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孔子很负责任地说，这是一个礼乐崩坏的年代。所有人都不守规矩，君王不严肃，臣子很洒脱，百姓无所谓，所以，圣人很愤怒。在圣人眼里，总有一些人不在自己的地盘里待着，到处游荡，犯礼触法，把好端端的太平世道搅得乱七八糟。后来，大家不再满足于仅仅是称霸天下，而以灭人社稷、夺人疆土成为战争的主要目的。国家之间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下狠手，越来越不给别人留余地，一场普通的争斗动不动就变成你死我活的战争。
在这种残酷竞争的背景下，各国都非常重视人才。在各国人才中，有些本身就是本国的贵族子弟，如信陵君、平原君之类的，而更多的是平民出身的，这些人才如果是来自外国，特别是来自和自己过不去，或者自己看不顺眼的国家，就更好了。每个国家不管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都设立了大力吸引人才的国策，各地的人才市场也为此而空前活跃。
那些能耐大、野心足、出身差的各国人才，在本国混得不如意，驾着车跑到别国撞大运，是那时候的普遍现象。这些人才中，机遇好、能忽悠的，直接就被君王给“纳”了，高官、美女、骏马和豪宅，要啥有啥，碰到个把实心实意想发展的君王，这些人在得好处的同时，还能实现自己的治国理念。最起码也能帮着君王摆平一些难缠的事，比如，别人欺负自己的主子，他帮着顽强抵抗，主子想欺负别人，他帮着有效打人。做这些事很能满足自己的权力欲和成功欲。
还有一些有文化、有思想的，没机会马上得到君王的青睐，暂时不能出位和上位。作为次优选择，他们投靠到信陵君、平原君等各个有权位、有资源的贵族那里当门客，让人养着，帮着这些贵族在国家里搏权掌位。在主子的推荐下，也有机会脱颖而出，出来为国家做事。比如，蔺相如、李斯在门客队伍里就表现得极为出彩，当然，机会也是出奇地好，他们最后都从门客走上公卿的高位。
在各国的人才中，不论是贵族，还是跟着贵族混的平民，他们整天考虑的都是国家大政、外交战争、公共管理等方面的事务，也从参与这些大事务中，充分体验到实现人生价值的喜悦，时间长了，他们的人生追求、人生意义也都寄托在这些事业上。特别是，那些平民出身的人才，在贵族圈里混久了，被深刻地传染上了贵族习气，自然以准贵族的自觉意识更加积极地掺和各类公共事务。
天下最后归于秦国，普天之下都被一个人给专制了，秦国的郡县制度也在旧国故地落地生根。这时候，各地都被安排了郡守、县长施政，但这些人的施政行为必须听“上面”的指派。“上面”对的，坚决执行，“上面”错的，也要坚决执行，不执行，或者执行得不到位，“上面”可以合法地“办”了你。在秦朝的中央集权和郡县制下，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供六国旧贵族和他们的拥趸们按照原来的方式施展拳脚。最无法忍受的是，上司不满意，就会指着下级的鼻子，数落得一塌糊涂，或者丢出难看的脸色，让下面的人丢尊严、没面子。一般而言，有本事的人忍耐力比较差，很容易感到憋屈和不满意，遇到这种情况，很想扑上去拳打脚踢，也是很容易理解的。更有甚者，一旦出道晚，上司即使是个饭桶，也要精心伺候，想换个地方，人家还要你出示以前工作的考核业绩。如果能忍住一口气，等把上司熬走或者熬死，却发现自己离抑郁症和死也不远了。对这些自命不凡且喜欢关心公共事务的人，秦朝好像很不在乎，也不管他们平时是咋想的，更没有给他们足够时间适应新时代。朝廷非常武断地表示，需要勤恳听话的官僚，不喜欢奇思怪想、设计挖坑和走这跑那的害人精，更加讨厌这些害人精自作主张关心公共事务。这时候，不管以前是天生贵胄，还是傍大款的，只要不是皇帝口袋里的，全部跌落尘埃，成为同病相怜的苦命的人。
可以说，在秦朝，这些人生存发展的土壤被完全硬化，统治者不喜欢，老百姓不需要，这些人很无聊。更可悲的是，他们的价值观也一下子很难转过来，让他们重新找到新的、有奔头的、让人想起来就兴奋的人生定位很不容易。毕竟，价值观也是有路径依赖的，以前走过的路、表过的情、爱过的人、发过的誓，不是说废掉就废掉、说忘记就忘记的。可以想象，六国的旧贵族以及和这些贵族混过的人，应该感到很难受，思想这东西深入骨髓和血液，不下功夫，想甩掉很难。这时候，他们要么使劲地去想通，如果有一天突然认为，“天下变了，咋活都是一辈子，不如从了算了”，选择归隐，不问世事；要么就死抱着以前的价值观和做人方式，憋着劲，盼望着回到战国时期权出多门、养士成风的好时光，重新过上有尊严、有地位的生活。心里不满的这部分人会经常私下里扎堆发发牢骚，以此来改善精神状态，打发悲苦的日子。牢骚的内容无非是，皇帝暴虐，官吏混蛋，活着没劲，希望闹腾，诸如此类。个把受不了、不要命的旧国贵族，比如张良，还毁家疏财，聘请刺客，弄出刺王杀驾的大动静。当然，这毕竟是少数，在没有十足的把握和好处时，大部分人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也就是说说而已。
一般而言，这些人也都有一些本领，打架也好，出损招也好，都是以前在当“上层建筑”时练就的。不管是出门在外、走街串巷，还是在家窝着，总是要碰到和以前生活场景完全不一样的人和事，有时，忍不住管管闲事，或者为了将来“变天”做准备，结交一些不惜命、敢拼命的狂徒和暴徒，这期间，难免要干些违法乱纪，甚至是杀人越货的勾当，这无疑是在公开或隐性地和官府掰手腕子。由于这些人志相同、道很合，遇到官府通缉抓捕，相互之间也会拉一把，帮着躲灾避难，也是常有的。当然，鉴于白色恐怖的气氛太浓烈，一旦触犯法律，在天下一统的秦朝，像过去那样，换个国家，换个面目，换个活法，则完全不可能，除非自愿去北边当匈奴，或者去南边当蛮族。这些人想在本土本乡继续活着，着实不易。
为了能够结成一种稳固的亲密关系，使大家能够相互支持、相互取暖，不管何时，都能做到不互相出卖和搞窝里斗，这些人继承和秉持了源于春秋战国的“士”的精神，一个很重要的内核，就是一诺千金，不管忙时还是闲时，都很要这张脸。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他们以轻死重义为荣，以告密叛变为耻；以和朝廷对着干为荣，以甘当顺民为耻；以救人于水火为荣，以落井下石为耻；以低调谦虚为荣，以自我炫耀为耻；以一诺千金为荣，以说话不算为耻。遵守“士”的精神，可以降低这些人生存的危险系数。“江湖”因此而诞生了。这个“江湖”对应着那个“庙堂”，“江湖”的主角就是侠客，“庙堂”的主角是皇帝，侠客做主角的“江湖”才是真正的“江湖”，没有皇帝主宰的“庙堂”，“江湖”也没有存在的意义。如果侠客经常走街串巷，就叫作游侠。这么看，侠客就是专制社会里那些喜欢干公共事务的“草根”人士，与政府抢职能、分权力的不安分分子。他们扶危济困，对应着政府社会保障职能；他们为人报仇雪恨，对应着政府惩奸除恶，维护公义，诸如此类。他们做得越多，显得政府越无能、越冷酷。老百姓很欢迎，政府既尴尬又生气。当然，这些人中个别有大理想的人，如项梁、项羽叔侄，一直以来就以推翻秦朝、恢复旧国为自己的应尽之责，在他们的积极串联和忽悠下，伴随着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他们拉出的队伍在秦末掀起了大风浪。可以说，这些侠客与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贵族和贵族手下的门客，是一脉相承的。
侠客一般也都有广泛的人脉基础和社会人缘，在他周围拥挤着很多追随者和粉丝。侠客一旦和官府闹掰，周围不怀好意和热血贲张的人就积极怂恿他把事搞大，而侠客自己难保头脑一热，也会干出相当出格的大事，比如攻打县衙，抄掠富户。这时候，即使他能洁身自好，只杀他认为该杀的，不杀无辜，但跟着他干事的，或者起哄的，难免冒出几个素质低下的，一边乱砍乱杀，还一边抢粮抢钱，抢“宁式床”，但最后的恶名都记在了侠客身上。还有些人平时就在冒充侠客，高喊替天行道，表面上要帮任何人解困，但实际上，却只帮他们认为对自己有用的同道之人。就拿梁山上那帮好汉和强梁来说，整天叫嚷，以帮百姓改善生活为自己天然的责任，以操心皇帝的天下为终身奋斗目标，但杀起人来却好坏不分，除了少数几个，其他人都更像是披着侠客外衣的狼，侮辱了侠客的光辉名号。即使侠客是独行侠，但受一时情绪和自身性格影响，也是常有的，被事物的表象蒙蔽，也是很正常的，因此，也时不时会干些误伤好人、错帮坏人的窘事，没少为社会添乱、添堵。
从某种程度上说，秦朝就是被这些侠客给推翻的。当初，刘邦跟着张耳混，而张耳跟着信陵君混，高祖也就是个“三流”侠客。由于天下大乱，能者获得出头机会，打天下不论出身，“三流”侠客也获得了问鼎大统、成就帝业的机会。当然，像项羽、刘邦这类人，虽然都有侠客之行，但这时候贵族出身的侠客，与平民出身的还是有区别的，前者目标很宏大，当侠客就是为了造反起事，而后者玩“侠客”之风，更像跟风的，是对生活品质和高层次精神的追求。后来，汉武帝很霸道，掌权后，对侠客们帮政府干事的行为很生气，不遗余力地打压侠客们生存的空间。那时候，有头脸的侠客被披上“豪强”的外衣，尽管随者如云，但皇帝大权在握，手握刀枪，还把控“真理”，没办法和皇帝对着干，比如，大侠郭解闹得欢，皇帝一出手，就把他灭了族。之后，真正的侠客们都活不下去，就彻底消停了。而侠客之风若隐若现、真真假假地跌宕了两千多年。最后，侠客们都风光地现身，跑到金庸和古龙的小说里，活得也很舒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