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太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凡禘、郊、宗、祖、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
“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
“今海鸟至，己不知而祀之，以为国典，难以为仁且智矣。夫仁者讲功，而智者处物。无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能问，非智也。今兹海其有灾乎？夫广川之鸟兽，恒知而避其灾也。”
展禽的议论，是传统宗教制祀的原则。儒者们接纳了这个原则，并且以稍微改变了的形式把它写进了《礼记·祭法》，作为儒教制定祀典的准则。
在这些原则中，孔子不是以死勤事者，也不是以劳定国者，更不是御大灾、捍大患者。唯一可据的就是“法施于民”者。照理孔子是春秋时人，即使有法，也与汉代无关。不过在汉代儒者看来，孔子著述，就是为汉代制法。
汉代最重视的儒经，一是《春秋》，一是《孝经》。纬书的作者借孔子之口，说这两部经乃是最重要的儒经：
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经纬·钩命决》）
这两句话，亦作“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纬书的这种说法，首先被东汉儒者何休写入《春秋公羊传序》，此后又被唐玄宗写入《孝经序》。宋代邢昺为唐玄宗《孝经注》作疏，也把“欲观我……”云云作为孔子的言论。
然而，孔子著《春秋》和《孝经》，不是一般的著述，而是奉上天之命，为天下制法。《孝经·钩命决》道：
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丘为木铎，制天下法。
特殊地说，这法乃是为汉代所制。《春秋公羊传》末尾有：“君子何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何休注道：
得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曰：“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记散，孔不绝。”子夏明日往视之，血书飞为赤乌，化为白书，署曰“演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
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预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
这就是著名的“孔子为汉制法”说。《春秋》公羊学是汉代的主流学问，公羊家的说法自然就是汉代儒教的主流意见。如果说谶纬兴于两汉之际，那么，这一说法，也不会早于两汉之际。以制法者看待孔子，大约也就在这一时期。
类似的说法也见于其他纬书。比如《尚书纬》有：
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
这就是说，《尚书》也是孔子为世所制的法。
《孝经·援神契》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孔子夜里梦见“三槐之间，沛丰之邦”，也就是刘邦的故乡，“有赤烟气起”，就命颜渊、子夏去看看怎么回事。颜渊等到了楚地，见到一个小孩子，姓赤诵，名子乔，捕获了一只麒麟。这兽“头上有角，其末有肉”，孔子就说，天下已经有主人了。这主人就是“赤刘”。孔子去看那麟，麟“蒙其耳，吐三卷图。广三寸，长八寸。每卷二十四字”。这些字的意思是：
赤刘当起。曰周亡，赤气起。火耀兴。玄丘制命，帝卯金。
依《春秋》公羊家说，孔子是因为西狩获麟而作《春秋》。为《左传》作注的杜预，在这个问题上，完全赞同公羊家的意见。杜预《春秋序》：“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也就是说，孔子因看到麒麟被人误伤，感慨己道不行，所以才作《春秋》。然而在公羊家看来，孔子作《春秋》更重要的原因，是知道刘氏将要兴起。那么，他作《春秋》，也就是为汉代制法。
《孝经右契》则讲了一个孔子作完《春秋》和《孝经》以后的故事。该书说道，孔子作完《春秋》、《孝经》以后，命七十二弟子向北辰站立，自己沐浴斋戒向天告成。这时，奇迹出现了：
天乃洪郁起，白雾摩地。赤虹自上而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
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
当孔子感麟而作时，知道赤汉将要兴起。当孔子作完后，又有天降谶言，说刘邦将要使天下归服。那么，孔子为汉制法，就是汉儒坚信不移的事实。
孔子既然为汉制法，那就应该依照“法施于民则祀之”，把孔子作为国家公神加以祭祀。然而，汉朝初年，人们并没有这样做。刘邦路过鲁地，曾经祭祀过孔子。然而刘邦也多次祭祀信陵君。所以这仅是作为一代帝王对先贤的尊重，还不是对孔子的特别礼遇。汉武帝独尊儒术，然而对于孔子，似乎还来不及考虑如何对待。孔氏后裔，在汉代有多人为官，他们或为博士，或为郡守，其中地位最高者为孔光，曾经“居公辅位前后十七年”，“其弟子多成就为博士大夫者”。（《汉书·孔光传》）然而那都是依赖个人的才能，与孔子无关。
汉成帝时，因为无子，求告无效，这时候，有的儒者就想起了孔子。精通《尚书》、《春秋》的儒者梅福向朝廷上书，要求依据“兴灭国、继绝世”的原则，封孔子后裔为殷人后代，奉殷商祭祀：
臣闻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恶之报，各如其事……故武王克殷，未下车，存五帝之后，封殷于宋，绍夏于杞……是以姬姓半天下，迁庙之主，流出于户，所谓存人以自立者也。
今成汤不祀，殷人亡后，陛下继嗣久微，殆为此也。（《汉书·梅福传》）
也就是说，汉成帝之所以没有儿子，乃是因为没有能够使已经灭绝了的上古王者得到祭祀。
那么，如何才能使已绝的殷代祭祀得以恢复呢？梅福说，孔子就是殷人的后代。虽然不是正统，但封孔子的子孙为殷后，也是合乎礼制的。况且孔子是圣人，对孔子的祭祀，仅仅和普通人一样，也违背了上天的意志：
今仲尼之庙不出阙里，孔氏子孙不免编户，以圣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汉书·梅福传》）
梅福建议，根据孔子这位“素王”的“素功”，封孔子的子孙，国家一定会获福，成帝的名字也将不朽。因为“追圣人素功”而“封其子孙”，是以前的礼制没有规定的事。假如成帝这么做了，“后圣必以为则”（《汉书·梅福传》）。
梅福敏锐地意识到，对于孔子，国家应该以某种形式给以加封，并列入祀典。但他当时所能找到的办法，就是继殷绝世。而封孔子之后的根据，也是孔子的“素功”，还不是孔子所制的法。但梅福知道，他的这个建议，“后圣必以为则”。这一点，他是非常有远见的。
根据梅福的建议，汉成帝封孔子嫡孙孔吉为“殷绍嘉侯”：
盖闻王者必存二王之后，所以通三统也。昔成汤受命，列为三代，而祭祀废绝。考求其后，莫正孔吉。其封吉为殷绍嘉侯。（《汉书·成帝纪》）
一个月后，孔吉又进爵为公。这是孔子进入国家公祀的第一步。成帝这个举动表明，独尊儒术的国家已经在认真考虑该如何对待为他们奠定思想基础的圣人。
汉平帝时，对孔子的尊崇有了新发展。孔子和周公一起，被列入国家正式祀典。孔子也被封为“公”，地位和周公相当：
封周公后公孙相如为褒鲁侯，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奉其祀。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汉书·平帝纪》）
这正是谶纬广泛流行的时期。孔子为汉代制法，已经深入人心。因此，追封孔子，当不仅是根据素功，也不是要绍殷之后，而是根据孔子自己的贡献。这次加封孔子，可以看做儒教国家把孔子列入国家祀典、孔子正式作为儒教国家公神的开始。
东汉时期，祭祀孔子已经成为每个皇帝例行的公事。不像西汉时期，皇帝们可祭可不祭。孔子也和周公一起，作为“圣、师”成为全国教育系统祭祀的公神。《文庙祀典考》引《礼仪志》道，汉明帝永平二年（59），皇帝驾幸辟雍，行养老礼，并在学校祭祀周公和孔子：
（明帝）始帅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礼；郡县道行乡饮酒礼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
在学校祭祀周公、孔子，其根据当在《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凡大合乐，必遂养老。”从此以后，孔子作为儒教国家的先圣先师，开始自成一个独立的祭祀系统。
东汉还规定了对孔子祭祀的规格。《文庙祀典考》引《阙里志》：
灵帝建宁二年，诏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行礼。
并自注道：“从鲁相史晨之请。有史晨奏，出王家谷《祀孔子碑》。”这里对孔子在神间品级的规定，以及年祭次数、时间的规定，都成为后世祭孔的基本依据。
今天否认儒教是教的人们，基本理由之一，就是孔子是人，不是神。笔者也不只一次地说过，孔子是人，老子、释迦、耶稣也是人，但不妨碍他们自称或被尊为神。这里，我们再次说明，孔子，就是被儒教国家祭祀的公神。所谓“依社稷”，就是和社稷神规格相等。而社稷神，原来也是人。据《国语·鲁语》，是共工氏“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而稷，就是烈山氏之子曰柱，或者是周的始祖弃。当然，此外还有一些说法。比如大禹，被认为是继后土之后的社神。见《淮南子·泛论训》和《论衡·祭意篇》。因为他们或是“法施于民”者，或是“以死勤事”者，或是“以劳定国”者，或是“能御大灾、捍大患”者。中国传统宗教的神祇，主要是由他们组成的，儒教的神灵，许多也是由他们组成的。
孔子祭祀，是儒教国家独特的神灵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