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学的贡献，孔子之后，孟子是第二人。不过，孔孟竭尽全力一生，也没能让儒学真正地登堂入室，并堂而皇之地统治帝国的思想。董仲舒做到了，是他亲手改善了儒学那种地位尴尬、面目模糊的处境。从形式上，儒学被他打理得系统而完整，不再是以孔孟二圣的语录集示人，更加有利于大家学习和普及。更何况，他有机地吸收了黄老、墨家、法家等百家学说，把这些学说制作成儒学的骨肉，使得儒学变得既好看又适用，在诸多领域都能做到“指哪儿打哪儿”，游刃有余，甚至达到“打哪儿指哪儿”的更高境界，也就是说，用儒学解释问题，总是咋说咋有理，如有金刚不坏之身。
可惜，他生的时候不好，在他的前半生，作为国家治国理念的黄老之术，认为清净无为是最高的生活境界和执政目标，主张“能躺着就别站着，能走着就别跑着”，最好永远冬眠不醒。这种说法被从上到下奉行了几个时代，大家都习惯于过着无为而治的疲软生活，对于儒学所倡导的积极上进、有所作为，大家从思想上觉得是瞎折腾、没事找事。在这种社会氛围下，董仲舒根本没有条件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
汉武帝是个想做大事的人，需要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参与。黄老之术当然不对他的胃口。他即位伊始，开始重用赵绾、王臧两个儒学门徒，大刀阔斧地修剪汉朝政坛中惹他烦的枝枝蔓蔓。这两个人为汉武帝器重儒学，并让儒学进入庙堂，感动得涕泪横流。为此，他们诚心诚意地工作，拿出大部分时间帮助皇帝打理朝纲，全心全意地维护皇权，而仅仅用业余时间贪污受贿。当然，因为一夜间翻身，好事来得太快，他们难免心太急、情太切，希望一闭眼、一睁眼，天下就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康有为、梁启超极为相似，最后的下场也几乎一样，都被在一边假装看热闹的老太太伸出一根手指头推倒。不同的是，赵绾、王臧因为自身确实不干净，被人抓住小辫子，也属活该，没啥说的，眼看要完蛋了，比较自觉地在狱中自尽了。这么看，黄老之术确实是主张不惹事、“喜欢被动”的雌性学说，但它的拥趸们可不是善类，谁敢搞修正，这些人也会马上出手，绝对不轻饶反对派。按照“主张”代表利益和屁股决定脑袋的理论，不用说，黄老之术一定是让人看着好看的幌子，其后罩着一大帮人的现实好处。
这些人的好处来自刘邦时代。刘邦出身游侠，跟着他打天下的，也都是同类之人，最起码是拥有和崇尚这种风气的人群。打下天下后，刘邦对他们也算是宅心仁厚，除了韩信、彭越、英布等这些异姓诸侯王外，其他功臣良将按一定标准被封侯、拜将、拜相，拥有了供养自己吃喝的一亩三分地，而且一个个进入帝国的管理阶层，形成体系庞大、人口众多的军功利益集团。皇帝和功臣们按照混江湖的规矩，还在一起盟了誓，说好了皇帝有权力册封王侯，“非刘氏不王，封功不侯”，如有人违此约，天下人都可以打他。从此，这些人与皇帝、诸侯王分割权柄，共享汉家天下。皇帝负责大局，军功利益集团掌控军事、行政管理权力，刘氏诸侯王则分散在地方，负责中央直辖势力之外的地方行政、军事等事务。
之后，大家遵从黄老之术，表面上是为了顺应时势，与民休息，发展经济，但更深层次的意思则是防止皇权肆无忌惮地侵犯军功利益集团、豪强大族和诸侯王的利益。实际上，像所有意识形态一样，黄老之术在人们眼里，也只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的说辞。只要大家互相给面子、互相尊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和谐局面就会被保留下去，功臣和诸侯王们也都愿意当皇权的好朋友。但皇权越了雷池，触犯他们的利益，他们也就不再消极被动、顺其自然了，而要以血相见。
吕后当政期间，就想打破这种格局。在她死之前，把很多吕氏宗族的人封了王，并把他们渗透到政府和军队的各个重要位置（如把吕产拜为相国），形成极为强悍的外戚集团。虽然吕氏集团也是军功利益集团的一部分，但他们同时是皇权的延伸品——外戚的身份，吕氏这么做，无疑让长期把持军事、行政权力的功臣们不由得出离愤怒。这些人以陈平、周勃为首，发动政变，瞬间把脑残而没有太大野心的吕氏集团杀个干净。他们用血腥的行动向大家特别是向皇权宣布，军功利益集团的“奶酪”是绝不可被触动的。政变之后，军功利益集团更加牢固地把握着军政大权，比如，丞相一直都从他们中间选人，并逐渐形成惯例，直到汉文帝时期的丞相申屠嘉死后为止——这倒不是因为功臣们突然想通了，变得大公无私，而是因为“岁月是把杀猪的刀”，这时候，汉初的功臣们都死绝了。
汉景帝时期，地方上七个诸侯国造反，也想打破这种利益格局。但皇权马上和第二代军功利益集团亲密无间起来，攒足劲，战战兢兢地用几个月时间，把这场差点失控的大火彻底扑灭。景帝死了，外戚鼎力支持刘彻当皇帝，趁刘彻太小、太嫩，主动和皇帝分享起权力。这些人嘴上高调表示要以黄老之术治国，倒使得军功利益集团和诸侯们都安了心。这时候，窦太后认为，帮助小皇帝刘彻壮大筋骨的儒生赵绾、王臧不是好东西，都该死，也是怕皇权挤压外戚的地盘，毕竟外戚依附于皇权，弄不好会被皇权当成破衣服，想啥时候扔，就啥时候扔。因此，赵绾、王臧死的时候，除了那个愣头青的汉武帝悲伤，其他人也都是架着膀子看热闹。
大家看到了，对以建伟功、立大业为人生目标的汉武帝来说，黄老之术实际上就是套在他脑袋上的金箍，只要稍微表达不满，这个箍就会收紧，让他头疼，但得再厉害，他也不好意思满地打滚（汉武帝毕竟是一国的最高领袖，皇帝体面还是要的）。直到奶奶窦太后死了，汉武帝才开始独立自主地整治朝纲，加强皇权。他上来一出手，就是打压自己的亲娘王太后，让她从外戚接班当政的美梦中醒来，然后逼死舅舅田蚡，坑死第二代军功利益集团的杰出代表窦婴，逐步收回中央对行政和军队的控制权。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景象是，武帝很无奈、很无辜，这些汉武帝眼里的绊脚石都是不想活的主儿，主动蹚了地雷，汉武帝只是被动地成全了他们。
不过，刘邦时代留下的政治遗产依然表明，天下是大家的天下，有饭大家一起吃，刘氏独享，不合规矩，缺乏法理基础。本来，汉武帝也可以靠秦始皇使用过的强权政治，把大家打得不吭气。但这样做的后果一定是每个人暗地里继续耍坏心眼儿、下绊子，办起事来很不容易成功。如果非要“霸王硬上弓”，成本太高不说，玩不好，人家拧成一股绳，和皇帝拼命，即使英武的汉武帝也是吃不消的。汉武帝亟须即使令大家很生气但也只能干瞪眼、无法驳倒的说法，通过掌握话语权上的绝对主动，统一思想，降低政策的执行成本。
这时候，董仲舒又一次走到汉武帝的眼前，也迎来了自己后半生和身后千年的光耀。他从三个方面为汉武帝排忧解难。首先，按照儒家学说，汉家天下是天授的，不是军功利益集团给的，也不是如蚁小民给的，更不是外戚们给的。在法理上让大家清楚，天下姓刘，刘氏皇族不欠大家的，如果非要说欠谁的，那也是欠上天的。皇帝作恶多端，上天不满意，自然会通过各种灾异事件惩罚皇帝统治的天下，以警告皇帝（这叫“天人感应”理论），其他人是无权说三道四的。其次，尧舜时期推行黄老之术，那时候人心好，大家都老实，不用当政者受累操心。周武王不使用黄老之术，是因为那时人的良心坏了，不施加严刑酷法，不足以让人变好。与之前相比，现在不安分者更是只多不少，需要重拳出击，不能手软，比如，不让豪强大族随便买人家的地，抑制土地兼并；建立明堂礼制，对贵族阶层严加管教。最后，要加强教育，建立国家太学，广选贤良，把底层的文化人（主要是儒学爱好者）选拔为官吏，成为帮助皇帝维护权威、打压威胁皇权势力的得力打手。
当然，汉武帝既不喜欢地上的人对自己指手画脚，也不喜欢来自上天的指摘，所以，对“天人感应”的说法就很不以为然。对其他的对策，汉武帝则尽收囊中。从此，大量的儒学信徒被收入官僚系统，按照经济学家奥尔森的理论，在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下，这些人形成的利益集团既稳固又有力。结果显示，这帮人维护皇帝的权威，帮助皇帝打破旧的利益格局，皇权得到维护，大家在思想上还没抵触，效果是出奇地好。这时候，尽管汉武帝私下里真正使用的还是秦始皇的那套王霸之术，但不可否认，自从披上儒学的外衣，操作王霸之术时，已经感觉很顺手了。
董仲舒的下场并不好。由于他顽固地坚持“天人感应”学说，并认为只有儒生才具备解释上天暗示的能力，最终惹恼了皇帝。不过，由于汉武帝明确支持独尊儒术、以德治国的儒家思想，儒学的地位还是得到了官方的正式认可。而由于国家广开太学，培养出大量儒生，以至于这些人几乎成为文化人的代名词。他们依靠察举制被选拔为各级官僚，纷纷占据帝国要职，逐渐控制舆论和大政方针，最终把帝国的命脉死死地掌握在手里。只是让汉武帝没想到的是，这些儒生表面文弱，实际上一旦发起狠，也都是了不得的角色。到了孺子婴即位时候，这些人拿着“天人感应”这根大棒，推翻西汉帝国的宫阙，把据说已经达到“内圣外王”境界的儒学代表人物王莽推上了皇帝宝座，汉武帝实际上还是成为第一个动手刨自己祖坟的掘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