辉映形成的光华，海水本身的各种色调，希腊的海岸点缀其中，这些都足以让希腊人有丰富的审美体验，形成独特的价值判断。
特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影响到农业生产，因而影响到饮食。与英国人相比，一个英国农民的食物在希腊可以供养一个六口之家，而一个希腊人只需要简单的食物比如一个鱼头、一根玉葱、几颗橄榄就能满足。所以希腊人在稀薄、透明、光亮的空气中长大，从小就聪明活泼，不停地发明、鉴赏、感受。而另一种地理特征，希腊有很长的海岸线，到处都能看到蔚蓝的大海，有天然的港湾，适合航运，却不适合耕种。早上北风把小艇送出去，晚上南风又把小艇送回来。这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造成希腊人身上都有水手的气质，一个1840年的调查发现全国90万人口中就有3万水手，4000条船。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就已经有泛舟入海的习惯，这种生活方式特别能刺激聪明、锻炼智力，希腊民族就像一群蜜蜂，生活在温和的气候下，忙忙碌碌地探求，能胜任各种脑力劳动，理解力好，语言能力强。这样稳定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形成了希腊的艺术家身上所具有的地理基因。
另一方面，环境对于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影响，艺术家通过艺术作品表现出对环境的感受，艺术家的思维、想象、情感、感觉、气质、个性、风采，甚至包括艺术家本人身上的缺点，都会自然而然地存在于具体的艺术作品中。以希腊人的创作为例，柏拉图的《西阿哲尼斯》和《普罗塔哥拉斯》表现出希腊人对于辩证法追求抽象的概念的热情，喜欢精巧复杂的思维，尽管有时复杂的对实际和理论都没有用处，也毫不介意。“他们的机智要不在谬误方面和真理方面齐头并进，就会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248），所以希腊人中多有一些无事生非的强辩家和诡辩家，比如高尔吉亚、普罗塔哥拉斯、波卢斯等。不仅在逻辑推理方面，在文学方面，希腊人也表现出自己的特点，“阿提卡趣味”指的就是“讲究细微的差别，轻松的韵味，不着痕迹的讥讽，朴素的风格，流畅的议论，典雅的证据”（248）。两个希腊画家，师傅阿佩莱斯，徒弟普罗托耶内斯，师傅去看徒弟，徒弟不在家，于是师傅画了一条线留给徒弟，徒弟回来看了，知道是师傅来了，就在旁边画了另一条线，师傅再来，又画了一条线，徒弟看了师傅画的线后决定去拥抱师傅认输。这个故事的关键在于两人画的线，虽然画一条线看似很简单，但是却包含了很深刻的意义，表明了两人的沟通和较量，谁画的线更精练、更优美、更合理，就更能体现在艺术方面的天赋和技能，反映了希腊人民族精神中对精妙的艺术的崇尚，细微变化的事物的理解，相互沟通和相互包容的能力。荷马史诗，阿里斯托芬的《来西斯德拉达》和《塞斯谟夫利斯的节日》以及各种悲剧和喜剧，都描写了希腊人的世俗生活充满了享乐，声色犬马，狂欢盛宴充斥，对于人生的终极的追求就是最美好的生活。宗教仪式就是欢乐的酒席，敬神不是祷告、苦修，不需要守斋、忏悔罪过，与神同乐、与神并肩，就是虔诚。悲剧反映的是人的情感伟大庄严的一面，而喜剧则是发泄滑稽突梯和色情的一面。希腊人的散文和别的民族、国家的散文相比较，显得实际、自然、简练、紧凑，比例适当。希腊的哲学是一种清谈，注重包罗全面的见解，希望一眼就能把整个世界都能看尽，马上得出最高的结论；哲学也像悲剧一样，一个学说就想一出美妙的歌剧，是由聪明和好奇的编剧编写的歌剧。希腊这样一些艺术形式上的特点也是希腊特有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所造成的，上面已有论述，希腊有很长的海岸线，多丘陵、滨海，境内也没有巨大的东西，没有喜马拉雅山似的大山，即使是希腊神话歌颂的众神的奥林匹斯山也在希腊的尽头，最大的河流也都只有100多千米长，没有错综复杂的地理环境，一切都简单明了，没有翻腾的大海和潮汐，到处都是看得见的海岸和岛屿，这样一些条件使得希腊人对来世没有恐惧，没有幻想和猜测，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并通过各种艺术作品，诗歌、散文、哲学、神话和雕塑来表现出来。
《艺术哲学》里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地理环境和因素对艺术特征的影响。地理环境和地理因素以及各种自然条件、气候条件，包括地形特征、地貌、植被、气候，各种景观对种族产生的影响，形成种族特征中的地理基因，表现出各种倾向性，从而使各种族的艺术家创作带有本民族所特有的种族特征，这些特征又通过艺术作品表现出来，使得各民族的艺术特征各不相同，但是都反映了各民族中特有的地理基因。对《艺术哲学》中文学地理学思想的回顾，对地理环境对种族的影响及其与艺术的关系会有更清楚的认识，可以为我们深入了解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提供更多的参照。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邹建军：《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载《世界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载《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徐继曾译：《斯达尔夫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邹建军：《关于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问题》，载《世界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开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金钥匙——评R·J·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
涂慧琴
约翰斯顿（R.J.Johnston）在人文地理学方面的研究颇有建树，更被誉为“最多产的教授”（Mason 277）。《地理学与地理学家——1945年以来的英美人文地理学》、《哲学与人文地理学》及《人文地理学词典》等是他的重要著作。其中，前两部是关于英美人文地理学的评论专著，被称为姊妹篇，也被认为是“杰出的学术著作”和“有关论题的标准教科书”。这些著作在国际地理学界产生了影响，也对我国的人文地理学研究产生了影响。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人文地理学具有地方和空间的双重兴趣。这激起了人文地理学者们对“人文地理学如何研究其论题要旨”，“为什么研究”等问题的热烈争论。《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综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地理学家对这些问题的争辩，并认为实证哲学取代了经验哲学。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实证主义又受到人本主义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的挑战。在此之下，《哲学与人文地理学》一书顺势而出。该书对人文地理学中引入的三种哲学思潮，即实证主义思潮、人本主义思潮和结构主义思潮进行了概述，并介绍了它们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同时还指出它们怎样对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做出贡献。约翰斯顿在“序言”中所说，“本书的目的是考察人文地理学在当代的多元化，而不是引申各种哲学的细节”（约翰斯顿 1）。约翰斯顿还指出《哲学与人文地理学》是“指导人文地理学者的入门书”，“它并不追求任何论题的深入”，“仅仅是介绍人文地理学者们正在探究的各种哲学的性质”（约翰斯顿 2）。虽然这是一本人文地理学者的入门书，但是因作者引入的哲学文献浩如烟海，并且有大量的文献比较深奥晦涩，所以我初读该书时感到只是囫囵吞枣，获得的知识零零碎碎，如同散落的珍珠，未能串连起来。然而，经过再三仔细地阅读后，笔者才真正领会到本书的价值所在，也有足够的兴趣重新审视该书。
通观全书，笔者认为该书有如下突出特点：
一、研究史料丰富，具有典型性
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选择运用往往是学术问题发现和解决的基础。人文地理学的发展经过了知识的积累、学科的形成和理论的演变、学科的分化以及理论和方法上的革新等过程。人文地理学自古希腊、罗马和古代中国都有史料记载。近代人文地理学在19世纪下半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形成了德国学派、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各国的人文地理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的近半个世纪内，现代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和哲学方法出现了多元趋势，有关方面的争论起伏不断，各种观点层出不尽，有关史料也复杂繁多，浩如烟海。约翰斯顿在充分掌握了人文地理学理论和哲学方法的资料选本的基础上，在《哲学与人文地理学》中引入了自1934年尤因（Ewing）的关于理念论的探讨和1934年米德（Mead）对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主义的相互作用的讨论，至1986年诸多人文地理学者和哲学家对相关方面的辩论，参考文献资料共计445条，人文地理学者和哲学家248位有余（未统计合著者），其中包含约翰斯顿本人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著作文献27条。笔者发现作者非常注重所选史料的典型性。所谓史料的典型性，指本书运用的当代人文地理学之历史和哲学课程的材料为读者所熟悉的基础知识，这样尽可能将讨论的理论或哲学问题简单化，并阐述清楚。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述：“在一门具有各种哲学竞争之特征的学科中，应当对学生们介绍这些哲学，陈述它们的基本原理和它们与人文地理学的关联。这种介绍可以用多种方式进行，这里所选择的方式可能是最简单的。”（约翰斯顿 2）作者在阐述当前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运用的哲学时也力求简单明晰，这样可以帮助读者清楚理解本研究课题，也能帮助他们能自己决定哪种哲学思潮适合作为人文地理学的基础。
二、研究视野开阔，研究方法超越学科
约翰斯顿运用开阔的视野和超越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以往研究人文地理学的基础上，将哲学视作当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视角，指出“一个学术部门的任何参与者，都在由那个学科的某种哲学提供的框架内从事研究”（约翰斯顿 12）。他曾将学科比喻成“房间”，允许亮光从相邻房间透射进来，他认为学科之间的界限是很难清楚地划分的，并且是相对可渗透的。首先，该书名就明示了他的研究“视角”和目的。其次，就本书的内容结构而言，哲学问题和方法贯串了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始终。除“序言”外，全书包括五部分，分别是“第一章 人文地理学”、“第二章 实证主义思潮”、“第三章 人本主义思潮”、“第四章 结构主义思潮”和“第五章 冲突与融合”。在第一章中，约翰斯顿在“人文地理学的哲学基础”一节中简要说明了哲学、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并归纳了人文地理学研究中运用的哲学。在第二、三和四章中，他又分别列出了两小节“实证主义与人文地理学”和“实证人文地理学之要旨”、“人文地理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中的结构主义”和“结构主义地理学”讨论当前人文地理学中对每种哲学的应用程度。这种研究“视角”和方法使全书在结构上有很强的整体性，在论述上逻辑严密、秩序井然。最后，约翰斯顿还指出系统研究的扩展“导致地理学者和相关学科学者之间的更紧密的接触”，“这些接触使得地理学者们了解了其它学科的哲学，很多人还企图把这些哲学或其原理引进自己的主题中”（约翰斯顿 17）。因此，超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运用得也很普遍，如统计学、历史学、文学、解释学和语言学等。在讨论地理学假设的“证实”问题时，作者指出“对大多数采纳实证主义途径的人文地理学者来说，接受或否定假设的标准是从概率论中导出的统计学标准”（约翰斯顿 62）。他继而陈述了概率论的运用和统计检验方法引起的问题，认为“通过与经验现实联系来发展理论的过程就是一种缓慢的过程”（约翰斯顿 63—64）。在讨论“理念论”时，作者指出“这种理念论哲学在某些历史学者中得到赞赏，他们曾反对实证主义观点而争辩”（约翰斯顿 83）。接着分析了科林伍德的历史哲学，并比较了理念论的历史学和科林伍德称为的“常识历史学”，最后指出“理念论历史学包括重建各个行动的特定关联域”（约翰斯顿 86）。对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发展问题，作者引用多位人文地理学者，特别是波科克等人的观点说明：文学能够被用来提供“关于人类对环境经验的基本线索”。作者还指出“人文地理学者与文学的关系不是寄生而是共生”（约翰斯顿 110）。关于解释学，作者引用罗斯（Rose）曾指出狄尔泰的论点与人文地理学的关系：“人文地理学者的工作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解释此类文本，以便作出关于在这些文本中运作的行动者的陈述；而且以便把他认为最重要的此类现象的意图反馈给所牵涉的行动者……”（约翰斯顿 118）并指出布蒂默（Buttimer）在为地理学争辩时也利用了解释学的观点。在讨论“作为构成物的结构”时，约翰斯顿指出结构主义探究形式起源于索热尔的语言学工作。
三、问题意识强烈，坚持“客观评价”的原则
学术研究是一种显性或隐性的学术对话，它要求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具备有意识去发现学术问题的能力，从而保证其学术研究的原创性、前沿性和前瞻性。约翰斯顿在本书中很好地展现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可以说他的问题意识贯串全书。本书第五章的主线“三种思潮”和“整合还是选择”便可窥豹一斑。约翰斯顿在本章中聚焦于三种哲学思潮能否融合，和在多大程度上能统一起来的问题。针对各种激烈的争论，作者提出“选择是必须的吗”，“能否通过产生一种折衷的混合观点来避免选择，就像将菜单上的不同成分整合成单独的一道菜”的问题。但是，作者并没给出答案，只是在特定关联域内分析三种思潮隐含的意识形态对其加以区别，最终将答案的选择留给读者。约翰斯顿所设置的问题是一环套一环，我们循着他的问题试图找出答案，却发现我们得到的是另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选择，也促使我们不断地思索、不断向前前行。这就是约翰斯顿求是治学的精神所在，也是“学无止境”的含义所在吧！虽然约翰斯顿在“序言”中强调“很多讨论都依赖第二手资料”，呈现在书中的内容的“内涵很可能有所失真”（约翰斯顿 2），但笔者认为他在评价所引史料时坚持“客观评价”的原则，力求公允。在讨论人文地理学中的实证主义方法时，作者引用了哈维（Harvey）的观点，指出哈维考察了地理学中对理论的态度，并以哈维的角度引用第二手资料，“他用巴拉邦（Ballabon）的话总结道：‘地理学长于事实而短于理论’。”作者又指出哈维认为“理论的发展对于作出满意的解释和确定地理学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两方面都是极其重要的”（约翰斯顿 50）。接着，约翰斯顿对哈维在《地理学中的解释》一书的结论进行了评价，并力求客观公正。他指出“哈维虽然大量引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著作，他却没有为科学主义辩护”。“正如他在这本书里和其他地方承认的那样，他回避了绝大部分哲学问题。”（约翰斯顿 51）为了达到对某种观点或现象评价的客观性，作者还借助第三人称视角进行评论。如在讨论现象学时，作者引入了默瑟和鲍威尔（Mercer&Powell）的观点，他指出：“默瑟和鲍威尔提供了一个较详细的评价，他们不仅评论了胡塞尔的现象说，而且也评价了舒茨和加芬克尔的工作所代表的现象学在社会学中的发展……他们认为‘科林伍德关于历史解释的理论没有充分重视很多人类行动后面情感动因和自觉动因的巨大力量’。”（约翰斯顿 116）本书中有许多类似上述史料的选用方式和评价原则，在此笔者不一一列举，但这也折射出了作者严谨考究的研究态度和工作方式。另外，笔者认为本书的“主题索引”和“作者索引”也是其亮点之一，对人文地理学知识入门者来说，其帮助作用不言而喻。
在《哲学与人文地理学》再版后的20多年内，人文地理学研究已得到充分发展并取得巨大的成就，相关书籍或论文层出不穷，也许有人质疑该书在人文地理学研究方面的前瞻性和前沿性，认为内容是否已经过时？该书是否可以被新的内容和书籍所代替？毋容置疑，对学习或从事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学生或学者而言，这本书的价值远远超过它本身的价值。如约翰斯顿在书中提出的一个又一个问题一样，它指引我们不断深入思索、挖掘更多有价值的内容。人文地理学的知识与哲学思想在我国的古籍中就有所记载，如《礼记·王制》中“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孟子·公孙丑下》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人定胜天的思想，以及王充的《论衡·明雩》中“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的人地关系不能绝对化的思想。《哲学与人文地理学》一书是否也可以指导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者做出一种选择：从哲学的视角挖掘我国自古至今的人文地理知识，充实我国的文学、历史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和发展？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Mason,Hugh."On Human Geography by R.J.Johnston".Geography,1987，3.
[英]R·J·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蔡运龙、江涛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