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巳时，徐泽正指导昨日一起上山的史武教练庄丁、阵战防贼之事，守门庄丁来报朱武、杨春求见。
徐泽命“传”，而后大剌剌地坐在大堂里等着，还是孙石守门，史进本想去村中读书，以避开二人，却被徐泽留下。
朱武、杨春进得大堂，直接跪倒，大礼参拜。
“小人朱武（杨春）有眼不识真英雄，冒犯虎威，英雄不以为忤，留我性命，小人无才，只愿能为英雄爪牙，以效犬马之劳！”
堂下，朱武、杨春二人伏低做小。
堂上，徐泽只是语气淡淡地说：“在下仅一过路白身，无名无望，无权无财，岂敢受二位好汉如此重托？”
杨春本就拙于言辞，见徐泽竟然不接受自己和朱武的投效，顿时语塞，只能偷偷瞄向朱武。
朱武倒是不慌，缓缓言道：“大宋承平百五十余年，已是遍地笙歌，今上登基以来，西贼节节败退，朝廷财税一年多过一年，表面一副盛世景象。然朝廷不恤民力，对百姓敲骨吸髓，致群盗四起，乱世迹象已现。但逢乱世，豪杰必起于草莽。昨日事发突然，英雄却能当机立断，反掌间，便制陈达、破山寨、识连环计、收——我等之心，武虽愚钝，也能窥得英雄之姿。”
朱武本欲说收史进之心，只是正主还在旁边，只得改口。
偷偷瞄了下史进，发现其人起初冷着脸，现下却听得很认真，心内更是佩服徐泽手段，仅仅一天时间，便能将一个只知道练武的呆子变得如此冷静好学。
见徐泽面色放缓，朱武接着说：“天下之大，大智、大勇，天才绝艳之辈何其多，但唯有能看清大势、懂借势、能谋势、善得人者，才可成大事。谋圣张良为刺秦复韩蹉跎半生，兵仙韩信空有天授之才也只能屈为帐前小卒，二人若不得汉高信重，怎有机会封侯拜相，施展平生抱负？”
我等皆小智小勇之草寇，蜗居一地尚且艰难，更不敢奢望生前身后名，唯有追随成大事者，方可有所为。如今豪杰便在眼前，更兼英雄自称野人，基业未立，此时不投，待英雄基业已成，以我等之才，恐欲为一小卒而不得，故不敢不急。”
“很好，二位请起。”
徐泽毫不做作，愉快地接受了朱武的马屁。
“谢主公收留！”
朱武、杨春再拜起身。
主公？
对于二人改换的称呼，徐泽的确有些意外。
不过，这样也好，想想朱武三十出头，胡子老长，还称呼自己为“哥哥”的画面，简直不要太辣眼睛。
此时毕竟不同于汉晋之前君主二元制的时代，主仆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很淡，并不具备很强的法律和道德约束力。
“主公”一词虽有认主之意，却和山寨之中普遍称呼的“哥哥”并无太大的区别。
关键还是要看自己日后能成多大事，自己能成事，便能源源不断地吸纳各路英雄豪杰，不然的话，喊的再实诚也不过是面和心离，甚至随时反噬。
见惯了后世文艺作品中各种父子相残，兄弟离心的戏码，徐泽对于“忠诚”一词始终保持着应有地警惕。
“坐！孙石，看茶，”待二人坐定，徐泽问：“二位和陈达可有表字？”
还是朱武作答：“武字元洪，陈达字地道，杨春字仲仁。”
徐泽暗暗朝天比划了一个中指，施大爷，胜败本就兵家常事，你曾经辅佐的张士诚败给了朱元璋，咱大老爷们不要怂，要么服，要么干，你不服也不干，却在自己的小说中映射，也忒下作了吧？
看看，朱武字元洪、陈达字地道、杨春字仲义，是不是和朱元璋（年号洪武）、徐达字天德、常遇春字伯仁很对称，敢不敢说这只是巧合？
说到动乱，大宋比起其余各朝绝对不会少，但也未必就更多，对比起后世辫子朝的“XX盛世”，如今还真称得上“四海升平”，即便真的是“群盗四起”，相比起本朝仁宗时“一伙接着一伙”的盗贼，还真不算个事。
徐泽问：“百年前的王小波、李顺之乱，数十年前的侬智高之乱，以真宗和仁宗两朝之内外交困，波及数路的二乱尚且轻易平定。如今大宋境外与辽百余年无战乱，还西开青唐，南压诸夷，连番拓土，国内虽有些许小乱，完全可以说是疥癣之疾，何以能称乱世迹象？”
朱武拱手一礼，赞道：“主公英明，如此熟悉本朝历史，当知朝廷不抑兼并，如今百多年过去，已是富者阡陌相连，贫者无立锥之地，换作它朝，或许早已九州鼎沸，烽烟四起。”
本朝之所以还未大乱，一则为西、北二虏之压力始终存在，国破之危大于家难之愁。
二则朝廷不禁商贾，不限迁籍，使小民不至于失田便彻底生存无望。
三则朝廷根据田地肥瘦和财力多寡，定三等田、五等户，区别收税，虽有贪官污吏上下其手，但好歹也给了小民缓口气的希望。
四则如遇灾荒，朝廷又广募流民青壮者为军，便绝了大规模动乱之可能。
五则厢军大量承担徭役和大工程，也使历朝因徭役过重过频而起的大规模动乱变得不可能。”
见徐泽还在认真倾听，朱武喝下一口茶，接着说：“然本朝立国先天不足，北疆失了幽云十六州，西边夏虏百余年动乱不止，西南大理本就是前朝故地。本朝名为一朝，却从未真正一统，实则割据，实际上，与辽也是互称南北朝。
太祖立国时，为防五代武将动辄作乱犯上故事，乃重文偃武，却又因太宗矫枉过正，对武将百般堤防，便是平定了侬智高之乱的狄武襄（狄青）都保不住爱将焦用，自己亦忧惧而亡。
重重防范之下，便是军力日弱，对外屡屡败绩。为保社稷安全，朝廷一则对外卑辞厚币，以图花钱买二虏稍安；二则一再扩军，以图振作军力。如此又致国用大增，入不敷出，不得不苛民重税，小民生计更难，一旦破产便会铤而走险。朝廷所扩之军，又只能用于防民之乱，渐成守内虚外之实。
而灾年募军，又衍生出招剌滥、拣选虚、训练差等问题。朝廷财政日紧，便不得不克扣挪用军饷，兵卒本就募自赤贫之家，一旦缺饷，全家无着。本朝上承五代乱世，军汉闹饷克上问题根深蒂固。士卒，无赏不动，无饷就闹，如此，军纪又废。而军队大量空额、营利经营、以囚徒配军，军官鼓励兵卒离营自谋营生以吃空饷等，便不足为奇。
如此以来，越募军，兵员实数越少，军纪越差，军队越弱，朝廷财政越紧，越要搜刮民财，越致民怨，就更要募军，由此便进了死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