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朝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
先秦时期，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大体上属于《山海经》水平，或借用唐朝大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一句诗来形容，“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飘渺间”。诚然，甲骨文中有舟字，而且商代有了像样的造船技术，据殷商史专家研究，“商时河中已有船队”。战国时在沿海一带，有海上渔业活动，以及运送军队，从苏州下海，可抵山东，从浙东下海，可至淮上。但先秦时期中国没有海外贸易活动。
汉代史籍证明，早在西汉武帝时，中国船队从广州湾出发，经中国南部海域，航抵南洋各国。《汉书·地理志》论南粤地理形势，述及从徐闻、合浦等地，船行五月到都元国；继续航行，到谌离国、甘都卢国、黄支国；最远可抵已程不国。大体上，这是从今天的广州湾沿岸港口至印度半岛南部之航路。但上述地名，今人至今仍不能全部考订出其确切位置。当时的贸易是为皇家服务的。官方用黄金、杂缯向海外买回珍珠、琉璃及各种奇珍异石。至唐代，海上贸易有了长足发展，设有市舶使专司其职。但唐代文献，对其司职情形，并无明确记载，从宋代史料看来，市舶使主要是征收进出口税，并查禁违碍物品，管理香料等官方专卖品。市舶使是海外贸易兴盛的化身。我国商船已能远航到阿曼湾和波斯湾一带。宋代，西北地区很不安定，少数民族割据政权与宋朝及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战争不断，传统的通往西域的陆路交通线严重受阻，使宋朝政府不得不更加重视海外交通。北宋灭亡，南宋政权地近大海，海外贸易繁盛一时，市舶税收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0%，“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元朝建立后，依靠其雷霆万钧的大帝国声威，使波斯湾地区大部分成为元朝的宗藩之国——伊利汗国的领土。因此，至该地贸易，远比过去方便。元代后期汪大渊著《岛夷志略》，乃亲身随商船游历东西洋的记录，内有地名200多个，最远处到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的憎拔罗（桑给巴尔）等地。事实上，后来随郑和下西洋的费信所著《星槎胜览》，“半采汪大渊《岛夷志略》之文”。马欢的《瀛涯胜览》也多次引用《岛夷志略》。甚至“记录郑和航行所历地名最详之《郑和航图》，有许多已见于《岛夷志略》和其他元代史料”。还须指出的是，早在60多年前，童书业先生已注意到，“元世祖亦尝屡遣使下南洋矣”，并列举世祖至元八年、十年、十六年、十七年、二十三年遣使至缅甸、占城等“海外诸番国”。显然，唐宋以来的航海经验，特别是元代的航海成就，其中包括多次下南洋，为郑和“七下西洋”奠定了基础。但是，上述这些海外贸易活动，都是以皇权为主宰的官方贸易，是为皇家及贵族服务的。在政治上，是为了扩大“天子”的影响，“羁縻”海外诸国；在经济上，采购奇珍异宝，满足统治集团日益膨胀的奢侈消费欲。因此，当时的国人，从上到下，没有、也不可能有海权观念。严禁私人下海贸易的国策，总体上并无变化。
二、朱棣制造的政治泡沫
早在100年前，梁启超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曾感叹：“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韦嘉达哥马（按：即达伽马）以后有无量数之韦嘉达哥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此岂郑君之罪也！”其实，郑和的“七下西洋”，何以后继无人？是因为郑和的下西洋，完全是大明帝国握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朱棣一手制造的政治泡沫，从其动机与效果上，注定了下西洋只能是昙花一现。
朱棣派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必须从朱棣其人其事综合地去观察、分析。皇权制度核心，是皇权神圣，不可分割、让渡，嫡长子继承制，不容改变。朱棣从其侄朱允炆手中夺权，在古代，完全是谋反、篡夺，大逆不道，人所不齿。这种负罪心态，导致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力图改变自己的形象，把自己塑造成合法者，如捏造史实，说自己是马皇后所生。其实朱棣的生母是碽妃。20世纪30年代，史学界为此曾展开讨论，发表论文多篇。明代李清的《三垣笔记》、清初潘柽章《国史考异》，均明确记载明孝陵神位，左乃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熙王、晋恭王，右乃碽妃，生明成祖朱棣。永乐中，朱棣将建文帝时修的《太祖实录》修改两次，伪造自己乃马皇后生。而且迁都北京后，太庙中一帝只有一后，继后及列帝生母皆不配享。以便抹杀生母，不留痕迹。（孟森《明清史讲义》第109页）
朱元璋在去世前的一个多月，头脑尚清醒时，已预感到朱棣拥兵自重，可能要闹事，故密谕晋王，“临阵时，领着在燕王右手里行”。干什么？无非关键时可以翦除燕王。明清史大家孟森前辈考订，建文帝确实已逃出宫廷，朱棣却认定两具尸体是他和皇后的，予以下葬，并假惺惺地说自己本来是效法历史上的先例，辅佐他的。但他深知建文帝未死，并且怀疑是建文帝主录僧溥洽策划让他扮作僧人逃走，逃亡海外，故朱棣将溥洽系狱十余年。为加强自己的统治，消灭建文帝的政治势力，除大开杀戒，对建文帝重臣株连九族外，更恢复明太祖明令永废不用的锦衣卫、镇抚司狱，在永乐十八年又设立特务机构东厂，实行国家恐怖主义。厂卫的横行，在全国上下形成告密的坏风气，弄得人人自危，政治秩序完全被扭曲，正如崇祯时大臣刘宗周所说：“厂卫司讥察而告讦之风炽……事事仰承独断而谄谀之风长。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众。”此外，有明一代，甚至到清初，江南一带百姓始终怀念建文帝，这也是朱棣的一块心病，感到建文帝活着，对他是个莫大的政治威胁。这是因为，建文帝以文建国，比起乃祖朱元璋的严刑峻法，适成鲜明的对比。《明史》其本纪赞曰：“践祚之初，亲贤好学……又除军卫单丁，减苏、松重赋，皆惠民之大者。”直到弘治年间，有记载曰：“父老尝言：建文四年之中……治化几等于三代。一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钞于地，置屋檐而去者。及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之心若此者矣。”因此，朱棣派郑和“下西洋”的主要动机，是寻找建文帝下落，应该是可信的。唯其如此，在他去世前不久，确信建文帝不管逃到哪里，已属死老虎，不再对他构成威胁，永乐江山已坚如磐石，才宽下心来，将溥洽释放。当然，与此关联的是，朱棣派郑和下西洋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宣扬国威，表明建文帝已经“流水落花春去也”，自己才是天朝的天子，要海外诸国赶紧“万方来朝”。
经过明初的休养生息，至永乐时，明王朝的国力比较强盛，但财政状况，并不理想。从洪武二十三年至成化二十二年，已故明代经济史专家梁方仲先生对明《实录》的相关记载作过统计，明朝生产的白银总量，共约3000万两（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第127页），但拨给郑和下西洋的白银共700万两，花去600万两（王士性《广志绎》卷1，第5页），这对明王朝来说，是何等沉重的财政负担！高压政治下，无人敢对永乐皇帝派郑和下西洋，公开说个不字。但永乐皇帝一死，太子立即将财政专家、户部尚书夏原吉从狱中放出。夏实行财政紧缩政策，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停止劳民伤财、明王朝不堪重负的下西洋。史载：永乐驾崩，“太子走系所……令出狱，复问赦诏所宜。对以赈饥，省赋役，罢西洋取宝船及云南、交阯采办诸道金银课。悉从之”。
其后，宣德年间，头脑清醒的夏原吉已故，明朝虽又下过一次西洋，但不过是夕阳残照，从此成为绝响。
诚然，郑和所率庞大的船队所到之处，也有民间贸易，但比重甚小，主要是朝贡贸易，赏赐为主，不计成本。用“文化大革命”前流行的政治术语说，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换回的是珍禽奇兽，名花异木，如海棠花、五谷树、各种香料等奢侈品，于民生无补。郑和七下西洋，做的是大赔本买卖，跟西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如“葡萄牙人于十五世纪末到东方，他们的航海规模远不及郑和，然而他们的经济利益却很大……运回大量香料，在欧洲市场上卖价极高，出售后所得利润为投资的六十倍”。显然，郑和下西洋是特殊政治背景下的政治行为，或者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只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明朝开展官方的朝贡贸易，并不意味对海外实行现代意义的开放政策。事实上，禁止海外民间贸易往来的海禁政策，并未改变。即使在郑和时代，国人仍持天圆地方观念，世界地图万历时才由传教士携入中土，在上层人士中流传。因此，郑和的船队只能沿海岸线航行，去时路，也是归来路，等候季风。虽然作为杰出航海家，郑和领先于西方航海家近半个世纪，但事实证明，郑和也根本不可能走得再远。古希腊人很早就知道地球是圆形，故一千多年后，哥伦布才会向西航行去寻找印度，虽然他明知印度在东方。没有地球观念的郑和，绝不可能环球航行，他能到达东非海岸，已属天涯海角，很难走得更远。郑和“七下西洋”，所到之处，因无海权意识，从未建立过军事基地，更无殖民地。郑和“七下西洋”，丝毫不意味着中国已进入海权体系的时代。
金生叹先生曰：从万历年间至今，宣传郑和，存在两种不良倾向：稗官小说将其神化，越说越玄；近几十年，官方及流俗学者，以今铸古，按照政治需要任意塑造郑和，将其圣化，给他戴上“和平友好使者”“平等贸易的先驱”“和平崛起的体现者”等高帽，调门越唱越高。2005年夏天，更是沸鼎烹油、热火朝天。正是：先贤不是堂中鼓，重槌猛敲发大声；郑和史实昭然在，休将高帽套古人！
2006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