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对阿道夫·希特勒的看法很坚定。他们都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我父亲的兄弟就是在大西洋战役中丧生的。他们认为，希特勒是所有邪恶的化身。但我记得，我在小时候就想过，如果希特勒是披着人皮的魔鬼，那他是如何让那么多人对他唯命是从的呢？可以说，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在本书中试图去回答的问题。
阿道夫·希特勒给人的第一印象，绝不可能是一位欧洲中心地带复杂大国的领导人。他难以拥有正常的人类友谊，无法理智地与人辩论，充满了仇恨和偏见，失去了真正去爱的能力。他很“孤独”[1]。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可悲的人”[2]。然而，他在三个最具毁灭性的决策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入侵波兰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入侵苏联，以及屠杀犹太人。
然而，如此极度的恐怖并不是希特勒独自营造的。尽管他个人有很多不足之处，但他的确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值得注意的是，他自己也曾在1942年时说过，“我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努力去说服他人”[3]。我遇到过很多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都证实了希特勒的这一说法。当我问到为什么这样一个怪人会具有如此强大的说服力时，他们说出了一大堆理由，包括当时的形势以及他们的恐惧和希望等。但也有很多人简单地认为，希特勒就是对他们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一种源于他的“克里斯玛”的吸引力。
但究竟什么是“克里斯玛”呢？这个词源于希腊语，意为神所赋予的魅力或偏爱。但我们如今所使用的这个词已不再是“神圣的”天赋，而是一种“中立的价值”[4]，坏人可以和好人一样拥有克里斯玛。按照原意，克里斯玛是一种绝对的品质，在某一个人身上要么绝对存在，要么绝对不存在。但阿道夫·希特勒的克里斯玛不是绝对的，它只存在于他和他的追随者之间。当两个人同时遇到希特勒，其中一个人发现他拥有克里斯玛时，另一个人可能只会觉得他很愚蠢。
我们对“克里斯玛”这一概念的现代理解始于德国社会理论家马克斯·韦伯。在上一个世纪之交，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克里斯玛型领导”[5]进行了阐述。尽管其著作的问世时间远在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之前，但人们在研究纳粹主义，特别是研究希特勒时，还是能从中发现种种相关性。尤为关键的是，在韦伯看来，“克里斯玛型领导”是一种特定的统治方式，而不是一种大众明星或政客所具备的个人品质。韦伯认为，克里斯玛型领导者必须具备强烈的“传教士”特质，几乎可以算得上一个准宗教人物。这类领导者的追随者所寻求的，不仅仅是减税或更好的医疗保障，还有更广泛的精神救赎。克里斯玛型领导者很难在正常的官僚机构中出现，他是被个人使命感所驱动。从这些方面来看，希特勒就是典型的“克里斯玛型领导者”。
克里斯玛是在个体间互动中产生的，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这一重要性尤其不能被低估。因此，能遇到曾经生活在那个非常时期的人并向他们提问，使我受益匪浅。很幸运，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的历史题材制片人，对数百名目击者和当事人进行过采访，因而得以拥有了独特的一手资料。这些资料中只有一小部分曾经出版过，因此，这本书中所引用的绝大多数证词都是首次以文字的形式面世。
很荣幸，我能够环游世界，去与那些人见面。他们当中有人曾和希特勒亲密共事，有人曾为帮助希特勒达到目的而杀人，有人曾经受到希特勒的伤害，也有人最终帮助毁灭了希特勒。我也有幸能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成为第一批前往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的人之一，对曾经生活在“铁幕”背后的人们进行了真实公开的采访，记录下他们口中的纳粹主义。他们所说的往往都让人诧异，也很令人震惊。
为了给自己创办的教育网站WW2History.com搜集资料，我与当今世界上许多最伟大的学术史学家进行过长时间的探讨，同时还对档案和其他传统研究资源进行了研究，这些都让我受益颇多。但关于希特勒吸引力的本质，为我提供了最佳线索的，还是我与那些见过希特勒并在他的统治之下生活过的人们的当面交谈。（我必须小心谨慎地处理这些目击者的证词，也曾经在其他地方写到过我们在搜集这些资料时采用的很多标准和保护措施。[6]）
研究那个时期一卷卷的档案胶片，尤其是希特勒的演讲录像，也让我学到了很多。二十年前，当我开始对纳粹主义进行研究时，我曾经想过，在这些影像中，希特勒的“克里斯玛”或许还依稀可见。然而，我很快就发现，至少在我看来，在现在的电影屏幕上，希特勒绝不是一个拥有克里斯玛的人。当然，这也正是问题所在。我丝毫感受不到希特勒的克里斯玛，因为我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也不是一个已经倾向于接受希特勒的克里斯玛感召的人。我没有忍受饥饿，我没有在战败后受到羞辱，我没有失业，我不害怕街上随处可见的暴力，我没有因为我所身处的民主制度未能兑现诺言而感到背叛，我不害怕银行破产后我的存款消失不见，我也不需要被告知这一切的混乱都是别人的错。
同样要着重强调的是，那些接受领导者的克里斯玛的人绝不是“被迷惑了”。他们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并且完全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某人选择追随一个拥有克里斯玛的领导者的事实，不能被用作辩解或托词。
但必须说明的一点是，希特勒不只是一个拥有克里斯玛的领导者，他也用威胁、杀戮和恐怖去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我试着去展现的，正是这些方面如何共同成就了他的权力崛起和统治的历史。当然，有些人只是出于恐惧才会去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就像有些人从来都没有发现希特勒拥有克里斯玛。
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这本书是关于希特勒的，但我确信它也与今天相关。那种在危机中对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的渴望，那种对自我存在的使命感的追求，那种对“英雄”和“名人”的准崇拜，那种对拯救和救赎的渴望：这一切，在1945年4月希特勒死亡之后，从未改变。
人类是群居动物，我们需要归属感；不然，生命就是一场极其冰冷的体验。只有理解了那些寻求权力的人是如何试着去影响我们的，理解了我们是如何积极地参与了对自己的操控的，我们才能最终理解，如果我们放弃了理性和怀疑，而把全部信仰都寄托在某个拥有克里斯玛的领导者身上，将会面临怎样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