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杨古城、曹厚德、王重光、王介堂等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们发起组织宁波的一些文史爱好者经常到宁波各地考察，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寻访和凭吊已经失去的和岌岌可危的文化遗产，包括古镇、古村落、古桥、古塔等传统的空间形态，并在考察过程中普及文化知识，钩寻历史文脉，表达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与价值判断。他们虽都是年逾古稀之人，仍以自己的行动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某种责任感与建议，其情令人感慨和景仰。这几位老先生都是我敬重的前辈，他们中有宁波工艺美术界的领袖，对地方传统文化常有独到的见解。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发掘，往往引起社会的重视，比如提出对南宋石刻造像的保护、对张苍水故居的保护以及对月湖历史景观的保护，最后都为地方当局所采纳。我曾经说过，每当宁波的历史文化面临威胁的时候，总会有几位羸弱的文化人振臂高呼，并以身体力行的表率，表现出意想不到的顽强，前辈学者中如冯孟颛先生，其后如杨、曹等诸先生，其间有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
跟随杨、曹等诸先生考察的，基本的队伍约有二三十位同志者，其中包括了鲍贤昌和陆良华，而这两位先生的可贵则在于，他们在考察之后，还把他们的认识与感想写成文章，在地方的报刊上发表，以此进一步扩大这种文化行为的影响力。他们都是在业余的时间里做这些事的。在这一点上，杨、曹等诸先生也常有健笔，这是宁波之幸。
鲍、陆二君所做的工作，我把他们归纳为几件看似平常的事情。第一件事，我把它称为“寻找散落在村落中的文化碎片”。这件事情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他们在不断地走动，他们必须到达一个又一个的村落，在原址上寻找传说中的历史证据。这事情很辛苦，也很“时髦”，说其“时髦”，是因为欧美的学术界在近几十年里很兴盛“田野调查”的史学方法，把“口述历史”做得很热闹。第二件事是将这些调查结果写成文章。如果说走马看花还有游赏的愉悦感，一写文章就成了认真的事，先得把事情弄清楚，这就要稽核资料、征集口碑、考订耙梳、辨真证伪，这是“坐冷板凳”的事，做几次饶有兴趣，坚持做下来就需要毅力。没写过文章的人不知道写文章的难，以为妙笔能生花，岂知文从心出，没有新发现、新感知，下笔是艰涩的，未必写得出，况且他写的基本上就是“考据”一类的文章，不仅需要才气，还需要见识和判断。这两件事做完后就是去发表。他们写了很多，常常一人撰写，多人讨论和参与意见，也常常有联合署名，这就表现为一种人多势众的团队性，这是第三件事。现在他们来做第四件事，就是串珠成链，结集出版。这就是这本书的由来。
鲍贤昌君曾经被目为“奇人”而受到媒体的关注，倒不是因为他的这些文章，而是他三修村史。他修的正是自己土生土长的那个村子的历史。祖祖辈辈就住在鲍家村，他的生态是一个经典的“村民”。“村民”这个名字，今天听起来仿佛有一种田园牧歌般的意境，令人想到小桥流水、耕读传家。鲍家村其实正是这样的一个村落。鲍家的祖上从事的是一门很有文化色彩的行业：图书。清代光绪年间，宁波城最出名的书店“汲绠斋”就是鲍家人开办的；其后一如宁波商帮的迁徙脉络，把生意做到了上海，延伸为出版业，鲍家人合伙创办了“商务印书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文化部某一任图书馆司司长鲍振西，包括今尚在任上的浙江省文物局局长鲍贤伦，还有原国民党第七十一军少将副军长鲍志鸿，祖籍都是这个村子。列举这些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像这样的村落，必有一片挥之不去的文化氤气浸润着村民的心灵，一种坚忍的文化责任感在默然传承，这也可以称为“家学宗风”。其实在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文化意识并不是读书读成的，恰恰是“文化的染缸”里浸泡出来的。
陆良华君也是鄞州人，他的资历可能比鲍君更老些，1961年横溪中学的毕业生，又考入中等技术学校。在以往的文化身份分野中，中技毕业一度就是“准知识分子”，好在他是吃技术饭的，如果吃文饭，恐怕难逃“文革”之劫。有意思的是，这位吃技术饭的师傅，退休后却跻身吃文饭行列，著有《河头村志》，体例虽然从俗，但写法十分别致灵动，很有当代著述的时代特色。因此广为图书馆收藏。陆良华君是横溪河头陆氏的后人，这个家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渊薮，也曾是簪缨弈世的书香门第，耕读传家，名望一族。譬如鲍君，他的文化意识与文化责任，恐怕与家族文化的潜移默化不可分割。这就是一种很有特点的江南文化现象。江南人文，家国同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他们的灵魂主调。鲍贤昌君曾希望我在序言中对宁波的悠久历史加以阐述，以图映衬他们作品的背景。其实以我看来，作者的文化自觉与当地的历史长度往往没有直接关系，中国的文化人特有的家国情怀，使他们非常自觉地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命运视作己任，这才是他们深刻的著述背景。
媒体报道往往强调了鲍贤昌“初中毕业”，以为这样“低”的文化水平竟然能做成修志大事，堪称奇事。人们也常常感叹陆良华由理入文转型的不易，以为这是两种思维方式，很难兼容。二君又以传统文化的集大成的著作——“志”入手，其所需要的知识铺垫，更非一般学人所能胜任，何况良华君的文科背景，也只是初中。
这可能是这个时代的一种“流行性误会”。时人往往专注于“学历”，须知还有更为重要的“学力”和“阅历”，前者是学以致用的能力，后者是接触实践的功底。这本书本身就会告诉我们，鲍陆二君的“学力”和“阅历”，恐怕非一般徒有本科或者研究生头衔的后学所能企及。因为文化毕竟不是读书读出来的，文化是一种对世界、人生、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法则的彻悟，并进而遵循和开拓这一法则。二君的成就，只证明了中国古人所揭示的一条朴素真理：有志者，事竟成。
我很想为这一文集起一个书名，叫“读村记”。在快速城市化的今天，能够真正关心村落生存窘境的，都是些富有人文精神的人。他们用温情的目光，久久关注着那些风雨飘摇的古村落。他们在无奈中能够做的事情大概就是两种，一是大声疾呼，希望“刀”下留村；一是热情宣传村落曾经的历史价值，希望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以此启迪更多的文化良知。杨古城、曹厚德、王重光、王介堂、鲍贤昌、陆良华等诸先生属于后者，而后者往往更巧妙也更无奈。他们首先给我们以一个学人的姿态，他们不是在游山玩水，他们在村落中穿行的过程就是一次文化阅读，他们把这些一息尚存的村落当成一本底蕴深厚的大书，动情地阅读着，然后写出读书笔记和阅读推荐，我们仿佛看到他们用无声的语言不断地拍案赞叹：“好书啊，可圈可点，可咀嚼，可珍藏。”但是令人担心的是，有多少人能够从这本书里读出这种深沉的忧患？《诗经·黍离》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希望这本书有更多的知音，也不负二君这些文章。
周时奋
二〇一一年九月五日
