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宗孝武皇帝太元七年（公元382年）
冬，十月，秦王坚会群臣于太极殿，议曰：“自吾承业，垂三十载，四方略定，唯东南一隅，未沾王化。今略计吾士卒，可得九十七万，吾欲自将以讨之，何如？”秘书监朱肜曰：“……陛下返中国士民，使复其桑梓，然后回舆东巡，告成岱宗，此千载一时也！”坚喜曰：“是吾志也。”
先复习一下苻坚同志的年谱：
苻坚生于公元338年，公元357年杀掉苻生即位称帝；
十二年后（公元369年）灭掉前燕，此时苻坚刚过三十岁；
公元375年，亲密战友王猛去世，告诫他不要伐晋；
公元376年，苻坚灭前凉、代，北方渐次统一；
公元383年，发动对东晋的全面战争并全面失败；
公元385年八月，被后秦君主姚苌所杀，终年四十七岁。
在淝水大战前一年，苻坚把南下进攻东晋提到了议事日程。
从汉末分裂（以公元184年黄巾起义为始）到隋再一统（公元581年），有近四百年的分裂动乱年代。我们不妨视之为一个更宽泛的南北朝时期，其间南北之间的摩擦和战争数不胜数，而以吞并对方为战略目标的大战也就有五六次。在苻坚之前，我们熟悉的有赤壁大战（公元208年）和晋灭吴之战（公元280年），可资苻坚借鉴的成功经验莫过于灭吴之战了。
对比曹操的失败和司马炎的成功，统一南方的前提条件是：一、北方统一有日，并积蓄了发动战争的资源；二、控制了上游地区（川蜀）；三、南方政权腐败，军备松懈。
攘外必先安内，侵外更得先安内。对于苻坚来说，内部的巩固是一个大的前提条件，我们作为事后诸葛亮，都知道苻坚这方面的功课准备得不够好，但是在他看来，问题似乎并没有那么严重：
首先，苻坚坚定地相信孔圣人倡导、历代儒生加料传播的核心价值观——仁。所以对内外敌人采取了超级宽大的仁义政策，不论是战败的异族，还是内部曾经背叛造反的部下，他都一概宽恕，并深加抚慰。秦豫州刺史北海公苻重，征北将军、幽州刺史行唐公苻洛，苻法的儿子苻阳等先后谋反，苻坚都予以宽宥，苻坚的做法连司马光都看不下去了，他批道：“秦王坚每得反者辄宥之，使其臣狃（niǔ）于为逆，行险徼幸，虽力屈被擒，犹不忧死，乱何自而息哉！”
必须指出，苻坚宽大的对象都是部落首领级的人物，苻坚显然希望通过大限度的妥协，达成氐族内部以及北方各少数族群的高层的团结。殊不知，儒家所谓“仁”，是对下层大众的一种姿态和安抚；在内部高层，正确的做法一贯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越是位高权重的人，越有可能成为身边的赫鲁晓夫，就越要保持革命警惕，睡觉的时候也都要睁着眼睛。苻坚的政策导致“谋反无风险”，结果当然是：“乱何自而息哉！”在江左是士族共和的局面，在北方，苻坚也寻求一种部落首领共和的局面，华夷不约而同地采取同样的政治路线，这是不是一种所谓时代潮流？
苻坚面临的政治难题就是必须以少制多，依靠少数氐族人统治其他族，他把氐人十五万户“使诸宗亲各领之，散居方镇，如古诸侯”。这样把本已是少数的族人分散到各地做金字塔的顶部，一是在政治上彰显了民族不平等，二是在军事上很难集中有生力量。
以少制多也是必须两手都要硬，蒙古人军事力量强大，统治多数汉人近百年；满族人先凭军事力量制伏汉人，然后借助汉族的文化意识形态，遂成中国历史上较长的朝代之一。苻坚面临的问题似乎比蒙古人、满人更复杂。苻坚没有蒙古铁骑和满洲八骑这样核心的军事力量，主要还是由于人口稀少，而且分散。没有核心，依附的力量就容易脱离组织；苻坚也没有时间坚持长期汉化，或许他个人的打算是先统一全国以后，在消灭了江左这个强悍的文化中心以后，再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统一。有东晋政权的存在，苻坚的文化统治力是无法建构起来的，对北方的汉人也无法进行组织整合。
北方胡族军事强文化弱，南方汉族文化强军事弱，对于北方胡族来说，快刀斩乱麻，尽快消灭有文化优越感的南方政权，是战略应该优先考虑的问题，所以这也可能是苻坚力排众议执意南征的原因，在南征问题上苻坚是少数派。
脱离自己的干部和群众，有时是因为刚愎自用，有时是因为高瞻远瞩，革命领袖天马行空，革命群众紧跟不上，往往就是历史悲剧的原因。
苻坚和很多老板一样，在这样的重大事项上必须表现出民主作风，他对大家说“诸君各言其志”。但他内心却认为：“自古定大事者，不过一二臣而已。今众言纷纷，徒乱人意。”醉翁之意不在酒，领导同志征求意见，其实根本不在意意见本身，而在于同志们的态度。
晋武帝司马炎平吴时，反对派的意见也占上风，赞同的也是极少数，以至于这方面的讨论都在“地下”进行。苻坚最在乎的是阳平公苻融的意见，因为苻融是南征主帅的最佳人选，不料苻融也是反对派，平吴时反对伐吴的贾充也是主帅，这是个有意思的前后呼应。
苻融认为：“今伐晋有三难：天道不顺，一也；晋国无衅，二也；我数战兵疲，民有畏敌之心，三也。群臣言晋不可伐者，皆忠臣也，愿陛下听之。”苻融还指出：“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满畿甸，此属皆我之深仇。太子独与弱卒数万留守京师，臣惧有不虞之变生于腹心肘掖，不可悔也。”
苻融的说法是王猛意见的重复，更像是后来历史学家的事后诸葛亮式的总结。正确的意见需要代言人，史家选择苻融作为伐晋主帅又作为正确意见的代言人，可以让正确更正确。
苻融还说：“臣之顽愚，诚不足采；王景略一时英杰，陛下常比之诸葛武侯，独不记其临没之言乎！”王景略是时代强人王猛的字，苻融祭出苻坚最信任的王猛来说事，应该是最给力的劝谏了。王猛确实在弥留之际劝苻坚不要动南边的心思：“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后代有史家解读为王猛终究是汉人，对“亲爱的祖国”怀有眷眷之情，其实这也是对应后来历史情境的说法。王猛也好，苻融也罢，都是亲自操盘的高层管理人员，他们对后方的隐忧考虑得更多一些。领袖容易冲动，也应该冲动；管理层常常冷静，也应该冷静。
赞成苻坚南征的是鲜卑人慕容垂，这是苻坚“头脑发热”的反证。慕容垂建议苻融建混一之功，并劝苻坚“陛下断自圣心足矣，何必广询朝众”！慕容垂支持苻坚南征是不是阴谋？我看未必，我倒认为慕容垂当过老板，思维上容易和苻坚沟通，“定于一”以后再做削平反策的工作，这是大战略，也是被后来历史证明正确的路线图。苻坚的思路是没有问题的，后来失败了，原因可以再详细检讨，但不能把这个思路正确的内核推翻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