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世祖文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
蜀中传言汉帝已遇害，于是汉中王发朝制服，谥曰孝愍皇帝。群下竞言符瑞，劝汉中王称尊号。前部司马费诗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阳，获子婴，犹怀推让。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王不悦，左迁诗为部永昌从事。夏，四月，丙午，汉中王即皇帝位于武担之南，大赦，改元章武。以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每年的开头都要用皇帝的年号。比如说公元221年，是用曹丕的“黄初二年”，还是用刘备的“章武元年”，这是一个没法回避的问题。为此，司马光发表了一篇“臣光曰”，锐圆哥哥以为，这篇文字是现在史学爱好者必须了解的，因为他讲的不止是年号，而是关于正统与皇权合法性的一次完整阐述，我试着作个全文解读：
（一）“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
——司马光从根上讨论人民和君主及政权的关系：第一，人民是一群羊，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必须有君主来放牧他们；君主必须保证基本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不能让黑社会欺负老百姓，也不能让外族鬼子欺负祸害中国人，做到保境安民才能称其君主。司马光认为，人民不能自治，这个道理一千年不能变。事实上，中国人也一直认为，坚持君主的领导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直到晚清有了所谓“千年之变局”，民主宪政思想舶来，这个道理才发生了动摇，但摇归摇，并没有彻底颠覆。唐德刚先生去世后，他的“历史三峡论”广泛被人提及：中国的历史进程从封建制转为郡县制，是一次大转折，从商鞅变法起到汉武帝大致确定，花了两三百年时间；第二次大转折是从专制向民主转型，从1840年开始，估计还要再花两百年时间，到2040年左右，就可以穿过历史的三峡，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洋。所以，司马光上面的论述和判定在中国穿越三峡之前是长期有效的。
（二）“是以三代之前，海内诸侯，何啻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故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固亦多矣。”
——司马光又从根上讨论中国的政权史，尧舜禹汤，周文武王，那个时候是“王道”，春秋以来是“霸道”。他最后的结论是，中国远古“旷世无王”的时期有很多，他这是为魏晋以后天下大乱作一个整体定位。从曹魏开始，天下又进入了“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旷世无王”的时代，因为他要讨论的是王朝的正统问题，整体上“无王”了，也就不存在谁是正统的问题了。这里面，已经隐然包含了没有大一统就没有正统的原则。
（三）“秦焚书坑儒，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及汉室颠覆，三国鼎跱。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穷、新，运历年纪，皆弃而不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则陈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则刘、石、慕容、苻、姚、赫连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以有道德者为正邪，则蕞（zuì）尔之国，必有令主，三代之季，岂无僻王！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
——战国时期，邹衍根据“五行说”推出了其政治版“五德始终说”。就是朝代更替和五行相生一样，顺序轮流，每个朝代都会对应水木金火土里的一种元素。木德完了，火德继续，以此类推。但是这个玩意儿理论上容易推演，一到实际问题就容易乱套，不要说今天了，就是在汉代，前面也是三皇五帝一大堆，怎么把这五德和他们对应上，也是件颇费脑筋的事。比如像秦帝国，汉代的儒生就不愿意继承他的什么德，而确定周为木德，木生火，汉家是为火德，那秦帝国这样的客观存在怎么办？学者们又发明了“正闰”说，像秦这样时间短、政治上不正确的朝代，这叫“霸而不王”，就干脆归置到“闰位”。
司马光也认为“五德始终说”和“正闰说”仔细推敲起来比登上火星的工程都复杂，这个自私狭隘的学说徒乱人意，没有什么价值。用这套理论解释以前还好办，中国一直貌似是统一的，春秋战国时代也有一个周天子在焉，秦始皇包括王莽同学也不是地方政权，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接下来面临的是真正分裂的时代，外族扰乱的时代。所以，司马光决定放弃“五德”和“正闰”这样的历史工具，他提出一个大原则，这就是凡是不能使九州为一统，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天子”。他把除此之外非大一统帝国的政权存在，都当成“古之列国”，这里也包括外族政权，也就是说像匈奴刘氏、羯族石氏、鲜卑慕容氏、氐族苻氏、羌族姚氏、匈奴赫连氏等，都应当当成古代的列国看待。司马光的经验里，没有九州混一的外族政权，比如蒙古创立的元帝国，还有满族创立的清帝国。那么按司马光的定义，蒙元和清朝是不是当之无愧的“天子”呢？
中国的历史很复杂，有统一，有分裂。有汉族大一统政权，也有异族大一统政权；有纯粹汉人分裂对峙，也有汉族和其他民族分裂对峙。在民族、文化、地理每一个坐标系下，都会呈现复杂多样的情况。
如果单以汉民族民族主义的立场看，我们中国的历史是被中断过至少两次的，至于遭外族入侵更是不计其数。接下来我们要读到的五胡乱华，就和日本侵略中国一样，是标准的异族入侵。
如果站在文化的坐标系下，以“中华民族”观照，唐宋元明清是一样的，五胡乱华也可以解读为民族融合的开始，这个角度是以“结果论”看问题，只要最后都服膺我中国文化，华夷之辨也就不存在了。但是，我们毕竟又生活在新一轮的华夷有别的世界，所以，一味讲结果论，也有汉奸的嫌疑，也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凝聚。
我们对古代的民族斗争，采取了阶段论和个案的处理方法。在异族入侵的阶段，反抗入侵的是民族英雄，比如岳飞，比如文天祥，比如史可法，包括顾炎武、黄宗羲，也是有民族气节的文人，洪承畴、吴三桂自然就是汉奸；但是当外族在中原建立的大一统帝国稳定下来以后，立场又渐渐发生了变化。我们会发现，在很多的历史和文学文本里，同样在清朝做官，洪承畴、吴三桂是汉奸，其他和女真人合作的汉人却不是汉奸了。甚至吴三桂这一个人，前期他犯的是汉奸罪，当他后来举起反清旗帜的时候，他的罪名则是对抗中央割据分裂。这种以时间推移改变性质的历史观，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也有经不起推敲的荒谬之处。如果结果是所谓融合，那么当初的反抗和牺牲还有多大价值呢？
我们接受今天民族融合的结果，但是不能忘却过去的对抗和牺牲，也不要回避被征服的屈辱，更不能贬低民族英雄的精神价值。把岳飞、文天祥从教科书删掉以适应民族团结的大气候，这是幼稚的，更是短视的。
另外，和大宋帝国并列的有辽国、西夏国等，司马光是不是把他们也当列国待之？宋帝国始终没有混一九州，配不配享有天子的名号呢？
（四）“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壹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余地丑德齐，莫能相壹，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均敌，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晋、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司马光认为历史的价值是记载国家之兴衰，描写生民之休戚，使后来者能有正确的是非观和选择，能从中得到劝诫。他不赞成孔夫子的“春秋笔法”，不赞成把历史写成观念的历史。这一点当然是难能可贵，不过，人往往是这样：宣示自己的观念是一回事，在实践中做成什么样子又是一回事。作为历史学家尤其如此：宣布自己是客观叙述容易，不在叙述中掺杂自己的立场是很难的。
司马光宣布，他的《资治通鉴》在此以后的纪年，除了晋、隋、唐三个大一统帝国以外，其他分裂时代，“不得不取魏、晋、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司马光反复声明“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但是，后来朱熹对他“不讲政治”提出了批评。
司马光在最后说：“昭烈之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
——司马光对刘备吹嘘的“中山靖王之后”不感冒，到了司马光时代，他见过的假冒高贵血统的骗子就更多了。况且，我们从刘备后来的所作所为看，他也并没有表现出继承光武刘秀遗志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