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邵陵厉公嘉平元年（公元249年）
光禄大夫徐邈卒。邈以清节著名，卢钦尝著书称邈曰：“徐公志高行洁，才博气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洁而不介，博而守约，猛而能宽。圣人以清为难，而徐公之所易也。”
或问钦：“徐公当武帝之时，人以为通；自为凉州刺史，及还京师，人以为介，何也？”钦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贵清素之士，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为通。比来天下奢靡，转相仿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与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无常而徐公之有常也。”钦，毓之子也。
光禄大夫徐邈是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徐邈是三朝元老了，当年曹操禁酒，徐邈经常沉醉被曹操罢官。到曹丕时复起，任凉州刺史，徐邈在任上，抵御诸葛亮的侵扰，把境内治理得非常好，是一个颇有作为、关爱百姓的好官。
晚年时徐邈调回朝廷，在群僚中颇有威信。后来要升他做司空，徐邈固辞：“司空位列三公，是国家讨论大事的职位。没有合适的人就让它空着，怎么可以让我这个老头子充数呢？”
徐邈回到朝廷的时候，正是曹爽和司马懿两派势力角逐的时候，徐邈应该是“第三方”势力，既未附爽（曹爽也未必懂得尊重和使用徐邈这样的老臣），也不会和司马懿走得太近。徐邈死后，司马懿以三公之礼葬之，这个时期礼遇老臣，在政治上是划算的，肯定会收回赞誉和声望。
魏晋时期，讲究月旦人物，夸人的时候都舍得用形容词，所以卢钦（卢植之孙，卢毓之子）评价徐邈什么“志高行洁，才博气猛”之类的话，我们不必太认真，不过他举的两个细节，我觉得有点意思。
卢钦说徐邈在毛玠（孝先）、崔琰（季珪）主管中组部、中纪委的时候，他们崇尚艰苦朴素，所以很多官员为了“与时俱进”，不得不穿布衣，不得不乘夏利车。但那个时候，徐邈依然故我，当时显得他很奢侈；后来，世道越来越奢靡了，开上奔驰、宝马了，发动机不是八个缸都不好意思见人，徐邈依然故我，这时又显得他很穷酸。
徐邈一直保持着“雅尚自若”的风度，这无形中具有了矫正时弊的典型价值。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特意把徐邈的事拿出来说说，意思也在这里。
儒家讲教化，所以特别强调节厉风俗，不过在那个时候，精神文明建设都是在官场进行，不大骚扰老百姓。这倒不是说官家对老百姓的道德风尚特别放心，也不是强调领导干部严于律己，主要是老百姓当时都处于普遍的贫困状态，大家都吃糠咽菜，最奢侈也不过是来个纯玉米面窝头（当时应该还没有玉米，打个比方），所以和老百姓提倡建设节约型社会，等于脱了裤子放屁。上德如风，道德这码事本来就是要求官老爷的，节约闹革命也只能从皇家贵族以及官僚们做起。汉武帝时期，出了个布衣宰相公孙弘，这位老兄虽然有些矫伪，但一身布衣也确实为读书人入仕确立了一个形象标准，所以后世一说官场风俗都是从衣服车马（包括轿子）抓起。
就像每种宗教都有“戒律派”和“宽松派”，包括丐帮都有“污衣”、“净衣”之别。儒家士大夫也有两种，一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艰苦朴素，和普通劳动人民保持一致；一种则是讲究汉官威仪。历朝历代，立国开疆之初，大多是质朴无华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生活会越来越精致，也会越来越奢靡。宋朝的净衣派苏轼父子和污衣派王安石，恐怕不仅是政见不同，生活方式和生活趣味也大不同。徐邈代表的是一种执中守常的价值尺度，这一点也为苏轼欣赏。苏轼在《滕县公堂记》一文里，强调了精英价值观，他认为每个人“才有大小，故养有厚薄”。“是故饮食必丰，车服必安，宫室必壮，使令之人必给，则人轻去其家而重去其国。如使衣食菲恶不如吾私，宫室弊陋不如吾庐，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如吾童奴，虽君子安之无不可者，然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坟墓而远游者，岂厌安逸而思劳苦也哉！”意思就是大家出来做官，如果吃的用的住的和民工一样，那还那么努力干什么？
是用毛玠那样“矫枉过正”的方式保持官场的清廉风尚，还是让徐邈这样自然居中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成为主流，道德风俗怎么建立在人之常情之上，不左不右，确实是一个古往今来都不好拿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