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祖先由一些暴脾气，具有野兽品格、遵循丛林法则的人引导着过率兽食人的日常生活。因为一点今天看来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吃独食、瞪别人、被人看不起、说大话、吃醋抢美女，等等，就会着急上火，抄刀杀人，把没事的闹出小事，小事也搞成大事，进而发动血流成河、流血漂橹的战争。更不用说，以国家名义处心积虑地进行那些正义凛然、多如牛毛的战争了。那时，不管做什么营生，哪怕是要饭的，也都时刻处在高危状态，户破堂危，生如草芥。但是，在张牙舞爪的君王、急于立功的将士和唯恐天下太平的纵横者那里，这可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壮阔茫荡，热血蓬勃。
贵族从杀人中享受到很多现实好处，发动战争的瘾越来越大，杀人需求不断攀升。怎么才能抢更多的粮、抢更多的地盘、抢更多的女人呢？怎样诱使越来越多纯朴、善良的普通民众在杀掉另一些自己并不认识的纯朴、善良的普通民众时心狠手辣、全力以赴且不偷奸耍滑呢？以前，根据个人好恶和心情好坏随意赏赐立功者，或者亲自上阵杀人的给得少，在后面动嘴吆喝的给得多，或者爹妈是贵族的给得多，爹妈是种地的就给得少，已经把大家搞得心灰意冷、怨气弥漫，在征战中保命、惜命的动机越来越强烈，比赛逃命的状况更加蔚为壮观。显然，这时的杀人制度已经不能满足规模和频率日益增长的战争需要。
吴起挑头在魏国搞起“食有劳而禄有功”，摒弃“亲、故”因素对战功计算的骚扰，累十年之功，就立威诸侯，到处寻衅滋事。在三晋内战中，十万魏武卒就能登堂入室，直逼赵国国都邯郸。这样强横霸道的精兵让列国诸君心向往之，羡慕不已。赵襄子推崇“功大者身尊”，韩国的申不害实行“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燕国君王则从自身做起，限制最亲近的贵族妄自尊大、抢夺别人功劳的恶行，即使身为“公子”，无功也不封爵。大家不约而同地挤在同一条路线上，拼命狂奔，比赛速度和耐力。我不敢确定，活在那个时代的战士一定感到无比幸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那个时代，掌握高超的砍人技术一定能够带来源源不断的功名。
当然，秦国将这个鼓励杀人的制度做得最彻底、最顽固、最高调，“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立功就可以封爵，不管以前是不是鸡鸣狗盗、卖葱贩蒜的。“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即使是君王的近亲，不亲自上战场杀几个回来，也不可能给任何爵位，永远是个吃白食的。与别国不同，喊过震天动地的口号后，秦国并没有轰轰烈烈走过场，却一根筋地将口号落到一丝不苟的制度层面，国家有一说一、说到做到，使这些经常用来哄骗天真者的口号渗透到每个秦人的骨髓，为他们奔向幸福生活划出轨道、提供动力。在战场，杀一个敌军，将人头拿回来，就给一级爵位，爵位越高，就能从国家拿到更多的土地、物品、女人、奴隶，享受更高社会地位的虚荣，君王绝不欠账打白条。出征前，将军无须在誓师大会上声泪俱下地高声朗读保家卫国的大道理和充满国仇家恨的檄文，对于跃跃欲试、急不可耐的秦军来说，这都是些婆婆妈妈、耽误发财的废话，秦人对战争的热情被激发到癫狂状态。
然而，打仗不是拿板砖群殴，是一个用严密纪律约束的集体行动。战场上，需要大家伙儿互相照应，一起吆喝，一起冲锋，一起陷阵，要拥有一起发财和一起完蛋的集体主义精神。保证全局胜利，君王才拥有给活着回去的将士和已经挂掉将士的家属喝汤吃肉的本钱。打仗更不是公益事业，只讲付出不讲得到，而是需要精打细算、锱铢必较，一份投入要博得多多益善的回报，指挥打仗的人首先是精明的商人，而不是纵横捭阖、口吐莲花的政治家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任何做着发财梦的秦国将士必须为自己所在战斗团队的战绩负责，团队杀的敌人数量要少于自己损失的数量，只有杀的人多于死的人，秦国将士才最终能将人头换成爵位。主帅还不能被敌方干掉，也就是说，兄弟们不能因为自己急着发财，就把老大丢到一边不管，否则不但无功反而有过，轻则降爵，重则杀头。毕竟“执干戈为社稷”，说到底，打仗最大的受益者是吃肉的君王，而不是喝汤的如蚁小民，这是大原则。
为了让大家在玩儿命的职业上奔跑的时间更长，秦国设定二十级爵位，这是一个很缺德的制度。在以肉搏为主兼以箭矢如蝗的冷兵器时代，在以大兵团作战为主、动不动就打个一年半载的战国时代，在漫漫征战岁月过后，只有具备传说中身手敏捷、运气好到登峰造极的人，才能活着站在最高级爵位的高台上完成华丽转身。对于一般人而言，上阵杀二十个人只是在梦中做的美梦，最好别艳羡这种血淋淋的荣华富贵，少安毋躁，吃好睡好，毕竟安全第一，保命要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