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孝愍皇帝建兴元年（公元313年）
夏，四月，丙午，怀帝凶问至长安，皇太子举哀，因加元服。壬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卫将军梁芬为司徒，雍州刺史麹允为尚书左仆射、录尚书事，京兆太守索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京兆尹。是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车四乘，百官无章服、印绶，唯桑版署号而已。寻以索为卫将军、领太尉，军国之事，悉以委之。
怀帝司马炽被杀，愍帝司马邺在长安即皇帝位。司马邺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孙子，他爹是吴孝王司马晏。司马炎本来儿孙巨多，至播乱以来，自相残杀加上外人屠杀，后来就相当稀缺了。司马邺称帝的本钱就是挨着司马炎的血统近，除此而外俱不足凭，所以小邺同学勉强做了三年皇上，与叔皇司马炽一样再遭羞辱和杀害。
司马炽谥“怀”，司马邺谥“愍”，司马炎中意的太孙司马遹谥“愍怀”。慈仁短折曰怀，在国遭忧曰愍，愍、怀皆非佳谥，对司马氏来说倒也匹配。
当时的长安“户不盈百，蒿棘成林”，兵燹（xiǎn）之后，荒芜一片，“公私有车四乘”，可以说建都不宜，更关键的是长安和汉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太近了，没有战略空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势难固守维持。拥戴司马邺在长安做皇帝，多半是原在西北的地方官贪功所为，梁芬、麹允、索等以为立个中央，权威就自动生成，自己封官完毕，便开始号令全国，组织大会战——他们命令当时最有实力的南阳王司马保“径诣长安”、“直造平阳”，命令琅玡王司马睿“径造洛阳”，约期举行全面性的反攻。
皇帝的权威和合法性，在于九州混一天下太平。你有刀把子，势力强盛，你就猎取天下的猎人；你把天下搞乱了，把宝座丢失了，你就是那只被猎的鹿，天下便可共逐之。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理论上讲人人都可以站出来；但是在司马家搞乱天下这种大背景下，司马家族究竟谁还有资格做皇帝，也需要一次“信任投票”，也就是需要各地有实力的诸侯上表劝进。此时此刻，就算是司马炎的亲儿亲孙，也不能罔顾实力，当仁不让。还没有得到大家的正式拥戴和祝贺，便大大咧咧下诏组织大会战，则更是把权力当儿戏了。
推人及己，所以后来司马睿在登基前，就知道一定要把戏份儿凑足，等各方都上表拥戴，哪怕是口服心不服，也得形成一个共识，然后再行君权才可以名正言顺，这里面实际也存在着一个隐形的契约。
司马邺既无地利，又无人和，身边大臣都是地方官出身，威望不足，更没有人真正懂得中枢权力如何运作，只凭着我身体里流着武帝的血就号令天下，不免失于天真。
中国治乱相衔，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治乱循环，绵绵然无有尽期。在天下大乱的情形下，代表秩序的皇帝就是人民祈盼的大救星。当代学者秦晖就曾论述道：中国没有“神圣家族”，中国的皇帝既不是宗教神权的代表，也不是公正正义的代表。人民不可能对他无条件拥护和尊敬，他只是秩序和稳定的代表，纳税人上缴皇粮国税，其他权利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只和你交换天下太平，如果连做太平犬都做不成，天下只好重新选择。在没有公认的真命天子的时候，以前的皇族当然有更多的机会，如刘秀如司马睿，但是他们的权威不是简单地继承于祖辈，他们都得重新“被确认”一次，关键是要得到官僚士族的拥戴，至于底层的老百姓，他们一直是被代表的。
司马邺的小朝廷连偏安都不能算，从一开始就岌岌可危。三年后，汉大司马刘曜围攻长安，长安缺吃少喝，“米斗直金二两”。司马邺饿得顶不住了，决定投降。
总领军国大事的是索，他是索靖的儿子。索靖曾抚洛阳铜驼而预言“会见汝于荆棘中矣”！他的预言相当准，他的儿子后来果然在荆棘成林的长安苦撑危局。
史书记载：司马邺派使者向刘曜投降，索扣押了使者，而改派自己的儿子，诳刘曜说城中还有一年之粮，若许以索为万户郡公才会投降。后来，刘聪以不忠的罪名杀掉了被俘的索。索靖再有预见能力，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儿子最后会落个不明不白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